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史上的周氏足迹

周贤安雅

民族经济史上的周氏足迹

朱桂塘

中国的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其代表人物有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以“求强”、“求富”为旗帜，从维护清朝的社会制度出发，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术，在中国创办军事工业，十九世纪70年代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兴办民族工业。洋务运动的“求强”、“求富”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周氏三代：周馥及其子周学熙、其孙周明泰功不可没。

周馥助李鸿章办洋务三十年

李鸿章（1823—1901年），自清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历三十多年驻天津，天津是他创办洋务事业的基础。
周馥（1837—1921年）字玉山，安徽东至人。少年屡试不第，投入李鸿章淮军当幕僚，为李器重。1881年任天津海关道，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周馥奉命赴渤海口编练兵舶团练，1886年任长芦盐运使，1888年再任海关道。从1870年至1900年间，周馥在天津协助李鸿章办洋务长达三十年，在他的参与下先后创办了铁路、邮政、电报、航运、新式学堂、机器制造等，这些都为天津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邮政为例：坐落在解放北路111号的大清邮政津局旧址，是1878年3月9日经清政府批准由李鸿章指挥周馥协助修建的，这是中国最早的邮政机构，同年7月向全国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该建筑现为“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特殊保护单位（见照片“大清邮政津局”）。
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从开平矿井到芦台，于1881年竣工，并且采用了国际标准轨距——4.85英寸（1.45米），这个标准，至今为中国的铁路系统所沿用。与此同时，还制成了中国第一个火车头——“中国火箭号”。这条铁路遂成为中国近代运输系统中最先建成的一条。
为了把铁路再展筑到天津，李鸿章借口军事运输的需要，先把铁路由芦台展修到大沽口。然后将铁路由大沽接至天津……1888年10月9日唐山至天津的铁路全线通车。
1871年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经过整顿扩充，开始制造清政府所需要的军火武器，从此在天津就出现了有名的“东机器局”和“西机器局”。东局坐落在河东区大直沽范围内的贾家沽道（今东局子），西局坐落在海光寺。李鸿章为了扩大天津机器局，达到扩充军事实力的目的，有意向清廷宣扬洋枪洋炮的威力，以引起清廷的重视。李鸿章在奏折中说：“制器与练兵相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成……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由以自强。”因此津局得到了扩充，该局所造的火药、铜帽、拉火、后膛枪炮子弹等与新洋式枪炮比较无异。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天津机器局产品发挥了作用。但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机器局惨遭毁灭。因为西方列强害怕中国强大起来，视中国军事工业为眼中钉，必欲毁之而后快。
李鸿章于1885年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培养陆军军官的院校，为使中国军队官兵掌握近代军事技术，培养新式陆军人才，提出“内修武备，外御强敌”的口号。当时德国的陆军被认为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武备学堂聘用的教练多为德国人。培养出大批军官，后来都成了北洋新军的骨干，佼佼者有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段之贵、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鲍贵卿、张怀芝、李长泰、雷振春、阮忠枢等等。他们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期间大都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左右着那一特殊时期的历史与政局。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的城市是绝无仅有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虽然没有直接在天津大战，实际上天津是这场战争的陆海军指挥中心和后勤兵站基地，实际上李鸿章始终坐镇天津和芦台指挥一切，周馥则负责前站营运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李鸿章任议和全权大臣，周馥为助手。1901年李鸿章死后周馥又任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到了晚年，他则长期寓居天津，赐谥号“悫慎公”，自编《悫慎公年谱》，著有《观省录》、《醇贤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等。1921年周馥在天津病逝后，天津士绅上书北洋政府为其建祠纪念。1924年建成了“荐福庵”又称“周公祠”。
这个建筑地处河东区东兴路光华桥下，现存大殿三间，进深一间，占地面积468平方米，建筑面积210平方米，为砖木结构，抬梁式，硬山顶（见照片“荐福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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