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公元1898～1972年)，河北盐山高金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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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公元1898～1972年)，河北盐山高金庄人。著名国民革命军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高树勋的一生，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年为贫穷所迫，不得不出外当兵，参加了冯玉祥所领导的西北军，经历了中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后来又参加了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他坚持了抗日反蒋，终于奔向了解放区，找到了革命的光明大道。而他自己由一个坚持爱国主义的旧军人，最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土。

高树勋原籍是河北省盐山县城南二十里高金庄人，父亲叫高步武，号绍曾，他的母亲娘家姓史。高树勋是清光绪戊戌年间即一八九八年生人。高树勋弟兄三人，姐妹四人，在兄弟之间他排行第二。他家里由于孩子多、劳动力少，家境贫困。到他五、六岁时，全家共有十二口人，土地只有二十多亩，每年收的粮食不够吃，所以年年卖地，生活更加困难。终年吃糠，谷子不去皮做窝头吃，要算是最好的饭了。高树勋九岁时，他父亲送他到本村的私塾杨先生那里去读书，交不起每年一吊钱的学费，经他父亲请求，准许交半费。这点学费还是靠他母亲每天出外背盐土熬成盐换来的钱才交上的。勉强念了三年，到十二岁的时候，正巧本村地主家里请了老师给儿子念书，高树勋的父亲就去那里请求，让高树勋免费附读，但每逢夏收秋种农忙季节，要回家帮父亲干农活。这样勉强维持到十五岁，家里的地卖的只剩六亩了。他大哥到北京郊区朋友家里当长工，高树勋只得辍学回家帮着父亲种地。他们租了本村地主刘家的十亩地，还是不能维持生活，父亲对高树勋说：“家里实在养活不了你啦，你也找你大哥混饭吃去吧!”就在1913年农历1月他十六岁的时候，同本村一个叫张寿三的人一起离开了家乡。他临行之时，头上还梳着一根大辫子，他的三姐给他梳好，扎着蓝色的头绳。母亲和姐姐送出村外，眼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他们先到天津投奔大姐夫李又桥，没有工作可找，就又到北京，经同乡们的介绍，先后在血料铺、刻字铺和杂货铺当学徒，干了约二年的时间，仍然解决不了家庭的困难，他父亲来信叫他去四川投奔他舅舅，到军队里当兵。高树勋有个舅舅在四川绵阳冯玉祥所领导的十六混成旅当军医，高树勋就连卖带借凑了二十多元路费，同去四川修铁路的他的大哥和一位表哥史炳庄，三人一起奔向四川。这是1915年的事，他十八岁。高树勋到了四川绵阳找到了他舅舅，编在冯玉祥军一团一营三连当兵。当时冯玉祥军队的官兵大多数是冀鲁豫三省的人，因此，从北方去的人很受欢迎。高树勋进入冯玉祥军才几个月，大总统袁世凯于12月中旬在北京称帝。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1916年1月护国军入川，袁世凯命令四川督军陈宦出兵迎击。陈宦率领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由绵阳出发到宜宾去作战。这是高树勋第一次参加战争。

冯玉祥军虽然从护国军手中夺回了宜宾，但是冯玉祥受护国军的宣传影响，知道是受了袁世凯的愚弄，便与护国军谈判停战，冯军撤回成都，并劝告陈宦通电反袁。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死去。冯玉祥的军队由于在四川受军阀熊克武排斥，就想去陕西投奔督军陆建章。高树勋随冯玉祥军从成都出发，经绵阳、汉中，奔向西安。走到汉中，听到陆建章已被陈树藩赶下台，冯玉祥军就从汉中改道汉口，奔向廊坊。到了廊坊，练兵一年多，又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登极”。7月4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声讨张勋，并联系直系的曹锟一起行动。驻廊坊的冯玉祥部队和驻马厂的李长泰部队编为讨逆军的主力。冯玉祥军从广安门进北京。张勋的五千“辫子军”被围攻，节节败退；最后退到天坛，以溃败告终。据高树勋回忆当时情况说，冯玉祥军只在天坛放了几炮，并没有激烈的战斗。复辟被扑灭，冯玉祥军又回到廊坊。高树勋当兵以后，每月有节余钱四、五元钱寄回家贴补家用。他在部队中是少数几个识字的人之一，经常帮着同连弟兄写家信，大家相处的很好。不久，冯玉祥成立一个手枪连，把高树勋挑选进去，被提升为班长。他平时好练体育，对于体操，双杠，木马，赛跑，摔交，跳高等等，都很下功夫，逐渐成为冯玉祥部队中的优秀运动员，每逢外宾来参观，总耍挑他出来作表演。

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先后垮台后，北京政府形成皖系段祺瑞和直系冯国璋相互角逐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南北对立的形势更加明显。1917年8、9月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集护法的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声讨北方军阀。冯玉祥受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命令，率军去南方援助北洋军阀的军队。1918年2月，冯玉祥军开到湖北武穴镇，冯玉祥通电主和，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触犯了段祺瑞，冯被免职。当时驻在汉口的曹锟派孙岳找冯玉祥愿作调停，趁段祺瑞四月“南巡”来汉口的机会，约冯玉祥到汉口与段会面。冯玉祥怕遭段祺瑞暗算，就挑选了手枪连的十几个人随行，高树勋随冯玉祥到了汉口，住在督军王占元准备的一座小楼内。手枪连的人昼夜站岗，严加防范，段祺瑞未能下手。调停结果，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带队援湘。冯玉祥的军队就从武穴到石首又经津市到了湖南常德。高树勋也随军到了常德。军队驻常德周围三、四个县的地方。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反对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行动很快就传到常德。冯玉祥当时支持学生反对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帝国主义的爱国行动，他叫官兵换上便装去到市街里帮学生查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商店。有一次，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领事高桥曾无理取闹的向冯玉祥提出抗议，遭到冯玉祥的驳斥。高树勋从冯玉祥的强硬态度认识到对待帝国主义就是你硬他就软，从而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在常德期间，高树勋从手枪连的班长调为冯玉祥的马弁班长，那时赵登禹是马弁。以后又调到学兵营学习使用机关枪。在学兵营六个月内学了操作机关枪、测绘，军事典范等军事知识。以后调到机关枪教导营当司务长。他当司务长一年多，廉洁奉公得到官兵的好评，后被提升为排长。这时北京政府派往湖南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驻衡阳的直系吴佩孚屡次通电主和，1920年6月，吴佩孚把军队从湖南撤到河南郑州，七月吴佩孚到保定，发动了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直皖战争。与此同时，湘军以“湘人治湘”口号驱赶北洋军阀，担任湖南督军的北洋军阀张敬尧被赶走，换了谭延登为湖南督军。冯玉祥的军队也从常德撤离湖南，开往河南信阳。这次行军正值伏天，河南闹大水，霍乱传染病蔓延，军队中死人很多，高树勋也受到传染。病愈后，为准备参加远东运动会，他曾被选为选手练习跳高赛跑等，但后来因为发生战争，未能参加运动会。

皖系失败后的北京政府，对于驻在信阳的冯玉祥军队停止粮饷供应，冯玉祥的军队就和河南督军赵倜打了一仗，然后开往西安。直皖战争得胜的吴佩孚就派冯玉祥军去打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1921年7月，陈树藩退出西安，8月，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高树勋被捉升为连长，先在骑兵连，后调回机关枪营。

直皖战争后，直系吴佩孚同当时已入关内参与北方政局的奉系张作霖的矛盾尖锐起来，1922年4、5月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军从陕西开到河南洛阳参加对奉军的战斗。高树勋随军绕道北京以西的万寿山一带，击溃了在长辛店的奉军，张作霖退至滦州。直系获胜。原河南督军赵倜，乘直奉战争之机偷袭郑州，冯玉祥军赶回，解了郑州之围，追击赵倜军队至开封，赵倜逃走。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这年10月底，冯玉祥受吴佩孚排斥，免去河南督军职。冯玉祥军离开河南开封调到北京，冯玉祥被任命为陆军检阅使。高树勋调升为营副，随冯玉祥到了北京南苑。这些年来，高树勋从作排长起，每月薪金三十七元多：除去自己零用，所余全部寄回老家。他过着节俭朴素的生活，直到后来当了师长，仍过着一被一褥的戎马生活。其间，他祖母逝世，回老家给祖母送葬，是他离家后第一次回故乡。因他幼年深切了解贫苦农民的困难，就在老家买了一头牛给全村穷人使用。又在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校，让全村儿童免费读书，这所学校直到日寇入侵才停办。

1923年春天，高树勋二十六岁，他的母亲和大哥送他的未婚妻韩素贞到北京南苑结婚。在南苑期间，高树勋在冯玉祥军的高级教导团受训一年，毕业后派到初级教导团当队长。

冯玉祥在他的军队中提倡信基督教，高树勋在常德手枪连时受洗礼入教。在南苑时，各团部都有牧师，每星期给士兵讲圣经。据后来了解，有些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当时就是以牧师身份到冯玉祥军中做工作的。如余心清(前人大副秘书长)、蒲化人(中共党员)等人。

第一次直奉战后，直奉两系军阀由于妄想争夺全国政局的利害冲突，1924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后上台的总统曹锟电召吴佩孚到北京组织讨奉军，冯玉祥受任第三军总司令，由古北口，喜峰口向平泉(河北省东北部，邻接辽宁省)出发。这时高树勋已当营长，由南苑随军出征。当时冯玉祥和吴佩孚已有矛盾，冯的军队开到古北口即折返北京，举行了联奉反吴的北京政变，逼曹锟下台。冯玉祥把军队改称国民军。曹锟、吴佩孚失败后，段祺瑞又上台作“执政”。这年底，段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军开往察哈尔、绥远，甘肃等处。高树勋带的军队驻绥远。高树勋从当兵以来，参加了反袁称帝，反张勋复辟，一，二两次直奉战争等多次战事，当时他只知道服从冯玉祥的指挥，跟着冯走，叫打谁就打谁，对于那时的中国政局以及各次战争的意义，是没有认识的。

1925年，孙中山先生应段祺瑞的邀请来北京会商国家大计，不幸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在这以前，高树勋和他所在的冯玉祥的部队是不知道国民党的情况的，这时他才在张家口看到宣传三民主义的小册子，苏联的军事顾问在张家口也出现了，并且运来了苏联的步枪和大炮。但是苏联顾问只给他们讲军事知识，并不宣传马列主义。

这时，北方军阀的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同冯玉祥之间以及和段祺瑞“执政”的北京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1925年下半年，冯玉祥的军队曾从奉系的直隶(今河北)督办李景林手里攻占天津，后受到奉直两系军阀的联合进攻，翌年冯军撤到南口(今北京昌平)，冯玉祥通电下野去苏联。当时已提升为团长的高树勋驻军甘肃，曾受命率部队开往南口与奉军作战。后冯玉祥军战败退到宁夏。

1926年，国民党从广州发动的北伐已进展到长江流域。从苏联归来的冯玉祥集合甘肃、陕西等地的旧部，9月在五原(在今内蒙古)誓师参加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投入消灭北洋军阀的战斗。为此遭到吴佩孚纠集陕西地方武装孔繁锦、张兆钾、刘镇华的围攻，冯玉祥军的李云龙、卫定一、杨虎城等部队在西安受到包围。这时已提升为旅长的高树勋奉命率兵绕道潼关，灞桥去截击刘镇华的后路，配合各路冯军打退地方武装，于11月底解了西安之围。这年冬天，他随军又出荆紫关(今豫、鄂，陕三省交通要冲)，奔赴南阳地区攻打吴佩孚的残部，吴军败退到四川，冯军占领了湖北襄樊、老河口(今湖北光化)一带。这期间，高树勋已升为冯军师长。军队里设有政治指导员，也常看到陈独秀编的《向导报》，在军部开会时，还遇到过共产党员陶金畲(后来叛变)。冯玉祥的总部还有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刘伯坚，但高树勋和他们很少接触，所以对共产党的主张还不了解。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清除共产党，高树勋对此重大政治事件认识也很模糊，只是后来他看不见原来在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了。

1927年初，冯玉祥受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秋天，冯玉祥的军队由湖北襄樊开到河南漯河，打败河南旧直系军阀靳云鹗，把吴佩孚的残部整编为一个军，调到河南新乡。军长是宋哲元，三个师长是高树勋、冯治安和韩德元。在1927～1928年间，高树勋率军队打败盘据在河南省北部的彰德(今河南安阳)的张宗昌(原直系军阀后投奉系，第二次直奉战后在关内组成直鲁联军)，返回郑州休整。奉军勾结陕西军阀进攻西安、潼关，他们又出兵解了西安、潼关之围。最后又出兵甘肃平定地方武装起事。这时，西宁划归青海省，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高树勋的军队就住在西宁。

到1928年底，国民党军队已经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之后，逼奉军退出关外易帜，蒋介石国民党暂时统一了中国。但到1929年冬天，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发生严重摩擦。阎锡山将冯玉祥羁留在太原。刘郁芬由甘肃省主席调任陕西省主席，孙连仲由青海省主席调任甘肃省主席，高树勋代理青海省主席。1930年，高树勋和孙连仲一起到河南参加了阎冯反蒋的大混战，打了半年，阎冯马失败，脱离冯玉祥、归附蒋介石的杨虎城军队进驻西安。冯玉祥退居山东泰安，军队失掉了西北几省地盘，一向号称“西北军”的冯玉祥军至此全部瓦解。高树勋和孙连仲的两师人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六路军，部队被调到山东济宁。

高树勋的军队驻在山东济宁时，蒋介石已着手消灭各地杂牌军。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已在江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发动了向红军的反革命“围剿”。1931年孙连仲和高树勋受蒋介石命令率领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参加第二次“围剿”。高树勋长期在西北各地，对长江以南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对共产党的发展更是不大知道。这次到江西与共产党作战，看到苏区的标浯和宣传品，知道共产党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他想起自己本是穷人出身，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不好呢？又看透蒋介石利用打共产党来消灭地方杂牌部队的阴谋诡计，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又由于官兵大都是冀鲁豫人，到江西后，气候和生活不习惯，作战伤亡很大，部队中厌战情绪很高。高树勋不同意孙连仲依靠蒋，要求换防整休，未被批准，就脱离部队上了庐山。这时，军部参谋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响应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领导部队在宁都起义。高树勋不顾蒋介石派特务跟踪和下通缉令追捕，化装北来，到天津居住。

1932年8月高树勋到了天津。这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已将一年，蒋介石对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国内却积极搞反共的内战，这深刻地引起国人的愤慨。在高树勋的家里，经常有一些进步人土如吉鸿昌等人来研究反蒋抗日的办法。吉鸿昌原是西北军旧人，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许多党的负责同志也常住在他家里由他掩护。

1933年，侵华的日寇不仅吞并东北三省、侵占热河，又向察哈尔伸出魔爪，华北局势也紧张起来。这年4月，高树勋就和吉鸿昌去张家口投奔冯玉祥。当时主张反蒋抗日的冯玉祥从山东泰安来到张家口，正在共产党人宣侠父、张存实，张慕陶(后来叛变)等人的策划协助下，酝酿筹组抗日同盟军。由于吉鸿昌和高树勋的到来，再加孙良诚、张凌云等这些冯玉祥的旧部下先后到达张家口，就促成了抗日同盟军的建立。他们收编了各地退到察哈尔省来的义勇军和民众武装部队，共计一万五千多人，成为抗日同盟军的基干力量。高树勋和吉鸿昌都变卖家产，支援军费，补充枪支弹药。

5月26日，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成立，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进行民众武装抗日斗争。高树勋任骑兵司令。当时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军队和民众武装已达八万多人，声势大振。6、7月间，连续出击战斗，先后收复康保(河北康保)、宝昌(今内蒙古宝昌)、沽源(河北沽源)，7月17日又取得克复多伦(今内蒙古多伦)的大捷，获得来自全国各地的祝贺和声援。

但是坚持投降卖国的蒋介石，对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发展，大为反对。他多方施用诡计，进行分裂瓦解这一支抗日力量，最后胁迫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把冯玉祥排挤走。8月12日宋哲元到张家口，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返回山东泰安。震动一时的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至此宣告解体。高树勋随即返回天津。在张家口的这几个月里，高树勋接触到共产党人柯庆施、张慕陶等，对于革命形势和共产党抗日救亡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蒋介石屈辱投降的亡国政策，增加了愤恨。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高树勋回到天津，正值其母亲逝世，送他母亲灵柩回老家安葬，住了一个多月。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高树勋受宋哲元之命在保定成立河北省保安处，担任副处长。处长是张允荣，不久调走，就由高树勋担任训练民团的工作。这期间毛泽东曾派朱瑞同志来作统战工作，与高树勋谈得很融洽，还把亲手将著作《论持久战》送给他。当时，彭德怀与边章武也来过保定。高树勋从而学到了组织群众，打游击战的军事知识，并由共产党员唐哲民和保安处的上校参谋陈明韶协助拟定了组织民兵的规划，组织与训练地方民兵。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张荫梧到华北来组织国民党的地方民团，和高树勋唱对台戏。张荫梧还在博野县办了个四存中学。但是他只能掌握河北省的博野、安国，蠡县的公安局和保安队，其余大部分县仍在高树勋掌握中.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高树勋把家属送到天津，他离开深定投入抗日战争。原来由他训练的两团人奉宋哲元的命令调拨给石友三指挥。高树勋带领一团人又召集全省各县的保安队一两万人都到南宫集合，因受雨阻于束鹿，转道石家庄沿平汉路到邯郸。这时冯治安的河北省政府也退到邯郸。高树勋又陆续收编流散军队，共集中了六个团，加上原在邢台的一个团，共有七个团。宋哲元的廿九军由北京撤退时损失很大，就决定把邢台的一个团拨给宋哲元，两个团拨给冯治安，留给高树勋四个团。这四个团分布于由南宫往北到冀县，往南到威县。

宋哲元为策应山西作战，亲率冯治安和刘汝明的部队于11月1日出动，经威县、广宗，攻打邢台，命驻冀县南宫的高树勋的部队作掩护。日寇土肥原由邮郸经成安、广平打大名。驻大名的何基沣战败，大名失陷。宋哲元的后路受到威胁，退到广宗，通知高树勋率军转移；以后又奉宋命到大名东南的小滩到元村集一线，接石友三防地。宋哲元又调走一个团补给石友三。这时高树勋的一个团驻河南南乐，一个团驻卫河沿岸，他自带一个团驻河南清丰。宋哲元任命他为河北游击总指挥。在这时期，高树勋密切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在邯郸时曾派唐哲民去太原向朱总司令请示如何抗战。在清丰、南乐一带和地方党的联系更多。为培养干部，成立了第四支队，支队人员全是共产党人。唐哲民为队长，刘大方为政委。平杰三同志也参加过第四支队。

1938年1月，日寇从小滩、龙王庙以北过河打冠县(山东西部)、南乐，高树勋率军抵抗了两天，接宋哲元命令撤至道口(今河南滑县)，又将石友三的一个团拨给高树勋指挥，并接管道口的国防工事。在道口经朱瑞联系，由八路军派来了唐天际、钟辉两人，将排、连、营三级军官分期轮训，这些行动是瞒着宋哲元的。那时，和高树勋部队驻防最近的是石友三的部队。石友三的部队中也有共产党员，张友渔当时就在石的部队中。石友三还在济南招收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有曾克、于黑丁等人。这时，宋哲元任命高树勋为新六师师长，石友三为六十九军军长兼一八一师师长。日寇军队驻彰德(今河南安阳)后，石友三和高树勋的部队就驻守漳河以南，隔河与日军对峙。当时石友三的副师长程希贤与韩复榘是旧友，韩复榘被蒋介石杀掉后，程希贤一直骂蒋，想投日寇。程希贤与日人土肥原往来频繁，高树勋驻地是离彰德十余里的郭王皮村，程希贤与日人往来都要经过他的驻地，所以对程希贤的行动时有所闻。

1938年春天日寇大举进攻，高树勋的部队边打边撤，沿太行山向西南撤，最后到了辉县，接到宋哲元的通知赶到焦作，把部队布置在河南沁阳。宋哲元在沁阳河边住了三天，由高树勋的部队作掩护。日寇土肥原又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抢渡过河。高树勋掩护宋哲元撤走之后，连夜撤出沁阳，天亮赶到济原。以后又在应战中撤至封门口、邵源镇，逐步西移。二十九军守封门口，高树勋的部队守王屋山。二十九军守了一天伤亡很大，宋哲元在邵源镇以西坐土牛入山。这时，东、北两方面有日寇进逼，南临黄河。宋哲元打算从山西边境茅津渡过河，将总部设在河南新安。于是将军队退到山西闻喜，又退到太阳渡，想在那里渡黄河。但是蒋介石的队伍守住黄河不准二十九军渡河。二十九军和高树勋的队伍陷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二十九军的队伍都到达渡口，几个师长如郑大章、王长海、张凌云、柴建瑞等人，连夜在会兴镇开会研究出路问题。郑大章大发牢骚说：“蒋介石不让我们过河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他早晚要投降，还不如我们自己早想办法。”高树勋就提出：“投降日寇我不干，现在唯一办法是折回敌后，带着队伍打游击。”因为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决定去离茅津十余里的石友三驻地去共同会商。石友三在睡梦中被叫醒，他对大家说，宋哲元不听他的话，不然，在新乡的那一仗原可不打。他说他已派程希贤和毕载奕到郑州和北平去接头。高树勋听出他是寻求妥协的意思，就说：“这事应与宋先生说明白，在没与宋先生讲以前，怎么能胡来呢！”于是他们六个人一起去见宋哲元。在宋哲元那里，石友三并未公开讲出他的意见来。宋哲元接受了高树勋的意见，把部队调离茅津渡和太阳渡，先整顿队伍再确定打游击的办法。当天，由高树勋的部队作掩护，宋哲元带领队伍转移到老鸦石。在老鸦石，宋问高树勋：“程希贤在北平广播电台广播，说他代表二十九军与日方接洽，这件事你可知道?”高树勋说：“石友三不是对你讲了吗?”宋说：“没有的事，是瞎胡闹!你回去打电报告诉他不要胡来。”这时，宋哲元受命到郑州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为分化二十九军，任命冯治安为一路军总司令，张自忠为另一路的总司令。宋哲元走后，高树勋回到部队给石友三打电报表示：“我们坚持抗日。你要抗日我听你指挥。若有其他行动，我们就各奔前程不能合作了。”

这期间，高树勋在洛阳，开封等地招收了百余名学生，由钟辉同志带领到了郯城以南。台儿庄会战结束，石友三命高树勋到沂蒙山区的山东莒县、诸城一带，进行整编和扩充队伍。通过张友渔同志的关系与地方党联系，得到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支援，高树勋的部队扩充为九个团。这时，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军团军团长，兼六十九军军长，高树勋被任命为副军团长兼暂一军军长。总部政治部主任是张友渔，暂一军政治部主任是解子仪同志。钟辉是周树一团的政委。各团、营、连的政工人员多数是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但这个部队中的军官都是宋哲元的旧人，旅长马润昌很顽固，坚决反对建立政治部。鲁南专员、蒋介石特务秦启荣就向蒋介石密告过高树勋和石友三赤化，军队内部斗争很尖锐。

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省政府在南宫)。把高树勋调离沂蒙山区，转移到鲁冀边界的乐陵、盐山一带。不久，石友三的部队改为三十九集团军，石任总司令。高树勋的队伍改为新八军，任军长。在乐陵，高树勋曾见过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萧华将军。以后即率部转战山东庆云，河北黄骅等地。这时，蒋介石迫使鹿钟麟，石友三与八路军断绝关系，还派他的政工人员臧元骏来排斥八路军人员。以马润昌为首的反动军官提出驱逐政治部主任解子仪。八路军工作人员终于在各方压力之下，由萧华带走。张友渔也从石友三部队撤走。

1939年秋，高树勋奉石友三之命率部西开。当部队在山东德州和禹城一带越过铁路时，曾遭到日寇的截击。他们一边打一边向西南走，经阳谷到了山东边界的朝城，日寇仍赶上来打。高树勋的部队退到河南清丰，驻仙庄集，日寇停止了追击，就抓紧时机发动地方赶制棉衣，但石友三却命令高树勋开赴南宫以北去打八路军。高树勋不愿与八路军作战，就拖延未动，石友三认为他不听命令，从此关系越来越坏。军队穿不上棉衣，石友三不发，最后由曾是西北军旧人的濮阳专员丁树本帮助筹办了三千套棉衣，另由鲁西行署陈明韶帮助筹办了三千套棉衣，才勉强解决了军队的棉衣问题。

这时，石友三和日寇的勾结活动逐渐公开化。他一方面派他弟弟石友信与日寇接洽投降，一方面派人到高树勋处探听口气。早在驻防彰德时，他就派程希贤来同高树勋讲过，程说：“蒋介石这个王八蛋不是东西，我们在这卖命，不知哪天就象韩向方(复榘)一样被他宰了呢!与其等他宰了，为什么不早作打算呢?”高树勋答：“伟儒(程希贤字)，我们可以痛骂蒋介石，可以反对他，可是今天是对外的民族战争，尽管蒋介石把向方杀了，我们哪能因为反对蒋而倒向敌人方面去》在这个大关大节的当口，可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又有一次，程希贤来说：“建侯(高树勋字)，我们为什么不早与日方妥协，架着石老总到太行山大旗一树，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呢？”高树勋料定他是受石友三之命前来试探，当即加以反驳，程希贤扫兴而去。

石友三想投降日寇，但他率领的两个团原是由高树勋训练的保安部队拨给他的，他怕不听他调动，所以几次三番要高树勋和他一起下水。经程希贤几次试探失败，高树勋就成为石友三投降日寇的主要障碍，两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加深。

濮阳专员丁树本拥有几千人的保安队，当石友三部南撤时，曾令丁出兵掩护，丁没有照办，对石也就怀有戒心。石为人阴险毒辣，翻睑无情，高树勋和丁树本同样怕遭石友三的毒手，对这时已撤驻濮阳一带的石友三，极力避免见面。当时国民党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也退到濮阳附近，他是西北军中资格较老的人，想出面调解，便约定由丁树本作东，在濮阳县东北的一个村庄会宴。这次会宴，丁带着一个营，石友三和高树勋各带一个手枪连，只有孙没有带人，好象鸿门宴，互相戒备中只寒喧了几句，没谈什么问题吃顿饭而罢。

石友三的参谋长王清瀚，与高树勋的关系很好，经常暗中通些消息。有一次王清瀚带来消息，要他注意山东济宁，归德(今河南商丘)、河南开封三方面的日军情况，应早作转移准备，因当时正在给部队做单衣，又觉得日寇距离较远，所以高树勋在山东定陶县驻防时未作转移的布置。但济宁、开封，归德三处日寇突然围攻上来，很快形成三面包围，高树勋率部应战，在日寇优势火力之下打了一天，设在定陶县大陈楼寨内的指挥部也遭受猛烈袭击，高树勋从交通沟潜出寨外指挥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和警卫人员对敌寇战斗，并突围脱险。在这次战斗中，团长刘秀岭英勇牺牲。这次战斗之后，高树勋带队撤到石友三的防地山东单县(邻近河南、安徽、江苏)，敌寇不再追赶。石友三派了一个参谋来探问，他满以为高树勋已经被日寇打死了，一见高树勋还在，就改口吻说石总司令惦念高军长的安全，特派我来问候。还邀请高树勋到石那里去住才安全。高树勋说：“我不想离开这里，请代我谢谢总司令吧!”并应这参谋之请，写了封简短的信，让他回去复命。

经过这次事件，高树勋想到：“为什么日寇只打我而不打石友三？为什么行动之前王清瀚预先知道？为什么战事刚停他就派人来探问我的生死？可见这是石友三勾结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人欲置我于死地。”从此，他更加警惕石友三的阴谋，以防不测，同时，也下了除掉这个大汉奸的决心。不久，石友三、孙良诚和高树勋奉命各派一个团越过陇海路去河南周口接运粮饷弹药。石友三和孙良诚的队伍都安全通过，惟独高树勋的队伍再次遭到日寇的截击，队伍被打散，剩下六、七百人勉强把饷弹接回。事后得悉，石友信在归德和日寇联络过，所以石友三、孙良诚两部安全通过铁路线。

这以后，高树勋还接过石友三的命令，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飞机来时不准射击。高树勋更是疑惑不解，他曾对孙良诚谈起过内心的苦恼：“你见过通知了吧?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飞机不叫打，如果这样干，不是汉奸又是什么呢?当汉奸我可不干!”他说着难过的哭了。孙良诚劝他说；“我想石不会那样作!”其实，孙良诚也有了投敌的打算，曾对高树勋谈过：“有人路过南京见了刘郁芬(西北军旧人，当时是汪精卫伪政权的参谋总长)，他对我们很关心，必要时可以找他帮帮忙。”高树勋当即坚决表示：“汉奸决不能当，我们要给儿孙留条路。”以后高树勋才知道石，孙二人都在进行投降活动。

这时，石友三与日寇的勾结更加紧密。石友三在天津结识的一个女人叫林慰君，要来濮阳与石友三结婚，走到济南受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人留难，要求石友三去接。石友三派毕载奕和王清瀚前往。日方提出要石友三投降的条件，如名义、饷项、给养以及今后行动等等，毕和王代表石洽谈，石友三承认，日寇才准许林慰君随同毕，王清瀚回到河南濮阳。石友三与林慰君结婚那天，高树勋料定这是喜期不会出事，就去道贺。后来知道石友三原打算当天要下手谋杀高树勋，由于一个幕僚建议喜事日子别动手，高树勋才幸免于难。

但高树勋在那天晚上却从王清瀚那里得知石友三投降日寇的条件内容，主要是石友三率部向河北大名方面靠拢，宣布与华北伪组织合流。日寇给石友三以河北省省长兼治安军总司令名义，部队能带走多少算多少，以后可以补缺额，补枪支。发动时发给开拔费和给养弹药，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发给一个月全饷等等。高树勋回到防地，感到石友三投敌已迫在眉睫，需要采取紧急对策。有一天，毕载奕、王清瀚、臧元骏一同来到高树勋处，谈起石友三投敌问题，毕载奕说：“李福和想当汉奸，就有个部下黄宇宙把他干掉，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个黄宇宙？”高树勋感到这是在用“激将法”，但众人在场，未便表示态度。后来，臧元骏一个人留下，对高树勋说：“毕载奕和王清瀚都反对石投敌。我和毕由重庆来的时候路过洛阳，卫立煌司令长官秘密指示过，要设法制止石友三的投敌活动，必要时可以相机处理。”臧元骏又说：“石的两个军长米文和、张雨亭也不愿随石去当汉奸。”高树勋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坚定了除掉这个民族败类的决心。通过臧元骏的活动，同米文和、张雨亭谈妥，采取非常行动，石友三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动手扣留。

正巧，孙良诚应毕载奕几人之请再次邀石友三和高树勋调停误会。1940年11月下旬，一天正刮大风天很冷，高树勋带着军队在野外下操，忽见远处来了人马，有人报告：“石总司令、孙总指挥来了！”高树勋立即找来卫队营长高金兰作了扣押石友三的布置，然后将石友三、孙良诚二人迎进他的军部所在地柳下屯村内，让到屋内寒喧一阵。这时，臧元骏来了，高树勋迎到院里，臧元骏悄悄地说：“听说你们西北军的人都怕石友三，你今天扣他不扣？”高树勋说：“不是早就讲好了吗！马上就扣他！”当即命令埋伏好的卫队将石友三当场扣押。这时孙良诚大为惊愕，问是怎么回事，高树勋说：“这是中央(国民党中央)的意思，他到哪里就在哪里扣他，把他拿掉，我们大家好一齐抗战。”随即将扣捕石友三经过电告卫立煌，接到复电就地将石友三正法，是以绳套勒毙的。石友信听他哥哥被捕杀，从北平赶回来，气势汹汹要给石友三报仇，当他正找孙良诚吵闹时，就被毕载奕的副官从旁开枪打死。12月中旬，卫立煌来电任命高树勋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要他驻守原地，负责石部的善后问题。

日寇得悉石友三被处决，就要消灭高树勋的部队。不久，孙良诚跑到开封当了汉奸，日寇就集中兵力围歼高树勋的部队。部队由鄄城(今山东鄄城)往东明、曹县转移。部队以一夜走一百八十里的急行军，路过定陶(今山东定陶)等地。这时，八路军派唐哲民来找高树勋，劝他不要走了，留下来和八路军一起抗战。高树勋说：“请你转告党，我和八路军一定合作。国共将来一定要打，现在我们约定，只要内战一发生，我就一定过来。”唐哲民临行时说，他在重庆有个儿子，托付高树勋如到重庆请为照顾。(后来高树勋到了重庆，专门找到了唐的儿子，还给了几千元的生活费。)这以后，高树勋的队伍就越过陇海路到达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省项城县。

1945年。河南是汤恩伯所辖势力范围，高树勋带领军队转战到这里，首先遇到的是蒋介石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和夺取军权。高树勋带到河南来的两个军，一是他自己原来带领的新八军，一个是米文和的六十九军(原是石友三的一个军，先是由汤恩伯鼓动，将米文和的六十九军调给汤恩伯指挥，吃掉了高树勋的一个军。然后，蒋介石又派他的嫡系胡伯汉来作副总司令并兼新八军的军长，高树勋就只剩个集团军空头司令的名义。其后又把高树勋调离军队，以高级军官的名义去重庆受训。

在高树勋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受蒋介石指派来打黑报告的参谋长田希源，这人经常告密说高树勋有赤化嫌疑。高树勋在重庆受训时期，曾去谒见过冯玉祥，据冯玉祥说，蒋介石曾问过冯玉祥：“高树勋这人打仗怎么样？”冯玉祥答：“高树勋坚持敌后抗日六年！”有一天，高树勋突然接到戴笠的请帖并派来汽车接他去吃酒，地点是离重庆几十里的郊区，可能是白公馆、渣滓洞一带。高树勋与戴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请客，心里非常疑虑。他去了之后，被让到一间小客厅里，一个人坐在那里直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戴笠才慢慢地走进来，皮笑肉不笑地说请你来喝茅台酒，草草应付一下，又派汽车把高树勋送回来。回来以后，他想这次戴请他去一定是不怀好意，本来是想干掉他，可能又请示了蒋介石，所以才耽误了约一个小时才出来接见，认为时机不成熟，又因有碍于冯玉祥和高树勋的老关系之故，才又暂时放他回来。

本来在洛阳失守之后，陈诚到河南内乡开会时，提出了任用高树勋为冀察战区司令。但是高树勋在国民党统治区三年多的时间里，个人安危还算小事，更重要的是亲眼目睹了蒋帮统治的极端腐朽、黑暗，看到了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蒋帮军队腐败，毫无战斗力。军官们贪污、盗窃，利用职权大搞投机倒把，吸毒贩毒，过着花天酒地的的糜烂生活。在蒋帮统治下，特务横行，残酷迫害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土。城乡到处拉壮丁，拉来的壮丁绳绑索捆，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凡是有爱国热情的人都能看出蒋帮已经丧尽人心，蒋介石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高树勋经过半生的军队生活，在西北军中成长起来，经历了旧军阀的长期混战，经历了蒋介石的腐朽黑暗的残酷统治，经历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杀害我同胞，践踏我神圣领土，也接触到一心为公、为救国救民英勇战斗的共产党人。他反复思索，认定中国惟一的出路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他从重庆回来之后，就下了决心，要弃暗投明，投奔革命。

1944年8月，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做搞特工的王定南，在南召被汤恩伯部队扣押，解到高树勋驻地镇平。高树勋为要保住这位中共的工作人员，就取得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的同意，联名保释王定南出狱。王定南来到镇平与高树勋会面，两人从此建立了革命友谊。正巧八路军王树声部进入河南嵩县，胡宗南电令高树勋予以堵击。高树勋和王定南商定，利用这机会与八路军建立关系。经过王定南先是只身去王部商谈八路军过境问题，其后又为解决马石坪发生冲突事件，陪同高树勋在火线上与八路军陈先瑞商谈与八路军联系问题，这为高树勋奔向革命开辟了道路。后来由于王树声部南下，继续联系不便，高树勋就决定由王定南同志去太行山，同共产党、解放军谋求建立长期的密切联系。1945年8月1日，王定南带着高树勋给彭德怀同志的信，从南召出发，北上太行山，在山西黎城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他们递交了高树勋的信，汇报了高树勋向往革命的迫切心情，得到人民解放军领导的赞许，王定南同志带回来刘伯承司令员的亲笔复信，热情欢迎高树勋参加革命。高树勋从此坚定了要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掀起反共的内战。他任命高树勋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调高树勋带部队从河南沿平汉线北上，到平津进行接收。当时，邯郸、邢台已是解放区，要到平津去，必经过邯郸、邢台。蒋介石调高树勋去第一线接收，是为了既要进攻解放区，又消灭非他嫡系的杂牌军，高树勋识破他的奸计，就决定在北上途中起义。于是把部队开到新乡，暂在那里休整。

不久，高树勋带队伍沿平汉路北进到河北省邯郸以南地带，经过王定南同志多次穿越火线，作好同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领导的联系，决定于10月30日在马头镇宣布起义。次日晨，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到马头镇慰问高树勋，欢迎他的革命行动。11月10日，在武安伯颜村召开全军大会，经党决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任命高树勋为总司令，王定南同志为总政治主任，范龙章为一军军长，乔明礼为二军军长。高树勋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独裁专制，要求和平，民主，坚决与共产党，解放军联合。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朱德以及各解放军领导都发来贺电。起义之后，高树勋写了入党申请书，由邓小平、薄一波同志为介绍人，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高树勋的起义，在重庆《新华日报》作了突出报导，对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于12月15日发出指示，对国民党军队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许多不满蒋帮统治的国民党军官纷纷效法高树勋，走起义道路，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瓦解敌人、促进全国解放的作用。

当高树勋的军队从新乡开拔时，亲属就在王定南的妻子唐宏强帮助下逃出徐州，进到离徐州五里外的解放区。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去徐州原住处逮捕家属，结果扑了个空。在西安家里，当时有高树勋的妹妹，三弟和三弟妇还有儿女等人。高树勋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胡宗南正在宋哲元家里打麻将牌，胡宗南对宋哲元的家属透露了要拘留家属。宋哲元家和高家因为旧西北军关系，素有来往，这消息被宋的家属传送到高家，家里人研究对策，只留下高树勋的妹妹一人，其余人都投奔亲友躲避起来。后来，西安的国民党当局去高家捉人，还将高树勋部下军官在西安的家属也集中到高家，拘留了一个星期，没发现他们要拘捕的人，就只好都释放了。

高树勋在西安的家属们，最后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全家分两路离开西安。三弟夫妻和其子女由山西绕道北京回天津，高树勋的妹妹带着他的子女二人从西安出发经郑州，彰德，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邯郸。当时邯郸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高树勋正在邯郸开会。高树勋的妹妹和高树勋的子女到他那里时，正见着邓小平、杨秀峰和刘伯承。从此之后，高树勋全家就在革命的队伍里重新团聚了。

全国解放之后，毛泽东、党中央对高树勋给了很大的关怀和照顾。他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一至三届的人大代表，又被任为河北省副省长。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了高树勋，毛泽东在席间谈到：你们过去帮助过我们，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

1971年秋天，周恩来约高树勋在北京相见，不料发生了林彪叛变事件，周恩来忙得不能分身，因而未能晤面。这就成为高树勋生前的憾事了。

1972年高树勋因病重在天津住院，周恩来指示天津市委护送他到北京医院抢救，终因年迈病重，于1月19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高树勋逝世后，1月21日，党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华国锋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同志，人大常委会委员谢扶民、季方、国防委员会委员卢汉等同志，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高树勋的生前友好及其家属参加了追悼会。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同志在致悼词中说：“高树勋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紧急关头，率部起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主张和平，站到人民方面来，在全国影响很大。起义后，高树勋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对高树勋参加革命的行动给以高度的评价。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享受了极大的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