徽州六都的过去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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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的过去和现在：徽州山区一个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变迁

卞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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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六都是位于安徽省祁门县北部、距县城祁山镇约10公里的一个山区村庄，六都古称善和，建村于唐末，在宋元明清以来的都图制下，祁门被划分为22个都，该村为“六都”而得名。六都不仅是祁门唯一保留下来的都图制下的行政区划“都”，而且也是徽州唯一保存下来的“都”的建制。

  六都是徽州大姓程氏[宗亲]宗族聚居村落，历史上的宗族管理与控制十分地严格，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宗族和村庄管理制度体系，如明代中期制定一直至清初还在执行和使用的宗族管理法规兼籍帐记录的《窦山公家议》（八卷本），即是该村程氏[宗亲]宗族严格管理制度的最完整汇编。该村历史上家谱[族谱、谱牒]编修兴旺，自宋代以来先后九次修谱，至今保存下来的家谱[族谱、谱牒]，已知还有明末崇祯、清初康熙、嘉庆《衍庆录》手抄本和清末光绪《仁山门程氏[宗亲]宗谱》等4部家谱[族谱、谱牒]。该宗族最近一次的修谱活动发起于1999年2月，刊印于2000年10月，名之曰《祁门善和程氏[宗亲]仁山门宗谱》（不分卷）。

  六都村不仅有修纂家谱[族谱、谱牒]的传统，而且还有编撰村志的习惯，自明清以来该村前后曾经三修村志。虽然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除明代弘治村志散佚不存外，至今依然有清代康熙和光绪二部村志被保存了下来，最近一次新修的村志即《徽州文化古村——六都》（以下简称“《六都村志》”），是在2000年12月。这部村志不仅承继前代的修志传统，而且在体例、格式与内容上又有许多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编纂出版的《祁门善和程氏[宗亲]仁山门宗谱》和《六都村志》，是由现任祁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办公室主任、六都人程成贵主持的，黄山市主管文化卫生的副市长程永宁还专门为《六都村志》撰写了数千字的序言。

  既然延续前代的修志和修谱的传统，那么，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是否该村宗族势力依然如历史上一样强大？宗族是否象过去一样左右和控制着该村的各项事务？或者说，《六都村志》和《程氏[宗亲]宗谱》的修纂，其直接的背景、目的究竟是什么？带着一些列的疑问，我先后于2000年2月和2001年4月，在祁门县文化局长陈琪和程成贵的陪同下，对六都进行了实地调查。

  下面，我们将结合六都和程氏[宗亲]宗族丰富的书面文字资料，以及实地调查的问卷统计资料，对六都村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与研究，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探讨徽州山区这一宗族聚居村落的社会变迁过程。

  一、六都村的社会变迁和村庄事务管理

  （一）六都村的社会变迁

  六都位于祁门县城祁山镇西北10公里，北枕联溪村，东临芳村，南与西南和灯塔乡、小路口镇接壤，西北与古溪乡为邻，面积26.6平方公里，六都行政村村委会设在六都自然村。六都四周高山环绕，村前和溪溪流潺潺，风景秀丽迷人。六都村建于唐末五代时期，系唐末新安太守程元谭之孙程仲繁挟家口迁居开基，村名“善和”。后程仲繁移居江西浮梁，其第三子程令洭奉母还居善和。程令洭再生三子，长子承津迁居上村（即今六都自然村），次子承海迁居中村，三子承留迁居下村（今废），三村相距约一里许，村的规模以上村为大，下村次之，中村最小。以上三村皆为程姓[宗亲]宗族聚居村落，至于六都周围各小村，如今天的芳村、韩村、朝屋口和黄家坞等村，则多系旁姓，或因入赘程姓[宗亲]、或为程姓[宗亲]庄佃仆人，在其所建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注：历史上徽州的村与庄是有很大区别的，据清代嘉庆《黟县志》记载：“黟俗族居者曰村，其系属于村者曰庄。顾庄居亦有旧族，如程家庄、北庄是也。前人重族姓，其有系属者所居，俱不入志。”）六都村自唐代建立后，历经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等五个王朝的变迁，村名屡有变动。宋时，六都属祁门县福广乡善和上里。元代改里为都，善和里更名六都，辖上村、中村、下村、林村、方村（今芳村）、沙湾、秀溪、东坑、许家坦、伟溪（今属灯塔乡）、漳溪、东园（今属古溪乡东源）、竹山（今属古溪乡）、枫林街（今属大坦乡）等自然村。明初实行都图里甲制，六都设二里，上村、中村、林村、方村属善和里。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实行保甲制，六都设有10保。因上村乃六都和善和里的首村，故六都和善和遂取代上村之名，流传延续至今。民国初年，六都属祁门县第一警察分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属一区口联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改联保为乡，属一区胥岭乡。次年，胥岭乡属善和保。

  1949年4月，祁门解放后，属第七区。1952年，六都属善和乡，村内共建立5个互助组，后改为初级生产合作社。1956年，六都属善东乡，5个生产合作社合并为联丰高级社。同年十月改隶胥岭乡。1958年10月建立人民公社制后，六都属城关公社胥岭管理区，六都村改称六都大队，大队下设11个生产队，本村共有善和、善政、群益、群力和群心5个生产队。1961年，六都大队改属胥岭公社。1983年10月，撤社建乡，改大队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改生产队为村民小组。六都行政村下设中杨、黄口、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羊舟山、居士堂、何家等10个村民小组，其中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5个村民小组和六都村委会设于六都自然村。

  六都村的人口并无精确的统计，根据程成贵在《六都村志》中的推测统计，该村在古代繁盛时期的人口不下二千人。1951年底的人口为1033人。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六都人口有明显锐减，据1961年底统计，该村人口为717人。此后，人口逐渐缓慢回升，1965年为828人，1970年为977人，1975年再次突破千口大关，达1093口。至1993年达到高峰，为1246人。截止到1998年底，六都人口为1229人。

  六都地处山区，周围群山环抱，仅400米以上的山峰即有8座，最高峰庄岭海拔778米。耕地很少，只有约1370亩，因而，六都的经济主要是山场林业经济，茶叶和木材是其支柱产业。由于木材是一种有限资源，因此，近年该村兴起的香菇栽培业和特种水产养殖业，成为六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六都自开基以来直至今天，向是程姓[宗亲]宗族的聚居村落，历史上该村历经多次社会变迁。撇开剧烈的王朝更迭以外，仅就六都村内部的剧烈社会变迁而言，大体上主要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两宋时期。经过唐末五代的初步积聚垦殖，至两宋时期，凭借的自身努力，程氏[宗亲]宗族开始崛起，不仅在经济上实力大增，而且在政治上挤身仕途，成为祁门北鄙的着名的士家大族。程成津、程成海兄弟亦官亦商，迅致暴富，号称“程百万”。其家产田地从本村拓至村外，池州之石埭、宣州之太平皆有其家产。南宋宝佑元年（1253年）程鸣凤考中武状元，曾任至广东德庆府知府，着有《读史发微》30卷，更使六都及程氏[宗亲]宗族闻名遐迩，一跃而成为祁门的富裕之村和强宗大族。不惟如此，程氏[宗亲]宗族在不断繁衍的过程中，还不断发生着裂变，逐渐形成了松山、圭山、学山和仁山四门。其中仁山门人丁兴旺，世代绵延，渐成六都程氏[宗亲]宗族的主体。

  元末明初的勃兴与重创是六都第二次社会变迁。元末明初既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改朝换代的巨大社会变迁时期，也是六都及其程氏[宗亲]宗族由繁盛到受重创的剧烈社会变迁时期。元末战乱期间，仁山门祖程弥寿随朱元璋征战江西，屡立战功，被授为行枢密院都事，镇守瓷都景德镇，后任浮梁县令，着有《仁山遗稿》传世。程弥寿生有二子，长程佐为东房，次程仪为西房。明初，程佐因善楷书，被佥充役，后升至工科给事中。程佐触犯法律，被充军发配至辽东戍守，程氏[宗亲]东房遂被世代役为军户。辽东环境险恶，程佐不久即殁于役所。其子程庭春前往补役，旋亦客死辽东。这是程氏[宗亲]宗族迁居六都以来所经历的最大一次灾难，是六都及程氏[宗亲]宗族由繁盛顶峰坠入极衰深渊的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此时，程弥寿于弥留之际，立下遗嘱，要求军役由东、西二房共同分担，并专门拨出田地作为军役田，以作为供奉辽东军役的保障。这是程氏[宗亲]宗族也是六都村发展中所经历的最困难时期。明代中期的振兴是六都第三次社会变迁。历经明初的磨难，在程佐之长子程庭春充军服役辽东后，留于六都家中的次子程新春在逐渐长大成人之际，开始了整合与振兴六都程氏[宗亲]宗族的艰辛历程。他“早岁辛勤起家，日益饶裕，晓节资产，甲于一乡。深得垦植之方，人多踪迹之，故乡无废壤，无惰人。不数年间，家给人足，阖邑遂成乐土，又能革去华糜之习。然自俸虽薄，而待宾客未尝不丰腆。常哀二亲俱逝，兄在数千里外，每岁燕享，闻丝竹音，辄徙避他所，悲咽不自胜。至于治家，则肃然有仪，尝谕乡人，必以孝友为先。故乡之子弟，非玩嚣弗率之太甚者，未尝不化为佳弟子也。尤操履刚正，里或有讼，率不白郡县，惟求公一言决平。”[1]程新春别号窦山，故乡人以窦山公称之。程新春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团结族人，辛勤垦植，终于渐渐使六都程氏[宗亲]宗族得到振兴，六都村也逐渐恢复了元气，开始进入又一轮高速发展时期，我们将六都的这次振兴，当作是该村第三次重大的社会变迁。这次变迁，不仅恢复了六都的元气，发展了村庄和宗族的经济，稳定了六都的社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振兴六都，是从整合与振兴宗族开始的。程新春是以自己的责任感和人格魅力，克服重重困难，才得以实现六都和程氏[宗亲]宗族的再次腾飞的。程新春共生有5子，这就是程氏[宗亲]宗族的五大房，5子又生有16子。这样，人丁兴旺的程氏[宗亲]宗族，在程新春景泰三年（1452年）去世前后，便开始了政治和经济上加速发展的进程。正统七年（1442）程新春次子程显进士及第，被授予任丘知县，这是六都村第一位科举入仕的进士。程显长子程泰再次于景泰五年（1454年）中进士，并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此后不久，该村仁山门程氏[宗亲]宗族相继有3人考中进士。尤其是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的程昌，在整个六都和程氏[宗亲]宗族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不仅官至四川按察司使，而且归里后，致力于六都和程氏[宗亲]宗族精神文化和宗族管理制度的建设。此时正值六都两次火灾过后，程昌遂聚集族人，制定了六都和程氏[宗亲]宗族家产和文化等各方面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并将其编纂成卷首一卷、内容八卷、附录一卷的《窦山公家议》。此外，这一时期，该村和该族还集资编纂了家谱[族谱、谱牒]和村志，修建了17所宗祠和15座牌坊，豢养了二三百佃仆，兴植了数百亩田地。这是六都村历史上经济和文化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所以六都赢得了“小小祁门县，大大六都村”的美誉

  六都村的第四次社会变迁发生在明末清初，这次社会变迁是与王朝的更迭同步的。事实上，早在明代后期，六都即已露出了衰落的端倪。整个清代260多年时间里，六都再没有出过一名进士，更无一人担任过各级官府的实职。我们看到，整个清代六都村更多地是向内部挖掘潜力，形成一个相对较为牢固的以宗族控制为中心的封闭式村庄管理体系。与外界联系较少，经济上自给自足，文化上自娱自乐，整个村庄的精神靠程氏[宗亲]宗族祭祀和各种会社的组织形式来维系。在这一漫长的发展阶段中，六都继明代弘治以后，又相继于康熙和光绪时期，编纂了两部《村志》即《善和乡志》，撰修了三部家谱[族谱、谱牒]和一部草谱将《衍庆录》。

  六都村第五次社会变迁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次变迁，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相比，都是剧烈的、彻底的。这次变迁十六都存在了近千年的宗族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村行政代替了宗族管理。这次变迁是实质性的，社会主义（前期为新民主主义）制度彻底取代了存在于六都近千年的封建宗族主义制度。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从经济基础上摧毁了程氏[宗亲]宗族对六都村庄事务的控制，撕破了宗族血缘关系所掩盖的六都村剥削与被剥削的面纱。还有，正是这次社会变迁以及随后不久发生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使得六都保存了数百年之久的各种文献资料（如四部家谱[族谱、谱牒]、两部村志、一部宗族和村庄事务的管理帐、一部誊契簿等）散佚出来，并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六都和程氏[宗亲]宗族社会变迁的最珍贵的资料依据。应当说，六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社会变迁，不止一次，若细分的话，大体可再分为建国初（即土改时期）、十年文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组织上变迁经历了初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大队制和村民自治制的村民委员会等三个时期；在经济上则经历了由私有到公有、由集体所有到家庭承包等三个阶段。

  以上我们从内部即“内源性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千余年来六都村的社会变迁。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的考察和划分是粗线条的，千余年来的沧海桑田，六都的变迁远远不止五次。

  （二）六都历史上的村庄管理

  包括祁门在内的徽州，历史上封建宗族制度顽固存在，牢牢地控制着村庄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并左右着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诚如《春帆纪程》所云：“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2]作为一种准基层组织，徽州的宗族直接控制着村庄的各项事务，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六都的宗族管理制度，也就是六都村庄的管理制度。

  关于六都程氏[宗亲]宗族的各项管理制度，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窦山公家议》有着详尽的规定：

  首先，建立管理人员责任制，严格实行赏罚相结合的制度。在具体论述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出六都程氏[宗亲]宗族的管理组织和人员结构。根据《窦山公家议》所记载的资料，六都程氏[宗亲]族的管理组织及人员结构如下：由仁山门的东房五大房家长和家众中各推举一人，进行严格分工，具体是一人管银匣，一人管钥匙，一人管手册，一人管印秤，一人管杂物。管理者被推举的过程是民主的，其任期为一年，“至一年事完，送出点检交递”。大体上，新旧管理者的交接时间放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即中元节进行。具体交接仪式是：

  管理众事，每年五房各壹人轮值，壹年事完，先期邀下年接管人算明，将所领《家议》（即《窦山公家议》）手册填注明白，复别具一册，填下年接管人名。至中元会祭日，三献后，当年管理者捧手册齐至窦山公神像前，置棹上，跪宣告文。祭毕，仍设神坛于月台，管理五人跪读誓状讫，接管五人剪牲歃血，以一其心，庶怀私者皆有所警矣。誓毕，每房家长一人同家众，将当年手册查果无弊，家长酌众议于功最款下，书其多寡有无收匣，复将接管手册应值人名，令其亲书押号付领承管。或查出有弊，及接管非时、交代不明者，家长同家众即时举罚。……中元交递之时，管理同接管告家长家众，照依上年交递手册，眼同检点明白。如有失落手册一本，并失一契一物者，接管务要告家长家众，即时追出，仍加重罚，方许交递。倘容隐不举，责在接管者。[3]

  由此可见，六都村诸项事务的管理，基本上是以程氏[宗亲]宗族的管理为核心，并以几乎是将宗族祖先窦山公神化的形式，要求管理者与接管者在窦山公神像前发誓在管理中绝无徇私舞弊行为。这种宗族内部的民主管理，以及职责分明、惩罚严厉的制度，在明清时代六都的村庄事务管理中，实在是具有其积极的意义。还有，若管理者遇到重大事务，必须及时告诉家长，由家长召集家族中全体成员进行商议决策，“凡属兴废大节，管理者俱要告各房家长，集家众，商确干办。如有徇己见执拗误事者，家长家众指实纠正，令其即行改过。如能奉公守正者，家长核实奖劝，家众毋许妄以爱憎参之，以昧贤否。”[4]程氏[宗亲]宗族内部管理中的重大事务集体商议决策的民主决策，以及奖惩分明的管理措施，是保证六都村庄事务公正执行的重要保障，对此，我们应予足够的重视。不惟如此，程氏[宗亲]宗族的管理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这种法制还只是一些族规家法和村规民约，但它毕竟是约束村庄和宗族成员最为有效的规矩之一。在强调法制的同时，六都程氏[宗亲]宗族还强调以德治族、以德治村，并在德义情理的感化下，实现对宗族和村庄事务的管理和控制。所谓“各房有干法干义，管理者宜以情理相谕，务期敦崇礼义，无坠家声。”[5]

  其次，关于田地、山场、银谷的管理。《窦山公家议》专门辟有《田地议》和《山场议》和《银谷议》三卷，对六都程氏[宗亲]宗族的山场林业、田地地租和货币收支制度，进行规定。毕竟田地山场是六都程氏[宗亲]宗族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村庄和宗族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加强对这一经济基础的管理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因而，《窦山公家议》中这三卷材料实际上就是六都和程氏[宗亲]宗族的经济管理制度。首先，明确作为宗族公产部分的田地和山场之所有权不可侵犯性，家族子弟任何人不得盗买盗卖，管理者务要严格看守、管理和栽种，“毋许秩下子孙私业私卖，凡遇水旱，管理者须分勘各处轻重量助，令其救治。若有荒歉，或监或让，须亲勘通处。其田原亩步紧者，亦须酌量宽减，俱毋得执一，以困贫佃，但不可受嘱滥与，以私灭公，亦不许怀恨留难，以逞己忿。各处田、塘、甽、堨。若有损坏壅塞，管理者当及时修治，毋怠惰废弛，以致荒芜田亩。”对增殖购买田产，扩大经济基础，《窦山公家议》规：“日后续买田地，管理者务要亲临查勘亩步、坵数、实租、税粮、时价，必须的实相应，方许动支众银买业。”[6]

  关于山场，六都程氏[宗亲]宗族深知，与田地效近而利微相比，“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因此，对山场的管理更为困难。为此，《窦山公家议》要求管理山场者务必要及时兴养栽种，严禁滥砍乱伐，并注意森林防火，“栽坌兴养，治山者必要佃与近山能干之人，便于防盗防火。……纵有所栽，火盗难防，犹无栽也，治山者重罚，仍追出佃山者递年花利，另人兴养。”对监守自盗者，其处罚尤为严厉，“治山者所获火盗，轻则投治，重则告鸣，赔还木价，尽行归众。间有捕获之时，多方恣取，以充私囊，志得意满，交相隐匿，及至发觉，聊将所得一二归众，以掩众口，是治山者一火盗也，查出重罚。治山者巡行各处，务要视为己事，着实举行，间有往返无益于事，或有乘此机会窃取大木以为己利者，是治山者甚于火盗也，访出倍罚。”[7]

  六都村和程氏[宗亲]宗族这种赏罚严明、制度严肃、措施得力的一整套经济管理制度，既保证了村庄和宗族经济的收入，又保证了起可持续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的发明和创造。在一个闭塞的徽州山区，一个宗族聚居的村落，其内聚性的发展特征，很是值得我们去做认真的调查和研究。

  对村庄和宗族的收支，《窦山公家议》也有明确细致的管理制度。由于六都实行的是租佃制度，即将田地或山场租于他人耕种和兴养，为防止管理者徇私舞弊，高低不均，《窦山公家议》规：“将收获之先，晓谕各佃，务要谷色干燥，以防贮积坏烂。……凡首银谷，毋许各佃坐赊，务令依期交纳，有见银坐者听。”对出入银谷，《窦山公家议》规定一定要备有天平、顶秤并铁祖天平，不得更易不标准的天平用以收支。总之，六都村和聚居于六都的程氏[宗亲]宗族在经济管理上，确实做到了制度健全，收支有条不紊，这是六都村经济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此外，作为六都和程氏[宗亲]宗族的精神支柱，祖先祭祀和墓茔的看守与祭扫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窦山公家议》还专门立有《墓茔议》和《祠祀议》两卷文字，以加强对墓茔和祠堂的管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二、六都的今天：村庄的权威和村民信心的重建

  从六都建村到今天，历经了千余年年的发展，六都的现状究竟怎样了呢？宗族是否依然还象过去那样，无所不在地控制着六都村的一切？六都村的权威来自于何人？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又是如何来看待六都现在的修谱与修志的现象呢？

  （一）六都：并不乐观的现状

  两次六都调查给我最直观的印象是六都已经变了，村庄里夹杂在古建筑中间，建造了许多与古建筑极不和谐的新房子。在已经保存下来的3座牌坊中，一座已经踏去左肩（即建于明代的程昌大宪伯坊），另一座被建于一户人家的院内（即举人程文的桂林坊）。村头的古桂树、和溪桥都还保存着原样，曾经威严了数百年的程氏[宗亲]宗族的宗祠承恩堂，尽管经过村民的捐款维修，但因杯水车薪，外表和内里看上去依然陈旧不堪。从和村民的言谈以及表面的印象中，我们似乎感到六都衰落了（纵的比较还是发展的，只是横的比较即与祁门或徽州其它地区比较）。仁山公20世裔孙、原黄山市文联退休作家、六都人程虎，在为新修的《祁门善和仁山门宗谱》所写的《序言》中，深情地回忆了六都的过去和现状，他写道：

  有一段时间，人们将古文物视为邪门左道，恣意加以破坏，承恩堂所有匾额全部被毁，南宋古寺报慈庵被夷为平地，文革中村口5座明代石牌坊被拆毁。1991年8月中旬，我因事返乡，见文物被毁惨象，心存悲愤，曾打油曰：少小离家老始还，村前犹忆报慈庵。宋时古寺今夷尽，斜阳惨淡照荒山。堂号承恩难再提，巨梁漏烂倒塌危。大厅杂物垃圾满，门前石狮嘴啃泥。久久离家四十年，今朝休退始还乡。来龙无树桃花尽，村容无复旧时妆。1993年2月21日，我在《黄山日报》上刊出了散文《美丽的六都》。文中寄托了我对美丽的故乡一片眷恋之情。我将报纸寄给合肥族人程茶秧，她看了后来信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可惜这都是旧时六都村的景物，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读信后，不仅嗒然若失。是呀，文章写得再好，只不过是纸上空谈，来龙山的树林呢，桃花塍上的桃树呢，茅田降上的大栗树呢，前山上的古寺报慈庵呢，村口的石牌坊呢，承恩堂的众多匾额呢，都到哪儿去了？树可再种，花可再栽，牌坊、古寺、匾额被毁，却只能在历史上留下遗憾，无法再弥补了。而位于村中心的承恩堂又在摇摇欲坠，每念及之，喂然者久之。[8]

  程虎先生的遗憾，事实上反映了六都旅外人士对家乡深深的眷恋。这就是六都古村的客观面貌，我最近一次去六都，仍然碰到了一桩揪心事，那就是古房子还在不停地拆除。村前的和溪里，漂着村民们倾倒的各种垃圾，大宪伯坊断了的左肩随时都有倒圮的危险。

  不仅如此，六都以前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树木也被相继的砍光，新栽的树木尚未成林，满山的茶叶由于前几年茶叶市场的低迷，也卖不到好价钱。少得可怜的耕地所产的粮食很难实现自给，村民虽然总体上比改革开放前富裕了许多，但村中的贫困者也不在少数。人心不再整齐划一，以前宗族为中心的凝聚力很难在看到。

  1998年，按照民主的程序，六都村进行了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时年34岁的程少青被村民们选举为村长，村支书由年龄稍大一点的程国胜担任。于是，六都一千多口村民把六都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新一届的村委会身上。

  然而，几年过去了，六都村的经济并未有太大的起色，原来村集体所有的木材加工厂因木材资源的枯竭，已经不复存在。原先的烟酒杂货代销店也承包给一位老年人负责经营，村集体经济在六都成为一片空白。我们在六都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在收回的10份问卷中（填写问卷的有村中辈分最高的3位老人，有善和小学女教师，有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有旅外的政府官员，有退休回家修养的县乡干部，有普普通通的农民和代销店承包者，有村支书，有新老村长等等，具有一定代表性。）大家一致回答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但在回答对六都发展有无信心的问题时，只有5人作了书面回答，其余都没有在问卷上填写，口头回答也多是“讲不清”。这5份问卷中除了两位辈分最高的长者外，还有两位分别是老村长和现任支书，另一位是该县历口镇粮站的退休职工。5份问卷中，只有老村长明确写下了“我对六都村发展有信心，今后要改变六都面目，”其余4份都提到了要加强团结的问题，而对是否有信心，则采取了含糊其辞的态度而未予具体回答，更有一份答卷明确提出了“本村干部，最好要招标竞选，不能由上级指定人员”的村治实质性问题。看来，六都的现状实在不容乐观。村委会班子的团结似乎很有问题。

  （二）从倡议修祠堂到倡续村志、家谱[族谱、谱牒]，来自村庄的权威是谁？

  六都不仅经济落后，而且思想观念也缺乏开拓精神，人们自私自利，不顾他人，贫富悬殊不断加大，离心力远远大于向心力。六都有人出面，撑起人们的精神支柱，凝聚已经涣散的人心，转变缺乏进取的观念。当然，最初人们寄希望于村干部，然而，他们却失望了（究竟为何失望，我们将在后面进行简单分析）。于是，人们再次将目光转向了村外，在外工作而又拥有地位和身份的六都精英们，此时开始全面介入。不过，他们绝不是干涉村委会事务或凌驾于村支部之上，而是借助他们，从弘扬六都传统出发，进而在精神观念上使六都人重新凝聚起来。具体而言，六都的精英主要来自村外即在外工作的有地位和身份，同时又时时关注村庄发展的六都人。显然，一直关心六都未来发展的祁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程成贵和黄山市文联的资深作家程虎，便成为这些精英中的代表。不过，由于程虎同志年高，他除了道义上呼吁和行动上支持以外，具体工作主要由程成规同志负责。他们所做的工作，首先从倡议捐款修缮程氏[宗亲]宗祠承恩堂开始。

  承恩堂是六都程氏[宗亲]宗族的支祠，是六都村和仁山门程氏[宗亲]宗族的象征。它原为仁山门程氏[宗亲]宗族之祖程弥寿的旧居，建于明初。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达官贵客来访，一致建议拆旧建新。不久即进行翻新，但至弘治六年（1493年）时，不幸毁于火灾。次年，曾任河南布政使的程泰后人，对祠堂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创建前厅、后楼、门庑、坊牌，上下四旁封以砖瓦，极其精致宏伟。据父老相传，该祠原名永安堂，隆庆年间，由皇帝赐书“承恩”牌匾，遂改称“承恩堂”。该祠居一村之中，背倚窦山。面朝和溪，占地1000余平方米。其建筑栋宇宏丽，瓮墁周密，大门六柱五间，前后三进，石柱雕梁，正中悬挂“五桂名家”匾额。祠前广场，卵石铺地，照壁矗立，形成护垣。沿阶石上，两侧石拦拱列，一对石狮和旗石础对峙，气势巍峨，门内上方，悬挂有“为国干臣”匾额。入门后，东西廊庑有元、亨、利、贞谷仓四座，用以贮藏族田之谷。穿过天井为祭典正厅，20根直径60厘米的梭形援助和大小20根月梁构成屋架，高大轩昂，气势恢弘。大厅正中上方悬挂“承恩”直匾，下挂“开国枢臣”横匾，东西两壁挂满赞颂程氏[宗亲]历代功臣之匾。两侧厢房，分别是管祠人卧室和存放祭器之地。后进为享堂，供设祖宗牌位，四壁悬挂“冰操玉洁”、“贞洁可风”等赞誉程氏[宗亲]贞洁烈妇的匾额。楼上存放戏班行头和傩戏面具等物。新中国建立后，祠堂匾额尽丢或毁，屋架多处朽烂坍塌，虽曾多次小修小补，（其中1967年作为群益生产队仓库时，还曾修缮过一次，二进屋梁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墨书至今仍清晰可辨。）但都未能重现承恩堂当初的规模。

  转眼上数十年过去了，历经风雨侵蚀，承恩堂摇摇欲坠，房顶多处漏雨，梁木腐朽不堪。1998年10月，在程成贵、程虎等六都旅外精英的促成下，以六都村委会的名义，向海内外六都程氏[宗亲]族人发出了捐款修缮承恩堂的倡议。令发起人意想不到的是，短短三个月之内，村委会即收到了来自包括台湾程氏[宗亲]后裔在内的各方人士捐款7269元，其中居住在六都的汪、万、许、张、方、叶等姓也慷慨解囊，积极资助祠堂修缮，祁门县文化局还以修缮文物的名义，捐助了300元现金，并将承恩堂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修缮祠堂的举动，大大激发了六都村民的积极性，也极大递增强了六都的凝聚力。旅外六都人士和村委会从中看到了六都的希望，于是，一项更大规模的行动逐渐由酝酿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续修已经中断了近百年《六都村志》和《善和仁山门程氏[宗亲]宗谱》。1999年元月30日，程成贵与程虎一同返回六都，与村委会主任程少青、长辈程长禄商议续修宗谱事宜，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次日，召开村民组长会议，对修谱的资料收集和经费筹措作出具体安排。2月5日，由程成贵、程虎联合长辈程长禄、村长程少青，向全体六都仁山门程氏[宗亲]宗族成员发出《继承祖辈优良传统，续修善和程氏[宗亲]宗谱倡议书》（全文内容见《附录》）和统一的表格，号召族人大力支持，认真填写。

  几经周折后，2000年10月和12月，以新式体例编纂的《祁门善和程氏[宗亲]仁山门宗谱》和《六都村志》，终于全部编纂完毕，并迅即付梓。其中，《六都村志》因系响应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编纂名村名镇（乡）志的通知》精神，且体例文字规范完美，因而得到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以《徽学研究内部资料丛刊》的名义，予以资助出版，黄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程永宁还专门为该志写序，称“《六都村志》详于今而不略于古，把新编村志同徽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把一个宗族制度严密、封建文化发达的古村落转变成一个现代乡村的经历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学术研究所不容易做到的”，他大力称赞此举“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也是‘打黄山牌、做徽文章’的一项重要举措”。[9]而对于修谱的意义，《倡议书》则指出：

  诚然，旧式宗谱中有许多糟粕，但是，其中所记述的家乡的佳山胜水、文化景观，能激起人们思乡、恋乡、爱乡情结和对家乡的自豪感；谱中所载的祖辈们万难不屈、艰苦创业的经历，清正廉洁、报效祖国的高风亮节，尊长敬师、睦邻合亲、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崇高美德，对于贬斥当今泛滥一时的‘数典忘祖’的崇洋迷外思想和见利忘义、贪图享受的人生观，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以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去续编新宗谱，可以弃其糟粕，扬其精华，把宗谱编成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教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10]

  的确，与旧式宗谱不同的是，这部善和《程氏[宗亲]宗谱》首先摈弃了旧谱女性不入谱的限制，提倡男女平等，女性悉数入谱。这是十分难能而可贵的。在人心涣散、自私自利和村委会、村支部不能有效带领村民致富的情况下，村民发展经济的内聚力日益松弛。他们寄希望于外力，希望旅外有头面的村人能够公正处事，通过某种途径最好是直接能带领村民走向致富之路，这是六都村民的期盼，也是旧式宗族制瓦解后徽州其它地区村民的期盼。因此，我们把六都的倡修祠堂、纂修村志家谱[族谱、谱牒]行为，当作是一次六都村民信心重建的尝试，应当说，这一尝试是成功的。这种重建并不以恢复宗族活动、重塑族长地位和权威为目的和手段的，我们自始至终未见到宗族有什么族长活动。也就是说，整个活动中，宗族的影响几乎为零。修祠、修志和编谱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感。当我们在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中一再提及六都在处理村务中宗族是否发挥作用时，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说“否”。那么，程氏[宗亲]宗族垄断六都村务，在经历了千余年的社会变迁之后，彻底完成了转型，真正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所留下的空白，村干部一时还难以弥补，尤其是在村干部辈分不高而又由上面指定的候选人中推举的背景下，这就使得虽经民主选举，但村长的威信和权威并不被村民们所认同。村民在回答我们在调查表中所列的“您认为六都最有威望的人是谁”这一问题时，10份答卷竟无一人选择村长，这一结果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其中4份选择支书，4份选择在外地工作的有地位的村人，2份选择年龄最长的老人）。由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中国广大农村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将自己满意的村长选举出来，并组成强有力的村委会领导班子，为广大村民致富奔小康服务。

  三、处在十字路口的六都，未来应当怎样走？

  我们确定这一小标题时，并无意过分夸大六都村问题的严重性。的确，在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六都确实是处在了十字路口。尽管修缮祠堂、编纂村志家谱[族谱、谱牒]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加强了六都的凝聚力。但是，精神的兴奋很快即会消失，随之而来的依然是迷惑与徘徊，六都村民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能使自己富起来。

  那么，六都的未来究竟应当怎样走呢？我们在调查时，已经碰到了很多六都人都在思考这一问题。这其中既有空洞的口号，也有认真地分析，并找出导致六都发展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原祁门县城关粮站站长、一位70多岁的六都老人，在调查问卷中，分析了六都难以发展的三个因素，“一、有生之财源，基本已被人取尽，但不注意今后的发展再生，只顾眼前利益多；二、组织发挥能力欠缺（或者讲不去组织）；三、不善于向外型发展，看来是难以前进。”原历口镇会计、村中辈分最高的程菊枝则认为“自私自利的人多，搞公益事业的人少”，是六都人心涣散、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村支书和代销店承包老人则强调了团结问题，村支书写道：“加强村支部及村委会班子团结，及广大村民团结一致，为六都振兴、经济发展，突（应为‘作’之笔误）出应有贡献。”而后者除了强调团结以外，还特别强调了村干部招标竞选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触及了村民委员会的是否指定直选候选人和如何竞标选举等实质性问题，我们对村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应有足够的重视，并理应给予强烈的关注。

  在关于六都落后的原因和未来道路的走向问题上，曾经作了长时间思考的六都精英之一程成贵指出：

  由于受地理位置、交通等自然客观条件和诸多主观因素的限制，六都村的发展还落在全县的后面，农、淋、茶各业生产和农民人均收入还处在全县平均水平以下，多数村民还只能维持温饱，有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尤其是村居的建设和管理还处在自由放任状态。建房东一幢，西一座，杂乱无章；村中道路无人修，石板圮损，下水道阻塞，路面坑坑洼洼；猪栏、厕所乱搭乱建，鸡屎猪粪遍地，河里垃圾成堆，卫生状况很差，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村极不相称。村人引以自豪的古祠堂、古牌坊，解放后或被拆毁，或因年久失修而坍塌，仅剩的几座也已朽坏不堪，岌岌可危。如不抓紧维修，先人创下的基业，曾经有过的辉煌，将在这一代人手里毁坏殆尽，付之东流。[11]

  我们在文化遗存遍地的徽州，深深地感觉到，当地村民对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等丰富的文化遗存的毁坏，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真正的忧虑和呼吁主要是来自外地乃至国外的研究者、旅外乡人和普通游客。六都古建筑物的自然和人为毁坏还在继续，祁门县仅存的三座牌坊全部坐落在六都，其中一座的左肩已经塌圮，如不及时加以抢救维修，它的彻底倒塌只是迟早的事情。六都衰败的历史，用程成贵先生的观点来看，应从明朝末年的两场大火算起，他认为：“如果说，明朝后期的两场大火，是六都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段下坡路已经走了400多年。”展望六都的未来，程成贵先生充满着美好的期望和信心，他愿意用自己真诚的努力，来为六都的振兴服务。如果说《六都村志》和《善和程氏[宗亲]仁山门宗谱》的修纂并无复兴封建宗族势力的话，那么，它更多体现的是旅外精英希图振兴家乡、延续家乡文化传统的一种美好愿望和一种举措。程成贵以《从“小小祁门县，大大六都村”说起》作为《六都村志》的前言《概述》，深深地体现了他对家乡强烈认同、归属、自豪和眷恋之情。他对六都的发展充满着极大的信心，在这份《概述》的最后，他用饱含热泪的笔写道：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六都村的经济开始复苏，有了转机，但愿这是六都由衰落走向兴盛的新的转折点。只要村党支部、村委会发扬先人勤俭创业的精神，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团结和带领村民抓住机遇，艰苦奋斗，就一定能重振昔日雄风，再铸昨日辉煌，将六都建成一个富裕、繁荣、文明的小康之村。”[12]

  《六都村志》和《祁门善和程氏[宗亲]仁山门宗谱》编纂完成后，2001年农历正月初四，六都村专门于承恩堂举行了隆重的发行仪式，黄山市、祁门县和胥岭乡都派出了分管领导参加了仪式，并在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年的4月8日，笔者冒雨前往六都调查时，在承恩堂的大门和木柱上还清晰地看到了尚未褪尽颜色的大幅对联和标语口号。我们想将其完整地照录下来，并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至于六都究竟应当怎么走，我想大家从这些对联与标语口号中，多少会找到一些答案。

  “世忠旧族，理学名家。”（贴于祠堂左右大门上）

  “掀天揭地始信今人胜古人，除旧布新明知往者非来者。”（祠堂进门四柱中左右里柱）

  “不信神不信鬼坚信马列作指南，不靠天不靠地依靠双手绣锦卷。”（祠堂一进左右柱上）“讲道德讲风尚礼让文明，爱国爱家爱集体遵纪守法。”（祠堂中进享堂左右柱上）

  “大地发春华万物更新，东风引紫气一元复始。”（祠堂里进寝堂左右柱上）

  六都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有许多，就在笔者冒雨欲上三轮车离开六都时，忽然看到了村正门“世美坊”左首黑板报上已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村务公开栏》中，关于《村志》、《家谱[族谱、谱牒]》家谱[族谱、谱牒]发行仪式活动的经费收支情况表。询问陪同我前往六都的程成贵同志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包括《六都村志》和《程氏[宗亲]宗谱》发行仪式在内的村里所有收支帐目全部是经过村委会成员严格监督的，并在《村务公开栏内》向村民公示的。既然如此，那么，38岁的村长为什么不受村民们欢迎呢？

  是的，38岁年轻而有文化（高中毕业）的村长为什么不受村民们欢迎呢？

  带着这一长长的疑问，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六都。我在心底衷心地祝福六都能够早日脱贫致富、兴旺发达，并再现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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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历《窦山公家议》卷首《窦山先生程公行实》。

  [2]（清）程且硕：《春帆纪程》。

  [3][4][5]万历《窦山公家议》卷一《管理议》。

  [6]万历《窦山公家议》卷四《田地议》。

  [7]万历《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8]程成贵编修：《祁门善和程氏[宗亲]仁山门宗谱?序言》。

  [9]程成贵着《徽州文化古村——六都》卷首《序言》。

  [10]程成贵编修：《祁门善和程氏[宗亲]仁山门宗谱》附录《续修〈仁山门程氏[宗亲]宗谱〉倡议书》。

  [11][12]程成贵着《徽州文化古村——六都》卷首《从“小小祁门县，大大六都村”说起（代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