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一代词宗---夏承焘

族望阁

一代词宗---夏承焘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年改字瞿髯，别号谢邻、梦栩生，室名月轮楼、天风阁、玉邻堂、朝阳楼。浙江温州人，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无疑是词学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优秀的文化学术成果。胡乔木曾经多次赞誉夏承焘先生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代表作品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
1900 年2月10日生，浙江温州人。1918 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1930 年，由浙江省立第九中学（即现在的浙江省严州中学）转之江大学任教。之后曾任浙江大学教授。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员；《文学研究》杂志编委、《词学》杂志主编、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1986年5月11日，夏承焘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夏承焘先生作为杰出的词学家，既是传统词学的总结者，亦是现代词学的奠基人。20岁以后，北到冀晋，西入长安，视野扩大，阅历加深，写下了不少忧时愤世之作。30岁前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和《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词学专著上，但并未放弃吟咏。30岁后专攻词学，弘博精深，对我国词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他一面继承历代词学之长，一面对传统词学作了多方面的开拓与创新，以考信求实的态度研究词体、词乐、词律和词史，大大扩展了词学研究的领域，为词学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与理论化的轨道作出了突出贡献。50岁前后，进行词学研究的同时，还写了不少奇思壮采的创新之作。凝聚着夏承焘先生毕生心血的近千万字著作中，有已出版的词学专著近30种，未结集论文百余篇，待整理出版的著作尚有多种。其中《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都是有词学以来少有的巨著。他还创作了大量诗词，其代表作为《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并写了独具特色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先生之学术成就，还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1981年后任中国韵文学会名誉会长、《词学》主编等。从教60多年来，夏先生善于奖掖人才，扶植后进。桃李门墙，济济多士。然而他“但开风气不为师”，从不以师道自居。出于夏氏门下的，都深受其赐而又不为所限，有的在学术上得以独立发展。夏先生是一位全心全意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导师，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外国学者慕名远道前来向他求教的，络绎不绝。如今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
附：关于夏承焘先生全集出版
吴蓓口述 李保阳整理
保阳按：吴蓓，女，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200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长为中国词学。著有《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等多种，发表论文数十篇。吴蓓之父吴战垒先生为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先生入室弟子，吴战垒先生上世纪末曾主持编印八卷本《夏承焘集》。近年复由吴蓓接替其父董理新版《夏承焘集》。壬辰春节后，保阳拜访吴蓓女士于浙江省社科院，吴女士为详述新版《夏承焘集》编印情况。兹将会话整理一过，以存一段史实。
夏先生的日记九七年浙江古籍全集本是删节本，其中一部分是吴无闻夫人删节整理的，还有一部分是我父亲（保阳按：即吴战垒先生，浙江古籍出版社已故编审）删削的，但这些都是经过夏先生允许的。我现在负责整理的新版全集拟分为三个部分：未刊日记、词例和浙江古籍九七年八卷本的修订本。日记补遗部分九十馀万字业已竣事，但怎么出版，确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文革”时期的日记，比较敏感，涉及到许多人事甚至健在者的事情。虽然当日他只是淡淡地提及具体事件，未加议论。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到今天这些事件已不可避免地附着了一些人事上的纠纷，当事人怎么看那些事件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我接手此务后，就曾接到过一些电话论及此节者。譬如有一次开会，有位学者就告诉我，明言夏先生日记“文革”部分他都看过，凡涉及他本人条目者，他俱已摘出在案。那位先生的潜台词大约是如果我们公布了这部分日记，他也保有追究之权罢。其实我常想，那些年纪大了的人，往往容易象小孩子一样，觉得大人给别人棒棒糖多了就是不爱他了。他们总希望他自己才是与夏先生关系最密切者，如果再有人和夏先生关系比他还亲密，他们就会受不了。我父亲晚年和夏先生交往比较频繁，夏先生许多事情也都是交给他做，如果日记中过多地出现我父亲，那么有人就会认为：这些日记怕是吴战垒伪造的吧。基于此，日记的整理工作倒不是难度最大的，麻烦的是怎么去取、该怎么出版。我的意见是，既然叫全集，那就应该放进去这部分日记，但放进去，又会面临这样非学术因素的人事障碍，真叫人头痛。
其次是词例。这部分文字是夏先生终其一生的读词札记，也是为词学研究长期所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有好几本，都是手稿，涂抹改划满篇皆是，还有许多浮签因年代久远，脱落散佚，许多能看到的浮签没法确定它原来的具体位置。还有些条目当日夏先生只标明“见某书某卷某页”，而他当日使用的是该书哪个版本，我们却无法知道。象这样情况很多，我目前就很难处理。所以整理词例部分的工作量相当之大。我已整理了一部分，后来北京的周笃文先生说他组织了一班人，打算将词例单独整理出版。我征得夏先生继子的同意，就将词例部分稿子转给了周先生。
第三部分是对八卷本的修订，包括标点符号的统一，体例以及技术方面的修订等等。或这部分难度也不是很大。
我在读夏先生早年日记时，深深地体会到他之所以后来成就之卓著，是有原因的。夏先生早年读书很用功，经史旧学功底打得极为扎实，日记中常常有读书读得头痛，读得眼睛不适之类的记载。故后来能就重驭轻，触类旁通而厚积薄发。他对词学研究高屋建瓴，所涉及到的领域，涵盖几乎现代词学架构的方方面面。我们今天的研究，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在他所开拓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补充与完善，还远没有开辟出新的天地来。刻下各种“国学大师”满天飞，我认为夏先生算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可惜目前我们对夏先生的认识还不够充分，研究也不够深入。夏承焘词学奖至今还没有列入知名民间学术奖励之中。我出去开会，人家会问，为什么夏承焘词学奖是在巷潭大学而不在浙江？这背后除了历史原因，恐怕与当局对人文基础学科不重视有很大关系。比如象浙大这么好的平台，这些都是认识上的问题。
我在社科院做夏先生的全集，是真正的“光杆司令”，没有学生帮忙——这一点学校很有优势——因为客观因素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将全集拆分成三个子项目进行课题申报。即便如此，每个课题二万元，充其量也只有六万元的经费。此外还要配合部门的其他日常工作，所以做夏先生全集研究的空间非常小。
全集动议是很早的事情了，当时我们和浙江古籍出版社有个口头协议，后来为了正式起见，出版社与夏先生继子小夏先生签了一份授权合同，出版经费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承担。我本人倒是没有和出版社签主编协议。因此全集的编纂工作也就没有严格的结稿期限，弹性比较大。后来我父亲过世，稿子就一直放在我们手里，我母亲睹物思人，就让我把稿子还给了出版社，但还是放在我父亲原来的办公室里。后来我和小夏先生联系，他怕人事更迭，稿遭遗毁，仍然托我保管。那时我们办公室很小，稿子占去了很大部分空间，后来还是搬回我家里。如今与小夏先生签约的出版社领导早已调离他处，出版社新任领导我亦不熟，所以事情就这么一直拖着。其间也有其他出版社联系过我，欲析出部分稿子先行出版，但碍于当日与浙江古籍有约在先，我也没敢遽然应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