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二十年巴金学术研讨会散记

高盖山民

二十年巴金学术研讨会散记

就学术研究而言，维系研究者与研究物件的，本是一种客观、不带个人情感因素的单纯关系；而就这二十几年间的情况而言，虽然巴金及其家人刻意与“巴金学术研讨”保持相当的距离，不少研究者在论及巴金及其创作时也自觉地保持客观的态度，但大部分的巴金研究者与巴金仍然不仅仅是一种纯学术的关系。因为在参与巴金研究的人员中，既有巴金的读者、学生和后辈，也有巴金的崇拜者，巴金以他的作品征服了读者，同时也以他的道德人格影响了许多研究者。所以这二十年间的巴金研究领域，研究者与研究物件之间除了通常的学术关系之外，无疑还隐含著情感的联系和精神的联结。或许可以说，正是巴金精神的感召，一个虽无统一组织但却相对稳定的巴金研究群体才得以形成，三两年召开一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才得以长期坚持，而文革之后的巴金研究也才得以不断的深入。

一

文革之前的巴金研究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研究以零散的巴金具体作品批评为主，并未形成规模。后一阶段虽然有过全国性的“讨论”，但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所左右，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政治目的，所以对许多实质性问题的探讨也未深入和展开。文革之后伴随著巴金复出和现代文学研究热潮的兴起，报刊杂志上陆续出现了巴金研究的论文。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虽然一些研究者间已有了联系，全国性的巴金研究群体却未形成，许多研究者都还只是单兵作战。所以，首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前的四川“四老”研讨会才显得非常必要和及时。

最迟到1983年年底，国内的许多研究者都已得到1984年将在四川成都召开巴金、沙汀、艾芜、阳翰笙创作学术讨论会（后被简称为“四老”讨论会）的消息。四老中巴金、沙汀和艾芜都是1904年出生的，阳翰笙（1902年生）则年过八旬，为这四位川籍现代作家召开学术讨论会当然意义非同一般。文革结束，在经历了密集的为大量现代作家、艺术家平凡昭雪、骨灰安放仪式或追悼会的时期之后，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正以不同作家的研究为重点全面深入地展开。1979年10月，全国郭沫若学术讨论会在乐山举行，11月，鲁迅研究协会成立。1980年
3月，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撰稿座谈会在京举行，10月，柔石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宁波举行。1982年萧红学术讨论会、老舍学术讨论会、艾青诗歌研究学术报告会分别在呼兰、济南、杭州等地举行。1983年，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瞿秋白研究学术讨论会、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分别在北京、南京、黄石举行。一九八四年六月，全国首次丁玲创作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同样是1904年出生的丁玲本人还出席了开幕式与闭幕式……。但是，从1983年转眼到了1984年，人们一直没等到召开“四老”会日期的具体消息，一直到1985年
4月中旬，代表们才等来了
5月22日至28日在成都举行“四老”会的正式通知。

05月22日“四老”会如期在成都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一百余人，收到论文八十多篇。四川省委副书记聂荣贵以及任白戈、张秀熟、艾芜等出席了开幕式，任白戈就四位作家的创作道路、创作成就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专题发言，聂荣贵、张秀熟、艾芜等也讲了话。在开幕式后的大会发言中，匆匆从北京赶到的陈丹晨系统地介绍了海外巴金研究的动态，先期到达的李存光则重对1977年以来国内巴金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大会后按研究物件分组交流讨论。巴金研究一组不仅人数多、论文也最多（三十多篇），且交流讨论得特别热烈。大家比较集中关注的论题是巴金早期的思想、巴金创作的艺术特色，以及《家》、《寒夜》等主要小说。刘思久的长篇论文《谈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依据较为充分的资料，提出鲜明、尖锐的观点，特别引人注目。巴金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单就《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进行比较的论文就有三篇。参加巴金研究的小组讨论的，还有来自日本方面的学者，据说因为不是国际性会议，他们只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来成都列席会议，参加讨论。这次会议论文的一部分，后被编为《巴金研究论集》出版。

在这次会议之前短短的几年内，现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先后成立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作家的研究会，所以，巴金研究一组中也有不少代表提议成立全国性的巴金研究会。但后来大家取得共识，认为学术研究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全国性的研究会，而在于有没有不断拓展、深入的实际成果；所以不必急于成立什么研究会，而应加强学术交流与联系，争取两三年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以推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因此，除了大会的代表通讯录之外，巴金研究一组的代表们又特意另外签名一份“巴金研究工作者通讯录”，并且初步商定，争取两三年后在巴金的祖籍地嘉兴召开首届研讨会。

巴金研究一组的代表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是参观巴金的故居。虽然据张耀棠发表于《当代文坛》第四期上的文章《巴金故居考实》，大家都知道故居已不存在，但按张耀棠绘制的《巴金故居复原略图》寻找，那株仅存的桂树还是成为不少代表摄影留念的背景。大家也格外期待巴老能回四川，期待能在闭幕式上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作家。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牟书芳老师是连续坐了几天火车赶来的。在小组会上她说，上火车前的那个晚上一直在床上翻来翻去，老伴说明天要出远门，怎么还不快点睡？她说，一直在想就要到巴老故乡开会，巴老一定也会回成都，很快就可以见到巴老了。所以那一夜她根本就没睡著。牟老师说著说著，眼里还饱含著激动的泪花。许多代表的心情都和牟书芳老师一样，所以虽然从各方面的资讯看，巴金一定不会回成都了，会议期间《成都晚报》也已发表了专访巴金的文章《我很想回成都》，但代表们总还是期待奇迹的出现。因为26日下午，沙汀不顾体弱多病，从北京专程飞回成都，并且将于28日上午出席了的闭幕式。

但这一次巴金还是没回成都，研究者们最终还是没见到巴金。巴金最后是在1986年回成都的，而这次会上酝酿召开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最终也不是在嘉兴召开。

二

1989年11月，经多方努力，“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终于在上海举行。会议的预备通知，代表们在春夏之交前就收到了。在经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大家心中都在担心会议能否顺利举行？最后总算在
11月之前等到了会议的正式通知。

11月21日上午，开幕式如期在上海青浦宾馆会议厅举行，与会代表五十余人。开幕式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贾植芳主持，钱谷融先生、徐中玉先生以及沪上许多著名作家都来了，刚参加完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瑶也抱病出席。当主席请王瑶先生讲话时，王先生只抱歉地说身体不好，等闭幕式时再好好谈谈。又一会儿，王先生实在支持不住，就由吴福辉等陪同去了医院。王瑶先生50年代的拓荒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长篇论文《论巴金的小说》都是大家所熟读的，所以代表们都希望能听听他对巴金研究的意见。但没想到短暂参加的这个开幕式竟成为王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绝唱，12月13日他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文革之后的十几年间，王瑶先生虽然没专门发表过关于巴金研究的文章，但他对这一领域的工作始终是关心和支持的。1984年10月15日，他就“四老”会致信张挺说：“至于研究会，可暂缓成立，因现在已无法弄到经费，除非‘作协’出钱，且巴金也反对……至于我个人，则以为首先应重视论文品质，以期于研究工作确实有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四期）。后来“四老”会的论文结集出版，他与贾植芳先生共同出任主编。而据王先生夫人记叙，11月27日，孙玉石、吴福辉等将拜望巴金，已多天不能言谈的他还用笔告诉他们：“表示我专诚来沪祝嘏。最近十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如陈丹晨、张慧珠等，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为慰的”（杜琇：《王瑶年谱》，《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三期）。可以说，王瑶先生的逝世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不幸，同时也是巴金研究的重要损失。

出席研讨会的除已相互比较熟悉的国内研究者外，还有樋口进、山口守、阪井洋史等五位日本学者及加拿大籍华人、第一本华文巴金研究著作《作家巴金》作者余思牧。此前成立的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巴金研究所的方航仙、蒋刚等也带著刚创刊不久的几期《巴金文学研究资料》（后更名《巴金研究》）出席了会议。

这次议的中心议题是“巴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但在会上交流的40余篇论文及与会者的发言则主要涉及了“巴金的思想与创作道路”、“巴金小说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成就”、“《随想录》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几个方面的论题。陈思和对巴金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展望，与会者们又热烈地探讨了深入展开巴金研究的新思路。进一步开拓研究视界，引进多学科成果以及采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成为与会者的共识。对如何评价巴金与无政府主问题，代表们仍有较大的分歧；《随想录》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但对其艺术性的认识也仍有不同的看法；刘慧英以女权主义批评方法解读《寒夜》，日本的岛田恭子从个人接受的角度谈论《寒夜》也都引来了不同意见的讨论。代表们各抒己见但又心平气和，热烈而融洽的气氛甚至使大家忘记了休息的时间。二十二日上午的讨论进行到接近下午一时，以至于电梯里的服务员小姐不解地问开的是什么会，并且惊奇地感叹：现在还有人这样开会的！

这一年的11月25日是巴老八十五岁寿辰，从未见过巴老的研究者更是渴望这次有机会拜访他。但巴老年初不慎摔倒，住院治疗了八个月后回家，身体比较虚弱，所以会议本没安排这一活动。后不少学者再三向会务主办方表达自己的心情，有关人士只好把这一情况向巴老转达。据说他听后非常理解，一口答应说：“他们要来，就让他们来吧”。

11月24日上午，代表们怀著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到武康路寓所拜见巴老。从福建来的潘人和老师虽已年近花甲，还特意换上一身笔挺的西服，扎上鲜红的领带，仿佛过节似的。当代表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时，满头银发，身穿深灰色中山装，脚登咖啡色轻便鞋的巴老已拄著手杖从楼上缓步走下来。他在一把籐椅里坐下后，大家纷纷上前握手问候。来自巴老故乡的谭兴国对巴老说；“大家特地来探望您，向您祝寿。这次研讨会开得很不错，今后还要进一步将研究工作深人开展下去”。巴老用带著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谦逊地答道：“我不值得研究，我做得很少”。好几位研究者异口同声地说：“巴老，您已经做得够多了”。巴老又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现在文学创作队伍的新人不少，还是很有希望的”。会见即将结束时，巴老起身相送，迈了几步后，又由小林和其他几位学者扶著，缓慢地走到堂屋前，坐在一张刚搬过来的椅子里，让大家合影留念。

11月25日上午会议举行闭幕式，同时由余思牧等人代表参加研讨会的中外学者，再次前往武康路寓所，向巴老献上致敬信、花篮、生日蛋糕，以及由青浦画院画家所作、有全体与会学者签名的巴老画像。下午，与会学者集体乘车前往上海美术馆，参观“巴金文学创作六十年展览”。

三

1991年
9月12日至16日，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法国的专家学者再次聚集四川成都，就巴金与中西文化这一中心议题举行第二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规模较大，出席的正式代表就有一百余人。会议收到论文七十余篇，专著三部。巴金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受到了较多研究者的重视，而巴金的艺术良知、精神特征、人格力量等创作主体精神方面的论题也广泛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稍后，这些论文以《巴金与中西文化》为题结集出版。

12日的开幕式上宣读了巴金致大会的信，他说：“我有病，不能出席讨论会，非常抱歉”；“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针对当时一些无端的揣测和“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之类的攻击，巴老在信中回应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接著又播放筹备组谭兴国等就这次研讨会事宜访问巴老时的对话录音。巴老用带了浓重的四川口音，轻微、短促、断断续续，但细听又很清晰的声音谈到：“我写字有困难，行动也不便，身体也不好，精力也不够，以后写东西恐伯不行了。但最主要的是，我不能白活，我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说的，所写的，我这一生到底干了些什么，到底是真是假，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最佩服列夫•托尔斯泰，他最后的追求。他到八十岁的时候从家里出走，得病死在火车站。我以前不大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最近才懂得了，他也是为了做个言行一致的人。自己写的，自己用行为证明，说的是真话……”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似乎都在与这位善良正直的老人进行心灵的交流。

会议期间，代表们又兴致勃勃地到正通顺街九八号寻访巴金旧居的历史遗迹，并且参观了根据小说《家》中的高家庭园为蓝本建造的“慧园”。

在北京，1994年04月14日至16日举行了“巴金与二十世纪”（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届会议恰逢巴金90华诞和26卷本《巴金全集》出齐，所以14日上午开幕式极为隆重。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与首都文学界、学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国内十七个省、市及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共
250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张锲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代表主办单位致开幕词。先后在开幕式上发言的有著名作家荒煤、林默涵、臧克家，复旦大学贾植芳、中国社科院杨义、中国现代文学馆舒乙，以及日本学者山口守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赛福鼎打来电话，对研讨会表示祝贺，对巴金表示敬意。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冰心、夏衍、曹禺、艾青、马烽、张光年等也分别寄来贺信或为研讨会题词，借此表达对德高望重的巴金老人真诚的敬意。

这次的会议组织得非常严谨。本著节俭办会、集中研讨和讲究实效的原则，会议的正式代表严格控制在六十名之内（实际报到五十九名，萧乾、陈荒煤、梅志、王仰晨、张兆和、文洁若特邀代表除外）；三天的会期安排了四次大会研讨交流。几次的交流分别由陈丹晨和张民权、汪应果和刘慧贞、谭兴国和牟书芳、陈思和与吴定宇等研究者轮流主持。在“巴金与二十世纪”的总议题下，大家分别就“巴金创作与二十世纪”、“巴金人格精神与二十世纪”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主办方还围绕总议题，组织与会学者参加在北京图书馆举行的大型图片展览《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一巴金》开幕式并参观展览；利用晚间组织观看上海电视台祁鸣带来的巴金最新生活影像资料。同时组织“文学老人谈巴金”的专场报告会，请萧乾、梅志、张兆和、王仰晨、李济生以及贾植芳、陈荒煤等讲述他们同巴金的交往以及对巴金人格、文学的看法。

会议的总议题显示了学术界力图把巴金的文学活动放在整个世纪的时空背景上进行全方位考察的研究趋向。在收到的四十余篇论文及许多研究者发言中，大家明确地注意到，巴金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已绝非文学成就所能涵盖，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研究视角扩大到诸如人文精神、时代精神、人格精神等方面。巴金的人格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专门探讨这一论题的论文就有四篇。巴金与世界语运动的论题在这次会议上开始为人们关注，有关这方面的四篇论文填补了巴金研究的一个空白。周立民的《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青年读者》通过相当规模的调查，考察巴金在当代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为后来的巴金接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日本学者山口守的《二十年代巴金与外国革命家的通信》则首次公开了十几年间遍访欧美各国所获得的巴金英、法文书信，为研究巴金早期思想提供了的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些论文，连同会后陈思和与汪应果之间围绕“巴金时代”论题的讨论信，一并结集为《世纪的良心》一书出版。

四

承接北京会议的学术命题，“巴金与同时代人”成了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这研讨会于1997年
9月1日至4日在苏州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及韩国、日本的71名研究者出席会议。会上共宣读论文四十余篇，范伯群、杨益群、汪应果、赵俊熙、栾梅健、袁振声等分别从家庭背景、地域文化、美学素养以及创作特质等角度，比较论述了巴金与冰心、鲁彦、无名氏、曹禺、张恨水、茅盾等同时代作家之异同，集中显示了巴金研究界同人力图以同时代人为参照，进一步探寻巴金在二十世纪文坛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的努力。韩国学者朴宰雨的《韩国巴金研究的历史与动向》则系统介绍了韩国巴金研究的全貌，指出巴金在韩国也是最受重视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之一。

两年后的10月11日至13日，第五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樊召开。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次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巴金研究”成为大会的总主题。会议收到论文34篇，莅会的学者包括国内24名，日、韩、美等国九名。三天的会议中，大家先后围绕“《随想录》的文化、思想意义”、“新世纪巴金研究展望”等论题展开研讨。香港《大公报》资深编辑潘际炯介绍了巴金《随想录》当年撰写、发表过程中的若干内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王友贵的《巴金文学翻译初探》通过对巴金译作与原著之对照，探讨巴金的翻译艺术与风格，拓展了巴金研究的学术空间。加强文本精读、重视美学分析，把巴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认识和思考等也成为研究者对新世纪巴金研究的共同期待。

2001年11月1日至3日，第六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巴金与福建有著特殊的关系。他曾三次踏上福建的土地，创作过《春天里的秋天》、《电》、《南国的梦》等以闽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他还一直是泉州黎明大学名誉董事长，先后十几次向黎明大学图书馆、厦门集美图书馆赠送珍贵图书。黎明大学也有全国唯一的“巴金研究所”和《巴金研究》季刊。此前的1992年09月22日至23日，泉州曾召开过黎明大学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应邀出席讨论会的包括上海、安徽、江西、福建以及日本的专家学者43人，围绕“巴金与泉州”以及“巴金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两个议题，交流了24篇论文。闭幕式上，当时黎大的校长曾表示，如果条件成熟，希望1994年的第三届国际巴金学术研讨会能在泉州召开。1996年11月24日至27日，福建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又在泉州国立华侨大学召开九六年会暨巴金学术讨论会，省内13所高校的代表30人出席，樊骏、杨义，陈思和等应邀莅会指导。11月25日喜逢巴老93岁华诞，代表们还一致给这位共同崇敬的作家发了致敬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第六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举行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

由于是新世纪第一次的研讨会，“巴金与现代文化建设”、“面向廿一世纪：再读巴金”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出席会议的作家学者50余人，收到论文30余篇，而热烈的争论和频繁的交锋则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特色。

针对巴金思想的主导面问题，有代表认为巴金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具有超越国家这一人为制度的壁垒，追求整个人类的心灵沟通以及实现全人类自由平等生活的根底。也有代表对巴金前后期思想是否一致的问题产生疑问。但另有代表认为巴金晚年的思想是对前期道德理想之梦的回归。对于巴金创作的艺术性问题，有代表在充分肯定《随想录》的文化思想意义同时，也为很难找出完整的“美文”而遗憾；还有代表认为巴金的散文过分平直，缺少“阐释的的空间”。但也有代表认为，衡量散文的优劣不能仅仅以“美文”为唯一的绝对的标准，《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都有特殊而丰富的内涵，也不能说它没有“阐释空间”。分歧和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巴金的经典性问题。有代表提出，巴金的文本不具备超民族、超时代、超阶级的经典性特征。但有代表则认为，巴金的作品贯穿的是一种精神，是对一切扼杀、扭曲健康人性的制度、观念发出强烈的抗议，以及对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同情。这是最普遍性的人性主题，因而它也一定能够随著时代的发展而被注入新的内容。还有代表认为只要有压迫，有不公正存在，巴金的作品就永远是鼓舞人们争取尊严的力量源泉。另外，对如何面向二十一世纪再读巴金，有些代表认为应深入学术领域，走出学术领地，面向一般读者，吸引专门读者，以便使巴金在新的历史时期再度走向大众。但也有代表认为，巴金作品的阅读不大可能再度走向大众，就目前的巴金研究来说，防止学术深化过程中任何公开的或隐蔽的“时代利益化”的企图，对建构巴金文学世界的“意义与价值”有特别的意义。等等。

这次研讨会的论文连同前两届的部分论文，以《巴金：新世纪的阐释》为题，于2002年
9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闭幕式上，专程赶来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表达了四川方面争取筹办下一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意向。几天后，浙江嘉兴市文联也与会务组联系，希望承办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

五

2003年11月20日至22日在巴金的故乡四川省成都市举行的“巴金论坛•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庆贺巴金百岁华诞的系列活动之一。此前，四川方面已经主办过两次的巴金学术研讨会，这次经多方争取和努力，巴金百岁华诞之年的研讨会再一次在巴老故乡召开当然格外引人注目。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国内外学者五十余人。除共同祝贺巴老百岁诞辰、参观《世纪巴金》展览以及观看成都市川剧院演出的川剧高腔《激流之家》外，与会学者在“慧园”就巴金及其创作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针对世纪之交兴起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热潮、巴金在文学史上被不同程度移位以及所谓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悼词”等现象，“巴金的意义”成为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主要论题。大部分代表从道德情操、人文关怀或思想精神价值肯定了巴金的时代意义和永恒的价值。但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应当从作家的创作个性特征人手，在文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中考察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也有研究者对巴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人格呈现出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矛盾性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他的文化人格的变迁是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精神史和人格史变迁的缩影。在作品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指出巴金的爱情描写，不是为爱情而写爱情，而是为了写人，写性格，更有研究者认为巴金的爱情描写是无性化爱情话语，缺乏爱情本身所应提供的丰富的生命体验，在崇尚社会理念的时代读者能够接受，进入当代后就自然产生接受隔阂。还有新进的青年研究者从叙述学的角度，分别探讨巴金小说叙事的“延宕”特征或“二度叙事”模式。

在这次会议上，文献资料的收集抢救工作，再度引起与会者注意和重视。大家一致认为，有关巴金文献资料的收集虽然已具一定规模，但仍有待于更深入和系统的挖掘与整理，收集是当务之急，整理也刻不容缓，这方面的工作是保证巴金研究深入、持久进行的重要基础。

这一年的11月25日是巴金百岁华诞。在这前后，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四川成都巴金文学院新馆开馆，上海举办“巴金在上海”图片文献展，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上海教育电视台的“世纪讲坛”等分别推出专题节目。这一天，巴金研究会也在上海宣布成立。

上海巴金研究会成立后，除著手《巴金研究集刊》等的编辑出版工作外，还开始积极参与筹备2005年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2005年10月17日前的很长一阵子，许多巴金研究者私下都在期望著：在途经上海往嘉兴参加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可以到华东医院看望巴老。因为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嘉兴市人民政府、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这届研讨会通知即将与会的代表，到达上海后，10月24四日下午可以到上海作协集中乘车往嘉兴。虽然大家都大致清楚巴老身体的状况，都很了解巴老及家人不愿多事张扬的为人，但既然到达上海，既然有“集中”，看望巴老的请求或许能得到满足。但是，10月17日19时11分新华社的快讯彻底破灭了许多与会者的期待，10月24日成为与巴老的遗体告别的日子。

24日下午参加巴老遗体告别仪式后，代表们连夜赶往浙江嘉兴；25日，满蕴著悲伤气氛的第八届研讨会如期在巴老的祖籍地举行。

开幕式上，金炳华代表中国作协发言时提议全体起立，为巴金先生默哀一分钟。在紧著的议程中，邵燕祥、郁风、黄苗子、丁聪以及吴福辉、陈思和、李辉、周立民等先后发言，就巴老生前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未了心愿，巴老倡议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以及三年前国家图书馆流失巴老赠书等话题阐述了各自的意见。出席会议的中国、韩国、日本、法国、俄罗斯等国的70多位巴金文学研究者也争相表示自己的意见。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巴金与当代”，具体研讨主要围绕“巴金的创作和思想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经典化的巴金创作与当代思想文化的沟通”、“新发现的巴金文献资料与当代思想文化关系”三大议题展开。其中，关于巴金的当代意义的讨论和新发现的巴金文献资料成为会议的两大亮点。有学者认为鲁迅之后，传承鲁迅精神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风和巴金，巴金是鲁迅精神在当代传承的代表性人物。也有学者从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谈起，认为巴金的作品正是在继续五四一代作家的未竟工作，这样的作家也才是中国新文学的真正代表。还有学者从“科学”和“民主”两个关键字入手，阐明现代文化中的反封建主题是鲁迅开创的，但巴金是进行的最全面坚持最持久的。各地的研究者还分别交流了近期收集整理的文革时期与巴金相关的文献、巴金与三十年代福建泉州的民众运动的有关史实、巴金与朱洗交往的情况以及巴金祖籍情况等的相关资料，来自俄罗斯的汉学家罗季奥诺夫全面介绍了巴金作品在俄罗斯出版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任教的刘秉文简要介绍了巴金研究在法国的情况，而李存光则梳理了2003年巴金百岁以来相关的文化活动和出版物。

为鼓励优秀青年学人参与巴金研究，加强巴金作品与当代读者的沟通，推动巴金研究的持续发展，这届研讨会还委托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设“青年论坛”，围绕大会主题，于半年前向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社会上的青年学人公开征求论文，并对论文进行评奖。研讨会期间，获奖代表应邀出席，并与参会研究者进行了专场的交流与对话。

从1984年的“四老”会开始，有关方面就一直热切期望著能在巴老的祖籍地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随著2005年10月至27日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20年的梦想终于完全成为实现。但是，精神上联结著全国以至世界各地研究者的巴金老人却在几天前逝世，这一届的研讨会难道是为了魂归故里的梦想？或者，是应了落叶归根的古训？真是说不尽的巴金。从1989年到2006年，一个作家持续八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美谈。在巴老精神的感召下，这个美丽的传说还将继续下去。但一个月后，就在巴老
102岁生日的那一天，“巴金、萧珊骨灰撒放仪式”在东海举行，人民的作家已经坦然地走向大海。或许，五四新文学的最后这位耆宿就像他七十多年前所描述的青年觉慧那样：“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掉向后面看，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仍旧回过头去看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