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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刘向的妇女观分析
丁元淞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世界史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
在当代，女性研究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对于女人，每个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女性是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绝大多数妇女尽管在家庭、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在主流社会中却长期处于末流的地位。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王朝，这一时期的许多观念在承接前代的基础之上对于后代也有着导向的作用。因而，这一时期的妇女观也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汉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名人辈出的时期，如司马迁和刘向就是当时的两位著名人物。前者的《史记》以及后者的《列女传》得到了后世的广泛传承。他们的观点自然也被当作课题来研究。然而，任何一种观念在一个总的前提之下皆因人而有所不同。本文便试着通过对这两位著名学者——司马迁和刘向的妇女观进行比较，进而透析汉代的妇女问题。
关键词： 司马迁 刘向
妇女观 比较
汉代，由于政治上空前的“一统”和各项制度与观念的健全与完备，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有关于汉代名士的“妇女观”不仅从一个侧面昭示出意识形态的“汉代特色”同时也对后世的妇女观有深远的影响。其中以中国“纪传史”之父的司马迁和“目录学”之祖的刘向最具代表性。本文试对司马迁和刘向的妇女观进行全面分析，从而研究汉代的妇女问题。
在古代中国社会的汉朝，妇女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然而即便是如此，生活在汉朝的司马迁和刘向却仍然为妇女著书立传，开拓了为妇女立传的先河，这是一件值得人们关注的事。虽然生活在统一朝代，但他们在看待妇女问题时却也有迥然不同的观点。那么就让我们从他们留下的著作中比较分析一下他们的妇女观。
一、《史记》中所反映的司马迁的妇女观
司马迁（前145-前87）是汉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对待历史、社会、人物、事件等问题时，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他就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有较大的不同，表现了卓越的史识。其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学名著《史记》全面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人文观念，其中所表现的妇女观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妇女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奴隶和封建社会里，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他们除了受阶级压迫外，还要受男权的欺凌和人们的歧视。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典籍中多有反映。如《诗经·小雅·斯干》就写了妇女从出生起，就受到人们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如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头脑中的男尊女卑观念。孔子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1]
不管什么样的女子统统都被打入“小人”之列。西汉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发展，妇女所受到的压迫、欺凌、歧视也就越来越重。一些妇女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男子们政治、外交斗争的工具或骄奢淫逸的玩物。汉文帝时的丞相张苍，退职还家，“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
[2]
由于妇女处于这样的一种社会地位，我国记载妇女人物事迹的历史文化典籍就非常少了，即使有也是章节片段，往往作为男子的附庸和陪衬而出现。但司马迁在对待妇女的观点态度上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有较大的不同。他比较重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史记》中也为妇女树碑立传。
如《吕后本纪》就是一篇单独的妇女人物传记。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以客观的态度，如实地写下了吕后一生的功过是非，把一个多面的、完整的妇女人物留给后人，并根据其在汉初政权中的实际地位，把她列入本纪中。本纪是写帝王世袭情况及各代帝王大事的。然而司马迁没有因为吕后未正式称帝，而取消其进入本纪的资格，更没有因为她是一位妇女人物，而降低或抹煞她的社会历史地位。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妇女单独立传的还有《外戚世家》一篇。在此篇中，司马迁写了薄太后从一个受冷落的妃子，终于当上了皇太后的经历；写了窦太后从一个宫女，几经周折，经于登上了皇太后宝座的过程等等。[3]这些妇女的身世生平，有的令人羡慕，有的令人同情，有的令人惋惜。司马迁不仅把她们记录下来，使她们流传于世，而且还把她们列入“世家”之中，与男性诸侯比肩，这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视。
在《史记》中，司马迁虽未给一些普通的妇女单独立传，但在写其他人物同时，也较详细地记写了她们的事迹，让她们在历史人物画廊中占了一席之地。如在《晋世家》中，写了甘愿与儿子过隐居生活的介之推母；在《陈丞相世家》中，写了小肚鸡肠的陈平嫂和为激励儿子死心踏地保刘邦而伏剑自刎的王陵母等等。由于司马迁的记述，使众多妇女形象没有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并得以鲜活保存。她们有的成为后人学习效仿的楷模，有的成为后人引为鉴戒的事例。这正如白寿彝先生在《史记新论》中所说：“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4]
（二）肯定并客观评价妇女的积极社会作用
妇女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由于轻视妇女的传统观念，人们对她们的作用和贡献大都视而不见，甚至抹杀。然而，司马迁在对待妇女社会作用问题上，却没有苟同于前人的这种抹杀和彻底否定，而是客观公正地陈述事实。在《史记》中，他对妇女所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或明确发表议论给予肯定，或如实地叙写她们的作为，曲折地给予赞扬。在《外戚世家》中记载：“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在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5]这里司马迁指出，历史上国君掌权治国，不仅是依靠他们自身的才能，而且还要依靠身后的“内助”。“内助”好的就起正面积极作用，“内助”恶的就起负面消极作用。这种不以性别作为评判标准，评说某些子女的社会作用，是客观的。又如司马迁对吕后这一人物，在其本纪中，写了她的权势熏心，凶残忌刻、营私结党，是以揭露为主，写出了其身上恶的一面。但在最后的“太史公曰”评论中，仍然给予她这样的评价：“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若，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5]对吕后执政时期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对社会生产恢复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外，在其它传记中，司马迁还写出了吕后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在《高祖本纪》中，写她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为刘邦建立稳定的后方，帮助刘邦打天下，使国家较快地实现了统一。在《季布栾布列传》、《匈奴列传》中，写她忍受个人所受的侮辱，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了汉与匈奴的关系，避免了战争的爆发，使国家能够有机会继续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肯定赞扬了缇萦这一下层女子。传中较详细具体地写了缇萦救父上书，不仅为父辨了冤，而且使汉文帝从此废除了肉刑，让更多的人免遭肉刑之苦，社会向文明的境地又前进了一步。
（三）赞颂妇女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行为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统治者和思想家们，便造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像《易·恒》中所说：“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
。[6]
就是一女不事二夫，夫死不得再嫁的最早提倡。当然也有少数女子，勇于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但往往遭到人们的指责和社会的鄙视。
孟子就曾讲过：“不待父母之命，媒约之言，钻穴隙相窥，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7]
司马迁虽然生活在妇女受到压迫的西汉时代，但他对妇女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违礼”行为，没有向前人和时人那样嗤之以鼻，而是给予热情地赞颂。
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又写了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临邛富人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新寡，在一次家宴上见到司马相如。由于倾慕司马相如的才貌，便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限制，毅然“夜亡奔相如”。卓文君父亲卓王孙恼羞成怒，“不分一钱”给他们。后来，汉武帝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大显声名于西蜀。“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司马相如字）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8]这其中所寄寓司马迁对卓文君私奔之事的肯定赞颂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司马迁是以赞颂的态度，将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写入正史，使这段佳话在社会上得以广泛流传，卓文君更成为一个争取婚姻自主的光彩照人的妇女人物。
以上笔者从三个方面论说了司马迁的妇女观及其进步性。但司马迁毕竟是生活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因此，他的思想观念，也免不了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如他虽为一些妇女人物树碑立传，但还只局限在为上层贵族妇女单独立传上。他在肯定妇女的积极社会作用的同时，对女人“败家”、“误国”的观念，否定的不彻底，在《赵世家》中，对冯王孙所说：“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把赵国灭亡的责任归在一位妇女身上的说法表示赞同。但总的看来，在他生活的时代，司马迁能够重视妇女的社会地位，肯定妇女的积极社会作用，赞颂妇女追求个性是非常值得人们敬佩的。
司马迁《史记》所开的女性传记，被后代的传记作家们有选择的地接收过来，使得后世许多经史学家对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开始予以重视，体现这一点的，刘向的《列女传》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列女传》中所反映的刘向的妇女观
刘向（前７７－前６），本名更生，西汉著名的散文家和今文派经学家，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刘向所著的《列女传》有七卷，成书于公元前20年，写了一些博学卓识、奇行异节之女子，叙事简洁，文笔流畅。它是中国古代有关妇女的第一本合传并长期被视为启蒙读物。刘向的《列女传》的一大价值应该在于它是一部妇女史。在如此之久远的时代——公元前10年，中国妇女已经被当作值得作为用传记记录的对象,被有意识地记录下来,这着实可贵。加上其记录内容的丰富,人物的多样,生动地再现了许多与当时妇女生活的历史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不等同西方的“history”。其中所表现的妇女观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正、反面典型
1.规范女子的行为准则——树立正面典型
《列女传》前五卷其中的各传，都是就刘向所拟定的标准采录下的妇女的简单传记。
其一，倡导母亲应有的行为规范。从刘向的《母仪传》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母仪的标准是要“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其德，致其功业”。弃母姜嫄，讲述了弃生下来时被认为是不祥之人，遗弃于“寒冰之上”
，而他的母亲姜嫄“以为异，耐受以归”。[9]等弃长大，姜嫄便教他种树和桑麻。弃非常聪明而且十分仁厚，重得非常好，于是，“尧使弃居稷官……舜即位，乃命之曰：‘弃，黎民阻饥，汝居稷，播时百谷。’其后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兴为天子。”这一部分对其他女性的描写如对契母简狄，启母涂山，鲁班、孟子等名人的母亲大多都是以类似的方法记述了她们怎样发挥作为母亲的母仪和教化作用使她们的孩子成才的。这是当一个女人在作为一个母亲的角度所要学习的典范。
其二，确立女子贤明的标准。《列女传》的第二卷为《贤明传》。在这里刘向认为女子贤明的标准是“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在这一卷里，大多写一些贤君之妻，一些名士之妻，写她们实怎样知书达理，贤惠明治。如描写姜皇后“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因为宣王好色不理政事，于是姜黄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10]使得宣王醒悟，夙夜崇道，成为中兴之君。这也暗示着妻子有引导和辅佐夫君的职责。所以，要晓以事理。
其三，确立仁智的基本原则。《列女传》的第三卷为《仁智传》，从这里我们得知刘向认为仁智的标准是“预识难易；原度天理；……归义从安，……专一小心”。如孙叔敖的母亲教导他“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胜不祥，仁除百祸。天之处高而听卑。”[11]由于其母知天道，这一思想也影响了孙叔敖在辅佐君主时的方式。
其四，规范贞顺的行为准则。在《列女传》的第四卷《贞顺传》中刘向认为贞顺的标准是“避嫌远别，……终不更二；勤正洁行，精专谨慎”。如有一名嫁入蔡家的宋人之女，由于丈夫有病，宋女之母准备让其改嫁，但是宋女始终不从，而是一直留在丈夫身边，后人就赞美她这种忠贞不二的气节。
其五，提倡节义为人。从第五卷《节义传》可以看出，刘向认为节义的标准是“必死无避，诚信勇敢；义之所在，赴之不疑”。如梁节姑姊中就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失火，梁的一个妇人的侄子和儿子都被困在大火里。妇人冒火进屋，本打算先救自己的侄子，但是由于混乱，先抱出的却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又准备往火里冲。这时周围的人拦住她，因为火势很猛，进去会有生命危险，而且，人们都劝她自己的儿子已经救出来了，为何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进去。她回答说，“如果我救不出侄子，如何对得起我的兄长，还不如把我的孩子再投入火里。”于是便纵身跳入火海，不幸葬身于此。刘向认为这种不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的行为是值得赞扬的。
以上所述的母仪、贤明、仁智、贞顺与节义，就是刘向对女子的行为要求与准则。并且在每一传中树立了众多正面典型。不过他并不认为每个女人都要众长俱备，只要能做到其中一点、两点，就值得颂扬。
第六卷为《辩通传》，就是要女子辩通事理以抗临时祸凶的；其中的内容其实也是从侧面告诫女子面临问题时该怎么做，这无疑是作者对女性的劝诫，但他为女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摹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女性的思想。
2.倡导“女祸观”——树立反面典型
《列女传》的最后一卷是《孽嬖传》，和前几卷不同，这一卷则以淫、妒、蛊惑、背节、起义五点为女子的鉴戒，从反面例子表明妇女不能效仿的道理。
在这一卷中反映了刘向受到了很大的“女祸”思想的影响。“女祸”的思想由来已久，“红颜祸水”“倾国倾城”“尤物移人”“甚美甚恶”“美女破舌”等等都是“女祸”的前身。到了汉代，刘向《列女传》塑造的一批亡国破家的女性形象，至此，“女祸”观念正式形成。
女祸有两种：色祸、弄权。《列女传?孽嬖传》里有15个人物大体可以分为这两类，但也不是那么的界限分明，有的就具有色祸和弄权的两重性质。色祸的典型代表是夏姬，夏姬的美艳，使得在其夫夏御叔死后寡居期间，陈灵公，大夫孔宁、仪行父皆和她私通。楚国平定陈国混乱后，楚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力谏；后来将军子反又欲娶之，巫臣振振有辞：“是不祥人也。杀御叔，弒灵公，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天下多美妇人，何必取是？”[12]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都是巫臣自己心存私念，他为了得到夏姬可以说是处心积虑，不惜代价。庄王把夏姬送给襄老，襄老战死，其子黑要又霸占夏姬。巫臣使计携夏姬奔晋，子反恼恨异常，遂与子重灭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夏姬的美色引起争夺，却又因为美色而为人避忌认为不祥。这类女祸实例的背后深藏的性别隐喻就是女人的物化，作为工具满足着男性的欲望，同时又被污蔑、扭曲。
《列女传》里三代之末喜、妲己、褒姒的故事则兼有色祸和弄权的两重性质，这些都是典型的反面例子。三个人多少带一些“美人计”的性质，带着亡国的目的性，实行着惑乱的行为。三人共同点是得宠使国家覆亡，《列女传》里出现了完备甚至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刻画了她们妖孽似的形象。三个女祸故事的叙事模式是：战败之国，进献美女；放恣骄奢，惨无人道；君主沉迷，惟言是从；忠臣进谏，惨遭杀害；朝政混乱，内外离心；天命讨伐，亡国破家；处置美人，悲剧结束。
“女祸”的命名，背后包含着性别政治的隐喻：那就是女性的物化和被排除于政治之外。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父权制文化创造性别差异的各种理论，把女性置之从属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又借助文化权力进行命名，以维护男性自身性别的利益与权威。
（二）从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角度出发看待女性
在刘向的《列女传》中，有许多令人深刻的女性人物形象。众所周知，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担任的角色可以是多种的，比如，一个女人可以同时是妻子、姐姐（或妹妹）、女儿也可以是王妃（皇后等），那么刘向更认为女性是属于从属地位的。她们无论是哪一种角色，她们的一切理想都应该是辅佐或者教导身边的男子，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男子服务的，她们不应该是社会舞台的主角。比如他在《母仪传》《贤明传》当中提到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最终特点就是帮助身边的男子成为名君、名士或名人。其他一些传当中也是侧重于女子对男子的影响，最终对社会做出贡献或影响的只能是男子。
范晔在《后汉书·列女传》收录了刘向《列女传》的若干篇章，其中诗、文、情、趣、理、事均十分精彩。尤其是结束处的诗句对当时政治动乱情景的描述，今天读来仍然让人肝肠摧裂，唏嘘不已。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高度评价刘向《列女传》善恶兼收，不专崇节操。应该说刘向的《列女传》对于男女的德行操守是平等看待的，“秋胡戏妻”便是对于男性不讲德行的鞭挞。自刘向之后，史书都照此体例，有专门的列女传章节，记载各个朝代妇女事迹。当然后来的妇女观发生一些变化，列女，本义是排列之意，并非烈女之意。到了明史的列女传几乎演绎成了烈女传，专门记载节妇烈女。
三、司马迁和刘向的妇女观存在差异的原因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司马迁与刘向在肯定妇女的同时在妇女观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第一，虽然可以说刘向重视妇女对男人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皇帝的影响，但是，他仅仅将女性放在男人的从属地位来写妇女的作用，比起司马迁那样从更大的社会角度出发来看待妇女的社会地位显得更不客观。第二，刘向笔下的女性都很典型，却又不像司马迁陈述的那样客观。第三，二者在字里行间都有对女性的评价，刘向则更专注于女性，树立了妇女的典型，而司马迁则没有对女性追加“条条框框”。
那么，为何同是生活在汉代的他们会有着迥异的妇女观呢？下面让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二者形成不同妇女观的原因：
其一，两人的研究领域侧重点不同。司马迁是史学家，他侧重人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故而不以性别论成败，如吕后和外戚皆因其社会作用而得以与帝王和侯王相并列。尽管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但却不失为一部客观性较强的史学著作，并一直被后世尊为经典。刘向是经学家，他注重于典籍的整理，在经学和文学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多。作为有汉一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刘向的文学思想和经学思想密切关联。《列女传》为刘向杂采百家之言编撰而成，其中许多记载都和其他古籍龃龉。对此，前代学者褒贬不一。他经学思想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他天人感应思想之下浓厚的人本主义和他贯通百家、广博的学术思想；他文学思想之价值，主要表现在他文学思想中的贵礼贵德观、对文学情感性的认识、文学观的进步以及对“小说”文本的界定和对“小说”概念的阐述等几方面。其思想中儒家思想的成分较重，对女人存在偏见也是正常的。
其二，二书撰写的历史背景不同。西汉初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与之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各种上层建筑尚未完善，因此，司马迁对妇女的评价并未以传统的贞节仁孝为标准，而是更注重那些追求实现个体价值的女性。作为西汉的开国皇后，吕雉带头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束缚，以自己精明的治国头脑作保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腕，同时又不违背高祖的遗诏，临朝称制八年，对西汉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司马迁以客观的态度记叙了吕后临朝，本身就是对女性希望与男性一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认可。
从前面所提供的二者的生存年代中我们可以得知司马迁生存的年代要比刘向早几十年。在司马迁生存的年代，虽然董仲舒已经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但是这种思潮还没能深入地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影响力也不及后来。而且，这个时期，汉朝仍然处于“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阶段。在男耕女织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然而，在刘向生活的年代，则是封建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时期。对于十分强调“礼”的儒家来说，固然要用一些礼数来约束这个社会，更何况，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对待女子的态度上就曾有“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的观点，这一时期的顶礼膜拜者自然跟从这位创始者的一言一行。所以，秦朝只用法律劝导贞节，而汉朝竟用法律来奖励贞节。如公元前５８年（汉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褒奖女子的贞顺。过了１７７年，即到了公元１１９年（汉元初六年），又发生旌表贞节的事。加之，汉武帝之后女性掌权的情况被严格控制。这种状况就是刘向写作《列女传》的时代背景。
其三，二者写作的动机不同。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念头由来已久。这也是其父司马谈生前未完成的心愿。加之司马迁本身作为一个史学家，一个忠臣，写成一部旷世的《史记》也是他个人的心愿，希望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3]《史记》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没有摆脱英雄史观。但司马迁尊重历史事实，富于求实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
刘向为当时推阴阳、言灾异的重要人物，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出于对大汉王朝的忠心，他对统治集团的丑恶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刘向写作《列女传》的动机应该从汉成帝即位的时候说起。当时帝元舅阳平侯为大将军，倚仗太后的势力，将他的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在刘向看来，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外戚权势过大，难免不造成国家政局的动乱，他屡次上书谏曰，提醒皇帝“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为了说服皇帝，刘向查阅了上古以来一直到春秋至秦汉历史的灾异记载，历史上帝王因为奢淫而亡国的沉痛教训比比皆是，刘向进一步深究帝王奢淫堕落更深一层的原因，深感实行王教应“由内向外”。他认为帝王身边的女人教养如何，关系重大，往往会因为这些女人没有深厚的礼教自律，导致帝王生活奢糜腐败。
在列举历史上的教训之后，刘向归结到政权是否稳定，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执政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如何教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育就要从身边的人做起。从这个目的出发，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因此，刘向的《列女传》是一部名符其实的谏书。果不其然，就在刘向上奏《列女传》不久，果然出现了外戚王莽篡位的政治混乱局面。
从这一时期开始，不仅朝廷提倡礼法，而且在社会上也有人以礼法裁定女子生活的标准。《列女传》记载了各类的女性，冠之于母仪、贤明、仁智等名目下，但就起写作初衷来看，《孽嬖传》才是其真正的目的所在。至此，刘向也成为了为妇女裁定生活准则的第一人。这个时候的封建礼法已经逐渐成形，封建男女等级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我们看到刘向书中对女子生活的条条准则以及一些“红颜祸水”的思想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列女传》书中的故事都是取材于先秦至西汉的百家传记，但实际上往往都是暗喻着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对现实有讽诫之意。《列女传》可谓是专为封建社会妇女所编的教科书，其中有许多要求妇女遵守三从四德之礼法纲常的内容。但其编写目的是在于看到成帝时皇后赵飞燕与其妹赵昭仪以及卫婕妤的荒淫奢侈，故取历史上那些贤妃贞妇的美德以褒扬和那些霍乱孽嬖的丑行以贬斥而有所告诫。从全书所编百余个历史故事来看，多数还是表彰古代妇女的善良美好、聪明才智以及勤劳勇敢等高尚品德，有些情节生动感人而成为后世妇女的道德行为规范。
其四，两人的家学渊源和史识不同。两人不同妇女观的形成于其各自的家学渊源和史识也有一定的关系。首先，司马迁的祖先从颛顼时代就世代为史官，家学渊源培养了他对史学的热爱，也促使他用史家的较客观的眼光认识世界；其次，他的祖先中有过管理手工业和商业的人才，使他在汉代重农抑商的氛围中不随从流俗；最后，使他的父亲司马谈对他的直接影响，司马谈学识渊博、推崇黄老的思想等方卖弄都对司马迁产生了直接影响。[14]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半耕半读中度过的，并在董仲舒门下学习过《公羊春秋》
。20岁以后，他离开家乡到各地游历考察，在这期间，他访问故老，考查风土人情，使得心胸开阔。[15]这些都使得他不会用过于偏激的眼光去记述历史人物
。司马迁其实也很推崇儒家的思想，但是，他是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继承的。他的思想当中“变”的主题贯穿始终，使得他的观点独特、灵活。这样的司马迁能够了解更多的客观的史识，因此其所著的著作也就更为客观。
再来看刘向。据班固所著的《汉书·楚元王传第六》记载，刘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洁乐道，不爱好交际和世俗，十分专心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
刘向出生刘氏宗室，一生仕途坎坷不平。20岁时，其父刘德保任他为辇郎。[16]成年时提升为谏大夫，晚年奉诏带领校理中秘书。他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但是，比起司马迁他就稍有逊色。他的祖辈世代在北方为官，并不像司马迁的祖上有很多史学家，而且，刘向一生当中游历的地方较之司马迁少，因此他的思想观念不如司马迁开放。加之，作为一位经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他的观点大都借鉴与古人和经典，甚至有很多杜撰的部分，所以其叙述史实的客观性也较司马迁差。所以《列女传》中的人物形象并不那么真实，要么是“圣女”，要么是“妖妇”，看不到复杂鲜活的人性和她们内心的挣扎。
综上所述，司马迁和刘向作为西汉社会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尽管其所处的大时代基本统一，但由于著述动机、社会地位，尤其是社会认知能力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其具有迥异的妇女观。这种差异性，不仅在其著述中有鲜明的表现，而且对后来的历史也有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客观的妇女态度对《后汉书》等史书有直接影响。刘向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妇女观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仍然留有印迹。总之，司马迁和刘向的妇女观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其学术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疏·论语·阳货.中华局出版社,1980.9
[2] 史记·张丞相列传
[3] 十三经注疏·周易·恒.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9
[4] 十三经注疏·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9
[6] 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8
[7] 司马迁.报任安书
[8] 高毅清、张维青.中国文化史（一）.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9] 张大可.历史学:从司马迁写当代史看他的政治观.1984第一期
[10] 列女传·贤明传
[11] 列女传·仁智传
[12] 列女传·贞顺传。
[13] 列女传·节义传。
[14] 列女传·辨通传。
[15] 列女传·孽嬖传。
[16] 史记·外戚世家。
[17]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8] 史记·吕后本纪。
[19] 列女传·母仪传。
[20]
郭兴良、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1] 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1983年7月版。
[22]
白寿彝、廖德清、施丁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3]
施丁.辽宁大学学报（哲社）:司马迁评历史人物.1980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06年 12月6日；
审阅日期：2006年 12月 8日）
[1] 《十三经注疏·论语·阳货》，中华局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526页
[2] 《史记·张丞相列传》
[3] 十三院校中文系编写：《中国文学史》1978年8月版，第145页
[4] 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74页
[5] 《史记·外戚世家》
[5] 《史记·吕后本纪》
[6] 《十三经注疏·周易·恒》，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8页
[7] 《十三经注疏·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711页
[8]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9] 《列女传·母仪传》
[10] 《列女传·贤明传》
[11] 《列女传·仁智传》
[12] 《列女传·孽嬖传》
[13] 司马迁《报任安书》
[14] 郭兴良、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5] 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7月，第5页
[16] 白寿彝、廖德清、施：《中国通史》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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