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厦门溪岸陈氏家族研究

龙门陈氏

厦门溪岸陈氏家族研究

湖里陈氏家族

厦门溪岸陈氏家族是近代厦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家族聚落。自清代以降，这个家族出现过陈邦宝（清乾隆年间慈善家，道光《厦门志》有传）、陈胜元（近代著名抗英将领）、陈宗凯（清同光时期台湾艋舺营参将）、陈宗超（厦门近代知名文士，民国《厦门市志》有传）、陈石子（过继到台湾“板桥林家”后改称林尔嘉，字叔臧，闽台近现代著名人物）等人物，在闽台两地均有相当的影响。尤其是陈胜元在中英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勇事迹，已成为厦门市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之一。因此，厦门市在旧城改造时，特地拨地重建“陈胜元故居”，让后人瞻仰。

溪岸陈氏后人为纪念先芬，也多方努力编成《厦门溪岸陈氏家谱》，使闽台两地的族裔知所式凭，寻根有绪。但忸于资料有限，且历年久远，《家谱》仍有某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根据相关史料文献和文物提出一些管见，以就正有道。

一、溪岸陈氏家族溯源

众所周知，颍川陈氏是闽南地区最重要的宗族之一，其源远流长，谱系浩繁，子孙兴旺。该宗族在厦门开发、繁衍的过程，当今学术界依然众说纷纭。事实上，从现存的谱牒文献考察，明清时期厦门的移民现象逐渐形成气候，一直到近代都呈递升趋向。因为港口的原因，清代厦门人口比较集中在该岛西南部，溪岸属于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二十三都吴豪保”，因为厦门岛上的“带溪”从那儿经过而入海，故称“溪岸尾”，这一带尽是农田，当是移民入居首选之地。闽南的陈氏何时到“溪岸”定居发展？有两个文物、文献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资讯：

（01）1993年从陈氏祖墓出土的《皇清例授朝议大夫布政使司理问加四级享六十有五寿三代大父昆园陈府君墓志铭（残）》（下简称《陈昆园墓志铭》）；

（02）清咸丰年间私刻本《陈胜元行述》。

《陈昆园墓志铭》原有四方，今仅存篆盖以下的前两方，故墓主生卒时间阙如。该墓志铭系“愚兄天宠”撰文，宜阳县令“侄廖飞鹏”篆盖，“世侄李世瑄”书丹。《厦门志》卷十三有廖飞鹏的传，记廖飞鹏“龙溪籍，住厦霞溪。乾隆十五年（1750年）庚午举人，明年成进士。知河南汲县，寻改宜阳。”《海澄县志》卷九有陈天宠的传，记其乃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进士。则《陈昆园墓志铭》当作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一两年为宜。墓志铭说：“昆园大弟，其先与余同出漳南。延及祖父貤赠朝议大夫启宸公，始迁银同带溪岸北。”即溪岸陈氏原先居于“漳南”，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墓主陈昆园的祖父“启宸公”才迁到“银同带溪岸北”即今之溪岸定居，但尚有陈天宠等族人仍居“漳南”。“启宸公”传“元辉公”，“元

辉公”传“敬园、昆园”兄弟。清光绪年间郭柏荫所撰的《陈胜元行姓氏家族述》则记载：陈氏“先世居福建泉州同安县厦门殿前乡。国初，质诚公始移居溪岸。”这就是说，同在“国初”，还有另一支世居厦门岛内殿前村的颍川陈氏后人“质诚公”，也迁移到“溪岸”定居发展。从《行述》所举者来排比，陈胜元这一支派的远祖并无只字提到“启宸公”，仅从“质诚公”开始传“恂旭”，“恂旭”传“希昊”，“希昊”传“文山”，“文山”传“胜元”而已。由此可以初步认为，溪岸陈氏应该由“启宸公”和“质诚公”这两个支派组成。

但据《颍川陈氏族谱集成》的记载，以及溪岸陈氏历年祭祖习俗来看，这两个支派又认同颍川陈氏第十世祖陈肇为共同的祖先，数百年来融洽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点，而且后代子孙的坟墓又多数葬在同一地方（如“启宸公”、“昆园公”、“质诚公”、陈宗凯、陈宗超等人的墓葬原都在厦门湖里区的后院东一带）。这种认同共同祖先而聚居发展的现象，在移民的初期是很自然的。厦门原来的乡村基本上以大姓聚居为主，如“殿前陈姓”、“文灶黄姓”、“莲阪叶姓”、“钟宅钟姓”、“泥金孙姓”等等，它们也都有其他支派以后才来认祖聚居的先例。

但溪岸陈氏的这两个支派到底哪个先迁入“带溪岸北”或“溪岸”呢？我们先从“启宸公”这支说起，假设“昆园公”的卒年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一两年，据《陈昆园墓志》，其享寿65岁，则应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前后。如果按一般古人一代相差25年推算（白寿彝教授定为24年），“启宸公”的生年大抵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左右。而据《行述》，陈胜元生于嘉庆二年（1797年），其上溯五代的祖上“质诚公”当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左右，比“启宸公”迟了大约
57 年，因此说“启宸公”先从“漳南”到“银同带溪岸
北”来定居发展，应无疑义。郑成功据金、厦两岛抗清时期，是有不少漳、泉两府的人民前来依之。“启宸公”是否其中一人？因缺乏根据不敢妄断。但他在施琅平定台湾，金、厦两岛恢复生机之际率族众来到厦门，既符合历史背景，也符合常理。

二、关于清乾隆年间溪岸陈邦宝问题

道光《厦门志》的“义行”有陈邦宝的传，传云：“陈邦宝，字璞卿，溪岸人。少躬耕养亲，门内蔼如。旋客甬东，值岁荒，民艰衣食，邦宝制绵衣分给；复于通衢煮粥赈饥。当事令邦宝倡捐兼董赈事，邦宝既首捐重资作倡，凡捐输者，书其名于公所壁，注明捐数若干，人竟感劝乐输，全活者甚众。后乾隆间甬复大歉，时邦宝已归里矣。宁台绍道范某访其遗法，踵行之，民困以苏。邮赠匾额旌之。其居乡建玉屏书院，置育婴堂，皆遗泽也。”民国《同安县志》所记略同，唯多“乾隆庚午（1750年）甬复大饥”、经陈邦宝施赈后，宁台绍道范某“邮赠匾‘积厚流光’旌之”，并说他“居乡施予无吝，族亲戚多藉周恤”。

厦门溪岸的义民陈邦宝在甬东（属今宁波）施赈救灾，清道光之前仅见一例，事迹感人，故方志编纂者将其放在“义行”的首篇。可惜新近整理印行的《厦门溪岸陈氏家谱》却把陈邦宝置之谱外。一般比较严谨的修谱工作者凡遇到这种同时代、同地点又同姓的人物都不会轻易放过的。清代雍干时期的溪岸陈邦宝到底是谁？幸好近年出土的《陈昆园墓志铭》这方文物解了这个谜。

《陈昆园墓志铭》虽然残缺，但内容却提到：“昆园读书不事章句，慨然有经营四方之志，……门庭之中蔼如也。迨敬园数奇不售，家计日繁，伯仲相勖谓‘人生处世非名则利，亦安能郁郁久居此乎’？敬园乃往来吴越间，以懋迁起家。而昆园亦自是而游甬江矣。昆园虽幼辍业，然于大义所在甚明，凡有作为，名卿硕彦咸为心折。其感人最深者莫如甬江赈荒一事。当甬江之大饥也，疫气盛行，老幼颠连载道。斯时也，坐视则有不忍，赈济则恐弗周，措置亦极难矣。昆园恺恻动念，经纬有方，制衣散钱，给予维均，其转危亡而置安全者，名倾一时。提军吴公、观察同公以及郡守、州牧咸嘉昆园殊才，延请董司赈恤，募捐作倡。（下残）”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闽海关正口设在厦门，从那时起到鸦片战争前夕，厦门港的对外贸易以及对台航运一直很兴旺。民间的“南北郊”贸易极北至天津、营口等处，南至东南亚一带，陈敬园、陈昆园兄弟从事厦门港至宁波港的生意，也很正常。从《陈昆园墓志铭》的内容看，主要是哥哥陈敬园务商，弟弟陈昆园只是跟随者。而方志所记的陈邦宝也仅是“旋客甬东”，没说他在那里从商。从《陈昆园墓志铭》和方志所载的内容分析，陈昆园和陈邦宝是同时代人（乾隆庚午年（1750年）陈昆园差不多60岁左右），又同出厦门溪岸，在甬江施赈形式（制衣散钱）也基本一致，且都得到当地官员的赠匾，并且都通过捐授得到同样的官衔（《陈昆园墓志铭》为“例授布政使司理问”，《同安县志》称陈邦宝为“捐职布政使司理问”）。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陈昆园和陈邦宝是同一个人。否则，方志必然会为陈昆园在“义行”再立一个传。

古人重名讳，书写、镌刻墓碑和墓志都不以“官讳”（本名）体现，而都书刻其名号，一般死者的本名会另外在墓志的行文表现。《陈昆园墓志铭》也不例外。可惜标明陈昆园本名的那部分已残缺。再者，古人命名、取字型大小，都讲究辞意和含义的统一。陈邦宝，字璞卿。璞是美玉，汉代昆山是出美玉的地方。因此陈邦宝取的号为“昆园”，也极符合古人命名取号的规矩。陈邦宝即陈昆园，当毋庸置疑。

综上所述，厦门溪岸陈氏表面看来是一个宗族，其实分为同属颍川陈氏的“启宸公”和“质诚公”这两个支派。“启宸公”于康熙初年从“漳南”迁徙到“银同带溪岸北”繁衍生息，若干年以后“质诚公”也由殿前迁移到“溪岸”（但据《颍川殿前陈氏族谱》载，殿前陈氏分族到厦门只有“尾头”、“美头”，并没有直接分族到“溪岸”，具体情况俟日后再行考证）。“启宸公”的孙子陈邦宝，字璞卿，号昆园，清乾隆年间随兄长到宁波经商致富，并在那里大行善事，得到地方官员的赐匾褒奖，方志有传。而“质诚公”这一支派在陈胜元这一代之前生计并不理想，《陈胜元行述》称陈胜元“少贫，不能就傅，日樵苏以佐家计”，陈胜元从军任职后开始显赫，为“诰授武显将军”、“江南福山镇总兵官”；其三子陈宗凯为“诰授武功将军”、“副将衔台湾艋舺营参将”；四子陈宗超为光绪丙子科举人；三女适台湾近代知名人士、侍郎衔太仆寺卿林维源（林尔嘉的父亲）；嫡孙陈石子还过继给林维源为嗣（即林尔嘉），其他子弟也都得到清廷封荫，可谓近代厦门最出名的仕宦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质诚公”这一支派得意如此，却能恪守家风，照旧与“启宸公”支派后裔和睦相处，在溪岸聚居的“十落大厝”有共同的祖屋，悬挂“积厚流光”匾额、供奉共同的祖先神主，逢年过节共同祭奠先人。尤其是这样的大家族在财产管理方面也有其特色，陈胜元第四代裔孙陈国添先生保存有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原溪岸街67号的房契，其中写道：“尽卖与本街陈府上为作昆园公公业，……右给业户陈泰、建记收执。”据了解，“陈泰、建记”是“陈泰记”和“陈建记”（‘陈质诚’后裔堂号）的对外合称。“陈质诚”后裔认同“昆园公”，视其业为“公业”，可以说在理财方面，这一大家族内部是生息相通的。这些都是闽南、闽台社会文化研究的极好素材。

虽然经过历史变迁、旧城改造等外来因素的影响，溪岸陈氏后代子孙已星散各处，但他们之间的来往依然不断。在台湾的裔孙更是以“溪岸陈氏家族”为寻根谒祖的桥梁。2002年厦门市政府决定迁建鸦片战争中爱国将领陈胜元的故居，无疑是办了一件好事。但陈氏族人编纂《厦门溪岸陈氏家谱》时，对这一大家族的源流支派语焉不详，甚至将最初迁居开基的人物略去弗载，对有些比较重要的先人史迹也缺乏考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家谱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作者系原厦门市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