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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的生平主要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还有《史记集解》所引《汉书旧仪注》、《西京杂记》及《三国志·王肃传》。
1、家世家学渊源
司马迁在《自序》中将自己的家世上溯到原始社会晚期的重、黎，司天地，其祖上曾经“世典周史”。迁父司马谈为西汉太史令，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精通天文、易理和道家思想。司马谈所作学术鸿文《论六家要旨》，总结先秦诸子，偏崇道家。道家出于史官（班固说）。由此可见，司马迁思想中的道家思想本自家学，根深蒂固。
2、少年时期的学术根基
迁生龙门，即今陕西韩城县。生年至今并存两说：王国维据张守节《正义》，主汉景帝中元五年说，即公元前145年；李长之据司马贞《索隐》，主汉武帝建元六年说，即公元前135年。司马迁10岁则诵古文，曾就《尚书》问故于孔子后裔孔安国，就《春秋》求教于儒家宗师董仲舒。司马迁崇敬孔子，推崇六艺，其经学渊源极为深厚。
3、青年时期的游历及入仕
司马迁20岁漫游江、淮、沅、湘、汶、泗，足历齐、鲁、梁、楚、吴、越，22岁仕为郎中令。35岁奉使西征巴蜀，至于邛、笮、昆明。其间随侍汉武帝巡行郡县及封禅，所游之处甚广。游历“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游历中，实地考察，印证古籍；搜集旧闻，充实资料；凭吊前贤，激发情感；接触下层，洞悉甘苦；并广泛了解各地区各民族各历史阶段的人物故事、历史变迁、风俗民情、地理物产等，均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4、壮年时期遭受宫刑之辱
西征巴蜀归来，受父亲遗命著书。38岁继承父职任为太史令。41岁主持太初改历。48岁为李陵投降匈奴作辨护，触怒汉武帝，蒙辱受宫刑，出狱后改任中书令。蒙受奇耻大辱，迫使司马迁重新审视现实，也坚定了发愤为作的信念，遂忍辱负重，著书雪辱。《史记》大约于53岁时完成。关于司马迁之死，史家讳莫如深，留下一个千古之谜，故其卒年不可考。
对司马迁生平的研究始于清代乾嘉学派。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椎》认为迁字子长唯见扬雄《法言》，卒年为汉昭帝初。赵铭的《司马迁下蚕室论》提出“自请宫刑说”。近代学者王国维最早系统考证司马迁的生平，于1923年发表《太史公行年考》。考订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郑鹤声据此作《司马迁年谱》，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亦持此说。1944年李长之发表《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提出生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但当时没有引起重视。1955年郭沫若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与李长之之说一致，引起学术争鸣。以后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述，大凡不超过生年两说。季镇淮的《司马迁》一书对司马迁的生平叙述颇详。聂石樵的《司马迁论稿》作了较多的考证。
《史记》的概况
《史记》全书130卷，即130篇，凡526500字。（据《太史公自序》）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
1、书名变化
《史记》中“史记”一词出现10余处，都是泛指史书的记载，与《史记》书名无涉。《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汉书·艺文志》称《太史公》，《杨恽传》称《太史公记》，《宣元六王传》称《太史公书》。王充《论衡》诸篇皆称《太史公书》。应劭《风俗通》称《太史公记》。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据《三国志·王肃传》认为《史记》之名始于魏。今人陈直兼采杨明照之说，以汉代的《武荣碑》及多例书证论定：《史记》之名始于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史记》是《太史公记》的简称。
2、体例创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全书包括五种体例：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是国家大事记，有世表、年表、月表之分。“八书”是文化、经济等分类史，包括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本纪”、“世家”和“列传”都是人物传记，本纪写帝王，世家写诸侯，列传写帝王、诸侯以外的名人。
名号并非唯一分类标准，司马迁更重视客观实际。项羽、吕雉曾实际行使帝王权力，故立为本纪；汉惠帝刘盈仁弱如傀儡，虽在位七年，亦没有专载；孔子定六艺垂仪后世，陈涉反暴秦有首义之功，皆立为世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褒贬并不在于体例本身。譬如吕雉虽列入本纪，却是以揭露残忍为主。
《史记》五体以“本纪”和“表”为经线，以“世家”、“列传”及“书”为纬线，网罗上下三千年，结构严谨，博大精深，为中国封建正史的写作创立了崭新的编纂方法，垂法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3、时代断限
《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从黄帝轩辕写起，即起于原始社会晚期，具体年限难以确考。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云：“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匈奴事。”这是司马迁的绝笔。此事发生在汉武帝征和三年，即公元前90年，被公认为《史记》记史的下限。《司马相如列传》后的“太史公曰”引扬雄评论汉赋之语，扬雄为西汉晚期元、成年间人，这段话显然为后世好事者所窜入。国外有学者据此认为《史记》有抄袭《汉书》的现象，结论是错误的。
4、作品补续
今本《史记》百三十篇，篇数合于《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人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唐颜师古注：“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可见张晏之说本不可靠。褚先生名少孙，其所补续，则属以“褚先生曰”，且在《三王世家》等篇叙述了自己补续的动机，比较容易识别。《武帝本纪》未属“褚先生曰”，全文取自《史记·封禅书》，清人钱大昕认为是“乡里妄人取此以充数耳”。其实褚少孙所补亦有精采者，如《滑稽列传》中的“西门豹治邺”，故不得一概视为“言辞鄙陋”。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补续《史记》者凡17人，但真正补作者唯褚少孙一人而已，其余16人均为继《史记》断限之后续写新篇，为《汉书》之前导，不当视为《史记》之补作者，“补”与“续”颇有区别，不可混淆。
5、《史记》注本
《史记》的注释始于六朝而盛于唐，唐代为《史记》注音、义、地名、人名者凡10余家。流传至今者唯有三家：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本原来分别行世，北宋时合为一刻，穿插编排。合刻时卷帙变样，颇有讹误脱漏。三家注体例相近而各有所长，《集解》广征博引，《正义》详注地理，《索隐》探幽发微。
6、《史记》版本
北京图书馆1956年编有《北京图书馆藏史记书目》。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贺次君的《史记书录》，该书汇集《史记》版本最全，包括各种抄本、刻本、排印本凡60余种。
现存最早的《史记》版本是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称为“黄善夫本”，北京图书馆有藏。30年代商务印书馆将其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称为“百衲本”。因寻觅底本“求之坊肆，乞之藏家”，如僧人之化缘，又采用版本残全不全，须补缀完整，如僧人之百衲衣，故谓之“百衲本”。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南、北国子监所刻印的《二十一史本》，称为“南、北监本”或“监本”。南监本刻于嘉靖年间，北监本刻于万历年间。北监本以南监为底本，讹误多于南监本。
清代通行的是康熙年间武英殿刊刻印行的《钦定二十四史》本，称为“武英殿本”或“殿本”。殿本《史记》较粗疏，注文脱落百余条。近代有涵芬楼的影印本和开明书店的缩印本，新近又有古籍出版社的缩印本。
明末清初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十七史》本是一部私家刻本，称为“汲古阁本”或“阁本”。阁本《史记》文字校勘颇优于南北监本和武英殿本。
清同治、光绪年间五省官书局重新刊刻《二十四史》，统称“五局合刻本”。《史记》为金陵书局以汲古阁本为底本校刻，称为“金陵局本”或“局本”。局本《史记》参照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加以考订，是清末的《史记》善本。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即以金陵局本为底本，句读方面参考了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张裕钊校刊的归方评点本和吴汝纶的点勘本，改用新式标点，点校确当，体例严谨，校正以往版本的大量讹误，是当前最规范的繁体字本，新近又出版了该本的简体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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