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会欣赏司马相如吗（12）忍辱负重，终成大志

清阳城村

司马迁其人其事——忍辱负重，终成大志




所受冤屈不在李陵之下的司马迁，在狱中饱受“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吏则心惕息”的毒打侮辱和担惊受怕，切身体会到了恶政的残酷黑暗，完全是靠着“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自我激励和自我安慰，才得以坚持下去，“就极刑而无愠色”，“自湛溺缧绁之辱”。




出狱后的司马迁被封为中书令——名义上比尚书令的级别还高，但只能是宦官担任的负责皇帝文书的官职。根据历代的惯例，太监一般都是年幼时就入宫了，而且大抵都是家境贫寒的穷小子，所以，能够同时具备既阉割入宫，且文采斐然两个条件的人选寥若晨星。因此，司马迁的“条件”无疑是上上之选，其受任中书令绝非汉武“怜才”，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量才使用”。所以曾有人戏称：汉武可能早有用司马迁担任中书令之意，所以才故意找借口对其滥施宫刑。




听起来是当了“大官”，但实质上也不过是一个“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于是，这个曾“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议”的文士官员、清高大臣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嘲笑和侮辱，倍感“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强忍着“重为乡党戮笑，汙辱先人”，“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的自卑和耻辱，惶惶不可终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世道往往就是如此，龌龊无耻的卑鄙小人，多能以“理性行为”博取富贵、结交豪强，当其陷入困境时，不但总能有朋比为奸的“盟友”慷慨援助，而且人们对其似乎也总能显示出不正常的宽容——受到制裁是“恶贯满盈”，免遭惩罚则是“本事高强”，少有悔改即成“浪子回头”；而对一向严守节操、清高谨慎的道德之士却极其“严格要求”——正直耿介是“不通权变”，操守良好则是“迂腐不化”，稍有不慎犯了错误或受到毁谤，即遭到大众的幸灾乐祸：怎么样，你也有今天啊，看你还装不装蒜了，哈哈！




也许是因为小人当道才会把风气搞成这样，也许是因为每个人心底都隐藏着一定的“阴暗心理”，所以中国法家和西方教会“人性恶”的观点能够大行其道。但虽然如此，我一向坚信人绝对有善良友爱的天性，即便是带有一定的“善恶两面性”，也应该区分何为先天本性，何为后天社会性。只有认可人是天性善良的，才可能对其进行教化，引导和培养其善良的一面；同时，无数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只要统治者崇尚道德并以身作则，无不能达到“民风淳朴，百姓敦慤”的治理成效。正反两方面都证明了人是可以教化而向善的，但关键在于统治者的作为。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指这个问题而言的，想来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对此不乏切身感受。




就在这样的侮辱和惶惑之中，司马迁怀着“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的平生大志，“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甚至“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以避免遭受到更大更多的屈辱和伤害。终于，在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之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史记》完成了，司马迁的毕生心愿实现了，这是历史的胜利，是后人的福荫！




《史记》全书包括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五个文体，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全面记载并评述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史，而且开辟了生动、凝练的“纪传体”的著史先河，其对事实之尊重、文笔之美妙、论述之深刻、知识之广博，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奢华溢美之辞都不足以赞誉其成就，惟鲁迅先生评价得凝练：“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




“本纪”是专门记载各代帝王的，其中值得一提、显示了太史公远见卓识和过人胆略的是《项羽本纪》和《吕太后本纪》。




项羽是和汉朝开国皇帝争夺天下、仇深似海的大对头、大反派，堪称“头号战犯”、“全民公敌”，但司马迁不但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其作传，甚至还将其列入“帝王序列”，且排名尚在《高祖本纪》之前。因为在司马迁看来，项羽是真正地推翻秦帝国，而且创立了全国政权的一代帝王，虽然最终被刘邦所击败，但这绝对不能抹煞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和称雄天下的客观事实。此外，他对项羽英雄无敌的气质和情深义重的性格也赞赏备至，虽客观地指出了项羽一系列导致其败亡弱点和错误，但语言中流露出了强烈的惋惜之情——因为相对于项羽的大丈夫气质，汉高祖刘邦则显然是一个龌龊下流、贪婪自私、诡计多端的小人（兵败逃命时推儿女下车，家属作人质时毫不吝惜，坐稳天下后大杀功臣，等等）。二人之间鲜明的对比，使人不得不感慨：作为一个打天下的领袖，项羽确实不如刘邦；但作为一个正常普通的人，刘邦则实在不如项羽！




吕后也是一个让汉朝臣子和史官很为难的人物。按身份来说，她是高祖的皇后、惠帝的太后而已，本应该列入“世家”行列，尤其是在“为尊者讳”的古代，无论是为了保护刘家的面子，还是为了掩饰吕后擅权行为，将其神不知鬼不觉地列入《外戚世家》无疑是最安全稳妥的。但毕竟吕后曾擅权多年，是惠帝和少帝两朝的真正元首，所以司马迁不畏争议，坚决地将其归入“本纪”之中。这既是隐写史实的“春秋笔法”，也是威武不屈的“董狐直笔”。




“世家”是专门记载历代贵族侯王的，譬如周代的列国、汉代的诸侯国等国君及其外戚。但其中将陈胜列入“世家”，表明了司马迁对陈胜首义推翻暴秦的历史贡献和过人胆识的充分认可；将孔子列入“世家”则表明了他对孔子著《春秋》、制“六艺”、复“礼乐”、倡德政、办私学、普及教育、恢宏道德的敬仰和崇拜——其他诸子百家和未封王侯的将相都被列入了“列传”之中。




“列传”是《史记》中涉及人物最多、领域最广、描述也最为生动的篇幅，记载了历代君侯将相、诸子百家、文人名将、忠臣义士的事迹。其中值得一提、彰显太史公见地的有：《刺客列传》，传颂了曹沫、专诸、聂政、豫让、荆轲、高渐离等满腔义气、浑身是胆的侠客义士，这些在从前被视为不入流的小角色的人物在太史公笔下高大起来，成为被后世津津乐道的英雄好汉；《扁鹊仓公列传》记叙了古今名医的价值和作用，使得长久以来被看作工匠术士之流的医生和医学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匈奴”、“诸越”和“诸夷”等列传，客观记载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发源、演进、发展，及其与中原各国的恩怨纠葛，告诉人们各个民族本是一家，人为地将其分裂并敌视，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轰轰烈烈的汉匈之战只不过是劳民伤财、庸人自扰的内战而已；“循吏”和“酷吏”列传，以官吏的人品道德和执政结果作标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了什么样的官员是利国利民的，什么样的官员是祸国殃民的，其中蕴含了君主用人的判断准则以及君主本人的价值取向；“儒林”、“游侠”、“货殖”等列传，记载、评述了不同领域中具有不同特长的人物、事迹，尤其是对“以武犯禁”的游侠和“诈取民财”的商贾，自古以来都是心存偏见而加以歧视的阶层，韩非子就曾把他们列为“五蠹”之中，但司马迁却对其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消除了人们的误解，端正了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




总而言之，《史记》中所记录的事件和人物，既显示出非常公允的客观性，同时司马迁通过感情色彩的表露（比如对一些身遭大难的悲愤之士的同情），通过“太史公曰”的评论，也把自己的观点、主张和倾向性明确地表达出来，使人们感觉到这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人物史”，而不是麻木不仁的“历史教材”。




通过《史记》，我们还能看出司马迁不仅是个“诸子百家无所不窥，古今人事无所不晓”的渊博才子，而且有着“和而不同”的博大胸怀，绝不像很多文人那样气量狭隘，攻击异己。根据司马迁的家学及其所表现出的价值观，他很明显是崇尚孔子之学的（孔子的学说与后世的“儒学”和“理学”貌似相同，实则大异），但是他明白其他学说，尤其是老子的学说（老子的学说与后世的“道学”也是形同而实异）之间的相通之处很多，不但不存在对立，而且还有利于相互理解。因此他谨守孔子“君子和而不同”、“攻诸异端，斯害也矣”的文风素养，客观地描述各家之言，并辅以自己的理解，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旷世巨作。




可惜后世文人多不能摆脱捍卫“正统”的门户之见，就连创作《汉书》的班固及其父班彪也曾就此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东汉末年靠着貂蝉色赚董卓而立下“盖世之功”的王允，在怒杀才子蔡邕时更是无耻地宣称：“昔汉武帝悔不杀司马迁，致使谤史流传。”




殊不知和而不同才是端正的学习态度，百家争鸣才是健康的学术氛围；将思想、学术正统化，并加以政治强制色彩，正是专制政治“洗脑”、愚民的意识形态统治手段；动辄言比周、孔，是专制帝王的自我神化；言论“为尊者讳”，是独裁君主的自我掩饰……正因为如此，班固等人自认为“忠孝为本”的汉朝才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讽刺和笑话。



孔子说“上行而下效”，社会风气如何不在于政府倡导什么，而在于统治者怎么作为，就像古今中外不会有哪个父母希望孩子学坏一样，所有统治者也都是提倡道德的，但客观结果如何，从来不取决于口头上自欺欺人的“唱高调”。



完成了《史记》的司马迁，他的一生也到了尾声，但是还没有结束。遭受冤屈如此之大，忍辱负重如此之深，若不能一吐为快绝对是件压抑难除的郁闷之事。那么他怎么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呢？汉武帝又会允许他如此“大逆不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