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话说最初的厦门

龙门陈氏

话说最初的厦门

2024-06-28

这是一篇我见过的关于“厦门”之名源起最富创意的文章，文章作者为来自香港的王闻尔。王闻尔是原《厦门文学》主编王尚政第四子，是曾经的“厦门文科状元”，是老牌的北大才子，其文章值得细读！——
林鸿东

话说最初的厦门

一九五五年十月高崎—集美海堤竣工之前，厦门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对这个岛屿的称呼，道光十二年（1832）编修的《厦门志》这样说：自宋以上无可考；宋为嘉禾屿；元因之；明为中左所；至国朝平定两岛（指金门和厦门，时在康熙十九年即西元1680年——笔者注），乃名厦门。
在民间，尤其在文人雅士之中，鹭门、鹭屿、鹭江等称呼明代就很流行了。

一九八二年泉州东门外石井村出土了一方唐代墓志，纠正了周凯“自宋以上无可考”这句话。原来，早在唐大中元年（847），这个岛屿就被命名为“嘉禾里”了。再往前一百多年的唐开元二十年（732），这个岛屿还有一个更时髦名称叫做“新城”。

“厦门”被用来指称整个嘉禾屿，是入清以后才普及的。事实上，厦门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种种重要角色，如郑氏集团据为抗清复明基地、清政府平定台湾并将其列入中国版图、福建水师提督府+兴泉永道署+海防同知厅等文武大员的进驻、康熙年间开放海禁设立闽海关及厦门洋行、中英鸦片战争及随后五口通商，等等，也全都发生在清代的厦门岛上。

正如“上海”这个大地名可以被追溯到当初松江（苏州河）南岸十八大浦之一的“上海浦”那样，“厦门”作为嘉禾屿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地方小名，早在明代史籍乃至更早以前就出现了。

本文就是专谈清代以前这个最初的厦门。

一．明代已出现的地名“厦门”

明黄仲昭修纂的《八闽通志》是福建现存最早一部地方志，成书于弘治二年（1489）。书中有两处地方提到“厦门”（下画线是笔者所加，下同）：

第一处（见图01）：“中左千户所城，在同安县南嘉禾屿厦门海滨。”（卷之十三地理）

第二处（见图02）：“中左千户所……烽燧八处（俱在同安县西南）：厦门、高浦、径山……。”（卷之四十一公署）



图01：《八闽通志》卷之十三地理•城池。



两处引文正好代表明代出现的地名“厦门”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位于海滨。“中左千户所城”指的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建成的、至今还常被提起的厦门城，它是建造在嘉禾屿西南隅一处叫做“厦门”的海滨。我们后面会进一步说明，明代中左所城的北、西、南三个城门外约莫一华里的地方，就全是大海了。

可以进一步佐证早期“厦门”位于海滨的另一个例子，来自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筹海图编》，
其卷之四“泉州府•水寨”写到：“浯屿，原在海外，今移入夏门澳。”（见图03）同书卷之四“福建事宜•浯屿水寨”也记载：“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门地方……与其议复旧规，孰若慎密夏门之守，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见图04）



图03：《筹海图编》卷之四泉州府•水寨。



图04：《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浯屿水寨。

据《王力古汉语字典》解释，“澳”本义水边，后指可泊船的水湾；“夏”本义大，《诗经•秦风•权舆》“于我乎夏屋渠渠”，此处“夏屋”指大屋，后来单用“夏”也指大屋（大殿），如《楚辞•九章•哀郢》：“曾不知夏之为丘兮”。为了避免与常用义华夏的意思相混，后人就造出一个“厦”字来专指“夏”的大屋意思。东汉《说文》没有收“厦”字。“厦”是“夏”的后起字，两字同源，可以通用。因此，“夏门澳”也就是“厦门澳”，“夏门”也就是“厦门”——浯屿水寨迁入嘉禾屿后驻扎的一处港湾名称。

地名“厦门”的第二个特点：用作“侦报警息”军事据点的名称（“侦报警息”四字摘自万历年间《泉州府舆地图说》
中对“墩台”的解释
）。凡出现“厦门”的明代史书和地图，多数与这个特点有关，而且，总伴随以下花样繁多的名词的同时出现：烽燧、烽堠、烟墩、墩堡、墩台、炖台，让人一时眼花缭乱。其实，这些名词的意思都差不多，借用一个现代词语“烽火台”来概括它们的意思，相信也八九不离十了。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下文中，我只用“烽燧”一词来代表上面各种名词。这点望读者留意。

上引《八闽通志》第二个例句中，“厦门”是中左所管辖内八个烽燧的名称之一。下面再举明代史籍中提到的带烽燧功能的其他“厦门”例子：

成书于嘉靖三十二年（1552）卜大同撰《备倭记》卷上：“烽堠……浯屿寨界内四十：……曰五通、曰井上、曰龙渊、曰东澳、曰径山、曰东渡、曰厦门、曰流焦。”

《筹海图编》卷一“沿海山沙图”中福建地图部分，方位大致是陆地在下海洋在上（即坐陆地望海洋），从右向左逐页连接，与现代地图的上下左右概念每每相反。但也不全是，如“古浪屿”在“中左所”的右下方，与现代地图的左下方，只是局部之差。总之，《筹海图编》地图的方位参考价值不大，但其所标示出来的地名却有价值。例如在“中左所”四周，我们见到“厦门烽堠、径山烽堠、东渡烽堠、浯屿烽堠”等名称（见图05）。另卷之四“福建兵防官考”也写到：“（泉州府）烽堠四十四：……径山、井上、东渡、龙渊、厦门、流礁……。”

《泉州府舆地图说》成册于万历三十年（1602）之后不久，其“中左所图说”
记载：“中左所，永宁卫分守御之地也……所辖墩堡八座：厦门、径山、东澳、五通、井上、龙渊、流礁、东渡，皆要害地也。”（见图06）



图05：《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中的中左所。



图06：《泉州府舆地图说》之中左所图说。

成书于万历四十年（1612）的《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十一“武卫志•寨隘(烽燧附)”记载：“（同安县）烽燧十有四：……西南曰厦门、曰欧舍、曰径山……俱隶中左所。”

到了明末，“厦门”已逐渐取代“中左所”，成为嘉禾屿的总称。何乔远崇祯二年（1629）定稿的《闽书》中，说嘉禾屿“又名厦门，又名鹭屿，今中左所在其中。”(卷之十二方域志)似已暗示“中左所”当时归属在“厦门”的范围内了。不过，当叙述明初创建的浯屿水寨“以其孤远，移入厦门”时，何乔远特意补充一句：“厦门者，中左千户所嘉禾屿地也。”（卷之四十捍圉）我读到此处忍俊不禁，为这位重视概念的明末学者点赞。若用现代汉语翻译，何乔远补充的这句话完整说法应该这样：“（当初浯屿水寨迁入的那个）厦门呀，是中左千户所驻扎的嘉禾屿底下一个地方名称而已。”
大致而言，天启至崇祯年间完成的《闽书》，可视为“厦门”由地方名称转为整个嘉禾屿总称的转捩点。

二．最初嘉禾屿中心在筼筜港东岸

要考察最初“厦门”在哪里，有必要先问一个问题：中左所创立之前，嘉禾屿的中心在何处？明初一系列防海措施，如建立卫所、巡检司、水寨及烽燧等，是在执行朱元璋的海禁政策，针对著唯一敌人——倭寇。现在史家已有共识，那些所谓倭寇，其实绝大多数是被海禁政策逼出来铤而走险的沿海中国人，他们与后来的佛郎机、红毛夷一样，本质上只是想与中国内陆通商。既然公开贸易不成，只能偷偷走私，有时也的确上岸抢掠。他们要走私、要抢掠的对象，自然是那些人烟稠密、物产丰盛的地方吧！就四面环海的嘉禾屿而言，岛上最富庶的中心，应该也就是倭寇喜爱光顾、同时是官府防备来袭的“厦门烽燧”之所在吧。

2004年12月，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岛内仙岳路与金尚路交叉口东侧（旧属禾山乡后坑村）一处双冢双穴古墓进行发掘，传说这是唐代陈僖的墓及其衣冠冢。结果发现，墓主是陈僖的孙子陈元通和孙媳妇汪氏。墓中出土了两方重要墓志铭，结合前文提到的1982年石井村出土的《唐．陈元简妻许氏墓志》，为我们勾勒出唐代陈氏族人迁徙及开发嘉禾屿的过程，弥足珍贵，是迄今为止记载厦门历史最早、最可靠的实物见证。

厦门的陈氏祖先来自中原古郡颍川。唐开元年间（713--741），陈僖父亲出任长乐县令，任满后在福唐（福清）定居下来。陈僖曾官至蜀州别驾，他爱仁好义，襟怀坦荡，聚集豪杰，“门有敢死之士，遂为闽之豪族”。当时闽侯有自立为王的意图，欲招纳他共为谋划。陈僖不愿参与其事，私下建造船只，乘夜率领家族渡海南下，迁徙到“屹然云岫,四向沧波,人所罕到”的“海之中洲”嘉禾屿（当时称“新城”），认定此地“可以永世避时，贻厥孙谋”，于是“发川为田，垦原为园，”获得当时清源郡（泉州）颁发地契。陈家于是“家丰业厚，又为清源之最。”陈僖也从此
“终身不仕，以遂高志。”

陈僖大儿子名叫陈仲禹，担任过广东番禺县丞。

陈仲禹的大儿子即陈元通，出任歙州婺源县令。他先娶汝南周氏，周氏早逝；再娶颍川汪氏，汪氏生两男。陈元通于大中九年（
855）去世，年七十有五，继室汪夫人迟六年即咸通二年（
861）去世。两人墓穴各埋一方墓志铭。

至于陈仲禹的二儿子名叫陈元达，出任虔州虔化县丞。元达的女儿十七岁就嫁给泉州参军陈元简，不幸在二十三岁（
875）生下第二胎后的第六天，死于产后痢疾。陈元简悲痛万分，亲自为夫人撰刻了一方墓志。

这三方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铭，纠正了厦门地方志和民间族谱中一些误传，例如“南陈北薛”中的南陈，长期误指金榜山的陈黯。其实陈黯（约805--877）辈分应在陈元通之后，与陈僖相隔至少四代。若说南陈第一人为陈僖，还比较有道理。当然，陈僖抵达嘉禾屿时，这里已有“新城”的叫法，似乎又暗示：尚有更早的陈氏族人或薛氏族人已在嘉禾屿定居开发了。

这些最早定居嘉禾屿的移民住在哪里？陈元通继室汪夫人墓志铭提供了一条线索：她“厝（葬）于宅东三里之原，祔（合葬）府君之茔。”而陈元通本人则“卜葬于所居之里，祔其先茔。”换句话说，此次考古发掘地的仙岳路与金尚路交叉口，乃唐代陈僖族人的墓葬场所。从这里往西约三里地，便是陈氏族人聚落的地方。查看地图，这聚落地方大致就是后埔至江头一带。再往西，便是茫茫的筼筜港了。

历史上的筼筜港非常开阔，远非今天的模样。清康熙年间为配合开放海禁、对外贸易，已在鹭江和筼筜港交界处填海，竹树脚这片地就是填海得来的，叫“新填地”。即使如此，乾隆三十一年（1766）纂修的《鹭江志》仍这样介绍：“筼筜港，在城之北，长可十五六里，阔四里许，自竹树渡头至江头社，一弯如带。中有小屿，曰凤屿。又有浮沉石，潮至则浮、退则沉。海利所出，日可得数十金；鱼虾之属，此为最美。”

我们现在称作老市区的文化宫到鹭江道这一片，是中左所设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此前这里大部分濒海。今思明南路、定安路结合部，古时有个小码头，筼筜港一个分支切入，海水经过长寮河流到此处，可通舟楫，留下一个古地名“后路头”（厦方言“码头”叫“路头”）。长寮河后来租给人家种蕹菜，堵塞了，变成污秽的内河，改名叫蕹菜河（今妙香路附近）。古时鹭江的海岸线，从大约今布袋街穿过镇邦路到横竹路，在同英布店前海岸线突然凹进去，形成深且长的神前澳，是早期大小商船渔船停泊的地方。神前澳再向前便进入筼筜港的范围。

筼筜港的南岸大致从今土地公祖巷、二王街、后厅衙巷那片开始，沿后海墘到福茂宫，再到海岸街和溪岸。福茂宫（今厦门六中后门）前有一座照墙，从照墙花窗探头外望，便见浩瀚的海水，万顷碧波中有个小岛，随潮汐浮动，就是浮屿。岛上有个雷音殿（现厦禾路
278号），人们要走数十丈的木桥才能到岛上去。溪岸的北边连著一个伸向筼筜港、三面环海的半岛，岛上有座山丘叫“美头山”（即现美仁社），与内陆之间形成一个天然港湾。这个港湾是筼筜港船舶渔舟集泊的地方。从溪岸沿筼筜港南岸继续向东，经过崎岭（将军祠）、麻灶（文灶）、吴仓（梧村）、莲阪，就到了筼筜港东岸的江头社。

筼筜港至钟宅港，本是地壳下沉的结果。嘉禾屿多数地方是海拔50米以上的丘陵和10米以上的台地，不适合初民开垦。只有这两个内陷的港湾沿岸及它们中间的陆地，加上附近海蚀台地，才形成小小一个湾区平原。整体上，嘉禾屿土地盐碱度高，不适合耕种，但沿线后埔、蔡塘、枋湖、县后等村落，仍是嘉禾屿水稻盛产的地方——想必也就是曾经出产“嘉禾”的地方吧！

不仅陈僖族人选择居住在这片湾区平原上，就是传说北薛（薛令之）的墓葬地县后也在这一带。宋初，泉州孙姓迁入五通，接著是黄姓落户文灶、叶姓安家莲阪、高姓定居高林、吕姓聚族吕厝等。“到了南宋，岛上已有30多个村庄一千多户、五六千人。”
这些明代以前定居嘉禾屿的人，几乎都汇集在既产嘉禾又出海利的筼筜港东岸。这一带，自然成为明以前嘉禾屿的中心了。

如果说，嘉禾屿地方上很早就存在一个叫做“厦门”的小地方，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在筼筜港东岸的江头—莲阪—双涵—吴仓这片海滨地带。而以“厦门”命名的烽燧点，估计也就安置在这一带的山头上，可以观测到筼筜港的海面情况。

三．厦门烽燧 = 金鸡亭？

道光《厦门志》卷四防海略中有两个小栏目，“旧设炖台”栏目下列出厦门、殴舍、径山等八个前明设置的炖台名（见图07），而“炖台”4
栏目下则列出当时厦门岛及邻近的二十一个炖台名。当中有一个炖台名“金鸡亭”，其下用小字注明“厦门”。（见图08）



图07：《厦门志》卷四“旧设炖台”。



图08：《厦门志》卷四“炖台”。

我对著“金鸡亭（厦门）”这五个字揣摩好久。觉得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邻近地区有一个也叫作“金鸡亭”的地名，为免混淆，作者特别注明此处“金鸡亭”是指厦门岛内那个——但要有相关资料的辅证，否则这个解释便不能成立。另一个解释是，此处所说的新炖台名“金鸡亭”，就是前明设置的旧炖台名“厦门”——请留意：《厦门志》上新、旧两个炖台栏目是差不多并列一起的——我较倾向第二个解释。



图09：曽焕辉据道光《厦门志》地图复绘。

在所见明代史籍中，我没找到“金鸡亭”这个地名；但在清代的资料中，金鸡亭一下子成为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但《鹭江志》和《厦门志》的地图上都标示它（见图09），各种书籍也都记载它。例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嘉禾名胜记》写到：“金鸡亭离城十三里。明洪武间，里人掘地于此得金鸡，因建亭跨其上，故名。今为往来孔道，门对筼筜港，晚潮渔火明灭水光上下，亦奇观也。”；《厦门志》说它既是军事上“五营汛地”之一，也是行政上“铺递”（即驿站）之一，其他书还说它是厦门小八景之一。金鸡亭的位置，处在厦门城区通往泉州
/省城方向的五通和通往同安方向的高崎两条主干道的分叉口上，两条干道明代就存在了，不是入清才开辟的。处在这样举足轻重往来孔道上的金鸡亭，不可能在明代史籍中毫无提及。在没有见到进一步反驳资料之前，我倾向认为：清代炖台名“金鸡亭”，就是明代旧炖台名“厦门”，也即“厦门烽燧”等军事据点的所在地。

无独有偶，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2006年
3月出版的《图说厦门》第24页，刊登了一幅AMOY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的地图，编者说：“这是有比例尺的厦门岛及周围地势图，绘制于20世纪20年代，来源于民国《厦门市志》。”
（见图10）



图10：绘于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及周边图。

在这幅采用现代方法绘制的厦门岛地图中，有两处地方，一处在筼筜港的东岸，一处在筼筜港西出海口，分别标示两个“厦门”地名。从字体大小和所处位置看，这两个“厦门”似乎都不是指整个厦门岛。东岸的那个“厦门”，除了可能与明代“厦门烽燧”及
/或清代炖台名“金鸡亭”有关联外，我实在想不出还可能指什么。此文目的在抛砖引玉，笔者对此没有既定观点，希望厦门地方史专家学者们能为我指点迷津。

至于图10西出海口的那个“厦门”，有一种可能是指当时正在拆卸中的“厦门城”。但时序已进入民国时代了，到处都有以“厦门”命名的实体，如厦门海关、厦门港等等，倘若绘图者有意指“厦门城”——尽管它正在消逝中——按理是要加个“城”字上去才不致引起误会。何况，那“厦门”两字不是落在陆地上，而偏偏放在筼筜港南岸的海边上，令我不禁联想起了浯屿水寨曾经驻扎过的那个“厦门澳”来。

四．浯屿水寨驻扎地“厦门澳”在筼筜港南岸

嘉禾屿有详载的第一个官方机构，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设置的中左守御千户所。它的成立时间比同属永宁卫的金门所晚七年、比高浦所晚四年。千户所兵额
1,204名，由正千户率领，主要负责陆上防卫。据《八闽通志》记载：金门所第一位正千户在永乐（1405）初年就上任了，而嘉禾所（即中左所）则迟至成化年间（1465-1487）才任命第一位正千户，名叫赵熊。
换句话说，成化以前的中左所，人员编制根本未到位，只是慢慢修筑、增建所城而已。
这就难怪了，嘉禾屿上唯一正史有记载的一次海贼来袭，其结局竟会是这样的：“正统十四年（1449），海贼张秉彝驾海船二百余，围中左千户所，邑人叶秉干率义兵战却之。贼退围高浦，秉干力战死。”海贼张秉彝已将中左所城包围了，城内官兵居然没一个人出来应战——原来那时还没任命头头呢！——好在，嘉禾屿居民叶秉干率领义兵把海贼赶跑了。海贼转而围攻高浦所，仍是这批义兵英勇抵抗。结果，叶秉干为此战死。从此之后，也不再见到倭寇/海贼前来侵扰嘉禾屿的官方记载了。
海贼既然不再光顾嘉禾屿，中左所也就无所事事。整个明代，我看不到中左所曾做过一件值得史书记载的事情。

真正让嘉禾屿发挥影响力、提升知名度，进而令地方名称“厦门”逐渐取代“中左所”而成为整个嘉禾屿总称的，是浯屿水寨迁移到嘉禾屿的“厦门澳”之后。

浯屿水寨创建于洪武二十年（1387），与金门所同年。景泰三年（1452）迁入嘉禾屿，万历三十一年（1603）再搬去晋江石湖。也即是说，浯屿水寨在嘉禾屿前后
150年。其兵额2898名，比中左所多了一倍有余，由永宁卫派出26名官军和2,242名士兵、漳州卫派出12名官军和656名士兵“更番备倭于此”；其巡哨范围北至惠安崇武、中控晋江永宁和围头、南抵金门料罗；至于水寨最重要的战舰，据《万历重修泉州府志》记载：“浯屿寨管福、哨、冬、鸟等船四十八只。福船势力雄大，最便冲犁，所以扼贼船于外洋。……次号哨船、冬船以便攻战，小号鸟船、快船以便哨探或助力袭击。”这四十八艘战舰构成当时福建最强水师阵营，它需要有港湾以供停泊和操练，也需要有船坞以备修缮和补给，岸上还要有兵房设施以让几千名官军作息。这个“厦门澳”
具有相当规模，它会在哪里呢？

让我们先回顾本文开头《八闽通志》那句话：“中左千户所城，在同安县南嘉禾屿厦门海滨。”中左所城即后来的厦门城，它的西门大致在今新华路与思明东路交会处，南门在中山路与古城路交叉口，北门约在今报警台下公安局宿舍。据第二节的考察，明代从这三个城门到海边，都只不过几百米距离，故此，称所城位置乃至所城至筼筜港那片地方为海滨，是很自然的事。那片叫做“厦门海滨”所对出的海港，大概就称作“厦门澳”吧。以下提供论据。

我们曾指出，《筹海图编》方位左右上下颠倒。假如用这个颠倒的视角去重看图05，我们会惊讶发现：“厦门烽堠”处在中左所的北部，与上一节推测的筼筜港东岸“厦门烽燧”相对应；而“浯屿烽堠”则变成在中左所西门外，又与史书记载正好一致。乾隆二十八年（1763）编修的《泉州府志》卷十二“公署”写到：“旧浯屿寨公馆在中左所西门外。后寨移署废。”
《厦门志》卷二“官署”也写到：“浯屿水寨行署，旧在西门外大教场，后移石湖。今废。”
两则均证明：浯屿水寨不是设在中左所城内，而是设在所城的西门外。

进一步证据来自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绘制的《泉州府舆地图说》当中的“中左所图”，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厦门古地图（见图11）。



图11：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泉州府舆地图说》中的中左所图，约绘于1602年之后不久。

只见嘉禾屿被万顷波涛包围，筼筜港从西海岸切入岛内。中左千户所矗立岛中，其右侧也就是西门外靠筼筜港出海口的地方，标示“浯屿水寨”并画了一个官方机构的图示（红色圆圈者）。这张厦门古地图清晰显示：浯屿水寨就驻扎在中左所城西门外、筼筜港南岸出海口的地方。这地方也就是“厦门澳”所在地。

五．浯屿水寨改写嘉禾屿（厦门）命运

先说一件有趣的事。浯屿水寨迁入嘉禾屿厦门澳之后，大概因为它成立时间比中左所早、编制比中左所大、级别也比中左所高——浯屿水寨指挥官叫“钦依把总”，比一般“名色把总”高一级，属“都指挥”即守备级别（武职正五品）——坚持不改寨名，虽然身在“厦门澳”达150年，对外一律仍称“浯屿水寨”。这就带来两个意料不到的后果：

第一，为避免混淆，当局不得不把原先漳州旁边的那个海岛“浯屿”，改名为“旧浯屿”。旧浯屿在明代文献及地图上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见图05右上角）。与此同时，旧浯屿也成为倭寇、海贼走私的新据点，前来打击他们的，又偏偏叫作“浯屿”的水师！于是乎，在官员往来文书中，一会儿浯屿指敌人的巢穴，一会儿浯屿又指我军的水寨，好不麻烦！

这就带来第二个意料不到的后果：浯屿水寨的驻扎地“厦门”两字，出现频率忽然急速上升，尤其在谈及浯屿水寨和海防议题时，大有取代“中左所”作为嘉禾屿代称的趋势。例如，万历十七年进士、担任过兵部职方司主事和浙江巡海道的同安人蔡献臣，在一篇议政文章中这样写道：“浯屿水寨，原设于旧浯屿山外，不知何年建议，与烽火、南日一例，改更徙在厦门。……如厦门防守官军果能以湄洲、深沪、料罗、大担为汛地，络绎巡警，而于料罗澳及大担屿最切要处，常扼守之，则又不论旧浯屿与厦门矣。”此处连续出现的三个“厦门”，均指嘉禾屿。

令“厦门”进一步提高知名度的，还因为隆庆四年（1570）增设了浯铜游兵，万历二十五年（1597）新设了彭湖游兵，两个指挥部均设在嘉禾屿，水师基地谅也设在厦门澳。浯铜游兵配备战船22只，以游击形式灵活游弋于旧浯屿至铜山（东山岛）之间。彭湖游兵配备哨船20只，额兵
850名，每年春、冬两季专往远在外洋的澎湖屿驻守。此时嘉禾屿上的厦门澳，担负著北起崇武所，南迄闽粤交界，东至澎湖列岛的几乎泉、漳二府所有海域的防御任务。为了协调三个水师与陆上各卫所的配合，明政府还把南路参将（武职正三品）从漳州移驻到嘉禾屿来。这是明代驻守嘉禾屿的最高军事将官。

彭湖屿在宋代就列入中国版图，隶晋江县。宋志上说：“彭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苫茅为舍。……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明初实行海禁，岛上的人全部被迁徙到漳州、泉州内陆，“其地遂墟”。明政府此前从未在那里驻兵设防。而与彭湖一水之隔的台湾，当时仍处在原始未开发状态。中国政府也从不把它视为关注物件。

时序到了万历年，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葡萄牙已在澳门找到落脚点，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荷兰船队首次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尼万丹；日本丰田秀吉在万历二十年（1592）首次出兵朝鲜，又在五年后再次入侵朝鲜。倘若不是他第二年突然病殁，来自日本的战火可能已燃烧到澎湖和台湾。所以，万历二十五年（1597）明政府在嘉禾屿设置彭湖游兵，具有深远意义。它表明，中国政府开始注意台湾海峡，台湾也从此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两位与嘉禾屿相关的人物，在这个世界大变局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一位是浯屿水寨最后一任钦依把总沈有容，另一位是比沈有容年长十五岁、曾经共同在北方蓟镇守边、退役后潜心学问成为著名学者和大旅行家的陈第。

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初一日，时任浯铜游兵名色把总的沈有容，陪同刚从广东游历完路过嘉禾屿的陈第，一同游览五老峰，在普照寺（南普陀）后山的摩崖上，他们兴致勃勃留下了一幅高1.1米、宽1.0米的题名石刻，至今保存完好。题字共四行，每行七个字：（见图12）

万历辛丑四月朔，三山陈第、宛陵沈有容同登兹山，骋望极天，徘徊竟日。



图12：陈第、沈有容题名石刻。

同年五月和七月，沈有容率领浯铜游兵在东碇和南澳两度大破倭寇。十二月，被新上任福建巡抚朱运昌提拔为浯屿水寨钦依把总。第二年（1602）二月，沈、陈再与南路参将施德政一起，到五老峰隔海相对的太武山游览，留下题诗刻石。六月，当局决定将浯屿水寨从嘉禾屿搬去晋江石湖。沈有容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督建石湖新寨，“先为监司署，次海防署，次寨署，次徙建玄武祠，次阅武场。……竣于癸卯（1603）二月二十日。”

当石湖新寨建筑中、浯屿水寨仍未搬离厦门澳时，发生了“东番剿倭”事件。这个事件今天看来意义重大，而事件本身又充满曲折、惊险、趣味、争议，已有不少学术文章和传奇小说加以分析和描述了。我这里只作简略介绍。

万历三十年（1602）秋天，有七艘倭船——这次很大可能真的来自德川家康授意下的日本倭船——从广东到福建又到浙江，再从浙江窜回福建万安卫所，攻城焚船，然后东出澎湖，占据东番（台湾），横行沿海三省。福建巡抚朱运昌给沈有容一份密劄，命他率领舟师前去东番剿倭。沈有容私下招募渔民往东番侦察形势，绘制地图；秘密练兵备战，连家人和亲信都不告知。却私下知会了陈第，并邀他一同前往。陈第这年已62岁，欣然应允。

十二月七日，沈有容率领浯屿水寨二十一艘战船出发，陈第同船。在澎湖遇上飓风，有七艘战船漂散，剩下十四艘继续到达东番，“遇贼艘于洋中，追及火攻，斩级十五，而投水焚溺无算，救回漳泉渔民被掳者三百余人。”倭寇既平，舟师收泊大员港——“大员”即今台南安平，其闽南音演化为后来指称整个岛屿的“台湾”，情形正与本文探讨的话题类似——当地酋长率族人以壶浆、生鹿犒劳官兵。陈第借此机会在当地踏勘地形，采访民情风俗。十二月三十日除夕之夜，沈、陈率浯屿水寨舟师凯旋而归。整个剿倭行动历时21天。回到内陆后，陈第以学者严谨的笔触，写了《东番记》和《舟师客问》两篇文章。前者记录了他亲眼观察和实地采访的台湾地理及民俗文化，后者解答了此次军事行动相关的问题及细节。

在此前中国史书上，曾有某某海贼被驱赶到台湾的记载，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海盗林道干为俞大猷追至澎湖、遁入今台湾嘉义一带；万历二年（1574）海盗林凤为明军追击逃至台湾魍港（今嘉义县布袋镇）。但这些海盗其实都是沿海中国人，而且明军是否曾经登陆过台湾，也语焉不详。这次沈有容、陈第的追剿对象，经史家考证，确实来自国外倭寇；而他们登陆和停留台湾的整个经过，更有详尽的文字记录。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明确登陆及停留台湾，意义非同寻常。它比荷兰人占据台湾（1624）早了二十二年，比郑成功收复台湾（1662）早了六十年，更比姚启圣、施琅平定台湾（1683）早了八十一年。从这个角度，我们更能理解嘉禾屿与台澎的关系、明白厦门何以随后迅速崛起，而当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正是在这里驻扎了一百五十年的浯屿水寨！

至于陈第所写的《东番记》，虽然只有一千四百三十八个字，却成为公认的“最古的台湾实地考察报告”（台湾学者方豪语），是讲授台湾历史不可取代、当之无愧的第一中文文献。一位长期在台湾大学讲授台湾历史的教授说：假如没有《东番记》，“十七世纪初的台湾，将永远停留在历史的黑夜中！”陈第本人也是个传奇人物。他1541年出生于福建连江。三十三岁到四十三岁在北方过军旅生涯，是俞大猷和戚继光的幕客，俞视为儿子。四十三岁返乡至五十七岁，杜门读书，晚年写出《毛诗古音考》等学术著作，扭转千年以来以为语音不变的错误观念，影响了顾炎武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五十七岁之后至七十七岁（1618）去世，主要游历四山五岳、大江南北，足迹不逊色于晚他数十年的徐霞客，只因他写诗为主，不像徐霞客写日记，后人不大了解他也是个大旅行家。但是，作为游历一部分，《东番记》无意中也为他在历史上增添了一笔浓彩。

六．“厦门”由小名变大名（附谈“下门”）

可能有读者会提出质问：你说“厦门烽燧”在筼筜港东岸，又说“厦门澳”在筼筜港南岸。那么，到底是同时并存的两个“厦门”呢？还是一先一后、由小而大的同一个“厦门”？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最大。

大致而言，最初“厦门”应指筼筜港东岸某处海滨，那是个居民聚落区，是明代以前嘉禾屿的中心。元末明初，沿海出现倭患，在聚落区附近小山头上，设置了烽燧、烽堠等军事据点，以就近地名“厦门”命名，于是就有“厦门烽燧”、“厦门烽堠”的叫法。随著洪武年间选址嘉禾屿西南隅（今文化宫一带）建造中左所城，嘉禾屿中心慢慢沿筼筜港南岸向出海口延伸，在大致溪岸到浮屿这一带、也就是中左所城至筼筜港的那片海滨地带，逐渐形成一个叫做“厦门海滨”及“厦门澳”的新地方，成为浯屿水寨迁入嘉禾屿后水师基地的选址。当浯屿水寨再搬往石湖时，嘉禾屿这片旧寨的土地卖给民间，民间填海向外扩展，成为后来厦门造船行业的发源地。至今这一带还留下一些与行业相关的地名，例如，开元路中段有一条横街叫“夹板寮街”（夹板船是川走厦门和暹罗、安南之间的远洋船，寮就是工厂的意思），大井脚那边有“帆寮街”，福茂宫附近有“打索埕”，等等。

我之所以有上述推测，还因为得到了都图地名的支持。

自元朝以来，嘉禾屿（包括鼓浪屿）行政上设置为四个都，即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二十三都和二十四都，每都各设2个图，共8个图，图以下为乡村。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除保留原有都图外，在人口较密集的市镇增设“社”和“保”。

福建最早方志《八闽通志》已多处提到中左所在嘉禾屿的二十三都，例如卷四十一“公署”就连续提到三次：“嘉禾仓在县南二十三都中左千户所城中”；“永丰铺、中左东门铺在二十三都”；“中左千户所在同安县西南二十三都。”但这个二十三都到底在哪里？范围有多大？我翻遍明代史书和地图，都不得要领。最后，在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五“都里”一节中找到了进一步说明：“二十三都，统图二，其地为：莲阪、毫灶、吴仓、厦门、中左所、乌石浦、埭头、吕厝等乡。”（见图13）



图13：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之五都里。

这些地名，我们至今仍耳熟能详，全部坐落在筼筜港东岸至南岸，连中左所也包括进去。令我感到惊讶和好奇的是，乾隆年间“厦门”早已是整个嘉禾屿总称了，可作者偏偏在第二十三都内，专门列出一个地方名称的“厦门”，与同是地方名称的“中左所”并列，其用意何在？难道它是在暗示最先筼筜港东岸的某处海滨？或是浯屿水寨曾经驻扎过的“厦门澳”？还是……

不论怎样，乾隆版《泉州府志》确确实实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在筼筜港东岸至南岸，曾经有一个最初的小地名“厦门”，与江头、吕厝、莲阪、埭头、梧村、文灶等至今依然存在的地名，肩并肩手挽手风雨与共了至少三百年，直到它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不仅是整个嘉禾屿、而且是如今现代都市的一个大地名。

收笔之前，也谈谈我对“厦门”是否源于“下门”这个热门话题的看法。我认同“厦门”是“下门”的雅称，但理由可能与别人不同。我依据的是音韵学方面的推论。

厦门方言有丰富的文白异读现象，就是一个字有两个甚至更多的读音。例如：“细”字的文读是[se]（例子：细节、细菌），白读是[sue]（例子：细汉、大细）；“流”字的文读是[liu]（例子：风流、潮流），白读是[lau]（例子：流水、流血）。同样的，“下”字文读为[ha]（例子：下乡、下载），白读为[e]（例子：下底、下个月）。

但并非所有汉字都有文白读音，例如“夏”及其后起字“厦”，只有文读的[ha]，而没有白读音。比如这四个词：夏令营、华夏，厦港、大厦，不论该字放在词的前面还是后面，都唯读成[ha]的音。事实上，“夏”、“厦”与文读的“下”，是[ha]这个音节仅有的三个同音字。

问题来了：我们从小到大都把“厦门”读作[e mŋ]，没人读作[ha mŋ]。此处的“厦”字，显然是套用了“下”字的白读音[e]。《厦门方言志》第三节同音字表中，[e5]
这个音节同样只有三个同音字：白读的“下”，白读的“会”（能够的意思，如“会晓”），以及当发音“厦门”时的“厦”字。
我由此推测：最初的“厦门”应是“下门”的意思，发音为[e mŋ]。后来，不知何年何月，被雅化为“夏门”及“厦门”了。

汉语的文字与语音向来是脱钩的，说不同方言的人，却可以在汉字上玩共同的花样。譬如一个谦称，就有鄙、贱、臣、仆、愚、蒙、不谷、小人等等可供替换。雅化的原理也差不多，拿一个较吉利的谐音字，替换另一个不喜欢的字。可是，一个方言区内某个字的发音，是经由该方言区普罗大众的共同承传和延续的，就彷如今天的区块链那样，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任意把某个语音改动的。我因为发现“厦”字被强迫改读为[e]音，才大胆推测“厦门”源自“下门”。对也好，不对也好，聊供大家饭后谈资吧！

2024年6月27日写于香港

【因篇幅问题，引用文献略过。】

作者：王闻尔，旅港，王尚政四子，北大中文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