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录巴金创作的接受研究

高盖山民

巴金创作的接受研究

导言

巴金与读者的密切关系一直是从事巴金研究的人们关注的问题，但巴金与读者接受却是近年来才见经常谈起的问题。如今巴金的大多数研究者虽都已预计到巴金创作的接受研究的特殊意义，但切实的、专门的研究成果却非常有限。就国内而言，笔者目前已经接触到的主要论述有王卫平的《巴金与青年读者》和周立民的《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青年读者》，前者是作者专著《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十二章，后者则是作者提供给1994年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王卫平的《巴金与青年读者》作为专著中的一部分可能对其总论题有特殊的意义，但就巴金的研究来说，其内容基本还是巴金与读者关系的描述。周立民的文章侧重于巴金读者群的分析，在提供一些新的统计资料和较具体的接受现象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巴金读者群的生成与发展，这对于巴金创作的接受研究很有启示。另外，与这一论题关系较密切的还有张民权的《试论巴金对同时代文学的影响》、徐开垒的《巴金与同时代人》以及纪申的《读者的回声》等文。其中张民权的论文借鉴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徐开垒和纪申的文章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但他们关注的重点实际上还是巴金对读者的影响问题。在上述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即将进行的是从读者接受的具体现象入手，考察包括共时的和历时的巴金文学接受的历史，通过对读者接受巴金文本过程的分析，探讨巴金文本与读者交流的基本条件、探讨决定巴金文本意义生成的各种因素。进行这些工作的初衷在于调整巴金研究的视野，拓展巴金研究的学术空间，其主要目的仍然在于更深入地认识巴金现象及巴金创作，探寻巴金文学的历史意义。由于读者接受是个体的文学实践，为尽可能缩小个别接受现象对整体论述的严谨性的影响，除对有关概念、范围进行必要的界定外，本文的还将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具体确凿的接受个案资料，以提高结论的信度，但论述也可能由此而显得过分的繁琐甚至啰嗦。另外，本文引用的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均为笔者学生的作业，谨此特向原作者表示感谢并向本文读者说明。

一、读者接受与巴金研究的新视角

如果不是充分的文字记载，很难相信这是上一世纪一个并非神话的文学史奇迹。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尝试，到一九九五年《再思录》的出版，巴金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并且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接受。

在三四十年代的二十年间，《灭亡》先后印行二十八版次，《家》先后印行三十三版次，而现在从国内的许多大图书馆，人们还可以找到当年以不同书店或出版社名誉盗印的巴金的各种作品，那一时代有无数的青年被称为“巴金迷”。四十年代曾有人在文章中形象地描述巴金作品受欢迎的情形：

过六月前住在苏州，和当地的文学青年颇多接触的机会，在他们中间最容易感到的一件事，就是对巴金作品的爱好，口有谈，谈巴金，目有视，视巴金的作品，只要两三个青年集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听得他们巴金长，巴金短的谈个不歇……。又有一天，我在《吴县日报》上，见到一条广告，是愿出重价征求巴金的全部作品，此人不用说也是个“巴金迷”，在任何书店里都高高陈列著巴金作品的当时的苏州，此人却还恐有所遗漏，愿出重价征集巴金的全部作品。即此可见巴金的作品受人欢迎的一斑了。

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固然都是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名著，但要说到普及这一点上，还得让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独步文坛。《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真是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那个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共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借以号召观众了。一部作品能拥有如许读者和观众，至少这部作品可说是不朽的了，……

就在那前后，不少在大学任教的外籍教师也有过如此的经验，一位西方的教授曾经写到：“我多次问学生们最喜欢读什么书，他们的答复常常是两个名字：鲁迅和巴金。这两位作家无疑地是一九四四年的青年的导师。让我看巴金对学生们的影响好像比鲁迅先生的更大一些，所以他负的责任也比较重”。另一位来自日本的学者后来也回忆说：“战争（指抗日战争——辜注）末期，我在圣约翰大学主讲《文学概论》。有一次，我要求二十来个男女学生（多数是资产阶级子女），写出自己喜欢的作家。他们的回答是：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狄更斯，屠洛涅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再有就是巴金（他的《家》）等人（有一个犹太籍学生还举出了萧伯纳）”。

就是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年代，巴金作品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1929年《小说月报》连载他的处女作《灭亡》，就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了不小的波动，《小说月报》的编者在当年的“编辑后记”曾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曾有好些人写信来问巴金君是谁，这连我们也不知道”；“这两部长著（指《灭亡》和老舍的《二马》——辜注）在今年的文坛上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在30年代，巴金的作品更受为广大青年读者所欢迎。臧云远回忆1937年在武汉、长沙等地为民族革命大学招生的情况时说：有许多投考的救亡青年“说是喜欢文艺的，问他们‘读过谁的作品？’‘巴金’。‘你喜欢谁的作品？’‘巴金’。差不多是异口同声”。荒煤也谈到，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参加招考文学系学生时，“有好几个比较年轻的同学，都说他们爱好文学，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有一位同学还因为觉得荒煤“有一点惊讶的表情”而对他“有些冷漠、傲慢”。

上述的文字记载了当年巴金作品广为读者接受的情形，还有一些当年的读者后来也谈到了自己的情况。美籍华人作家董鼎山在晚年的文章写道：“巴金是我幼时思想发展上的第一个照明灯，第一个导师”。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四十年代自己在上海读书，“最喜欢的是张爱玲、巴金等人的文章”。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认为：“巴金的《家》、《春》、《秋》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对当时的知识份子的影响很大”。在巴金九十华诞之日，老干部钱正英代表全国政协专程到上海向老人祝贺时，“也讲到自己年轻时读了巴老作品而受影响的话”。

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巴金的作品仍然受到读者的欢迎。据巴金八十年代初估算，《家》在五六十年代的印数是“几十万册”，文革结束到1980年
4月“大约又印了五十万册”。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灭亡》、《爱情的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以及《寒夜》等一系列作品，仍然在不断地被不同的出版社同时翻印出版。在地摊上，人们还可以看到不法书商盗用各种名誉翻印的巴金作品。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所谓“巴金作品讨论运动”中，单是《文学知识》一家刊物半年多的时间内就“收到的稿件近千件”，北京女十二中的“学生中有百分八十以上的人看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或电影），1955年看的人最多，图书馆常借不到，有的同学就到校外去找。电影有的人看过几遍”。六十年代初的上海图书馆，巴金的小说也“是出借率最高的几种之一”。而根据黄瑞旭、祝晓风、周立民等人的调查，在八九十年代，巴金的小说仍然是青年工人和校园学生喜欢的作品
。

在海外的华文读者中，巴金也是他们熟悉和热爱的老作家。曾有一位当年的华侨女青年晚年回忆说，“九一八”事变传到南洋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在华校读书的朋友借给我一本《家》，它像磁石般把我吸引住了。巴金以他的书教我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一切美好善良的余西。要离开殖民地，要摆脱奴化教育，就得学习觉慧，回祖国去”。余思牧在六十年代的著作中也介绍说：“近年来，南国出版社印行了巴金先生的各种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有些地区，甚至把《家》、《春》、《秋》列为高中会考的华文科课外必读书。难怪有许多‘巴金迷’经常向南国出版社打听巴金先生的事情——生平啊，家庭生活啊，个人兴趣啊，最近的文学活动啊，创作经验啊……”，“直到近年，海外畅销的小说中，仍以巴金的创作居第一位”。

然而，对于巴金创作所引发的持久广泛的文学史效应，对于巴金读者的接受状况，国内外学术界虽有所注意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直至美国的奥尔格•朗《巴金和他的著作——两次革命中的中国青年》一书的出版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但奥氏对巴金创作与读者接受的研究也仅局限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巴金创作，局限于那一时代的青年读者。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国内虽然也有人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但 主要还是停留于一些读者接受现象的描述，还谈不上系统研究。

回顾巴金研究的历史及其面临的挑战，笔者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系统、深入研究的课题。在上一个世纪，整个巴金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的、历史的、实证的方法，人们似乎首先认定巴金创作的意义就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而忽视了读者接受在巴金文学现实化中的作用。又因为认定了作者的意图很大程度受制于他的个人经验、他的思想信仰、他的世界观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特别地关注巴金的生平与思想，关注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以求把握作家的创作动机。不可否认，这一切的研究对于理解巴金、对于探讨巴金文学的意义都具有重要价值。但也正是长时间对这一研究方法的过分相信导致了很大部分研究精力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巴金研究的深入，导致了巴金研究的徘徊与滞后。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从巴金登上文坛那一刻起，人们似乎就一直想追究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与他的作品的关系，客观的研究者是这样，别有用心的巴金批判者也是这样。甚至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一问题还成为许多研究者绕不过的坎。当然，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很有必要再进一步深入地展开，但问题在于，除了目前意识形态的原因，这问题根本不可能进行充分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外，文学的起因也绝不等于文学的意义，作家的思想信仰也并不就等于作品的思想倾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究人们才终于明白，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对巴金创作文本的影响远远没有原先所想像的那么大。更何况一个作家的文学意义，他所完成的文本的功能与价值并不完全是以其创作意图为转移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随著学术视角和批评方法的更新，特别是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批评理论的运用，不少研究者开始注重巴金创作文本的研究，力图从巴金创作文本的结构方式探寻其意义所在。这种努力提高了巴金文学文本的地位，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偏差，也更为接近了巴金创作的文学本质。但这种研究把文本视为一种封闭的、永恒的、超历史的存在，它同样忽视了读者的接受因素，忽视了读者的能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的意义是阅读的产物，它主要靠读者来发掘，没有读者的文本只是一种潜在的符号。这正如姚斯在他那著名的演讲《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所指出的，迄今为止的文学研究一直把文学事实局限在文学的创作与作品的表现的封闭圈子里，使文学丧失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维面，这就是文学的接受之维。在以往的文学史家和理论家们看来，作家和作品是整个文学进程中的核心与客观的认识物件，而读者则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姚斯认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人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永谋其价值和生命。这对于曾经深受读者欢迎的巴金及巴金文本的研究无疑有著特殊的启示。

所以笔者认为，现在已是尝试运用接受美学的方法，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巴金及巴金创作时候了，可以把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从长期以来的“作家——作品”调整和扩大到“读者——作品——作家”方面来，这不仅在巴金研究领域，就是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中都将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于巴金研究领域来说，这项工作不仅将较大程度地拓展巴金研究的视野，丰富研究的话语空间，而且也将更为深入地探寻到巴金文学的意义。而由于巴金在二十世纪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实际影响，由于巴金文学创作的特殊性，这一个案研究对于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对于当下的文学的批评和创作的实践也都将会有别样的启迪。

二、期待视野的超越与巴金的崛起

把接受因素引入巴金研究的范围，把读者对本文的具体化纳入到巴金文本意义的构成要素之中去，就必须考察读者接受的能动作用。从作者接受的角度讲，文学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作家独自创造的，也不是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读者对本文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过程，是读者的阅读接受才使得文学文本得以具体化，所以文本的意义是阅读接受过程中文本与读者共同创造的产物。把这种观念应用到巴金研究的实际，可以充分肯定读者接受在巴金文学意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巴金研究开拓一片广阔而自由天地。从本文开头众多具体的事例看，这样的思路也特别符合巴金文本意义生成的实际。

但是，研究的难度也是明显的，因为这样的研究必须把巴金读者以及接受过程纳入研究范围，而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又是个体的文学实践，实际读者的反应可能（必然）是千差万别，怎样防止随感性或印象式批评的偏差成了该研究的关键。所以必须界定，这里先要讨论到的巴金读者主要是共时接受中的读者，是业已存在和发现的文字资料中的读者，而不是当下具体的、个别的巴金读者或理论建构中的理想读者。在界定这前提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探寻当年巴金读者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姚斯文学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读者阅读、体验、接受一部作品时的“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姚斯认为，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任何文学的阅读都将不可能进行。他说：“一部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资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却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本文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向，或讽刺性地获得实现。在审美经验的主要视野中，接受一篇本文的心理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只凭主观印象的任意罗列，而是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特殊指令的实现”。

巴金的第一部作品是1929年的《灭亡》，这一小说在问世的当年就“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那么，当时的读者处于一种怎样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是怎样被《灭亡》以及梢后问世的《爱情三部曲》等文本“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从而“实现”“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的“特殊指令”的呢？先来看一段1930年《开明》杂志上登出的读者阅读《灭亡》后所写的文字：

哈！这是现实世界底缩影！显然的，世界已经划成两敌对的壁垒——富与穷！穷者永远是被榨取，被残杀！那狼般凶，猪般蠢的富人，却是站在榨取来的血脂中享乐啊！啊！这个世界里所听见的，只有：——悲痛的呼号，与那恶魔底淫嚣！

《灭亡》就把这个残杀著的现实，如实地描写了出来。不宁维是，它还把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底反抗力，表现了出来（虽然不见十分强烈，似乎还能……）。从反抗压迫的叫号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复仇！复仇！以他们内心底燃烧著的热血，去复仇！这个残杀的局面，总不能维持多久的。在最近的将来总须有一个极大的破灭！……

新近看Gerbart Hauptmann的 Die
welur（《织工》），如今又看到这《灭亡》，我都凄然地在心底流著滚滚的热泪。尤其是后者，晶晶的泪水，遮著我的眼珠，全身的筋肉都颤动起来。耳畔依稀听见张为群妻子的哭泣，李静淑的幽咽，还有那一切的惨叫声！眼际朦胧地也看见两个鲜血滴滴的人头，在空中摇动。啊！那是杜大心和张为群的首级！……

“革命什么时候才来呢？”——我这样地自己思维著！

“革命什么时候才来呢？”是《灭亡》中张为群给杜大心的疑问，它反映了张为群的迷惘，他的一种期待。文本中这一疑问也使得杜大心陷入深深的痛苦，因为张为群的迷惘和期待实际上也是杜大心的迷惘和期待。而这一疑问和期待也震动了共时接受中的读者，唤起了他的“中间与终结”的期待，最后使读者在接受中实现了文本关于贫富对垒、强弱对抗以及革命复仇的特殊指令。

1929年以及30年代前期的中国读者一般都已可接触到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接触到人生派的血和泪的文学、浪漫派的情与性的文学。早期革命文学的提倡和“光慈式”小说的出现也使他们熟悉了“革命＋恋爱”叙述套路。1927年开始的国共破裂、血腥屠杀和白色恐怖之后，茅盾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野蔷薇》、叶绍钧的《倪焕之》、柔石的《三姐妹》和《旧时代之死》、以及郁达夫的《迷羊》等弥漫著感伤幻灭情绪和悲观颓丧色彩的小说，又大量出现在读者的眼前。除此之外，1928至1929年间出现的比较令人瞩目的小说还有被称为京派作品的《花之寺》（凌叔华）、《桃园》（废名）以及沈从文的作品，新近走上文坛的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另外就是张资平叶灵风的《菊子夫人》、《鸠绿媚》一类的作品。当时的批评家李健吾曾经说过，读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实的沾著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们和我看古人那样一尘不染，一波不兴吗？对于今人，甚乎对于古人，我的标准阻碍我和他们的认识。用同一尺度观察废名和巴金，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废名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人世应当有废名那样的隐士，更应当有巴金那样的战士”。对于短短几年间经历或感受了“五四”、“五卅”、“北伐”以及大屠杀的青年来说，废名等人的小说自不必讲，老舍那种幽默得近于“耍贫嘴”的小说也很难引起他们的激动，那些走投无路，仿惶歧途，春情发动的纯洁的青年怎能不对表现社会革命的文本充满阅读的热情？

当然，《灭亡》以及稍后的《爱情的三部曲》等文本的具体化过程中，必须受到文本“互文性”的制约。“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经验的表现，而且总是一系列这类作品中最新的一部；无论是一出戏剧，一部小说，或者是一首诗，其决定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文学的传统和惯例”。单从采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而言，《灭亡》和《爱情的三部曲》的文本并不是初始的、独到的，因此读者的接受首先依赖的就是先前存在的全部文本和释义规范。《灭亡》和《爱情的三部曲》中的“革命＋恋爱”模式的直接功能，就是引发读者的先在知识或先在理解。“革命＋恋爱”模式的流行，自有其时代的必然。“二十年代青年知识份子，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也不管影响的深浅，大概都要面临爱情与革命这两道关。特别是爱情关即婚姻问题这一类，谁都难免的”；而“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动摇性很大。他们在情场失意时，会愤然去参加革命；但革命失败后，又每每去找爱情的避难所”。这种先在知识或先在理解读者几年前已经从蒋光慈的文本中获得，1928至1929年间，茅盾、叶绍钧、柔石等人的文本更增进了他们的体验。

但是，读者一旦从“革命＋恋爱”的先在理解进入《灭亡》这样的文本，很快就由熟悉的特点进入特殊的接受。《灭亡》文本将带领读者共同穿越简单的“革命＋恋爱”的老套路，在彼此间的交流中使读者接近时代的情绪。这种情绪反驳了茅盾、叶绍钧文本所带来的“幻灭”的先在经验，也超越了蒋光慈《野祭》、《菊芬》那种简单的愤激的复仇，它是一种“觉悟一民族底灵魂，而使之‘向上’‘奋斗’”的特定情感态度。这一点，人们可以在当时及后来许多文字资料中找到印证。毕生从事教师职业的吴罗薏在八十年代后期撰文回忆说，1933年，23岁的她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在苏州洞庭东山的一所小学当教师，“巴金先生初期作品《灭亡》和《新生》给予我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推动我努力争取投向革命的洪流中去”。三十年代初在福建省南安县当汽车公司业务员的张汉玉也曾回忆说，自己读巴金的作品是从他的处女作《灭亡》开始的，虽然文化程度很低，经济并不宽裕，后来却成了巴金的长期读者，成为“巴金迷”，他说：“我读巴金的作品，得到良多的教益和鼓励，追求真理的欲望更加强烈”。

如果说，上述这些后来的文字可能存在记忆的偏差，那么一位不知名的读者留在一本1938年版的《灭亡》扉页上的文字也可看出文本在当年是怎样为读者具体化的，这位不知名的读者写道：对于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来说，不能因为恋生而不去反抗，即使死首先降临自己身上，也将义不容辞，从死里得到新生。“的确，没有牺牲是决不会胜利于任何事业;
为了被压迫的同胞，凡是有血性之青年，也不应怕个人的‘灭亡’”。另外，发表在1935年《中学生》杂志上的“读者书评”则谈到：

本来在这新旧社会的过渡期间，青年人是具著莫大的热力与希望的；他们要创造，要奋斗，要发展自己。但他们又不得不在顷刻间失瞭望了！现社会并没有赐与他们以发展的道路与机会。而他们的热力却是薄弱的，他们吃不消这个打击，他们未曾锻炼下坚苦的耐心；自然的，于是他们只有彷徨，惆怅，迷茫，在街头徘徊，他们没有一丝出路与去向啊！烦恼与苦闷，日久了，自然把他们迫向浪漫，狂欢，纵欲，颓唐的路上去。巴金先生的小说，却正是他们的一个疼痛的针砭，当头的一棒。由我自己说，由我向朋友们得来的消息说，他们都在巴金先生的小说里，窥出了青年人的一条路向，证明了他们从前一切的卑鄙与无聊。他们是都被唤醒了。而这也正是巴金小说成功之处，他揭出了这一个时代中青年人的苦痛的病状，又指示给他们一个去路。

而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的“文艺年鉴”也印证了《灭亡》等文本满足并超越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论断：

在怠惰和疲惫的状态下支援著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一个。他以热烈而动人的笔致，抒写著全人类的疾苦，以博得广大的同情。他的作品范围非常博大，而且多量地采取异域的题材；他的流畅而绮丽的风格也能在热情的场面下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而没有那种叫人精神涣散的弊病。

这也就是接受理论所假设过的阅读过程，“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包括同已经阅读过的作品进行比较，比较中就包含著对作品审美价值的一种检验”。读者对新作品的接受，总是通过对先在经验的否定完成“视野间的变化”，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水准，从而进人新视野的。“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变化的尺度”；而“作品在其诞生之初，并不是指向任何特定的读者，而是彻底打破文学期待的熟悉的视野，读者只有逐渐发展去适应作品”。正是由于这期待视野与文本的特殊指令的距离，先在经验与文本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巴金的《灭亡》、《爱情的三部曲》一类小说满足而又超越了当时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获得了当时青年读者的普遍接受，巴金也由此而崛起于文坛，并且迅速成为三十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三、团体的指认与个人生成的分歧

几乎就在写作发表《爱情的三部曲》的同时，巴金推出了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家》。这一部小说——也连同同属《激流三部曲》的《春》和《秋》，但后两者的影响略逊于《家》，所以这里主要围绕《家》进行考察——的流布更为广泛，曾被人誉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畅销小说”。从读者接受的文字资料看，《家》在二十世纪中国读者中的传播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读者阅读热情的持续性。自1931年
4月在上海《时报》连载和1933年出单行本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读者对这一小说始终保持著特殊的阅读热情，《灭亡》、《爱情的三部曲》等作品以及其他现代作家的小说都很难出现如此被接受的现象。其次是传播形式的多样性。这部小说问世后不久，就反复不断地被改编成话剧、电影、戏剧以至电视连续剧，这不同艺术形式的传播必然更增进接受者阅读文本的热情。第三是传播过程的互连性。许多读者开始对《家》的接受并不是主动自觉的，他们似乎都是在偶然的情境下接触到文本，但是却又很快地顺利接受，并且由自己的接受辐射到别人。

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家》的读者后来回忆接受这一小说的情形时，除了谈到自己难于忘怀的感受外，还会连带地、但又是非常具体地描述最早接触这一小说或这一小说被传播的情形：

我是通过《家》知道巴金先生的。那还是在抗战末期，我正在浙东的家乡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我从哥哥那儿偷偷拿到这本《家》来读时，我完全被作者那炽热的情感和真挚的言辞所感动，一边读，一边流著泪。我以少年人的幼稚和狂热，在油灯下高声朗读《〈激流〉总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一边同书中的那些人物一起哭泣，一起受苦，一起诅咒黑暗的社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们语文老师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什么书。出于好奇，我便悄悄地走近老师。老师一见是我，便和蔼地问这问那同我攀谈起来。我一边听老师说话，一边不时地瞅著老师手里的书。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便主动地说：“你喜欢读小说是吗？等我看完后就借给你。”没过几天，老师果然把她刚刚读完的书借给我了。我高兴地感谢著老师。

那书，就是巴金的《家》。我细心地用纸包了封皮，仔细地翻阅。《家》，深深地吸引著我，它几乎占去我那些日子的全部业余时间……。

记得那时我还幼小，常常看到大姊倚门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读书。有一次，整整一个下午，动也不动地在那里读呵读呵。天色渐渐地昏暗了，妈妈呼唤我们吃晚饭，但是姊姊仍然端坐不动，却发出了嘘唏的悲泣声。原来她在读巴金的《家》，她为书中主人翁的不幸命运流下了同情的热泪……。

十多年过去了。我的一位妹妹正在中学读书。她从我的书柜里悄悄取走《家》《春》《秋》，不仅自己读，而且还借给同学阅读。当我发现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几本书已经过多少人传阅，如今又流落在何处……。

这些描述形象具体，不仅再现了读者接受《家》时的沉醉状态，也反映了兄弟姐妹、师生朋友互相影响、共同接受的情形。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接受网路里，产生了一部小说数十年畅销不衰的奇迹。

《家》的这一文本在共时接受中所产生的价值或意义，最主要是由当年的青年读者参与完成的。当年还是天津中西女中的学生杨苡后来回忆说：“‘一二•九’后，我们这些中学生都有“觉慧”式的热情与苦闷，我们向往走觉慧的道路，打开‘家’的樊笼”。一位当年住在武汉名叫刘家绵的女孩子，一直跟巴金不相识，后来在托人转交给巴金九十寿辰的贺信中也谈到，1938年因读了《家》受到启发，“从此生活中有了航标灯，领航著我背叛家庭，走向自立，走进大学，进人社会，由一个弱女子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勤奋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名叫罗迦的当年读者则回忆自己第一次阅读《家》的情形：“掩卷之后，我为书中的真挚的言辞和热烈的情感所震动。我不能自已，我流泪，我抽泣，同时我发誓，一定要像作者那样，去用自己的笔向这黑暗的旧社会抗争，我要诅咒，我要奋斗……”。还有那位浙东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也说：“从此，《家》就成了鼓舞我去奋斗、抗争的难忘作品，巴金先生也成为我最崇拜的作家”。而更多当年的大学生则认为：“巴金认识我们，爱我们，他激起我们热烈的感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了解青年男女被父母遗弃后生活的不幸，他给每个人指示得救的路：脱离父母的照顾和监视，摈弃旧家庭中的家长，自己管自已的生活，对结婚问题，是青年们自己的事，父母不得参与任何意见”。

由于当时这些青年读者“遵守著一套每一个人都使之内在化的的规则体系”，《家》的文本意义主要也就这样被这“解释团体”一致指认并较长期地锁定为反封建出走家庭，追求光明的精神力量，觉慧也由此成为青年读者心目中的偶像。

但是，《家》的接受者又不仅仅是青年读者，“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文字记载，表明了它的实际读者群远远超越了《灭亡》和《爱情的三部曲》等小说文本读者群的范围。究其原因，文学作品的接受本身就是一个文本与接受者互动的过程，《家》这种迅速而持久的接受效果，首先就得益于文本的先在条件。无论是具备言情小说、家族史小说、父与子冲突小说还是“革命＋恋爱”小说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状态的读者，《家》的文本几乎都能迅速唤醒其以往阅读的记忆，首先满足其期待视野，并且将他带入特定的情感态度之中，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而读者接受的终结则是：传统言情小说的大团圆规则、《红楼梦》的家族衰亡规则、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的父子冲突规则以及蒋光慈革命恋爱冲突规则通通受到彻底的改变或部分的改写。对于不同读者的接受来说，《家》的文本在具体化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意义。当然，每一读者在接受《家》的文本过程中，其期待视野无论是得到了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还都将直接导致他修正原有的审美价值，使他们获得又一种新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并进而形成阅读《春》与《秋》的新的接受期待。

在《家》、《春》、《秋》之后，巴金认真完成的几篇重要的小说是《寒夜》、《憩园》和《第四病室》，但由于战争的环境和紧接而来的社会政治体制的突变，这几个文本的意义并没在当时的具体化过程中被充分认识。《寒夜》等文本的多重意义是在十几二十年后的读者接受中完成的，这已是历时接受中的问题了。

读者对巴金创作文本的接受热情再次高涨是在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后。随著七十年代后期《随想录》的陆续发表，巴金及其创作再度引起媒体和广大读者的关注，1986年五本《随想录》全部完成和出版又一次博得了许多文学批评者的好感。但在实际读者中，这一次共时接受却由于不同接受者的不同期待视野而导致了明显不同的接受效果。

在接受《随想录》文本过程中，认同、肯定其文化思想史意义或文学史意义的读者似乎占大多数，而持保留看法的读者好象也不少。从严格意义上讲，至少得进行一定规模的抽样调查才能对这两类读者比例作较为准确或较有根据的判断，但就目前见诸文字的情况看，上述判断基本准确。但考虑到诉诸文字的读者必定仅仅是实际读者的一小部分，所以这一判断又很令人怀疑。好在两类读者比例的多少对本文的论述影响不大，对《随想录》文本意义的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本身也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因为这些都仅仅作为一种读者接受现象而进入本文的讨论范围。这里将主要进行的是：考察怎样的期待视野导致了这截然不同的接受效果。

对《随想录》持充分赞赏、肯定态度的读者是在接受过程中发现了文本的特殊意义，这些意义主要包括真诚的自省意识和忏悔意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鲜明的反封建反专制思想、大胆的说真话与崇高的人格精神，等等。这些读者在接受中发现的文本意义不止这些，反映这些接受效果的文章在八十年代报刊上也很多，比较集中的可参见《巴金〈随想录〉五集笔谈》和《上海部分文学艺术家谈巴金近作》两文。但是，就在这大多数文字表明读者顺利接受《随想录》之前，就已经另有文字记录了香港几位元青年学生的阅读感受，这就是发表在1980年
9月香港《开卷》第三卷第四期，题为《我们对巴金〈随想录〉的意见》的学生笔谈。这几位元学生主要从文字和技巧方面谈论自己无法顺利接受文本的原因，但其中也有对文本意义的怀疑，如：“他对‘四人帮’的责难，常常流于公式化，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又过分平淡含蓄”；“巴金对‘四人帮’必定很痛恨，但在今天人人大骂‘四人帮’的时候，他又来这一套，多多少少有‘遵命’文学的意味”；“作者急于控诉现实，作了太多的呻吟，虽然他的呻吟都是有感而发”，等等（这几位学生的接受现象稍后分析，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他们这时候所接触的并不是《随想录》的全部文本，而只是其中的第一集）。发表自己阅读感受的虽然仅仅是几位学生，并且马上受到读书界众多的批评，但这几位学生的接受状况并不是绝无仅有。1988年，内地的张放发表题为《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的文章，对香港大学生抱同情态度，对众多批评者所说的《随想录》意义提出质疑。在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中，也有人表示过类似的感受。如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级的学生王圣志在他的学期作业中就表示：“读巴金的《随想录》，我总觉得好像不断地听到祥林嫂在说‘我真傻，真的……’”。1998级的穆勇也表示自己的“一点疑惑”：“中国这些经过文革活下来的老作家好像都没资格谈‘人格’。作为单独的一个人的存在好像他们的后半辈子就没有了……”。

这些截然不同的接受效果，反映的是读者的不同期待视野。香港那几位大学生所处的是与作者、与大多数内地读者截然不同的社会和语境，他们以当时香港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新闻自由、文学自由背景影响下形成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进入《随想录》文本，期待当然无法得到满足或超越，他们与《随想录》文本的接受交流无法产生同时期大陆接受者所读出的意义也就在必然。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陆语境还处于“解冻”时期，文革的意识形态并未完全清除，思想解放运动也刚刚开始，“当时有些权威人士对《随想录》不感兴趣，不时传出种种批评和指责”，有的人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有的人甚至背地里说巴金是“持不同政见者”。当时大陆的许多读者正是带著这种背景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接受文本，其阅读期待必然得到满足与超越。80年代后期张放的接受结果虽与好几年前的香港大学生略有不同，但其阅读期待无法得到满足或超越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与《随想录》文本的冲突。产生《随想录》文本的80年代前期的意识形态局面与一九八八年下半年的局面完全不能同日而言，但张放却以1988年的立场，期待从80年代前期的《随想录》中“听到”“巴老讲一讲目前最现实的是非风云以及那些最不能使一般青年明白的现象”，这也难怪其奢望无法得到满足。至于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基本已属社会转型后的青年，在经济大潮蓬勃高涨，人文精神日渐失落的语境中，他们带著由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肥皂剧等一次性文化消费品培养出来的先在经验和年轻人容易产生的简单偏激的先在理解共同构成的期待视野阅读《随想录》，自然无法顺利进入文本，更无从与文本进行交流并产生意义。

文学本文要进入阅读，其基本条件是读者必须具备接受本文的视界，或本文具备足够的力量可以打破读者原有的阅读惯例。从上述《随想录》的接受状况看，这一文本只有在那些了解当代中国历史变迁，并熟知八十年代文化语境的读者中，才能产生读者与本文“视野融合”的最佳效果，才能谈得上文本意义的产生、接受和理解。所以，曾被许多人反复谈论的“巴金在他整个文学生涯中一直是青年的代言人。他写青年，为青年而写，他所写的主要是青年知识份子”，巴金属于青年读者的流行论点在这必须进行修正，因为从共时接受而言，巴金及其创作文本属于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份子，属于那些具有崇高人文情怀、感时忧国的读者。

四、文本外的互动与巴金意义的同构

前两部分论述了共时接受中巴金创作文本意义的产生，文本与读者是上述的主要考察对象。虽然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意义的来源不再是作者，而在于读者与文本的交流，意义产生过程即接受主体与文本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文本在这过程中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无论以什么方式存在，它毕竟是作者创作的产物，文本必然地包括了创作主体的立场。所以要对巴金文本的接受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不能不把创作主体纳入考察范围。更何况巴金与那些声称只为自己写作的人截然不同，他一直把读者当作交流某种情感或思想的物件，他的创作就是以鲜明的情感符号化行为方式走向读者的。而他的文本又大部分具备祈使文本的特征。祈使文本与陈述文本、疑问文本相比，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格外关注现实的“本质”和“道义”，就是与实际读者的关系特别密切，无论是叙述或言说都有比较明确的现实意图指向，都必须有较为具体的他者进行交流与对话。这一切就更有必要把创作主体纳入这一接受研究的范围。

在二十世纪中国，巴金属始终自觉关注读者接受因素的作家，他始终认为“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作家的写作不应该是为了职位，为了荣誉，而应该为了读者。所以他强调作家必须“把心交给读者”，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而更重要的是，巴金特别在意读者对自己文本的接受反应，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与沟通。他一直通过与读者的通讯联系，多方面了解读者的接受期待；也格外喜欢在自己作品出版时写“序”或“跋”，希望通过这些文字使读者顺利接受自己的作品。直至晚年他还说过：“我一直注意我和读者之间的代沟，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在我躺在病床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寻求读者们理解，同时也感觉到得到理解的幸福”。作为创作主体，巴金的这些主张并不仅仅是口头的，而是实实在在体现在其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从一些
“序”“跋”
以及收入《短简》、《旅途通讯》、《生之忏悔》、《忆》、《点滴》中的许多文字可以看出巴金数十年间的努力。

但笔者觉得，巴金与接受者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通讯也不仅仅是情感交流或对文本提问和解释的书信往来；他们的通讯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文本外的文学互动，就共时接受而言，他们的关系是同构巴金文本意义的共谋关系。

从表面看，作为接受主体的巴金读者在通讯中似乎只是在诉说著自己以及同伴的种种不幸、困惑与希望，实际上他们是不知不觉地代表著文本接受者在向写作者暗示自身的期待视野，同时也是在为文本意义的产生提供某种初始方案。例如，距“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仅几个月的1977年
5月25日，沉默十年的巴金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复出后的第一篇短文《一封信》，据报社的人后来回忆：这一文章的发表，“顷刻之间，如地动山摇，大批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丢开读者写给编辑部的信近千封不说，单是由我经手转给他（巴金——辜注）的读者要求直接寄给他的信，就有一百五十多封。这决不是一般的读者来信，也不是一般的慰问信。它们有的情文并茂，长达万言，向他倾诉了十年中的痛苦遭遇；有的发自肺腑，字字血泪，告诉他由于读了他的小说，几年来被整得几乎家破人亡；有的真心诚意，情辞恳切，说自己懂几个国家的语言，今后愿多方面提供资料，做他翻译工作上的助手……”。关于这些信件的原文，其他人可能已无法全部见到，但当事人描述出的揭露与控诉、慰问与期待的内容，后来其他读者陆续发表的一些读后感、以及与巴金有类似体验与愿望的同一阵营作家的呼应文章，都影响了作家后来的写作意识，从而也无形中大致规定了《随想录》作者的思想价值取向。

巴金自己的文字中也不断有关于读者来信的记录，特别是刚刚在文坛上成名，创作爆发力得到充分发挥的那段时间里，他更是广大青年读者倾诉心声的对象。在《短简》的序言里巴金就谈到：“近一年来有许多不认识的年轻朋友写信给我，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知己友人看待，告诉我许多事情，甚至把他们的渴望和苦恼也毫不隐瞒地讲出来了……，我也曾尽我微弱的力量回答那些充满信任与热情的来信”。对于巴金来说，众多的读者的来信不仅是一种写作的动力，更是写作的灵感所在。那一时期的许多资料都明显地留下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交流碰撞的印记。三十年代中期曾有一个香港读者的来信向巴金说，为了巴金的一本作品，他“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还经过三个冷僻荒凉的墓场”；读了这作品他就想了解是什么东西把巴金养育大的。巴金为此而写下了《我的幼年》。这篇青年读者都能顺利接受的散文发表后，又有年轻人读后来信，说自己曾读《家》读了一个通夜，读了《我的幼年》后，希望作家再谈谈是什么人把他教育成怎样的，希望他能为自己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巴金为此又写下了《我的几个先生》，并在文章中坦诚地告诉年轻人：“朋友，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活。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当然知道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难却在如何使这生命像落红一样化著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光明，那就是问题了。这一点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会找到……”

巴金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除了这种直接的交流外，还有通过小说或其他文本的回应。当《家》、《爱情的三部曲》等小说在社会上流行时，有青年女读者写信向巴金倾诉：

先生的文章我真读过不少，那些文章给了我激动，痛苦和希望。……我有时候看到书里的人物活动，就常常梦幻似的想到那个人就是指我！那些人就是指我和我的朋友，我常常读到下泪，因为我太象那些角色。那些角色都英勇的寻找自己的路了，我依然天天在这里受永没有完结的苦。我愿意勇敢，我真愿意抛弃一切捆束我的东西啊！——甚至爱我的父母。我愿意真的“生活”一下，但现在我根本没有生活。

我是个大学低年级生，而且是个女生，父母管得我象铁一样，但他们却有很好的理由，——把我当儿子看，——他们并不象旁的女孩的父母，并不阻止我进学校，并不要强行替我订婚，但却一定要我规规矩矩挣好分数，毕业，得学位，留美国；不许我和一个不羁的友人交往。在学校呢，这环境是个珠香玉美的红楼，我实在看不得这些女同学的样子。我愿找一条出路，但是没有！这环境根本不给我机会。我骂自己，自己是个无用无耻的寄生虫，寄生在父母身上。我有太高太高的梦想，其实呢，自己依然天天进学校上讲堂，回家吃饭，以外没有半点事。有的男同学还说我“好”，其实我比所有的女生更矛盾。

先生！我等候你帮助我，我希望你告诉我，在我这种环境里，可有什么方法挣脱？我绝对相信自己有勇气可以脱离这个家，——我家把他们未来“光耀门楣”的担子已搁了一半在我身上，我也不愿承受，——但脱离之后，我难道就回到红楼式的学校里？我真没有路可去。先生！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解除我这苦痛？……

先生，帮我罢，我等待你的一篇新文章来答复我。请你发表它；它会帮助我和我以外的青年的。

这之前，巴金已经计划过一本“以一个少女做主人公的《家》，写一个少女怎样经过自杀，逃亡……种种方法，终于获得求知识与自由的权利，而离开了她的腐败的大家庭”的小说，这本小说就是后来出版的《春》。但虽然巴金已经有过这样的计划，这位青年女读者信任和热切的阅读期待，必然地成为完成文本的一种动力，并且影响著文本潜在意义的生成。巴金收到这读者的来信大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天，一九三六年六月，《春》就开始在《文学季刊》连载。但是，小说还没连载完，又有读者给巴金写信，“奇怪为什么会有那许多懦弱的人”？问作者为什么要“残酷地把他们表现在纸上”？巴金除了公开回信作简单的解释外，又产生了“为了这些年轻的生命，我应该写一部小说，以后我就把他们完全掩埋了”的写作念头。《秋》的文本又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中萌芽了。对于《家》、《春》、《秋》，据说杨晦先生在五十年代曾经认为“如果把三部压缩成一部就好了”。这种观点，纯粹是专业读者的一家之言，从共时接受的角度看，从实际读者的期待视野看，《家》之后得有《春》，《春》之后还必须来个《秋》，一切似乎都那么自然。二十世纪读者对这三部小说的顺利接受表明，这一系列文本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有著某种的“融合”，而这种融合，正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互动的结果。这正如本文前面谈到的，每一读者在接受《家》的文本过程中，其期待视野无论是得到了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都将直接导致他修正原有的审美价值，使他们获得又一种新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并进而形成阅读《春》与《秋》的新的接受期待。巴金创作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总是从读者的来信中了解这种接受期待，并且在互动交流中完成下一个新文本。

从作家研究的角度看，不少人都认为十七年中的巴金是自我迷失的时期，他这时期的许多文字正是自我迷失的产物。但联系当时那个充满著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文化语境，看看当年作家从读者接受的资讯，就不能不说这种迷失是历史的必然。南通女子师范幼儿师范科的首届毕业生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渴望著为祖国效劳，为祖国社会主义大厦添一块砖瓦，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块坚强的小石子，铺在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上，我们热望著走向生活，走向这充满了劳动、斗争，充满了欢笑和愉快的生活。……我们会勇敢而愉快地走向祖国召唤的地方。”清华大学五十五届毕业生也给他写信说：“我们是学习电机、无线电、土木、水利和动力机械的学生，就要作为祖国工业建设的干部而投身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紧张的时刻（第三个年头）的建设中去，我们内心非常激动。……我们年轻人要勇于克服困难，攻克科学堡垒，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正是这些信件所透露出的青年读者的先在理解和先在知识，加上巴金自身一贯的理想主义、群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人格精神，以及作者对读者的真诚与信赖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了巴金十七年的写作文本。

但是，巴金与读者之间的通讯只不过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文本外的文学互动，他们又是怎样实现同构下一文本的共谋的呢？在巴金早期的文本（如《灭亡》和《新生》）中，读者基本上还未能参与文本的生成，他们只不过在后来的具体化过程中与文本共创意义。但对于作者巴金来说，他几乎是从一开始写作就有明确的读者在场意识，从写作较早，发表较迟的《海行》以及《灭亡》的实际写作情况看，《海行》记录了作者1927年1月至2月赴法途中的见闻，本来是准备给两个哥哥看的，《灭亡》本来也不是为了发表，只是想自己筹点钱把它印出来给两个哥哥翻阅和送给一些朋友，可见作者写作时就已设定，这两个文本的隐含读者或假设读者就是自己的兄弟或朋友。这种明确的读者在场意识同时也透露了写作者自觉（或强烈）的交流愿望，所以在《灭亡》这样的小说文本中，作者也是频频出场，他还只习惯于直接出来表示对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这种作者直接进入文本的状况到《爱情的三部曲》中有所改善，特别是其中的《电》，叙事话语成为文本的基本构成，而非叙事话语明显减少，从表面看，作者几乎已经退场；《激流三部曲》的情况也有点类似，《秋》中作者也基本退场。但是，有些评论家所期望的作者完全退出文本或作者死亡的设想本来就不可能，因为“要求作者从自己的小说中清除爱和恨，以及它们所根据的判断”只不过是一种难于达到的“技巧的教条”，对巴金这种主体意识较强的作家来说就更是这样。巴金后来的“基本退场”只不过是以更隐蔽更巧妙的方式隐藏于本文中，更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如40年代的《憩园》、《寒夜》、《第四病室》中，作者就以“隐含作者”的方式出入文本。而巴金一开始那种明确的读者在场意识、交流意识却始终没有变化，散文的写作不用说，就是小说写作，他也始终先在地设计了读者，并通过“隐含作者”与他们在文本中交流。这种读者就是伊瑟尔所说的“隐含读者”。

……（原文较长，此处节选发布，其余内容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