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会欣赏司马相如吗（9）敏而好学，承袭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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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其人其事——敏而好学，承袭父志




少年时代的司马谈并没有依仗祖父的余荫而志得意满、坐享其成，他非常热衷于文史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并研读诸子百家之学，还曾作文“论六家之要旨”，成为一个“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诸子百家无所不晓”的博学通才。汉武帝即位后，文声大噪的司马谈被任命为太史令。这正是他最适合也最喜爱的岗位，在作了太史令后，他有了更好的条件饱览各家学说，这也为司马迁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由于优良的家庭传统和父亲的言传身教，司马迁谨守“耕读传家”的家训，自幼就远离养尊处优的享乐生活，“耕牧河山之阳”，在龙门山南麓跟着家人过着耕田放牧的朴实生活。因此，司马迁的思想中一直体现着明显的“平民色彩”和“草根情结”，而没有大多数贵族“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自大和不近人情。




在劳动之余，司马迁就跟着父亲学习文史知识。他秉承了父亲的文学天分和刻苦学风，在十岁时就掌握了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并已能够识读古文著作，堪称少年早慧。司马谈担任太史令之后，举家迁往长安，这使得司马迁有了更多的求学机会。在长安，他向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从小练就的文史基本功为他后来考察史料，创作《史记》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年龄渐长，身处繁华京师的司马迁并不像大多数少年那样浮躁虚华，他一不贪图享乐，二不贪慕富贵，而是志存高远，希望能够广泛收集正史之外的民间资料，进行汇编、整理和印证。二十岁时，年纪仅相当于现代高中毕业生的司马迁开始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游历求学征程——南游江淮采风，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古老相传，掌握了更多楚国、吴越等地的历史原貌；登上会稽山，探访大禹避位隐居的洞穴；攀上九夷山，考察大舜感天应人、垂拱而治的遗迹；泛舟沅、湘水间，访问当年的几次大战情景；北渡泗水、汶水，在齐鲁大都研讨学业，体察孔子以德化民的遗风；小居邹、峄之地，学习乡射礼仪，体会周公礼乐治国的精神……




但与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类似，司马迁的游历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在游访彭城、薛城、蕃城等地时，曾一度遭受困厄。对此史料没有详述，但司马迁在《孟尝君列传》中曾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可以想象，在战国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环境下，身为“四大公子”之首的孟尝君为了捍卫他在齐国的地位，为了威慑诸侯而确保齐国的强大，曾大力养客，招揽天下贤才、侠士，“致食客三千人”。这样大规模地招纳人员，必然是龙蛇混杂、良莠不齐，跟风起哄而来的流氓、恶棍自然不在少数。他们在孟尝君的庇护下，又仗着人多势众，肯定少不了鱼肉乡里的恶行。齐国灭亡后，已经在薛地定居的这些人的子弟想来仍有不少继续结伙扎堆，成为当地的恶霸。




就像今天许多基层地方的土豪子弟，他们依众仗势、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以吃喝嫖赌为主业，以恃强凌弱为能事，要是碰见“看不上眼”而又觉得“好欺负”的外地人，更是威风八面，气势如虹。当年仅二十多岁的“白面书生”司马迁游至薛地采风时，很容易成为这种人的凌辱对象。尤其在法制程度和通讯条件尚不及今日的西汉，土豪们的肆无忌惮是可想而知的，他所经受的困厄和危险也是可以想象的。总算是“天不丧斯文”，司马迁凭着智巧机变，终于化险为夷，“过梁楚以归”，兜圈子、绕小道避开恶徒的纠缠逃回了京城。




一方面是由于家学渊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的广博才学和游历实践，司马迁一回到长安就被汉武帝任命为“郎中”（侍奉君王的侍从官，而非行医治病的医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政治生涯的初期顺风顺水，他先后“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就在他完成任务回京复命之时，一件震悼家族的大事发生了。




这一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之所以用“元封”来命名年号，是因为汉武帝在这一年东巡，举行了汉代第一次泰山封禅的大典，以此来纪念这次盛事。“泰山封禅”标志着君主对自己丰功伟绩宣告和庆祝，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盛事——三皇五帝以来，后世君主由于品德和贡献远逊，敢于厚着脸皮自比圣王、标榜功业而举行封禅庆典的君主没有几个，把西周带到下坡路的周穆王是一个，开辟了专制恶政的秦始皇是一个，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也是一个。




按理来说，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完全有资格也有必有参加这次封禅庆典，但也许是因为汉武帝并不喜欢这种“敏于行而讷于言”的部下，也许是因为司马谈在众多“因国力不足而不赞成封禅”的大臣之列，也或许是因为汉武帝认为司马谈有病在身而不够吉利——汉武很迷信这一套，他对李广就曾以“数奇”为由而密令卫青压制其立功，导致李广迷路而自杀。所以汉武帝并没有带他东巡，而将其留在洛阳“养病”。原本就积劳成疾、抱恙在身的司马谈因为这次冷遇而备感屈辱，愤懑难抑，一下子病情加剧，生命危在旦夕。就在此时，司马迁复命回家看望，赶上了为父亲送终。




奄奄一息的父亲拉着儿子的手，涕泪交加地叮嘱遗愿。他预知儿子一定会继承自己太史令的职位，让他牢记司马氏的历史天职，继承和发扬祖宗的显赫功业，整理史料、编著史书、振兴礼乐、光大历史文化，使之成为师法后世、教化民众、引导君主的旷世著作——编著系统而全面的史书一直以来都是司马谈的毕生心愿，他以编著《春秋》的孔子为楷模，希望把《春秋》以后由于战乱而中断的记载、丢散的史料汇集整理，并给予总结评论，但有生之年无法完成，对此常耿耿于怀。所以在临终之时，他告诫爱子，人至大之德莫过于孝，而孝敬父母最重要就是光耀父母，因此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这一历史文献的编著。




听到慈父重于泰山般的叮咛，司马迁不禁泪流满面：“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看到不负厚望的爱子如此郑重地接受遗命，司马谈总算是老怀大慰，安心上路了。成为一家之主的司马迁自此开始了光荣而艰巨的著史生涯。




虽然汉武帝并不喜欢司马谈，但对其子司马迁的才学和经历还是很有兴趣的，尤其是之前出色完成的政治任务，使他对司马迁有了赏识之意。因此，司马迁得以以侍从的身份跟随汉武帝多次参加巡守、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并借此进一步开拓了眼界、丰富了知识、了解到更多的风土人情和民间疾苦。




司马谈去世后第三年，司马迁不出所料地继任了太史令，于是有了更好的条件来准备他的著史大业了。他在“金匮石室”（国家图书馆）废寝忘食地阅读、整理历史资料，“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事业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样经过了四、五年，司马迁已经成为满腹经纶、贯通百家的文史巨匠。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主持了改编历法的重大事务，即把秦汉以来所用的“颛顼历法”改为我们至今尚在采用的“夏历”。此后不久，业已准备充分的司马迁开始厚积薄发，正式着手创作《史记》，以恢宏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时，他已经四十二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