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洛迪：“祭孔”与重建道德秩序

vodoon

柯洛迪：“祭孔”与重建道德秩序  “祭孔”与重建道德秩序

晚清小说家刘鹗在他的《老残游记》中提出了“清官误国论”，大意是清官自以为在道德上无亏，因此刚愎自用（事实上小说中的这个清官名字就叫刚弼）、任意妄为。这个批评的核心在于，一个泛道德化社会（即以道德水准作为评价人的第一尺度），应当对道德的效用加以限制。以当代历史学家秦晖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前几年对不停出现的“清宫戏”如《雍正王朝》之类大加批评，大意是这些电视剧都在宣扬“贤人”与“清官”政治，仿佛“贤人”与“清官”一出，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忽略了制度的建设与监督，与“法治”精神不符。这个批评的核心在于，一个现代社会，不应当寄望于个人的道德水准来维护社会公正，而应当用制度来加以保障。两种批评都针对“清官”，虽然内在理路不同，但都非常有见地。

就当下中国的状况而言，后一种批评显然更加有效，当下中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非道德化社会——道德水准不仅不是评价人的第一尺度，甚至已经不是重要尺度。而与此相应的则是官民、警民、医患、主雇、师生等关系的空前紧张，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诈与盘剥，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反扑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官商勾结、贪污浪费、推诿塞责、草菅人命、拖欠工资、本属于公益性质的医疗、教育成为“高消费”等不正常现象，在任何社会伦理中都是“缺德”的，而弱势群体的反扑，也多归于非法手段。道德的沦丧是普遍的，对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来说都一样。

单纯的“法制”如果脱离了基本道德水准，便成了空中楼阁。马克斯·韦伯的不朽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讨论了宗教伦理对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作用。想要在一个普遍“缺德”的社会建立“法制”，即便不是痴人说梦，至少也是困难重重。

于是我们看到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祭孔”活动。“祭孔”的象征意义与深层含义一望即知，除了为“和平发展”与“和谐社会”理论寻找思想资源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重建道德秩序。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当下的困境已经引起了足够警惕。然而我个人却非常悲观：当下拥有话语权的人们，非常缺乏相应所需要的知识——以当下教师普遍水准的低下（更别提农村教师的大量流失）、大中小学体制的僵化、学术风气的空前腐败以及社会的浮躁风气，重建道德秩序即便不单纯成为某些人捞取社会资源的新方法，恐怕也是相当的困难。至少，第一个问题就是，应当从哪里开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