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蒋氏宋氏孔氏三大家族联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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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命蒋氏，撮合蒋汪合流

　　孙中山去世后，
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和分化，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和以谢持等人为代表的右派势不两立。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途中，被右派打手乱枪打死；11月23日，以谢持、邹鲁等为首的12人，在北京西山停放孙中山录柩的碧云寺开会，公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告各级党部，认定西山会议非法，并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这时的民国政府为北洋军阀所把持，其“临时执政”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压制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希望选举他为总统，以便维护其军阀统治。面对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段祺瑞在北京下令屠杀爱国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更使北京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孔祥熙处理完孙中山丧事，因时局不稳，“中俄会议”难以为继，孔祥熙卸下“帮办”职务，以“考察”名义飞往美国，在那里鼓动华侨支持革命，同时为铭贤学校的发展向各界募捐，并在其母校欧柏林大学还意外地获赠法子博士学位。

　　孔祥熙可谓不虚此行。

　　正当孔祥熙在国外时，国内的局势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奉系张作霖护张入关，与冯玉祥在天津和冀东地区展开争夺；吴佩孚和张作霖妥协，以吴的兵力为主，联合南方川、滇、黔、赣、闽等地方军阀全国广东革命军根据地；山西军阀阎锡山则声称与奉直合作，从大同出兵，从侧后方对革命军形成威胁；而在华东的孙传芳，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却挂起“保境安民”的幌子，抵挡奉直军阀的进犯。

　　1926年7月，为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广东革命军在韶关誓师，举行北伐。半年后，革命军在两湖的主战场一举消灭吴佩孚主力；在赣闽战场，打得孙传芳全线崩溃。孔祥熙把握大好时机，于这年冬天回国，经往广州，让蒋介石大喜过望，妥以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国民政府代财政厅长，使之成了独揽后方财政大权的人物。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野心膨胀，在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实行“清党”活动。这时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和宋霭龄一起赶到上海，协助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孔祥熙在上海西爱咸斯路的住宅，成为蒋介石与他的亲信，包括军中要人、买办资本家和青帮头目密商政变阴谋的密室。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赶紧设宴招待汪精卫，策动蒋汪合作，并发表了“合作”通电。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共产党和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反动的“南京政府”。这时，汪精卫因为不愿看到蒋介石大权独揽，他在武汉另立的国民党政府表面上还维护着国共合作的关系，并以武汉政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军事委员40人的名义联名讨蒋。面对宁汉分裂的局面，已完全倒向蒋介石的孔氏夫妇，竭力拉扰有几十万军队的冯玉祥和时任国民党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等归顺蒋介石。

　　在宁汉对峙的状态下，冯玉祥因为拥有几十万重兵，且装备精良，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筹码。虽然武汉方面在革除蒋介石的职务后，便委任冯玉祥为总司令，但经孔祥熙多次游说，不但带去了蒋介石给予的50万硬币犒军，还答应从7月起，每月接济军饷250万元，使冯玉祥欣喜异常，立刻倒向蒋介石一边，并煞有介事提出宁汉双方应该“异地同心，通力合作”。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宋子文到上海，与各行业资本家头面人物接触，设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邀请金融、商业、工业各界代表参加，力图建立他们与武汉政府的联系。当上海银行家要宋批准给蒋介石借款时，他断然给予拒绝。这自然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他根本不和宋商量，指派自己的财政官员到上海，强令银行划款，并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一下子激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宋蔼龄夫妇赶紧做宋子文的工作，多次给他洗脑子，终于使他屈服，同意支持蒋介石，参与“宁汉合作”。

　　由于冯玉祥与宋子文倒向支持蒋介石，本来与蒋介石并无多大政治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因为权力斗争而与蒋分庭抗礼的汪精卫，在宋子文抵达武汉，向他带来蒋介石要他同南京联合，抛弃共产党的意见后，迫于形势压力，只提出了几点保住面子的要求。经过孔祥熙在南京和武汉之间的转寰，蒋汪终于走到一起，按蒋的“要价”，汪精卫答应“在商定的日期交货”，武汉随即发生了白色恐怖的“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

　　蒋汪合流，蒋宋孔的大联盟，使蒋介石重新形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尽管在1927年8月，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桂系军阀一度“逼宫”，迫使蒋介石“下野”，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执掌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大权，复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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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小妹做“红娘”，
力促蒋宋婚姻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被描述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排场最豪华的权力婚姻，并轰动一时。无疑地，这场婚姻给民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正因如此，人们不应忽视和忘记，正是在宋霭龄和孔祥熙的竭力支持和撮合下，蒋介石“得江山也得美人”的计划，得以实现。

　　当初蒋宋联姻，并非一帆风顺，在宋家除了宋霭龄之外，没有一个人赞成这桩婚事。宋庆龄、宋子文是坚决的反对者，宋母倪氏夫人也曾老大不乐意，而当事的宋美龄，还正与一个在美国读书时就相识的恋人处于热恋阶段呢，脑子里也是好久转不过弯来。正是宋霭龄在中间多做工作，穿针引线，也由于她在宋家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使这桩婚姻成为现实。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正是宁汉分裂，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激烈，蒋介石被迫“下野”的时期。但精明的宋霭龄并没因此感到失望，而从这里看到了机会。她认为中国的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武汉的汪精卫政府迟早要垮台。老蒋的命运关系宋家的命运。蒋介石“下野”后跑到日本去寻找支持未必可靠，而美国又信不过他。蒋宋联姻，有宋家对蒋的支持，凭宋家和美国的关系，也就有利于他打通美国的关系。这样蒋介石上台后就不会把宋家搁在脑后，蒋的江山坐稳了，宋家也就有了广阔的机会和前途。

　　宋霭龄是宋家大姐，在宋父去世之后，她在宋家就有了特殊的地位。宋庆龄坚决反对蒋宋联姻，在宋蔼龄看来，她早已背叛父母，已不是宋家的人，她的意见已无关紧要。

　　宋子文也不同意这桩婚姻，在他看来，蒋介石这个人个性专暴，生活放荡，明的暗的已有几个老婆，让自己的小妹找这么个糟老头，实在不是件光彩的事。宋子文在宋氏姐弟中虽然排行第三，但是男丁中的长者，他的态度就在宋家变得很重要。宋蔼龄以大姐身份做他的工作，给他讲蒋宋联姻对宋家的极大利益，至于蒋介石已有几个太太，可以叫他离婚；蒋介石生活放荡，有了小妹的管束，可以让他变得检点……孔祥熙也在旁边做宋子文的工作，终于使宋子文不再阻拦这桩婚事。

　　蒋宋联姻，小妹宋美龄是当事者，她的态度如何，是这桩婚姻成败的关键。宋蔼龄以关心小妹终生大事的姿态找宋美龄谈心。宋美龄对这桩婚姻一开始也确有些犹豫，一方面她对蒋介石的权势心中充满崇拜，对蒋的求婚颇有些心动，另一方面对蒋已有几个妻子，自己再嫁过去做小，心存不愿；而更因为与自己的初恋情人刘纪文不说正处于热恋中，关系也相当好，抛下他而另觅新欢又有些于心不忍。宋蔼龄了解小妹的心事，答应跟蒋介石谈条件，一是让他先离婚，再结婚；二是给宋美龄的恋人一份好的差事，以此作为对宋美龄心理上的补偿。在一个乱世强权的时代，蒋介石在宋美龄心中的乱世英雄形象，毕竟对她有着太多的诱惑。“第一夫人”的梦想，“挣钱比呼吸空气还容易”的奢求，让宋家替蒋介石统治中国的荣耀，大姐的一番吹嘘和憧憬，使宋美龄彻底违背初恋，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阻碍蒋宋联的最后堡垒是宋母倪老夫人的反对。因为宋蔼龄的积极主张和宋美龄的乐意，使倪老夫人感到有些无奈。在宋蔼龄、美龄姐妹劝说母亲在日本接见蒋介石时，倪老夫人仍是老大的不快，勉强为之。执照宋霭龄的指点，蒋介石穿戴一新，把自己打扮得年轻干练，去日本镰仓登门盼望倪老夫人。他当面向老人递上与原配的离婚证明，并承诺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如果宋母答应蒋宋的婚事，婚礼愿在宋父的教堂按基督教的礼仪举行。

　　“好的”倪老夫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难见的喜色。她对蒋的成见终于从心中释去。蒋介石才第一次见到倪老夫人的笑脸，从心中感激作为宋家大姐的宋霭龄为他提供的帮助。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期盼已久的婚礼终于在上海举行。从此，蒋、宋、孔三大家庭不但有了政治上的纽带，而且有了亲族上的纽带，使他们联系得更加紧密，并为民国历史的进程带来了家庭的深刻的烙印。

　　3.蒋宋结缘，孔宋沾光，助蒋反共

　　蒋宋联姻之后，与孔宋成为一家。随着蒋氏政权水涨船高，孔宋一家也是行性看涨，尤其是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青云直上，官运亨通。

　　1928年2月，孔祥熙被蒋委任南国民政府工商部长,成为国民政府委员;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孔祥熙当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12月，南京政府的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又被任为实业部长；直到1938年，孔祥熙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任财政部长等职，成为蒋氏政权的核心成员之一，孔宋一家庇荫于蒋宋的羽翼之下，达到历史的最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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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蒋介石对孔宋一族的倚重，固然有姻亲的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在蒋维持其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得到了孔宋一家的全力支持和帮助。蒋、宋、孔的联盟，孔也完全可以说是蒋家帝业的创业者。

　　1928年底，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但日子并不好过。蒋介石靠反共反革命专权，理所当然遭到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反对。同时，国民党内汪精卫系、胡汉民系及地方势力派因权力斗争也不断围攻蒋介石集团。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后，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解除；“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后，汪精卫、胡汉民、西山会议派及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威胁也才得以停止。在这期间，孔祥熙为蒋氏政权的巩固不遗余力。他长期担任南京政府的工商部长，实业部长，利用掌握国民党财政的便利，倾中央之财，慷国家之慨，为蒋介石一人服务，专营收买政敌，对手的勾当。他用“银弹”击中了不少地方实力派，收编作乱的军阀，然后又用手中掌握的钱，购买枪炮弹药，支持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

　　1932年3月，孔祥熙夫妇奉蒋介石之命，赴欧美购买军火。在意大利，他们购买了一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意大利顾问周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在德国，又购买了2500美元的武器。后来，这些法国武器多被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了。但当意大利20架飞霞式轰炸机运到国内，经防空署检查，发现炮管里的束复线都已磨光，根本无法使用。蒋介石得到报告后，表面说要追究责任，以后却并无下文。

　　4.蒋宋冲突，孔氏受宠充当缓冲人

　　1927年宁汉分裂，宋子文被孔祥熙拉到南京政府一边后，任了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被蒋介石当作心腹之人使用。但好景不长，随着日冠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蒋宋矛盾又尖锐化了。

　　1932年夏天，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战火刚熄，蒋介石又筹措费用，准备对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宋子文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把主要军力、财力放在收复东北、保卫华北的对日作战中。6月，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增加到1800万，以支付“剿共”费用，使宋子文节缩财经的计划流产。蒋介石要调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到福建去“剿共”，宋子文以反对“更多的借款”，对蒋的反共政策提出异议。但蒋一意狐行，使宋子文心恢意冷，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到美国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访问。

　　宋子刚走，孔祥熙接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为他马前鞍后筹备经费，协助“剿共”。因为反共战争和财力的大量损耗，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财政赤字连连增长。为了蒋介石内战需要，1934年孔祥熙发行了1亿元新公债；内战花光了，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使工农业生产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困境。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中。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由此形成对国内银行家的强大吸引力，他们不买南京的债券，而将大量白银运住美国赚取利润，因而影响债券销售一落千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为了制止白银外流，宣布禁运。银行家们对此置若罔闻，禁令形同虚设。孔祥熙为抑制银价上涨过猛，只得改变禁运政策，对白银出口征收关锐。而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大量白银和黄金，使其成为当时国内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他用中央银行赚来的钱大量吸收公债，给南京政府贷款，力图以此缓和国内财政危机。但因财政赤字太大，杯水车薪，难以满足蒋氏政权经费需求的无底洞。孔祥熙又出新招，颁布《储蓄银行法》，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的怨声载道，对孔祥熙的胡作非为十分不满，对蒋不信任自己尤增怨气。他以财政部长身份屦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反对任意修改预算、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甚至为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蒋介石对宋子文不支持他“剿共”大为恼火，两人谁也不怕谁，互相争吵起来，最终闹出蒋介石狠狠地煽了宋子文一记耳光的风波。宋子文愤而辞去财政部长职务。1933年11月，孔祥熙受蒋的信任，接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所谓“鹤蚌相争，鱼翁得利”。在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中，孔祥熙获得蒋的信任，得到了不少利益，同时也得了宋的忌，孔祥熙和宋蔼龄深知，这种利益只是暂时的。孔宋的利益实际上是和蒋宋的利益紧密联系，又不可分割的。从维护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共同利益出发，孔祥熙后来同蒋介石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认真讨论，谋求改善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最后蒋介石同意让孔祥熙沟通他与宋子文的关系，缓和彼此的矛盾。以后，孔祥熙作为财政部长，继续按照蒋的意志办事。另一方面为抚平宋子文从中的气忿，让他继续做他的私人金融家，蒋介石有什么事，就通过孔祥熙去找宋子文商量。

　　5.垄断金融，为蒋氏政权服务

　　孔祥熙上台后，利用手中职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利用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利用江浙财阀和特务集团，控制金融业。首先他想尽办法直接控制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等四大银行，然后又设立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会业局。他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创办或者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汜商行，庆汜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等。有了财政、金融、经济大权，孔祥熙几乎是无非顾忌地采用各种手段，如或明或暗地用白银国有、发行法币、公债投机、外汇管理、购买军火、出售黄金等手法，实行投机倒把，搜刮民脂民膏，大发横财。

　　比如在控制银行方面，由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大银行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愿购买南京反共内战的债券，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配合，发起一场流言攻势，鼓动工商界资本家和一帮青帮地痞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把银行利率高，银根绷得紧，工商业主无货得到贷款的怨气都撒在这些银行身上，然后孔祥熙又以政府官员身份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很行家开会，用多种方式催促银行贷款，不久又以社会的呼声的名义，突然宣布由政府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在控制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接触又以囤积其发行钞票的办法，致使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的“信誉垮台”，进而施加压力，强迫其经理辞职，由所谓“政府增资”安插亲信直接控制了这三家银行。

　　所谓“法币改革”，是孔洋熙面临30年代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以政府核准的名义，采用统一的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这种“法币政策”，由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清偿”的能力，其他银行纸币按规定兑换“法币”，停止使用。在发行法币同时，南京政府又以“白银国有”名义进行集中，持有银币、银锭、银块者必须兑换“法币”，方可流通使用。当然农民用白换“法币”，要按政府规定的比价兑换。用这种封建性掠夺的办法，孔宋家族和蒋氏家族联手发了一皮横财，不啻剥去全国人民身上的一层皮。更重要的是，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更加强大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的金融垄断。由此蒋介石对孔祥熙倍加信任，为他成立中央信托局，成立以孔氏家族名义创办商业银行和企业公司大开方便之门，使孔氏家族能肆无忌惮地以各种名义走私贪污、搜刮外汇、剥削劳动人民。

　　（摘自《图说宋氏家族》  团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