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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性文章中，语言和情节的重复会使读者产生懈怠厌烦之感，乃为文之大忌。然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安排情节、描写场面和人物时，却有意无意地多处重复，但读者却毫无懈怠厌烦之感。这是因为他的重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重复中求得变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于表现人物性格、把握叙事节奏、流露感情倾向起了重要作用。
一、描写不同人物的复与变，表现出人物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文中相似情节的呼应首先存在于《史记》的篇与篇之间。比如，开头写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时说：“彼可取而代也！”而在《高祖本纪》里，刘邦在咸阳看到秦始皇时，“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世家》中的陈涉也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李斯少时见厕鼠、仓鼠境遇不同而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些人物都表达出对权位富贵的共同追求。这是《战国策》中苏秦公开宣扬“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的人生哲学的回声，也是与儒家重义轻利、道家蔑视富贵相抗衡的实用主义人生哲学的表现。而在这共性中，不同人物又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项羽心直口快，又稍嫌鲁莽少谋，刘邦艳羡富贵，形之于色。项羽这一年二十四岁，刘邦长项羽二十四岁，说此话时至少已到中年。所以一个是少年气盛，一个则稳重谨慎。项氏“世世为楚将”，项羽身世辉煌，从小见过大世面，楚国的灭亡又在他心里种下了仇恨秦的种子。他与项梁虽然此时已流落异乡，但很快就以自己的才能慑服了吴中子弟，站稳了脚跟，这使得项羽“才气过人”得到了现实证明。于是，在项羽眼里，秦始皇也就算不了什么，他想要并且相信自己能取而代之。而对刘邦这个从未见过如此盛大场面、缺乏显赫的家族背景、对自己才能又不特别自信的下层官吏来说，除了惊叹羡慕之外，恐怕就是对自己卑微地位的不满了。陈涉之语又是一个不愿死于严刑苛法的戍卒愤怒的呐喊。由于地位更加卑贱，其时处境更为危困，情绪也更见激烈。李斯的老鼠哲学中表现出的是一位下层官吏不惜一切要改变卑微地位的决心，心怀怨恨而又冷静面对现实。“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①的确如此。
在本文中，司马迁也能通过对人物表面相同或相近的语言、行动描写，挖掘出其内心的不同来。比如，彭城之战后，汉王请和，欲割荥阳以西为汉，以东为楚，项王欲听之，范增阻止说：“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到了垓下之围前，楚汉相约以鸿沟为界分疆而治，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两段话意思基本相同。但范增都用四字一句的短句，语气冷淡生硬，表现出他一方面不愿白白错过消灭刘邦的好机会，不能忍住不说；一方面又对项羽在鸿门宴上拒不采纳自己杀刘邦的建议、最终放虎归山的做法极为不满的心理状态。而张良和陈平的话多用长句，语气热情诚恳，且有一个详细的说理过程。两相比较，范增的性格褊躁，感情用事，张良、陈平的析理精细，循循善诱，就跃然纸上了。再如，文中写了章邯、项羽、刘邦这三个不同军事集团领导人物的“泣”。司马迁为这三人用的词分别是“流涕”、“泣数行下”、“泣”，字数的多少即显示了情感的真伪程度。三者之中，刘邦最假。打了五年仗的强大对手终于被消灭了，兴奋是当然的，“泣”只是为了秀给公众一个仁爱的形象。章邯真假参半。他在战场上为秦卖命，先消灭了陈涉军，又在定陶之战中大败项梁，战功赫赫，但阴险的赵高专权使他提心吊胆，“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於死”。他进退两难，钜鹿战败后他不得不向对手投降，怎能不满腹的委曲、怨恨和羞辱？因而他的“泣”有真的一面。但是，接受他投降的项羽正是项梁的亲侄，他这时只能以柔克刚，用泪水来征服直率豪爽的项羽以求保命。项羽果真原谅了他，后来还封他为雍王。他的戏演得很成功。项羽之泣最真。一生英雄，最终却败给了刘邦，他清楚地意识到败得如此彻底，连心爱的女人也得抛下，心有不甘，却又绝望。“泣”未必流泪，有声有样子就行；“流涕”倒是有泪，却未必全出于真情；“泣数行下”实在是非真情不能为之。再者，刘邦之“泣”的后续动作是“去”，可见其“泣”之漫不经心，情绪状态转换之迅速容易；章邯之“流涕”后是“为言赵高”，可见其“流涕”目的明确；项王之泣后是“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可见其泣之感染力，进一步渲染了悲剧气氛。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迁刻划人物形象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且如此入木三分的功夫。
二、描写同一人物的复与变，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发展性与复杂性
晚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还大多属扁平人物。也就是说，人物性格类型化，而且一出场，最突出的某个性格特点就已经定型，直到退场都不会改变。这样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很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却总显单薄，让人觉得不那么真实可信。然而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已经初步注意到了人的性格会随着阅历环境而发生变化，还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各个层面，使得人物形象已经初步具有了立体化、渐变性的特点，内涵丰富而多有变化，在写人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
要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写他在处理大体相同的事件时的不同做法。司马迁写项羽“杀会稽守”和“杀宋义”就是这样：“籍遂拔剑斩守头”，“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二者主体过程完全相同，表现出项羽英勇果决；而更多枝节的不同则表现出他在战斗中逐渐成熟起来。杀会稽守，起主导作用的是项梁，从事前预谋到事后收拾局面，都是他一手操办，而项羽除了听从项梁的安排杀人之外，更无作为。到了杀宋义时，项梁已战死。宋义“留四十六日”不进兵去解钜鹿之围，作为副将的项羽忍无可忍，去找宋义建言。他先用好言催宋义进军救赵，被宋义用欲坐观秦赵斗然后收渔人之利为由拒绝，后又受到宋义旁敲侧击的警告和威胁，心中的不满已将要爆发。但他并没有意气用事，马上发作，而是先去作士卒的思想工作。先摆出宋义的行动与这次出兵目的明显矛盾，即从大义上否定了宋义。士卒最关心的是生活待遇问题，他就摆出宋义饮酒高会而士卒却“食芋菽”的事实，很容易煽动起不满情绪。接着，从秦赵双方悬殊的实力分析了宋义欲“承其敝”不可能，句句在理。再下来说到怀王对宋义的信任及救赵是否成功关系到国家安危。最后得出结论：宋义“非社稷之臣”。那么诛杀宋义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但他并不说破，只是点到为止。这一番话很好地完成了对士卒的思想策反，又丝毫未透露要杀宋义这个军事机密，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杀宋义后，他“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再“使桓楚报命于怀王”。考虑之周密，态度之从容，手段之老辣，比起项梁在杀会稽守事件中的表现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当然，司马迁表现项羽的性格发展并不完美。他写出了转变的结果，却没有写出如何转变的过程，难免给人以突兀之感。但无论是和他之前还是之后众多的类型化的文学形象相比，其创新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三、叙述事件的复与变，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史记》之前，《左传》叙事成就最高。《左传》叙事比《春秋》更详细具体，但也仍然是从大处着笔，较少精细地铺开叙述。即便是写最擅长的战争，也把重点放在战前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交待上，到了正式写战争经过的时候，反而只有寥寥几笔。这就使得读者对于叙事高潮的期待落空，若有所失。而司马迁写战争经过非常细致，无论是钜鹿之战，还是彭城之战，我们对于战争的进程都会了解得很清楚。但最精彩的还要算垓下之围。作者写项羽前后四次被围，有详有略，有同有异。同是写突围经过，第一次是夜里潜行，未和敌方发生正面冲突，只一笔带过。第二次是马上作战，实际上是项羽第一次同汉军正面厮杀，作者用了浓墨重彩来突出项羽的个人形象。有正面着笔：“大呼驰下”、“遂斩汉一将”、“瞋目而叱之”；有对面衬托：“汉军皆披靡”“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就使得项羽的外在形象突显出来，由神而形最终完成了这个盖世英雄的刻画。第三次也是马上作战，有了第二次的详写，便无须展开。第四次强调是“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详写有详写的需要，略写有略写必然，既不显累赘，也不失简略。
四次突围中都插入了项羽与他人的对话，写法也各不同。第一次详写别姬时的慷慨悲歌，第四次详写赠马，既情深意长，又充满英雄末路的悲哀，共同完成了对项羽这个悲剧英雄充满人情味的另一个性格侧面的刻画。虞姬是他深爱的女人，在即将永别的关头，项羽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闸门，只放任感情自由奔淌。而赠马时面对的却是一个陌生人，因而他显得温情脉脉，同时又冷静克制。第二次详写项王对手下人发表“最后一次演讲”，其中出现了一组对仗句“所当者破，所击者服”，“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反复两次，“诸君”反复三次,浓烈地渲染出项羽对自己骁勇善战的绝对自信和骄傲。第三次只写项王问其骑曰：“何如？”得意之态清晰可见。两段话表现人物同样的心理性格，详略却如此悬殊，别有一种奇峭美。第四次写项羽与亭长的对话，再一次强调“天之亡我”，并因此拒绝了亭长渡他过江的要求，最后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三段对话，都既可见项羽至死不悟自己失败的原因，一味逞强争胜，又可见其虽一开始就“自度不得脱”，但又有一个从想侥幸逃脱到最终绝望的心理变化过程。另外，第二次被围之前插入田父绐项羽，第四次插入亭长接应项羽，不仅可见不同的人对项羽的不同态度，也使故事情节增加了变数，更加曲折动人。这种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的情节，一般人写来最容易失之简略，或流于雷同，而作者写来却详略有度，变化多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和之前的历史叙事散文相比，司马迁已经不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实录”，不满足于大略交待清楚事件过程，而是努力将情节叙述得曲折多变，以此来吸引读者，同时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叙事艺术的一大飞跃。
四、细节的复与变，可见出作者的感情倾向
鲁迅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就是指的司马迁行文中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感情。在《项羽本纪》中，这种感情倾向也通过细节的反复与变化表现出来。比如，垓下之围中写“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而前文广武涧之战中写项羽也是“瞋目叱之”，正要射项王的楼烦就“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而入壁，不敢复出”。文字不同，神勇一般。在这样的反复强调中不难体会出作者对项羽的敬佩与爱重。再如，会稽守和宋义被杀后，诸将反应同样是“皆慑服”，但又有区别。杀会稽守后，其手下目睹项羽又“击杀数十百人”，所以“一府中皆慑服，莫敢起”；杀宋义后，项羽并没有再杀人，“诸将”是“皆慑服，莫敢枝梧”。前者的恐惧感显然要强烈得多。而且后者很快就从恐惧中清醒过来，意识到靠山已倒，于是马上转向项羽，“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而在前文中，这些人“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两相比较，司马迁对于那种见风转舵、趋炎附势的小人的讽刺与厌恶，就在不言之中了。
参考文献：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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