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欧阳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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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认朋党遭贬谪

文/林辉


所谓“朋党”，按《辞海》的解释，原本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朋党”一词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贬义词，最高统治者皇帝常拿“朋党”作整人的幌子。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就万事休矣。欧阳修就是自认范仲淹的朋党，而遭贬官的。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他在《岳阳楼记》一文中写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成为千古名句。范仲淹是苏州人，生来文弱，加上穷苦，营养不良，除了一双清澈明亮的眸子，活脱脱就是风前一株随时都会被连根拔起的弱柳。可就是这株弱柳，愣是有踏冰践雪的风骨。

范仲淹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土，那时欧阳修才九岁，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八岁大哥哥的刚直勇猛行为，欧阳修打小就十分敬佩，欧阳修后来称赞他：“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可在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病逝，宋仁宗亲政，因推崇皇权有功，范仲淹被调回朝廷任命为右司谏后，范仲淹却沉得住气，任司谏一个多月却对朝廷弥漫的沉闷和暮气不吭声。“拜命以来，翘首企足，伫乎有闻，而卒未也。”此时倘在西京的欧阳修忍不住了，出于对范司谏的热望，便提笔写下《上范司谏书》，托驿使带给自己崇拜却从未见过面的范仲淹。

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首先论说了谏官的重要性：“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执事，外至一郡县吏，非无贵官大职可以行其道也。然县越其封，郡逾其境，虽贤守长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鸿胪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尔。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县之吏守一职者，任一职之责，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岂不重邪！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

接着，欧阳修质疑范仲淹：“将执事有待而为也？”又援引唐代韩愈批评阳城一例，抨击传统的“待机进谏”论。提出“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的观点。“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谠言乎？然今未闻有所言说，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纳谏之明也。”“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

最后，欧阳修期望范仲淹：“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

范仲淹也真没让欧阳修等失望。不久，朝廷风向变，许多人开始专攻太后的不是。范仲淹即上书，说太后有大恩于皇上，不能因小事而损大德；应该下诏，明令禁止乱道太后不是。到废郭皇后时，他又鼓动台谏官员廷争。这样范仲淹在台谏的位子上还没干到一年，就被贬到了睦州（今浙江建德），随后又移知苏州。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六月，欧阳修顺利通过学士院考试，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馆阁之职，虽无实权，但实为朝廷养士之所。欧阳修此时的工作是负责预修《崇文总目》。

这次欧阳修一人在东京，工作之余，“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倒勾起他对胥氏夫人的思念，“红粉佳人翻丽唱，惊起鸳鸯，两两飞相向。且把金尊倾美酿，休思往事成烟怅。”
他也想在东京再找一位称心的夫人，可“红粉墙头花几树，落花片片和惊絮。墙外有楼花有主，寻花去，隔墙遥见秋千侣。
绿索红旗双彩柱，行人只得偷回顾。肠断楼南金锁户。天欲暮，流莺飞到秋千处。”
欧阳修倾慕的那位小姐却已“花有主”了，但会写“古文”的欧阳修已名噪京师，不少官宦家的千金小姐在等着他去挑选。他选择的第二位夫人是谏议大夫杨大雅的女儿杨小姐，两人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成婚。杨小姐知书达礼，孝顺勤勉，温雅清和。婚后两人感情甚笃，在元宵灯夜时，“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可不幸的是结婚不足一年，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九月，杨小姐更一病不起，不久便玉殒香消。

也就在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因在睦州、苏州两地都有政声，重新回了朝廷，官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此时，欧阳修与范仲淹同在朝廷为官，却很少谋面，两人关注的方向也不一样。欧阳修更关注社会民生问题，他经过长期的调查思考，撰写长篇论文《原弊》。文章就农本思想立论，以真切恳挚的笔触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以及“不量民力以为节”、“不量天力之所任”等社会政治弊端，认为正是这些弊政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从根本上导致了财政危机的日益加剧和积贫积弱局势的逐步形成。范仲淹则将他的着眼点集中于吏治的腐败。这次，他直接与宰相吕夷简较上劲了。他不满吕夷简只用自己门下人，画了一幅《百官图》，径直去见皇上。一点一滴破解给皇上听：“这几位这样升上去，是循序渐进，情通理顺。这几位超升，一步三级，资历顺序全都一步踏倒，违情睽理。合乎情理为公，违背情理为私。这几位人尽其才是公，这几位滥竽充数是私。公，才能天下服膺；私，则难免上下议论、离心离德了。皇上天纵圣明，不能不明了用人的尺度与先后快慢。而且，皇权说到底也就是个用人之权，岂能轻易委托他人！大臣再贤德，也应该有所节制。”

这样明白叫阵，而且直捣心窝，吕夷简岂能坐视不理？也找皇帝申辩说：“朝廷升降编配百官，是何等烦难慎重的事情！思之又思，反复权衡，然后报请皇上；有了旨意，才由中书草诏宣布天下。他倒好，一张纸，几幅图，指指点点就解决朝廷的大政了。要是这么简单，有一个翰林院的绘画待诏就成了，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干什么？这不是拿朝廷大政开玩笑吗？老臣固然不算什么，可这要将陛下置于何地？”

范仲淹风闻这场谈话，立马就连上了四道奏章，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虚实，四论推诿塞责，再不转弯抹角，直指时政，毫无顾忌。或者因为过于激愤，范仲淹竟不幸说出一段昏话，说是：当年，汉成帝宠信张羽，根本不怀疑舅舅家，以致终于有了王莽篡权的惨祸。微臣恐怕朝廷也有张羽一类人破坏陛下的家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不能不及早辨别！

这一次，吕夷简也不再迂回了，声色俱厉：“皇上，一块石头一个坑，块块都得有交代！就算我是大奸大恶的张羽，十恶不赦，谁是想篡位的国舅爷王莽？事关社稷兴废存亡，绝不能含糊。要是找不出这个人来，这样信口雌黄，离间君臣，也绝不能轻轻放过！微臣个人的黑白荣辱算不了什么，还有朝廷，还有天下！”

亲近吕夷简的侍御史，抓住机遇也上了一道奏章。除了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出一系列名字，说范仲淹引荐朋党，混乱朝政，请求出榜朝堂，以示警戒。范仲淹当官多年，举荐的人自然不少，要凑出几个朋党，还不举手就来吗？

仁宗也还真听了，除了张榜朝堂以示警戒，又敲山震虎，有模有样地要整治朋党；范仲淹本人，则被贬到饶州当知州去了。

该说话的台谏官员，个个噤若寒蝉。不要说为他说话，这时的范仲淹，早成了麻风病患者，谁都离他八丈远，都害怕圈进朋党，断了前程。不过，也有横的。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第一个站出来为仲淹说话。他劝宋仁宗：“先前，范仲淹上书说太后与皇后的事，涉及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陛下都能容忍、褒奖；这次不过指责大臣，若是不对，可以不听，怎么就不能宽恕他呢？汉武帝的时候，汲黯攻击平津侯公孙弘奸诈；三国的时候，东吴张昭攻击鲁肃粗疏。汉武帝与吴大帝孙权，既不听，也不问罪，两个人都用，留下一段佳话。陛下亲政以来，因为言事已经贬过几次官了，恐怕不是太平盛世该有的事情！能不能请皇上收回成命？”

皇上没有收回成命，倒是收了余靖的官职，将他贬到筠州监收酒税去了。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干脆自认同党，请求贬职，对皇上说：“臣一向认为范仲淹直谏不回，尊他为师友。范仲淹得罪之后，朝廷也有人议论我与他的关系。既然他已经贬出，我也应该连坐。国家虽宽恩不予追究，我自己又何尝能觍颜立于朝廷！余靖本来与范仲淹没什么关系，他都因为朋党被贬走了，我更不能侥幸免予处分！请立即处分微臣，以明典宪。”皇帝也让他到郢州收酒税去了。

面对如此莫名其妙的政治迫害，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台谏们竟默然无语，装聋作哑，一个都不出来救助，右司谏高若讷还当众非议范仲淹，认为罪当贬黜。欧阳修听到此事“发于极愤而切责之”，写下《与高司谏书》一信。

信中第一段连用三个“疑”字的设问句式，“不知何如人也”？“是果贤者耶”？“真君子也”？得出高若讷是“非君子也”。第二段指责高若讷“诋诮希文（范仲淹）为人”，“此君子之贼也”。第三段从“贤”与“不贤”两个角度，作为谏官，高诺讷都难逃其咎。“且希文果不贤邪？”“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第四段援古证今，指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第五段怒不可竭地说：“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并自认“朋党”，“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请治罪，“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

高若讷气不打一处来，拿了这封信就去找皇上，“欧阳修贻书微臣，辱骂微臣当言不言，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居心？难道非得与朝廷作对，才是有廉有耻吗？”宋仁宗与高司谏同仇敌忾，欧阳修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四个当官的倒了霉，西京留守推官蔡襄，很不服气。他磨墨掭笔，写了一首古风，题目就叫《四贤一不肖》。四贤即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的自然是高若讷，诗传入民间，人们争相传阅。有商人看准商机，当即雕刻印刷，公开销售，颇获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