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余瑞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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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理学家。江西宜黄人。192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吉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X射线晶体学、金属物理、固体物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3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盖革计数器。1942年创立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新综合法，被国际晶体学界誉为国际上第一流晶体学家。4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抽气式X光机。1950年研制出中国第一支医用封闭式X光管。70年代在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　　余瑞璜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国际公认的第一流的结晶学家，我校物理学科的创始人，历任原吉大物理系主任、第一系主任、名誉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曾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参议院委员会委员、常委，吉林省民盟副主委。　　1906年3月生于江西省宜黄县。　　192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　　1930-1934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做出中国第一台盖革计数器，并用它指导学生做近代物理实验。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周光召、王大珩等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都曾在余瑞璜指导下做过盖革计数器实验。　　1935年9月考取庚款留学，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在诺贝尔奖获得者W.L.布拉格教授指导下，进行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研究。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　　1939年1月，携家眷历经艰辛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　　1939年1月-1946年7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金属研究所任研究副教授、代理所长，1939年8月晋升为研究教授。曾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抽真空X射线管，创立了"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新综合法"，继而又提出了X射线相对强度确定绝对强度的方法，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在国际晶体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多次被国际著名学者引用。余瑞璜被公认为世界上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强度统计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1946年8月-1948年7月，北归，继任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48年秋-1949年6月赴美讲学、做研究。获知人民解放军已过长江、新中国即将诞生，毅然放弃去麻省理工学院讲学、做研究的机会，几经周折，返回北京。　　1949年8月-1952年9月，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0年为救治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伤员，研制出我国第一只封闭医用X射线管。得到毛主席的赞许和政务院的嘉奖。　　1952年9月来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原吉林大学前身）创建物理系，任系主任、教授。一切从零开始，从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订购、实验室建设到教师队伍的培养，亲自规划，身体力行，呕心沥血，为物理系的创建并很快跻身于全国一流物理系的行列，立下了旷代功业。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任吉林省民盟副主委。　　1956年参加制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远景规划。　　1979年任原吉大物理系第一系主任。　　1980年4月-1992年12月，任吉林省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7年-1992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会委员、常委。　　1992年10月，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97年5月19日辞世，享年91岁。  links: http://www.linchuan.jx.cn/lczb/ShowArticle.asp?ArticleID=527                                                                                                                                                                                                                    　　今年(注：2006年)是吉林大学物理学科建立五十周年，也是我父亲逝世五周年。　　回忆起建系四十周年纪念时，父亲不仅高高兴兴参加了庆祝会，还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记得那天早起后，我和弟弟真华发现父亲似乎没有做任何准备，我们就决定帮父亲拟个初稿，我写完后交给父亲，他看了说："可以，很好，放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吧!"可是开会父亲讲话时，没想到他竟十分流畅，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坐在台下仔细听着，却没有一句是我写的稿中的话。他讲得很兴奋，听讲的人们也很高兴，不断的掌声和笑声打断他的讲话，我也觉得父亲讲得很好很生动，都是他对读书和搞科研的实践和体会，根本不是我凭空在讲稿中写出来的。我心中暗暗笑了，我想，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生性格开朗，思想奔放，怎么会被我的讲稿所约束，我早该想到这一点。 　　父亲在1991年科学院出版的"院士风采"上留下的一句话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永不停止科学的探求真理。"这样一句朴素的话，是我父亲一生的执著和追求。这里我想谈谈从我生活中对父亲这句话的理解，父亲说的"永不停止"是包括他一生遇到的所有顺境和逆境。　　回想起来，我们最快乐和兴奋的时期，莫过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昆明的苦日子即将过去。当时大家谈的是如何搬家回北京，真?quot;归心似箭"。学校的全部工作也都转移到搬迁上，学生和职工都忙于北上。教授们先从昆明到重庆再等飞机回北京。　　抗战时由于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教授们大都住在昆明郊外。胜利后城里自然安全，我们梨园村大院的十几位教授就搬到城里教授宿舍去等飞机了。熟悉的朋友全走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地希望父亲赶快让我们搬进城里。但父亲仍和过去一样，每天安详地提着他的饭盒，步行五、六里路到大普及的研究所工作。一早出发，太阳落山时才回来。我们沉不住气地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家不搬，妈妈说:"飞机什么时候有还没准，进城后爸爸就不能再有实验室了。这时我们孩子唯一感到高兴的是，我们搬进了一个较好的房子，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为梅贻琦校长和吴有训教授盖的，是院中惟一的二层楼木房，现在全都空了。我们搬到梅校长住的二楼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很远的田埂及小溪。我们小孩子这时没有什么可玩的，父亲给我们买了一个小望远镜，每天太阳快下山时，我们就在窗口从望远镜里看父亲，一发现父亲拿着一闪一闪的金属饭盒在远处出现，我们就一起跑下楼去迎接父亲。　　记得那时母亲将近临产，父亲都没有为此搬进城去找一家大医院。1946年2月3日，母亲就是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农村小诊所生下了长子真华。　　一天傍晚，父亲拿着他最后从实验室带回的一些资料，高兴又安详的说"走了，这回真的走了，我是最后一个人锁上清华研究所的大门的"，现在想来，当时父亲心情是复杂的，他何尝不想像别人一样归心似箭地回到北京清华园，但他对这七年如一日工作过的研究所是有感情的，他有许多重要的文章是在这里撰写的，那个抗战时期的简陋平房，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和快乐，伴随着他不停地在科学上探求真理。　　父亲在逆境中"不停地在科学上探求真理"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1957年以后，他丧失了做研究甚至上讲台的机会。大概是在1959年，阿姨到长春来看我们，那时父亲正在农场劳动，看到我阿姨时很兴奋，就神秘地说："宝琼啊!我不但在好好改造，还要告诉你一件高兴事，我已经想出一个研究方向，只要一些资料，我一个人在家也能做"。吓得我阿姨连忙说；"姐夫，你改造是第一，千万别想这些了，别人会批判你的。"父亲在农场，白天劳动，晚上还时常得作检查，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停止考虑研究工作。从农场回来后，他开始为这一新的研究工作做物质上的准备，去图书馆看书，还做了最坏的打算，怕今后查书也会遇到麻烦，于是从降低了的工资中花钱到新华书店外文部去买书，他书房中整个一面墙的书，大部分是那时买的。从此父亲在自己的书房里考虑新的规律，新的理论。他后半生全力以赴?quot;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创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对许多人都是一场灾难，对父亲来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时父亲在"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论"上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脑子里有活干，反而不像1957年时感到那样痛苦，隔离审查期间他也没有停止思考问题。有一次放他回家时，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最近又有了很好的结果，想写出来献给九大。"我听后大为吃惊，就说，"爸爸，你还敢在那里计算你的题目?"他赶快解释说："我多数是在脑子里面推导的，偶然算一点，写完就撕了。我劝他别这样做了，并且打消"献礼"的念头。我说，"别人认为你是牛鬼蛇神，知道后不但不会接受献礼，还会大大批判你"。　　1970年父亲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三月初东北冬天的寒冷尚未过去，生活之苦难以想象，就连电灯、书桌、纸张这些科学研究的起码条件都没有。哪知第二天，母亲连怎样用大锅煮饭还没弄明白时，父亲就把家里的小茶几横过来放在炕上，再放上一块木板当桌面，做起他的研究来了，稿纸用完后就走路到五里外的供销社去买小学生用的大字本。就这样在农村两年半时间里，用小学生的大字本完成了几十本科学研究手稿。我还想谈谈父亲是怎样查资料和查书的。他书房里的大部分书都装在两个很大的木箱里，这两个箱子放在炕边就已经够挤的了，当然谈不上再有地方摆书架。记得父亲常常为了查一个资料，在箱子里把一本本的书往外拿，浅的地方还好，深的地方他拿起来很费劲，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有时候一箱书都拿出来了，还找不到他所要的书，只好又一本本放回去，再去翻另一个箱子。我和母亲在旁看着很难过，也真佩服父亲的耐心，我想古人说"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现在父亲可真是"汗滴箱中书，字字皆辛苦"，这些手稿中有着多少父亲血汗的结晶啊!　　父亲这一生的点点滴滴，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是永不停止地在科学上探求真理。 　　时间真快，物理学科已建立五十周年，父亲也离开我们五年了，关于父亲创建物理系的过程，许多老师比我更清楚，父亲过去在清华大学教书多年，也做过多年科学研究，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威尔士及伯明翰大学以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都做过研究，因此如何办好物理系是胸有成竹的。1952年后，父亲及时把物理系的架子搭起来了，胡南琦老师在《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余瑞璜先生光辉的一生》一文中，就简短而概括地谈了这段历史，"物理系资料室中1930-1952年重要期刊和图书大多来自清华，仪器设备则支援不多(靠充足的开办经费向国内外订购)，教授则大部分来自清华和北大，还特别从清华带来了吹玻璃技师(许飞龙)和金工技师(程家楠)，在系内设立了玻璃加工室和机械加工室，在余先生的努力下，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按余先生办好系的信念，有了充足的图书期刊和仪器设备，有了可自制科研装置的玻璃加工室和机械加工室，有了每周的科学讨论会及讨论班，特别是有了强大的教授阵容(余瑞璜、吴式枢、朱光亚、高鼎三、清泉、霍秉权、郑建宣、高墀恩、黄振邦、解俊民、唐立宣、陈景明等)，余先生以培养青年学子成才，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无比热情办学，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东北人民大学就办成了颇具规模，声望与北大物理系并列。　　父亲一生分秒必争地做科学研究，但为了创建物理系，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使得他不得不放弃科学研究。因为他认识到作科学研究，需要培养大批人才，他曾多次说过："我来东北是为东北钢铁基地培养人才的"。　　1984年春节，父亲曾写诗一首"临川之笔，南海之滨，历经天涯海角，看贯秋月春风，仰望白云万里，峰峦起伏接天衢"。　　父亲是江西临川人，据说大书法家王羲之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现在还保存有他用过的大砚台，母亲生长在广东南海之滨，父亲一生经历天涯海角，看贯秋月春风，现在老了，仍向前看到新的希望，仰望白云万里，希望他的后代和学生们能"峰峦起伏接天衢"，尽管道路曲折像峰峦一样起伏，但终归与天相接，这是他搞教育的目的，是他的希望和对后代人的寄托。　　吉林大学物理系五十年来已壮大了许多倍，特别是去年又发展为物理学院，五十年来培养人才成千上万，这是父亲的理想和希望，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祝吉林大学物理学院不断前进、发扬光大!(作者余智华系余先生长女，物理系退休教师，现移居美国)  links: http://www.linchuan.jx.cn/lczb/ShowArticle.asp?ArticleID=528                                                                                                                                                                                                                    　　余瑞璜先生是我读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先生不仅仅在如何做学问上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教诲，更在如何做人方面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余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尤其是在他的那个年代。他接受了严格、完整、规范且前沿（在他的年代）的学院式训练。他在本质上受西方现代科学地实证主义的影响很大，在贯穿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不渝地恪守这样的科学准则。他也同样要求我们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指导工作，一切结论都要有证据。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道理，恰恰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第一法则。先生在科学上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冷峻的批判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启迪。1987年高温超导热的时候，先生根据超导体的晶体结构信息，通过简单的论证指出，铜氧相关层是该材料出现超导电性的关键。这个结论在1988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报告，并被其后大量的实验工作所证实。而对于大量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先生准确、贴切的评断与批判，使年轻的我们避免了许多错误和迷失。　　鼓励创新、坚持创新一直是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也是先生对我们的一贯要求。就以余先生后半生的心血结晶--经验电子论而言，它既充分体现了先生独树一帜的创新意识，也体现了先生勇于承担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的宏大气魄和勇气。　　在二十世纪中叶，基于量子力学的固体电子理论--能带论已经在理论上完善。但由于其普遍性较差（如赝势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能带计算结果）、计算量大和对计算精度的要求很高等因素，能带论尽管在理论上取得重大成功，在实际上只能成功地准确处理较简单的体系。而化学键等经验理论无论是在定量化还是在普遍性上都不能令人满意。在这种经典理论（化学键）已经山穷水尽，而量子理论（能带论）暂时又不能柳暗花明的状况下，余先生想到了用一个概念上统一的（这在科学上极其重要）、具有尽可能大普遍性的，在计算能力上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和具有令人满意的计算结果的新理论。所以从五十年代开始，余先生进行近几十年的探索，在七十年代末提出了完整的经验电子理论。　　抽象地讲，至少在物理学的范畴上任何一个理论或方法，都存在着普遍性和准确性的矛盾。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如Schrodinger方程），所能准确（毫无近似地）地求解的对象极为有限（对Schrodingor方程而言，只有氢原子和简振子体系）；为了准确地研究特定的对象（如氢分子），就必须引入适当的近似。而针对某个特定的对象所进行的近似又很难应用于其它的对象。所以，理论准确性的提高，是以牺牲理论的普遍性为代价的。　　面对这样的困难，物理学家们从多个不同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余先生以一个优秀实验物理学家的独特方位切入到这个问题之中。余先生坚信科学的真理只能来自于两个途径：归纳的或演绎的。他利用几十年的时间对几千个不同种类的晶体结构以及与性质间的关系进行了归纳、总结，并考虑到多种不同出发点的理论，创立了经验电子理论。从普遍性、准确性和计算能力等诸方面，经验电子论都有其独到的特点，并在其后二十几年（八十年代--现在）的时间里，在固体物理、材料科学与工程等诸多领域有了广泛的应用。　　作为一个科学家，余先生正直、坚持真理、高度的社会责任心等优良品质已广为人知。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余先生能够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他建立经验电子理论所用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他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当时正值先生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先生以极度平和的心境，看待政治上的失意。在一台手摇计算机的伴随下，在充满了悲情的学术苦旅上独行二十几年，这绝非易事！我尤为钦佩先生这种大智大勇的精神。　　先生的道德修养也堪为典范。他性情开朗、大度，对同事、学生赤诚相见。先生见多识广，气度不凡。在跟先生学习、工作的日子里，我深深地被先生的人格魅力吸引。多少次，在"十八家"先生的家里，听他谈起物理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师以及先生和他们的交往，恍惚间也仿佛回到先生青年时代的清华大学，Manchester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恍惚间也仿佛见到了吴有训，Bragg，Hume－Rothery等大师。正是这些先生娓娓道来的科学轶事激发了我对神圣的科学的向往、坚定了我终生从事科学的信念。　　记忆中余先生稚童般诚挚、爽朗的大笑，还是那样的清晰可见；先生激奋、热烈的评点，还好象经常在指点着我的工作。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先生乐观、奋进的精神会帮助我赶走沮丧。这跨了世纪但却并不遥远的回望，是珍藏在我心底最充满暖意的温情，它将永远伴随着我，温暖着我，鼓励着我，鞭策着我。(作者陈岗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links: http://www.linchuan.jx.cn/lczb/ShowArticle.asp?ArticleID=529                                                                                                                                                                               　　余先生是一位学术水平高、热爱新中国、事业心极强、性格鲜明开朗、关心青年学生的著名教授。值此物理学科建立50周年之际，余先生作为创始人，他的许多往事不禁在我心头浮现。　　1952年院系调整，我们班级从大连工学院调到吉林大学的前身东北人民大学，正式成立了物理系，并开始念三年级。余先生在1953年离开了长期居住的美丽清华园来到冰天雪地的北国长春，正式任母校物理系主任，投入到火热的建系工作中，为的是创建一个新的综合性大学和新的全国第一流的物理系。当年他正年富力强，从聘任教授、教师、建立实验室、订购设备直到教学、科研、收集图书资料，事必躬亲，日夜操劳。图书资料对一个高水平的物理系极为重要。余先生便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请求支援大量国际学术期刊，在当时教育部和清华大学的支持下，把他们库存的许多珍贵期刊及时运到了长春，例如《物理评论》从创刊第一卷起全部系列原版期刊在清华大学也仅剩两套，就给了我们一套。所有这些没有余先生的努力，是很难办到的。　　建系之初，百事待兴。实验设备需要大量经费，余先生经常跑北京，到教育部争取经费。那几年，物理系经费特别充足，我们提出的设备要求总能得到满足。虽然当时国家外汇很紧张，但全国第一台进口的X射线衍射设备和第一台进口电子显微镜都给了我们，许多老大学都未轮到。当然余先生也鼓励我们自己动手修复破旧设备，尽量节约国家资金。因为X射线设备不够用，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台瑞士产的医疗用X射线设备，据说是在一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他亲自动手教我们修复后很快投入了教学工作。在修理工作中显示出他高超的实验技术，改变了原来的电路设计，使之适用于X射线衍射工作，也使我们大受教益。　　后来余先生又兼任了长春地质学院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相关的系主任，行政工作也越来越多。当他发现自己有些脱离教学、科研，对学生也接触很少，就立即采取了两个措施来纠正。第一个措施是亲自到教学第一线，给我们开了一门新课，他备课很认真，花很多时间收集大量新资料，讲课生动活泼，并且显示出深厚的理论基础。我在作一个习题时算出光速越过标准光速，百思不得其解，去请教余先生。他很快指出我算的是光的群速度，群速度是可以超过相速度的，一语道破天机，真是终生难忘。另一措施是采取口试的方式进行课程考试（当时国家号召学习苏联，推行口试制），每人半小时，我们全班20多人，一般需2-3天，他总是自始至终坚持到底，他认为适量了解学生的好办法，接触学生是重要的方式。　　五十年代党和国家号召向苏联学习，一面倒。虽然余先生他们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对苏联的一套教学、科研体制和方法有不同意见，但从政治上应听从党的领导，虚心地向苏联学习。记得，对于聘请苏联专家，他是非常积极的，1954年我们系聘请了一位很有水平的苏联专家，仅晚于北大物理系一年左右。余先生把自己的研究生分出一半配备给这位苏联专家，还把骨干的年轻教师作他的翻译和助手，在系的建设、管理工作中也虚心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使当时母校的金属物理事业迅速成为全国领先的研究领域。他们两人也因此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这位苏联专家1958年回国后还经常问起余先生的情况。 　　余先生在1957年后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打击和待遇，但他始终泰然处之。根据当时的条件，能上能下，仍然热爱事业，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他的一切行政职务都被撤消，他说这下有时间了，很快钻进实验室，在金相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后来他又主动到一汽参加劳动，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并且讨论技术问题，工人们对他非常尊重，也给以很高评价。先生在下乡插队落户时，没有任何科研条件，他只好带着手摇计算机去做理论计算，积累了数据笔记本达几十册之多，回校后整理出了"经验电子论"的科研成果，成为他后半生的重要科学成就。　　点滴往事不能概括余瑞璜教授的全部优秀品质。他对物理学科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让我们永远缅怀和感谢他。(作者王煜明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  links: http://www.linchuan.jx.cn/lczb/ShowArticle.asp?ArticleID=532                                                                                                                                                                               　　今年是吉林大学物理学科建立五十周年，作为物理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不能不深深地感谢物理系所有培养教育我的老师，特别是我的导师，物理系创始人，国际著名物理学家余瑞璜先生。虽然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稀就在眼前，他那朗朗笑声，时常萦绕在耳畔。　　1984年我有幸师从先生攻读凝聚态物理专业硕士学位，1987年又继续在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先生身边从事电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跟随先生十几年，先生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深深感染着我；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风深深打动着我；先生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　　先生一生从事结晶学和固体物理研究，1929年做出中国第一台盖革计数器，40年代创立了X光晶体结构分析新综合法，在《自然》杂志上发表6篇在国际上极具影响的开拓性论文，193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抽真空X射线管，1964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细聚焦X光机，50年代到70年代创立了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1962年国际晶体学会出版的《X射线衍射五十年》这一总结晶体学发展史的史册中有三处提到了先生的名字。该书总编辑Ewald指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知之甚少，但知道在那里有着第一流的晶体学家，比如余瑞璜先生?quot;可见先生科学成就卓著，享誉海内外。　　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一位令人景仰的长者。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特别是对学生百般呵护，关怀备至。他胸襟开阔，气度非凡，尽管曾受到不公正待遇长达二十几年，但他从不向我们提及，相反，每当与同事和学生们欢聚一堂尽兴之时，先生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曲岳飞的《满江红》，他那赤子之心、豪迈气概就像当年民族英雄岳飞一样使我们敬佩。先生平时还有许多雅兴，特别是对诗词情有独钟。先生虽年近古稀，仍能准确无误地吟诵唐诗宋词。记得1984年在沈阳召开全国经验电子理论学术会议期间，我请先生题字，先生欣然提笔，写下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字里行间蕴藏着先生对弟子们的厚望。　　先生晚年身体力行，坚持每周组织和参加一次课题组学术活动，并经常亲自走上讲台，为学生们释疑解难，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讲述自己的心得。在他的书房里，我们总能看到一叠叠、厚厚的研究笔记。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知疲倦地求索，他所留下的研究笔记能装满几大箱，这些笔记凝结着先生勤劳智慧的结晶，记录着先生所走过的岁月沧桑，记载着先生一生的不懈追求与向往。　　1994年我考取公费留学，临行前与先生话别，先生那时虽年近九十，仍思路清晰，侃侃而谈，先生十分支持我出国深造，还不时回忆起他当年留学的岁月，时而谈起景色宜人、风光无限的欧洲，时而谈起科学发达、人才济济的美国。先生最终叮嘱我，一定要学有新成，早日回来报效祖国。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我与先生的永别。　　如今，我已经留学归来，回到了母校，回到了先生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先生，我没有忘记您对学生的嘱托，我将沿着您指引的科学大道前行。(作者郑伟涛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links: http://www.linchuan.jx.cn/lczb/ShowArticle.asp?ArticleID=531                                                                                                                                                                               　　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于1962年报考了余瑞璜先生的研究生，几年的研究生生活，我对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先生酷爱科学，他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科学与教育事业，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满怀希望，奋斗不息。我在研究生阶段跟随先生从事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的研究。"文革"期间我停止了科研，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继续这一理论的研究。中断这么多年，固然与文化革命、下放劳动以及后来我调离吉大有关，但主要还是我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感到悲观。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表论文不看内容，却要取决于作者的政治背景。先生因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招致学术上受挫，研究成果当时没有人敢承认，论文也无处发表。后来得知先生在"文革"中受批斗以及下放农村劳动阶段，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竟分秒必争地坚持他的科学研究，我真是非常感动，非常惭愧。先生的身教使我又重新开始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的研究。　　先生在科学上举世瞩目的重大贡献众所周知，但他很少谈及他自己过去的成就，他的许多科学成果我几乎都是从文献和别人的口中得知的。先生平易近人，他对待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等后辈就像慈父对待子女一样亲切。在答疑或一起讨论问题时，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先生总是和蔼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兴奋地、信心百倍地讲述将要做的工作，气氛就像在联欢会那样愉快，时常可以听到先生爽朗的笑声。先生知识渊博，常常在说说笑笑中使大家得到很多知识和受益一生的宝贵启迪。　　先生豁达开朗，心胸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人总是那样宽厚。在"文革"期间他曾受到非人的虐待，但先生并不记仇。"文革"后他还热情地为曾经在"文革"时批斗过他的人写出国推荐信。先生以德报怨的高尚情操，放下一切恩恩怨怨的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救国理想中去的精神，正是先生事业上成功的重要原因。　　岁月流逝、倏尔五载，恩师的音容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热爱祖国，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和献身精神以及他耿直不屈、胸怀坦荡等高尚品德铭刻在我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作者邢胜娣系浙江大学教授、现已退休)?  links: http://www.linchuan.jx.cn/lczb/ShowArticle.asp?ArticleID=530                                                                                                                                                                               　　１９３９年１月余瑞璜到了昆明。在这里，他度过了艰苦的抗战时期。那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生活都非常艰苦，他家靠着夫人李宝环女士经常为人家接生补贴一些收入，才得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一到西南联合大学，余瑞璜就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创建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进行Ｘ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工作。由于战乱，他购买的仪器在运输途中全部损失，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为了避开敌机轰炸，他在昆明郊区大普吉屯的小平房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建起了Ｘ光实验室。他借来高压变压器，配上自制的石英管和真空抽气机，做成了中国第一个连续抽空Ｘ光管，并用这台仪器重复了印度Ｃ．Ｖ．拉曼（Ｒａｍａｎ）当时刚发表的ＮａＣｌ弥散衍射。结合国家生产的需要，他还用这台Ｘ光机分析了云南、贵州的硬铝石铝矿。半年后，他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　　在实验研究工作的同时，他还继续开展在返国途中构思的“Ｘ光新综合法”的理论研究工作。原来他在英国进行研究时主要采用傅里叶、帕特逊综合法。他的新综合法比原有方法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为复杂结构的分析提供了方便。这期间余瑞璜在英国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ｅ）和中国的《科学记录》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有关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和好评。他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题为《从Ｘ光衍射相对强度测定绝对强度》的文章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国际晶体学杂志总编Ａ．Ｊ．Ｃ．威尔逊（Ｗｉｌｓ０ｎ）给予了很高评价，另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曼彻斯特大学教授Ｈ．李普森（Ｌｉｐｓｏｎ）在１９７８年给余瑞璜的信中说：“你是否知道，战争时期你在《自然》上发表的快报开辟了强度统计学的整个科学领域。”由于余瑞璜的杰出贡献，在纪念“Ｘ光衍射五十年”的物理学史册中，他的名字被载入了该书（该书中的３位学者的文章都提到了余瑞璜的名字），他是唯一被载入该史册的中国人。该书的总编辑Ｐ．Ｐ．厄瓦耳（Ｅｗａｌｄ）在书中赞扬余瑞璜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晶体学家。他为祖国争了光，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　　抗战胜利后，余瑞璜回到了北京清华园。在这里，除继续进行新综合法的研究工作外，他还担任了物理系一至四年级的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兼任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　　１９４８年８月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福尔布瑞特（Ｆｕｌｂｒｉｇｈｔ）基金中美交换教授讲座的约请，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讲学和研究。　　到了美国，途经加州理工学院时，他接受了美国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教授Ｌ．鲍林（Ｐａｕｌｉｎｇ）的建议，短期留在他的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 links: http://www.luobinghui.com/ld/zl/200601/9907.html                                                                                                                                                欢迎共享你手中的家族资料，方便更多兄弟姊妹寻根！余氏家族QQ群 | 余氏家族报 | 余姓博客MSN群: group195795@msnzone.cn我的字辈信息(湖北黄冈):之志从道钟维嘉士会启 | 湖北黄冈地区余氏族谱=500) window.open('http://wpa.qq.com/pa?p=1:1656852:1');"  >QQ留言 | 我的开心网ID：26336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