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一至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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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一）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
一、历代人口分布及迁徙
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在古代，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口的数量、分布和迁徙，反之，人口条件又积极地影响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因此，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地域分布和迁徙，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课题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于太原”。可知西周末年就举办过人口调查工作。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簿籍了。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资料没有保存下来。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保留了人口数字(户数或口数)的记录。这就为研究历史人口地理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不过应该指出：历代封建王朝编制户籍的目的是为了征收赋税和兵劳役，所以由于历代赋役制度的不同，以及中央和地方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对抗，户口的隐匿、漏报、逃亡、流徙的情况屡见不鲜，政府所掌握的户籍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尽管如此，中国历史文献上保留下来的历代人口数字，仍然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的人口调查资料。
两汉时期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口赋(算钱)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户赋则指定为列侯、封君的收入。《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元始二年103郡国户口数总共为户1235.6490万，口5767.1401万。如以秦岭淮水为南北界线，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强。如以汉武帝时所置14个监察区来划分，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过5百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今陕西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的冀、豫、鲁和皖、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其次是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除了鲁中山地、胶东半岛和滨海地区外，人口密度估计也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由此而形成二条人口比较密集的带状地区。东西向的是自京兆(长安)—河南(雒阳)—陈留—济阴(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这种分布显然与交通路线有关。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由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促成的。
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原人士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更远的还到了岭南地区。同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开发，人口显著增加。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的版籍，全国有户933.6665万，口4789.2413万。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3/5，以南占2/5。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5百万的有豫、荆、扬、益4州，除了豫州外，其余3州均在长江流域，其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可见经过了138年，南北人口的分布起了显著变化。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其中增加最显著的南阳郡(南阳盆地)，人口从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四川东部)从70万增至108万。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还由于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深入开发的结果。而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外，人口普遍减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灾，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江淮之间十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还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远徙交州。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来的士大夫。此外，还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辽东，甚至去鲜卑境内。如东汉末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后汉书·刘虞传》)。
三国鼎立局面稳定后，迁往辽东的往往复归故土，而迁往南方的大多定居下来。以后魏蜀吴三家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内的实力，利用政治手段强迫人民迁居其统治中心的周围。如建安末曹操讨张鲁，进入巴东、巴西郡(今川东)，劝诱当地人民8万余口迁至邺、洛阳；继而曹既平张鲁，迁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三辅。曹丕建都洛阳，徒冀州5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将蜀人3万家迁往洛阳和关中。东吴孙权在建安年间连续西征盘居在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迁至江东。刘备入蜀带去了大批荆州人士，以后几次北伐南征，也迁民于成都平原。此外，东汉末年，北方乌桓、鲜卑逐渐入居中原，散布于沿边诸郡。匈奴入居汾水流域的就有3万余落。东吴征服山越后，也将越人从山区迁至平原，总数约有10余万人。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二）
经三国时期屡年战争，人口死亡、逃亡、隐匿的数字是相当高的。所以据西晋太康初年(3世纪80年代)的户籍，全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黄河流域仍占56.72%，长江流域占34%。黄河流域集中在可、冀2州，约占全国人口的32.12%。全国郡级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的所在地，有11万户，以下依次为与河南郡接界的河内郡、东吴旧都建业所在地的丹阳郡、今冀南与鲁接界的阳平郡、蜀汉旧都成都所在地的蜀郡，户数都在5万以上。可见是由三国时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几十万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约700余万口。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强。换言之，即北方3个人中有1人南徙，而南方6个人中有1人为北来侨民。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而以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并在此设了大批侨州郡县。侨置在今镇江的南徐州，侨民多于当地土著人口。
唐宋元时期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全国有户9百万，口5200万。秦岭淮河以北占3/5，而河北、河南二道，相当今冀、鲁、豫三省之地，又占北方人口的2/3。可见黄河下游平原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秦岭淮河以南人口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和宁绍平原。江南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有1000万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再依次是关内道(今陕西)460余万，剑南道(今四川)400万，河东道(今山西)370余万，山南道(今陕、豫、鄂交界各一部分)250余万，淮南道(江淮之间)220余万，最少的是岭南道(今两广和越南北部)91万和陇右道(今甘肃)53万。
安史乱后，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战乱，大批人口南迁。“天下衣冠世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太白全集26》)。人口普遍下降。加之藩镇割据，中央法令不行，户口隐匿不报。所以唐代后期人口资料残缺不全，难作全面估计。现以元和年间(806～820)南方几个州与天宝年间户数相比，襄州(治今襄樊市，领县7)增加120%，鄂州(治今武昌，领县5)100%，苏州(治今吴县，领县7)30%，洪州(治今南昌，领县7)65%，泉州(治今泉州，领县4)50%，广州(治今广州，领县13)75%。足以说明唐代后期南方人口普遍有所增加。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全境有户1600余万，崇宁元年(1102)有户2000万。每户以5口计，11～12世纪初北宋境内约有1亿人口。现以后来宋金界线(基本上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北方有户580余万，南方有户1100余万。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人口滋长，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了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转折时期。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和福建四路，相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元丰时有户520万，崇宁时有户570万。其中两浙路(即今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人口最多，元丰时178万，崇宁时198万。其余依次是江南西路(除江、信、饶3州外的今江西省)、江南东路(今皖南、大茅山以西苏南和江西省东北部)、福建路(今福建省)。两浙路自唐以来即为南方最富庶地区，江南西路在北宋时湖滨平原和吉泰盆地得到了充分开发，山区又有发达的工矿业，故人口大增，其户数虽低于两浙路，而口数却超过两浙路而居全国首位。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南渡人口最集中的是两浙路，因为是南宋政治中心所在。“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现以北宋崇宁元年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户数比较，两浙路增加26万户，福建路增加32万户，成都府路增加21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总之，南宋时代南方人口普遍增加，到了元代，南北人口的分布出现了巨大的逆转。江浙、江西、湖广3行省(相当今苏南、皖南、沪、浙、闽、赣、湘、粤、桂、鄂小部分、黔之大部分)，竟占了全国人口的83.73%。当然，《元史地理志》所载各行省的户口数来源不一，不甚精确。但作为概貌来看，大致还是可信的。
明清时期明初政府采取移民措施，如将江南人北徒淮域，西徙云贵；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迁北平、山后(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以后社会相对稳定，政府又鼓励人民从狭乡迁往宽乡，经过自然的调整，到了万历初年，南北人口的分布渐趋均匀。今以万历六年(1578)的记载为例：①北五省：北直隶(今冀、京、津)、晋、鲁、豫、陕(今陕甘2省)的人口为2500万。②中五省：南直隶(今苏、皖、沪)、浙江、江西、湖广(今两湖)、四川的人口为2900万。③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人口为670万。各地人口分布比较均匀，这是因为南方可耕种的平原毕竟较少，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进行自我调整。
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三）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基本开发完毕。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这就决定明清两代人口迁徙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向海外移民。临海的粤、闽等地因山多田少、人稠地(平原)狭，多出海谋生。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屿为最多。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口大量外流。据调查，从1850年到19世纪末，仅台山一县移居海外的就有20万人。二是向山区进发。明代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逃流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地区的大约有一二百万人，以后又向秦岭、大巴山区迁徙。清代嘉庆年间川、陕、鄂、豫、甘5省白莲教起义，就是各地迁往这五省交界山区的流民大起义。东南地区的无田农民多向闽浙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的目标是湘西山区，而闽、粤流民甚至迁往荒岭僻壤的赣南山区。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甘薯的传入，使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成为可能。三是向边区迁徙。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为内地流民迁徙提供了条件。东北长白山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定为封禁区，任何人不得入内定居、垦田、采伐、掘捕(人参、貂)。但仍不断有人或从长城隘口、或渡海趋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以资谋生，俗称“闯关东”。晋、鲁、豫、冀4省人均有，尤以冀、鲁为多。河北、山西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晋陕垦荒者则去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贫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移居新疆的也不少。光绪年间为平定阿古柏政权而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巴里坤等地进行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新疆者，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湖南人由此进入新疆。
二、“江西填湖广”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三）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基本开发完毕。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这就决定明清两代人口迁徙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向海外移民。临海的粤、闽等地因山多田少、人稠地(平原)狭，多出海谋生。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屿为最多。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口大量外流。据调查，从1850年到19世纪末，仅台山一县移居海外的就有20万人。二是向山区进发。明代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逃流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地区的大约有一二百万人，以后又向秦岭、大巴山区迁徙。清代嘉庆年间川、陕、鄂、豫、甘5省白莲教起义，就是各地迁往这五省交界山区的流民大起义。东南地区的无田农民多向闽浙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的目标是湘西山区，而闽、粤流民甚至迁往荒岭僻壤的赣南山区。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甘薯的传入，使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成为可能。三是向边区迁徙。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为内地流民迁徙提供了条件。东北长白山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定为封禁区，任何人不得入内定居、垦田、采伐、掘捕(人参、貂)。但仍不断有人或从长城隘口、或渡海趋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以资谋生，俗称“闯关东”。晋、鲁、豫、冀4省人均有，尤以冀、鲁为多。河北、山西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晋陕垦荒者则去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贫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移居新疆的也不少。光绪年间为平定阿古柏政权而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巴里坤等地进行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新疆者，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湖南人由此进入新疆。
二、“江西填湖广”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三）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基本开发完毕。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这就决定明清两代人口迁徙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向海外移民。临海的粤、闽等地因山多田少、人稠地(平原)狭，多出海谋生。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屿为最多。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口大量外流。据调查，从1850年到19世纪末，仅台山一县移居海外的就有20万人。二是向山区进发。明代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逃流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地区的大约有一二百万人，以后又向秦岭、大巴山区迁徙。清代嘉庆年间川、陕、鄂、豫、甘5省白莲教起义，就是各地迁往这五省交界山区的流民大起义。东南地区的无田农民多向闽浙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的目标是湘西山区，而闽、粤流民甚至迁往荒岭僻壤的赣南山区。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甘薯的传入，使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成为可能。三是向边区迁徙。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为内地流民迁徙提供了条件。东北长白山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定为封禁区，任何人不得入内定居、垦田、采伐、掘捕(人参、貂)。但仍不断有人或从长城隘口、或渡海趋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以资谋生，俗称“闯关东”。晋、鲁、豫、冀4省人均有，尤以冀、鲁为多。河北、山西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晋陕垦荒者则去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贫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移居新疆的也不少。光绪年间为平定阿古柏政权而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巴里坤等地进行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新疆者，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湖南人由此进入新疆。
二、“江西填湖广”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四）
移民的路线
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移民的过程
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至少远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听说两湖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其后，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最大的一次是元末明初。元朝末年，两湖尤其是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踞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
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摘自《地理知识》1994年第2期)
三、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五）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共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二)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使许多人病死，“死者朽卧床塌，无人掩埋”，“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四川，“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不仅如此，又遇虎灾，“数年段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川南死者十二、三……”；“……川北死者十一、二……”。
(三)人口锐减
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的巡抚张德地写道“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镜内行数十里……居民不过数十人，穷赤数人而已”，在顺庆(今南充)、重庆看到“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它反映了当时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惨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三藩之乱”，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营山县志》载：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存粮花户仅143户，819人。四川真正是“土满人稀”了。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六）
(四)政府鼓励
清王朝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采取“安民、惠民、安帮定国”的思想，实行“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凡各处逃亡民人，……广加招徕，编入甲保”，“永准为业”，“开垦水旱田地，三年起科，五年升科”，“奇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同时，官府给以耕牛、种子、口粮等帮助。
由于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各个地方官员努力推行的招民垦荒、南方诸省的战争破坏，形成了移民的大气候、大环境，从而形成前后分三个阶段，持续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
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一年。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克成都，并控制全川，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招民垦荒提上议事日程。从陕西临近移民入蜀的垦荒者，遇到许多困难，而政府政策不配套，又遇“吴三贵之乱”，时达七年，他们多死于战乱，致使这一时期的移民受到很大挫折。康熙年间，多半是奉旨入川。所以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一队队由官府把双手反解在背上，捆着上路入蜀的，途中要小便时，由官差松开双手才方便，所以川人把解小便称为“解手”，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上。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
清政府吸取过去教训，制定并完善了移民的有关政策，以“安民为本”，使移民大潮一浪接一浪，持续达一个多世纪。又据《营山县志》记载：雍正六年(1728)，全县民户3897，人口22533，乾隆年间，县内增加楚民17户，到乾隆六十年(1795)民户3914，人口22669，由此可见，营山是在1728年达到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是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年间。
这—时期，清政府对移民采取不禁而止，听其自然的态度，而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战火又起，因而，只有小量的移民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