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评传（三）

孙氏人

有人认为《医道还元·脉理奥旨》的："北坎命根，活五黄而通九柴。南离神室，宰白壁、而守青松"??等句，是出于元代成宗·大德间（1297-1307 年）玄白子的《西原正派脉诀》。同时再对照玄白子自序"悉自刘氏我师，宗阳朱炼师脉明，最为得传者。大德辛丑（1301 年），既从炼师得崔刘四脉，玄又乃扩其意，为之图并歌括，以教稚子"，也颇符合。考玄白子名张道中，可惜人与书都已无法考查。

《乾坤生意》作者朱权。生于明而殁于清。大文豪钱牧斋（1582-1664年）对他作过这样的介绍，谓"宁献王，讳权，皇帝高十六子，??晚年深自韬晦，益慕冲举，自号臞仙。所著有《神隐时后神枢》、《遐龄洞天志》、《神奇秘谱》、《运化玄机》《神应经》作者陈会。本书刊行于明。洪熙乙已（1425 年）。朱权序谓：独宏纲乃遇信卿席真人所授之木，故其补泻折量之法，其口诀指下之妙，与世医所不同，??更其名日《神应经》。

《四库全书提要》：① 张君房，宋·湖北安陆人，景德间（1004-1007 年）进士，大中祥符（1008 -1016 年）从御史台谪官至海宁。时真宗崇尚道教，又起用张氏，整理道教书籍。主要有《道藏》及《云笈七签》等。① 《石室秘箓》6 卷，陈士铎撰。

② 《洞天奥旨）16 卷，清·陈士铎撰。

此书当在正德（1506-1521 年）前矣，所论皆针灸之法，有歌诀，有图有诀，传写伪谬，不甚可据。前有宗脉图一页，称梓桑君席宏达九传，至席华叔十传在席信卿，十一传至会，??。又有席宏达誓言，谓传道者，必盟天敌血，立誓以传。当于宗派图下，汪其姓名。如或妄传非人，私相付度，阴有天刑，明有阳谴云。是道家野谈耳。《神应经》，属针灸一类的文献，因出于道家之手，故而蒙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据说日本也有一部《神应经》，乃1868 年日本维新之后，为大教院所撰，与这里的《神应经》毫无干系。

《忽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成书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 年），作者熊宗立①，此书完全用道家理论来解释《八十一难经》。但后人对它的评价不高，虞搏认为"此马宗素②无稽之术，而以世之生灵为戏玩耳"（见《医学正传·医学或问·第三十五》）。《四库全书提要》也认为"以生克制化，推其王相休凶而已，初无所征验也"。

韩懋的《韩氏医通》，作者是以道家身份来参予医界的。此书开卷第一章"绪论章"第一节、第一句就是"天地万物，气成形也。不位不育，病之时也。人之养气践形而致中和者，医之道也。??气之冲、神之化，皆此身之真息以踵也"。考气字，道家认为是构成万物的物质基础，因为他们接受了《易，系辞上》的"精气为物"的思想。诚如他们所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而为万物"。道家求其保健延年，所以有"服气、炼气、行气"??等的修炼。

任何一部书，第一篇或第一节或第一句，内行称为破题，都是曝露全书的中心思想，所以《韩氏医通》的医学思想也明之又明地归乎道教。

之后"万物负阴而抱阳"、"医之理，可比周易"??等等，以及文章中杂以八卦学说，也都是为气字作解释与阐明。最后"同类勿药章"殿后，也仿《翼方》的用房中补益术来作结束。

《赤水玄珠全集①》，为在孙思邈医学思想指导下撰写的许多医书中唯一的有名巨著，作者孙一奎。孙氏在其著作中，屡屡谈到"道遣异教，家有仙仙者"（见《赤水玄珠集·序》），"与河、洛、周易、灵、素、洪范、黄庭、性理诸家，合一不背"（见《赤水玄珠集·几例》）"余故采仙经要语以示人之摄养"（见《赤水玄珠集·方外还丹》），"元精化为交感精，元气化为呼吸气，元神化为思虑神，此三元分泄，难复天真"（见《赤水玄珠集·还丹秘要论》）??等不少以道教说理来解释医理。

其中更用《黄庭经》来纠正医家相火属右肾之非（见《医经绪余②·命门图说》）。所以后人对他的医学思想，用"融三教之说，会革于医"（见198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赤水玄珠集·点校说明》）九个字作评语，的确一言中的。

① 熊宗立，字道轩，明·福建建阳人，师刘剡，好讲阴阳医卜之术。著有《忽 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7 卷，国内已佚，1983 年中医古籍出版社据日本翻刻明成 化八年壬辰（1472 年）鳌峰熊氏中和堂本影印一批。② 马宗素有两人，一为金代平阳洪洞人，受业于刘完素，著有《伤寒医鉴》1 卷。一为金代道士丹阳子的本名，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人，知医精针灸。这里指 的是道士马宗素。① 《赤水玄珠集）30 集，分76 门，论述内、外、妇、儿各种病证。明孙一奎著。② 《医旨绪余》2 卷，共78 篇论文，明·孙一奎著。

岳甫嘉③的《妙一斋医学正印④》，妙的取义，是合《老子》"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妙和《庄子·大宗师》"安排而玄化，乃入于寥天一"的一而故称"妙一"。不过作者自谓，是"先王祖忠武之用兵也，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见《妙一斋医学正印编·序略》），这非但可以叨荫祖上岳飞（即先王祖忠武）的光采，而且可以把道家色彩隐晦一些。根据本书赵志孟序文，一开始即提到"昔孙思邈摄生太白山中"，最后以"阴调元化，则孙、陈两先生不得专席于古矣。天下之颂公者，宁止衡山燮理玉铉，炳光青史乎哉"来结尾。考所谓孙、陈两先生，孙指孙思邈，陈指陈搏①，公指作者岳甫嘉。

在《种子编》中的"先天灵气"、"养精有道"、"炼精有诀""胎始从干"、"脉息和平"??等篇，都属于道教说理。

像这样一型"技术是医学，思想是道教"的医学著作，事实上还不止以上几种。所以两部《千金方》模式，的确不是孤芳独赏。

此外，还有不少道家的医或医而崇道者，有：

汉：？--壶公

三国：？--负局先生

晋：葛洪--抱扑子

六朝：陶弘景--华阳真人

宋：王冰--启玄子

朱肱--无求子

崔嘉彦--紫虚真人

郑荣--自清道人等等

这样看来道之与医的关系，远超过了佛与医。

③ 岳甫嘉，字仲仁，一号心翼，明代末叶江苏兰陵（武进县）人。把自己手书的《种子篇》、《男科证治全编》、《女科证治全编》、《药性辨真总律》??等16 种合 订成本书。惜乎除《种子篇》与《女科证治全篇》两种外，全已佚散。《医籍考》也仅 仅知道其七种，而且还言"未见"者六，仅仅一种谓"存"。④ 《妙一斋医学正印》共16 种，计：《种子全编》、《保婴全编》、《颐志全编》、 《男科证治全编》、《女科证治全编》、《家居慎疾良方》、《旅邸便易良方》、《读书辛苦良方》、《仕宦勤劳良方》、《行军济变良方》、《急救危疚良方》、《外科枢要良方》、 《眼科指迷良方》、《脉理简明指掌》、《药性辨直释》、《食物辨真总释》。

① 陈搏（？-989 年），宋·真源入，字囹南，隐居武当山、华山、自号扶遥子，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后周敦颐的太极囹，就是以陈搏的先天图作兰本的而成。

四、《银海精微》

《银海精微》，不但在"古书于作者可疑者，于作者名前常标旧题二字"（见新《辞源》）的"旧题"两字上一望而知非孙氏手笔，只要凭粗具读书常识者，早就能真伪之辨。而且《四库全书提要》早就认为唐、宋各艺文志上没有此书而怀疑。更认为"银海"两字，初见于苏东坡诗，不可能在唐朝出现。其实这个分析，本身就已错了，考苏东坡《苏学士文集·望秦陵诗》"石麟空举首，银海罢香沉"的"银海"，是引用南朝·粱·何逊《何水部集行经孙氏陵诗》"银海终无浪，金凫会不飞"而得，所以唐代早已有"银海"一辞了。现在笔者认为不是孙氏之作，有以下十点毋容异议的根据：

（一）书中无石英：孙氏在两部《千金方》中最最喜用的为各色石英，而《银海精微》（以下简称《银》，下同）里始终未见石英。

（二）药性迥异：《银》中的滑石、石膏、青盐，与《翼方》中迥然不同。且看下表：

（三）入经：《银》书言药，必言"入×经"、"入×经"。而《翼方》中没有入经学说。考唐代本草，都无入经说法，且看《新修本草》①（659 年颁行）就可以证实。入经学说盛于清代，当时除《本草乘雅半偈》②（1643 年）外，他如《本草从新③》（1745 年）、《本草述钩元④》（1833 年）、《本草备要》（1894 年）??等有名本草书籍，都有入经论述，以《归经》作标榜的姚澜《本草分经审治⑤》（1840 年）也写成于此时。

（四）薯蓣、薯药、山药

《银》书"蝇翅黑花"病中的补肾丸、"目暗生花"病中的还睛补肾丸、"血灌瞳人"病中的坠翳明目丸??等方中，都有山药。考山药本名薯蓣，后以避唐·代宗李豫（763-779 年在位）讳，把侦改为药而称薯药。之后又避宋·英宗起曙（1064 一1067 年在位）讳，把薯改为山而称山药。所以孙氏那时，根本没有山药之称，且看两部《千金方》都是称薯蓣吗。所以本书非但不是唐朝所写，而且还在宋·治平（1064-1067 年）之后。

① 《新修本草》，为唐·苏敬等22 人共事编纂的。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已散佚。安徽科技出版社于1981 年出版了《唐新修本草辑复本》。

② 《本草乘雅半偈》12 帙，明·卢之颐撰。

③ 《本草从新》18 卷，清·吴仪洛撰。

④ 《本草述钩元》32 卷·清·杨时泰撰。

⑤ 《本草分经审治》不分卷·清·姚澜撰，内容重点在药物归经。

（五）宋方唐用

《银》卷下"患眼头痛"病中用川芎茶调散。考此方出于宋《太平惠民和济局方》（992 年）。两者内容相同，当然不是异方同名的巧合。宋代方而唐人取用，于理更难以讲通。

（六）五轮八廓

《银》书开卷之首，即为"五轮八廓"，而《要方·七窍病上·目病》仅仅谓："睛之果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胳果，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果契，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两书根本无相似之处，显然非出一人手笔。

（七）《要方》言不及血

《银》书总论中有："而又藉血为之胞络"，而《要方·七窍病上·目病》总论中，独独言不及血。

（八）缺磁朱丸

《要方·七窍病上·目病》的神鞠丸，现名磁朱丸，是一首使用到今逃邙不遭冷遇的眼科有名成药，而《银》中未见此方·孙氏自己手订的良方，决不会在自己写作中遗忘了它。

（九）病名

《要方。七窍病上·目病》的眼病病名，有：肝劳、惑、眼漠漠不明、眼暗、失明、目毗痛、眼赤、眼风赤暗、眼毗赤、眼中息肉、目生翳、目风泪赤、热翳漫睛、风翳、赤白膜、风泪下、目生珠管、目烂赤、风肿痛、目卒肿、目卒痒痛、雀盲、雀目、青盲、目中白翳、白幕覆珠??等，它的特具风格是既似病名又似症状或病因的名称。宋以前的气息十分浓郁而显著。《银》则从"大毗赤脉传睛"到"眼能远视不能近视"81 种眼病，都有能反映出疾病性质的专用病名，这种风格竟与893 年后的葆光道人《秘传眼科龙木论》①（1575 年）、1035 年后邓苑《一草亭目科全书》②（1717 年）的病名竟出于一个模式，反而和《要方》截然不同。

《要方》中唯有"白幕覆珠"一名，风格迹近于《银》，但在《银》中却无此一病。

文非出于一手，昭然彰彰。

（十）白诗旁证

① 《秘传眼科龙木论》10 卷，作千明代或再上溯几十年，署名葆光道人作。② 《一草亭目科全书》不分卷，九篇，附薛已选方一篇，共十篇，作者邓苑。《银》书内有不少含有印度医学气息。考当时固然印度及其他外来医学引进中国传统医学中来，光是两部《千金方》就有很多以耆婆为首的天竺国医药学资料。但在眼科方面并不如此，《要方·七窍病上·目病》中竟连一句话、一首方、一味药都没有涉及印度医学的。直到《外台秘要》（752 年）才吸收印度医学到眼科里。在卷二十一眼科，第一论就是"天竺经论眼序"。在第二论"叙眼生起"中谈到了"此宜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因之可以证明印度医学传入虽早，但眼科方面的传入却在孙氏百年之后。

之后，这种印度手术的金篦，即盛行于全国。白居易一生，从40 岁开始即眼病缠身，后半生的三十四、五年（812-846 年）在痛苦的眼病中渡过。他所有大量诗篇中，有30 首左右是涉及眼病之苦。当40 岁多些时候的一诗，就是证明当时眼科治疗情况的忠实反映，诗：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用，争得金篦试括看。

从白氏诗的旁证，孙思邈在他这个时代是写不出《银》书的。

再把《要方》与100 年后的《外台秘要》在眼病方面的论述对照，前者还是传统理论，而后者则满纸"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金篦"??等印度眼科学，所以又是一个对白居易诗的旁证。

总之《银》书决非孙氏手笔，而是后人托名的伪书，这个后人最早也不可能在1067 年（宋·英宗·治平四年）之前的。但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高水平的好书，诚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谓："其辨析诸证，颇为明晰，具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亦无偏主一格之弊。方伎之家，率多依托，但求其术之可用，无庸核其书之必真。本草称神农，素问言黄帝，固不能--确也。此书疗目之方，较为可取，则亦就书论书而已。"

五、伪讬孙氏的其他医学著作

从各方面史料中，可以找到署名为孙思邈所著医学著作很多很多，可惜不论在文墨上、口气上或思想思路上，都与两部《千金方》大相径庭。如：

（一）《孙真人海上仙方后集》一卷。搜入于明·胡文焕辑《寿养丛书十八种》内。明·万历余氏种德堂刊本。

（二）《千金髓方》20卷。见《新唐书·艺文志》。及康熙五年《蒲城志》引"重修孙真人词记"。

（三）《孙真人海上方》一卷。搜入《珍本医书集成①·方书类》中。书中共载七言方歌121 首，含125 方。并附"孙真人枕上记"与"孙真人养生铭"五言长诗两首。有秦王守中序文一篇，其署名与内容和《重刻千金宝要·序》完全相同，时为"隆庆六年，岁在壬申三月之（《千金宝要》作上字）吉，秦王守中识"。所有的诗，俱下里庸俗，不堪卒读，决不出于稍具水平之入的手，显然庸工俗手把《千金宝要》中摭取几十个病种而用韵文形式改写而成。同时更有一个铁证决非孙氏手笔，因在孙氏手笔中从来没有见过孙氏的诗。

（四）《龙宫方》未见。见乾隆二十六年·《新修庆阳府志·拾遗》。

笔者认为《读书敏求记》等书的"得龙宫方三十首，散入此书（指《要方》）中，逐卷一方"误传而致，事实上即《要方》中某首方剂而已。

（五）《摄养方》二卷。见明·嘉怯邺十二年乔刻本《千金要方·乔序》。

（六）《摄生录》二卷。很可能即《摄养方》。

（七）《摄养真录》二卷。见《续仙传》、《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五台山志·艺文志》。

（八）《医家抄要》五卷。见《医籍考》引《崇文总目①》。

（九）《脉经》不分卷。见《本草蒙诠》、《名方类证医书大全》、《医学入门》。及清·康熙四十三年·《三原县志·人物·方技·唐》。

（十）《明堂经图》根据《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论四》："正观中，入为少府，奉敕① 《珍本医书集成》，近人裘庆元辑，刊于1936 年。裘氏从历代3000 数百种医书中选取精本、孤本，抄本、稀存本、未刊稿等90 种而成。① 《崇文总目）66 卷，宋·王尧臣把宋朝国家藏书书目编纂而成，成书于1041 年作明堂。与承务郎司马德逸、大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立言等，校订图经"的记载。可知本书是孙氏仅仅参加校订而非作者，而且还不是主要的。《医藉考》作为"孙氏思邈明堂经图"，实误。而且引用《翼方》语，也多乖讹。

（十一）《针经》一卷。见《宋史·艺文略》及清·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经籍·子类》。

（十二）《针灸方书》四卷。见清·雍正八年·《临汾县志·流寓》。

（十三）《枕中素书》一卷。见《续仙传》及明·嘉靖二十二年乔刻版《备急千金要方·乔序》。

（十四）《六气导引图》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

（十五）《摄生月令图》见《本草纲目·麦饭石》及清·雍正13年·《陕西通志·经籍·子类》。

（十六）《济人月令》三卷。《宋史·艺文志》。

（十七）《千金月令方》三卷。见清·康熙五年·《蒲城志》引"重修孙真人祠记"。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月令"，基本上是同一著作。（十八）《千金食治》见清·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经藉·子类》。笔者认为很可能是《要方·服饵》或《要方·养性·服食法》的单行本。

（十九）《五脏旁通明鉴图》一卷。见《宋史·艺文略》、清·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经藉·子类》，及《医籍考》引《宋志》。

（二十）《五藏旁通异养图》一卷。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笔者认为以上两《五藏旁通》为一书两名，或其中必有一误。

（二十一）《玉函方》三卷。见清·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经藉·子类》。

（二十二）《神枕记》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笔者认为即《枕中素书》的异名。

（二十三）《医家药妙》五卷。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

（二十四）《风药方论》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并谓："有人碑刻《风药方论》，托之孙公。余尤恐其误人也，故附着于此。"笔者认为以上两书，是从两部《千金方》中摘录而成。

（二十五）《太清真人炼云母诀》二卷。见《新唐书·艺文志》。此书应属于道教炼丹术。在第五章"真人，三著作"中的《炼云母诀》为同一本书。

（二十六）《养生要录》一卷。见《新唐书·艺文志》。

以上《摄养方》、《摄养录》、《摄养真录》，俱为此书的误传者。

（二十七）《千金养生论》一卷。见《通志①·艺文略》。

（二十八）《摄生枕中方》一卷。见《宋志·艺文略》。现搜集人《三三医书②》的，改称为《摄养枕中方》。可能为《枕中素书》或《神枕方》之别称。

（二十九）《太常分药格》一卷见《宋史·艺文略》。

（三十）《兰草图》二十卷。见《宋史·艺文略》。

（三十一）《云母论》二卷。见《宋史·补编》。为《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炼云母诀》的别称。

六、药王

药王，是后人用以尊称孙思邈的。《名方类证医书大全》则尊孙思邈为"药上真人"。

"药王"这个无上至尊的桂冠，没有加冕于神农、雷公、李时珍而独奉献给孙思邈，在不可思议之后又感到并不奇怪。因为孙氏自有他受之无愧的条件。且看现在陕西省在隋·唐时代称为京兆华原的耀县东三里，孙氏隐居之处的五台山，为了纪念他，更名为药王山。山上有唐代封拜孙氏为真人的拜真台遗址。并对联一付（见第五章真人·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二）丹鼎派中也有一席地），对孙氏之享有药王尊称的原因，这22 个字已替你作了满意的解答。

其旁为孙氏炼丹之处，便是药王庙。主楼为真人祀殿。殿左侧碑亭中竖有"千金宝要方"石碑八座。右侧有洗药池，池是就山石挖凿而成。池西面壁上有"石盆仙迹"四字，惜乎以年代过远而字迹已模糊难辨。现在再从另一个侧面来体会，这一山一台，一庙一殿，一碑一池，沧海桑田经历1300 年之久而依然留在人间，这又说明了什么？

考孙氏在药物学方面的研究和成就虽大，但终以医名的更大而被淹盖了。

（一）在孙氏以前的药学方面鸟瞰

在医药界一直的看法，是最早的药学文献为《山海经》与《神农本草经》，但自1977 年安徽阜阳出土了一批简犊，系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①儿子夏侯灶墓中随葬品。内《万物》的残简，经过专家鉴定，乃真是中国的最早一部药学专业书。但十分可惜，笔者多方设法，至今仍然缘吝一面。在这里不能不暂时还把《山海经》与《神农本草经》作为最早的药物学专业书。

目前现在资料来说，还是《山海经》与《神农本草经》，但前者在医学方面资料太少而逐渐地被医家冷落到遗忘，终于被《汉书·艺文志》列入"数术界·形法类"而与医学彻底脱钩。后者，虽然认为在《汉书·艺文志》中榜上无名而怀疑后人所作，王应麟②更明白指出"今详神农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风，史氏不繁，纪录无见，斯实后医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即神农氏）耳"（见《困学纪闻》①），杨慎②也认为"本草相传为神农旧本，未必皆出于神农，后世人增之"（见《升庵文集》）。但不论怎样，在汉代前的作品或已具规模的初稿，是无法否认的。而且书的价值在乎实用，不似古泉收藏的专崇远古。

之后，魏（226-265 年），吴普把原来的365 种药物的《神农本草经》，补充成441 种，并论列正名、别名、药性、产地、药物形态、采摭时间、加① 夏侯婴（？-前172 年），西汉·沛县人，封汝阴候，后为太仆。

② 王应麟（1223-1296 年），字伯厚，宋·庆元人。博学多识，官至礼部尚书。① 《困学纪闻》20 卷，王应麟著作之一。

与吴普同事华佗执弟子礼问业的李当之（《医藉考》作李铛之），据说也写有一部《本草经》。可能失传更早，所以在医药方面无影响可言。

梁（502-557 年），陶弘景再度把《本草经》补充整理，成《本草经集注》七卷。陶氏还有一部讨论药物的《名医别录》①。所以自第五至六世纪中陶氏两书，医家多奉为治病取药的指勺。盛行了100 多年，直到唐·苏敬《新修本草》面世以后，才代替了它。孙氏所处的时代，恰巧在这个期间。

《新修本草》是在唐·显怯邺年（657 年），也就是孙氏《要方》已脱稿而开始写《翼方》的116 岁那年。由苏敬上书重修本草，诏从其请，并召集许敬宗等名医名士22 人共襄编纂，至显庆四年（659 年）就全书完成。它是在《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书发挥作用历360 年左右，至宋·开宝六、七年间（973-974 年）"新定""重定"两部《开宝本草》②问世，才与临床家疏远起来。

可见孙氏的当时，本草书籍比较贫乏，仅有《本草经》（即《神农本草经川与《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的两三家，充其量还可见到《吴普本草》与《李当之本草》，孙氏也自谓："用药者须依神农本草，自余名医别录。"（见《翼方·取孔穴法·论曰》）《新修本草》与两部《千金方》的完成，基本上是同时的。你看《千金要方》展卷动笔约在622 年，脱稿在652 年。《千金翼方》开写于653 年，约至659 年而杀青。而《新修本草》自开写至完成，计3 年（657-659 年），就可知其梗概了。所以《新修本草》迟于《要方》七年后成书。虽然仅仅七年，但孙氏写《翼方》时却可作为重要参考书之一。

再把两者的分类方法、排列次序、内容叙述等对比一下，可以发现有似出一辙之感。

（二）孙氏药物学的重要参考书是哪一本

孙氏可以见到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是理所必然的。《吴普本草》因缺乏原始材料，难下断语。但根据1987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吴普本草》③ 《太平御览》1000 卷，55 门。宋·太平兴国二年，太宗命李昉等14 人编撰。④ 《齐民要术》10 卷，92 篇。北魏·贾思勰撰。对农艺、园艺、土壤、选种、畜牧、蚕桑等记载详细，多来之于实验，为极好的农业专科书。

① 《名医别录》，乃陶弘景所著，惜已散佚不存。198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也以此书失传可惜，乃于《新修本草》、《千金方》等书乃吐鲁番出土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残卷中搜集引文转载，辑成《名医别录辑校本》。

② 《开宝本草》，北宋初期，政府曾两次修订本草，即《开宝新评定本草）20 卷和《开宝重定本草）20 卷，统称《开宝本草》，共收药983 种。

"辑校援引文献"17 个引用本中独独没有《千金方》来臆测，则孙氏是没有见到的。或谓桂、狼牙、猪苓等，未见于《神农本草经》，也没有于《名医别录》、《唐·新修本草》，在作二传手的《翼方》中出现，可以说明孙氏直接来之于《吴普本草》，因为《吴普本草》中这三药赫然列于"草木类"（见《吴普本草重辑本》）中。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临床上取用的直接把经验化为理论的。

《名医别录》，我们很怀疑，孙氏有没有看到？理由是《翼方·目录》的"唐本草退二十味"。所谓"退"的20 味中薰草、牡蒿、獐舌、蕈草、五色符、香草、鼠姑、船虹、赤赭、占斯、婴桃、鸩鸟毛12 味出于《名医别录》，《唐·新修本草》仅仅上承于《名医别录》而转载其八味，充其量不过是阐明发展而已，不应该称"唐本草退×××"而应书"名医别录退××××策"。但还有姑活、别羁、石下长卿、翘根、屈草、淮木六味出于《神农本草》，练石草、戈两味出于《吴普本草》也没有指出《神农本草》与《吴普本草》。其所以然者可能是《唐·新修本草》是最后写的，因之即以此为代表而已。不过问题又来了，这薰草、香草、船虹、淮木、鸩鸟毛五味不见于《唐·新修本草》，又作何讲？

（三）孙氏时代的外来药物

能使孙氏在药学上的成就，除了有先贤们的肩梯之外，最主要的是药物新品种的日增。其所以然者，因"贞观之治"与"永徽之治"，海禁开放，国内外贸易繁荣，外来药物源源而来。

加之当时政府外交政策的成功，朝贡的外国药物更其是名贵品种也不少地流入中原。

可惜历来商业史，向不为历史家重视，不比国家大事的有史册记录，所以无法用具体数字来说明，只能从挂一漏万的在其他资料中蠡测推求。

现在从孙氏结束隐居生涯入京的86 岁（627 年）至逝世（682 年）的55年中来看看外来药的输入引进情况。唐太宗贞观元年（627 年），伽毗国①献郁金香（见《中国医史年表》②）。① 伽毗国，又译伽倍国，在新疆吐鲁番一带。

② 《中国医史年表》，郭霭春编，1984 黑龙江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贞观十六年（642 年），达摩乌长国③遣使献龙脑香（见《全唐文④》卷999）。

贞观十七年（643 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寇四色"（见《天下郡国利病书⑤》卷120）。

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使方土那罗迩婆寐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见《唐会要①·医术》）。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 年），高僧那提三藏，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见《续高僧传》）②。

高宗·干封二年（667 年），拂菻国③遣使献底也迦--为含有阿片的药（见《旧唐书·拂菻传》）。

此外，从永徽（650-655 年）以后，阿拉伯国也屡次来我国赠送很多药材。据《诸藩志④》记载，输入的药物有没药、乳香、血竭、木香??等多种。阿拉伯人到中国经商，还把药方和胡芦巴传入中国，这些药物都曾被我国医家所采用。随着阿拉伯药材的输入，不少买卖药物的商贾也来我国开设药铺（见《中国医史医籍述要》⑤）。

以上的资料远远不及当时实际情况的兴旺，所以孙氏在药学方面的成就，大多是得逃俟厚的良好环境与条件，但更不能忽略了孙氏的用过一番苦心钻研的代价，诚如他自己所说："故知方药本草，不可不学。"（见《要方·序》）

（四）强调医必知药和自采自制的重要性

"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审其体质所主，取其时节早晚，早则药势未成，晚则势盛已歇。今之为医，不自采药，??徒有疗病之心，永无必愈之效"（见《要方·序例·处方》）。这种论调早已成为老生常谈，但应该知道孙氏所处的时代里发表此言，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我们首先洞察当时的社会，当时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社会经济大步伐地发展，为了有利于发挥熟练程度，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效率，随着生产的发展进步，分工愈来愈细，生产逐渐趋向专业化，医与药的分开是趋势的必然结果，乃不可阻挡的客观规律。正因为这样，就带来了那些采药失时，炮制粗劣，贮藏不妥，工艺不严甚至不法，使药效降低甚至失效的情况。孙氏正处在由医生自采、自制过度到专由药工、药农、药师来采集、炮制、管理的历史时期。上下数千年的中医中药史中只此一回的"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见《新唐书·百官志》）国家法令的颁布恰恰在孙思邈写《要③ 达摩乌长国，在天竺国北。

④ 《全唐文》1000 卷，18488 篇，为总汇唐代所有诗文而成。主编董浩、曹振镛率领3400 余人辑成，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

⑤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 卷，顾炎武编辑。

① 《唐会要》100 卷，514 目，宋·王溥辑。

② 《续高僧传）30 卷，又名《唐高僧传》。唐·道宣和尚辑著，因为继慧皎的《高僧传》而作，故名冠以"续"字。

③ 拂菻国，古西域地名，指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一带。

④ 《诸藩志》2 卷，宋·赵汝适撰。收集40 余国的地理、风俗。

⑤ 《中国医史医藉述要》，崔秀汉编著，1983 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方》的前夕、77 岁（618 年）那年。孙思邈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这个医生自采药、自制药的优良传统的消失，弊端日渐明显，再结合自己长期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丰富经验，不由自主地憾叹古风之优于当代时尚。所以他的强调要重视药物，是另有特殊情况与意义的。

孙氏除《翼方·药录纂要·采药时节》中介绍了230 种草药"采"、"阴"、"暴"、"干"的合法手续，《翼方·药录纂要·药出州土》中指出药源的地道来源，历数关内道等13 个道的优良品种，《翼方·居退·种造药》的草本药培植方法、半成品药制法之外，并为制药、贮药而设计一套设备，如：??四面筑墙，不然厚垒，务令厚密。??客至引坐，勿令人寝室及药房，恐外来者有秽气，损人坏药故也。??一房着药，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天阴雾气，柜下安少火，若江北则不须火也。一房着药器，地上安厚板，板上安之，着地土气恐损。??前作格子，充料理晒暴药物，以篱院隔之。??立屋二间，椽梁长壮，柱高间阔，以安药炉，更以篱院隔之，外人不可至也。??（见《翼方·退居·缔剏》）。

总之，孙氏对于为什么要自种、自采、自制、自藏的理由，是"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功，率无裨益"（见《翼方·采药时节》）。

（五）对新品种的发掘

两千多年的中药，就是靠一代一代的扩展壮大起来的，通过世世代代有心人在治疗疾病用药经验基础上，不断总结而丰富，终使药品逐渐增多，疗效不断提高。孙氏从18 岁而志学于医，141 岁而羽化，120 多年的辛勤于临床第一线，加之寻访民间知识，千方百计地搜索有效丹方验药，达到了"一事长于已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见《要方·序》）的程度。所以对他来说，这样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

例如麦饭石的发现，在内蒙古东部，沿着努鲁儿虎山山嵴，穿过萎萎的大草原，就是一座卧佛状的山峦，表面被一层泥沙覆盖着，也有一些灰色斑斓的岩石露在外面，那岩石上还闪着点点金星，它就是号称"神秘的金丹"麦饭石。早在宋代就已广泛使用于外科病，而且还可外用，陈自明《外科精要》①中的麦饭石膏，就是一张有名的名方，20 世纪70 年代在全国又风靡起来。但谁先发现、发掘、认识及引进到医药领域里造福于人民呢，是孙思逸。李时珍②根据苏颂的《图经本草》，肯定他说："此方（指麦饭石），孙真人千金月令，已有之。"（见《本草纲目·麦饭石》）同时再检阅一下孙氏之前的医学文献，确实没有见过。

又如乔麦，在孙氏之前，未曾见过，在《要方·食治·谷米》中最早指出"味酸，微寒，无毒，食之难消，??"，事实也的确如此。

羊肝补肝明目，牛肝明目，肝主明目，兔肝主目暗??等学说，也是孙氏首先第一人指出，至今成为眼科一个有效的药物和药膳。

① 《外科精要》3 卷，宋·陈自明撰。成书于1263 年。

② 李时珍（1518-1593 年），字东壁，又字可观，晚号濒湖山人，靳州（今湖北省靳春县西南）人。名著《本草纲目》作者。

孙氏把从《神农本草经》到《唐·新修本草》来一次综合处理，在药物数量上，把作用不大或无效可言的药品删去216 种（见《翼方·目录》）。同时又把新的补充进去，新增210 多种新药品种。内有三白草、水蓼、冬葵子、安息香、苎根、瓦松、郁李仁、龙葵??等21 味，至今还是临床上不可"一日无"的常用药。

还有来之国外或边缘地区的如底野迦、毗莱勒、河梨勒、无食子、胡椒、庵摩勒??十多味。还有在原有的药品中进一步求精取细他讲究"道地"者，如竹叶中强调淡竹叶，车前子增用车前草，地黄中指明用生地黄而给犀角地黄汤提高了疗效，在笼统的抬糖中分别出沙糖??等等。其他的180 余种药品，内有鸟血木、蛇舌、紫葛、甲香、狗舌、马芹子、角蒿??等，有些现在已少用，有些还在使用。

孙氏在这方面的功绩有两个：其一，对药源的扩大，增多了治疗手段；其二，贡献更大的是，他一方面淘汰一批疗效不高或被时代所遗弃的品种，一方面发掘新药，在药学世界里开辟了一个"吐故纳新"的先例，使中药永远在推陈出新中永葆青春。像孙氏那样对待药物的思想，在今天更有其现实作用，且看伏龙肝、猩绦、百草霜??等已宣告绝迹，我们怎样办？

（六）亲自实验

成书于三国（220-280 年）的《水经①·卢江水》："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一言，博学的孙思邈肯定读之再三。所以他的一生，就是脚踏实地，工作负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极变探幽"和"贵察声色，深究萌芽，心考锚铢"（见《翼方·序》）而"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见《要方·大医精诚》）。故而所有新方新药，总要自己亲手通过实践来作取舍。

例如："方称大豆汁解百药毒。余每试之，大悬绝不及甘草"（见《要方·解毒并杂治·解百药毒》）而否认了过去过份强调大豆解毒的说法。

"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见《要方·脾脏下·热痢》）。反过来说，其中二三为无效而删掉。非亲手实验，是不可能知道其有效与否。

"古之术子，多用庆云散、承泽丸，今代人绝不用此。虽未试验，其法可重，故述之"（见《要方·妇人方上·求子》）。其所以"故述之"，因为没有亲自实验过。"故"借用为"姑"字。"古人有十水丸，历验多利大便而不利小便，所以不能述录也"（见《要方·水肿》）。正因为他通过多次亲身实验，说明没有利水作用而不加介绍。

孙氏能有计划、有目的地用客观来考察现象，并将观察所得的变化和结果来判断某方某药的有效与否？或获效的程度？最后决定取舍是十分科学而负责的。如其每一位医生都能做到这点，疗效不患不提高。

而且孙氏一取一舍之间，也十分审慎从事，举"芜花散"为例：① 《水经》2 卷，三国亡名氏撰，晋·郭璞注记述黄河、长江、渭水等130 条 水流。但原书早佚，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40 卷，以《水经》为纲，原文得以复 见。

??然比行之，极有神验。其用药殊不伦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至于急救，其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亦犹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此其不知所然而然，惟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非止救物兼深，抑亦庶儿于博见矣"（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散》）。

孙氏把暂时不能理解的事物，不肯轻率否定、莽鲁摈弃，留待后人来探索。这种客观而负责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七）引进化学制剂

炼丹术是在冶金术中衍化出来的科技，中国是炼丹术出现最早的国家。

《神农本草经》所搜载的365 种药物里，属于矿物类的就有46 种之多。这种矿物药，其中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单体自然元素的和各种自然化合物的，都是炼丹的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很早就有了物质基础，所以也很早就能有宋无忌①、羡门子高②、正伯侨③、充尚④??等炼丹方士的辈出。到两晋（265-420 年）、南北朝（386-589 年）时，由于神仙服食的盛行，炼丹术更形兴旺，葛玄、郑隐⑤、葛洪、陶弘景等有名的炼丹家，都在这个时代。正因为炼丹术的兴起，就丰富了药物的内容。《本草纲目》中有1892种药物里，矿物药和丹药就有222 种，竟占有11.7％之数。

自道教思想的创立者老子到稷下黄老的大集成者庄周，倡导"清净无为"、"自然为本"、"归真返璞"、"超然绝尘"之余，势所必然地联系到却病延年。于是导引术、吐纳术相继间世，这是炼内丹。

《抱朴子·金丹》："夫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令人不老不死。"它是用丹砂、硫黄、水银（炼丹家称姹女）一类的矿物，加以高温来烧炼出黄金或"金丹"。因为黄金是火烧不变质的东西，所以想象中的"金丹"也有"金刚不坏身"的作用，人服后当然也可以长生不老。这是炼外丹。

炼内丹远远不及炼外丹的能为统治者效劳，因为统治者"黄金我所要也，长生我所要也"，不论黄金或金丹都是投其所好，所以内丹道路愈走愈狭，而外丹就不同了，升堂入室地走进了帝王之家。君不见《史记·封掸书》的"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乎。所以从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 年）开始刮起了炼丹风，至东汉（25-220 年），因魏伯阳①等方士涌出，为炼丹术更加油添薪。他们把《易经》的八卦与道家思想相结合，作为炼丹的理论基础。如以《易经》的"坎离匡郭；运毂正轴"，引进到烧丹的"以乾坤为鼎器，以坎离为药物"来作为主导思想。易有八八六十四卦，除去三（干）（坤）三（坎）三（离）四卦，净存六十卦，作为火候，计三百六十交，所以一丹① 宋无忌，燕国方士。

② 羡门子高，秦始皇时代人物。

③ 正伯侨，战国末期方土。

④ 充尚，秦时燕人，方士，曾形解成仙。

⑤ 郑隐，名郑思远，隐于括苍山，后成仙。

① 魏伯阳（约100-170 年），汉·会稽人。从阴阳先生学道，得受金丹大道，与诸弟子出入成仙。烧的火候须360 时②之数。同时更凭着这个谎谬可笑的"推理"，认为服之可与天地并存。于是服食丹石的蠢事就不断产生，更是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阶级人物。且看《太平圣惠方》（992 年）、《圣济总录》（1111-1117 年）等书把"乳石发动（即丹石中毒）"作为当时的多发病，常见病来处理即可知了。

纵然葛洪以清醒的头脑来呼吁着"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以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见《本草纲目·水银》）。但求长生心切的人们，还是如蛾扑火地趋之若骛。葛洪在魏伯阳与陶弘景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孙氏再步其后尘而也精通炼丹技术。而且把黄老道家和方士炼丹术合二为一，在葛洪、陶弘景之后更成熟地融人于治疗学中。最典型的事例，为太乙神精丹：??右六味，各捣，绢下筛。惟丹砂、雌黄、雄黄三味，以配酚醋浸之。曾青用好酒铜器中渍，纸密封之，日中曝之百日，经夏，急五日亦得。无日以火暖之，讫。各研，令如细粉，以𫑷醋拌，使干湿得所。内（同纳）土釜中，以六一泥固际，勿令泄气，于，然后安铁环施，脚高一尺五寸，置釜上，以渐放火，无问软硬炭等，皆得。初放火，取熟两秤炭，各长四寸，置于釜上，待三分二分尽，即益，如此三度，尽用熟火，然后用益生炭，其过三上熟火已外，皆须加火，渐多。及至一伏时，其火已欲近釜，即便满，其釜下益炭，经两度即罢。火尽极冷，然后出之，其药精飞化凝釜上。五色者上，三色者次，一色者下，虽无五色，但色光明皎洁如雪最佳。若飞上不尽，更令与火如前。以雄鸡翼扫取，或多或少不定，研和枣膏，丸如黍粒??

在上面一段文字中，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孙氏把服食丹石的蠢事，引渡到利用它来治疗疾病的途径上来，变害为宝。其二，就是把炼丹的技术引进到制药技术中来，扩展了医药内容，为人民造福。

《孔子家语》①:"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那末覆舟的丹石，也未始不可转化为载舟的良药。这样化学制剂进一步闯入了本草行列，又是孙氏一个莫大的贡献。或渭，中医的化学制剂，早就进入了医药界，《周礼·天官篇》就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郑玄②注"五毒攻之"谓"今医人有五毒之药，合黄𫐐，置石胆、丹沙、雄黄、矾石、慈石其中，烧三日夜，其烟上着，以鸡羽扫取以治疡"。所以引进化学制剂于医学中来并非孙氏开始。我们不能否认在春秋时代早已化学制剂进入了医药界，但更要知道当时的制成品十分粗糙，仅仅供于外用，而孙氏的介绍者是高级的内服药。

所以颂扬孙氏的拜真台前联句中"铁杆铜条"、"铅烧汞炼"八个字，更突出了这点。

最后，我们要知道孙氏对金丹的看法如何？不妨从"又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此皆病之根源"（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一言中，证实，他是客观的、有科学头脑的。

（八）丹石方圃毕竟功大于过

② 时，当时每天为十二时辰，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西戍亥。

① 《孔子家语》原27 卷，今本为10 卷，44 篇。为三国魏王肃所传。

② 郑玄（127-200 年），字康成，东汉·高密人。为当时有名的学者，著作很 多。丹石在那个时代一般人眼里，总是视为情同仙丹的至高无上的药品，从"纵有金丹，亦不可救"（见《要方·消渴》）一言中，可以看出所谓"金丹"（丹石），是起死回生的第一灵丹妙药。

后世对两部《千金方》中介绍炼丹石方面，大有非议指责。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法避讳的。但在这一方面，毕竟大功可盖小过。

历来炼丹采取矿石，绝大多数为丹砂、硫黄、水银、雄黄之类，而孙氏则在《要方·服食法》中24 首抗病保健方中，除了云母水方、钟乳散、西岳真人灵飞散三方中取用云母、钟乳之类的矿物外，其余都用偷梁法来重用天门冬、地黄、乌麻、松子、柏子、茯苓、构妃??等的确有益无害的植物性药物。即使云母、钟乳是矿物，但也都没有毒性。

再阅《翼方·养性服饵》里，除华陀云母九中有云母、钟乳之外，也都是草木有益之品，绝无汞类、砷类。（养老食疗》、《辟谷》等篇中取药，也完全是无害有益的植物类药物。

显然孙氏深知习俗难改，这个习惯势力的狂澜难以力挽于一时，不能不独运匠心以因势利导。用无毒有益的药物来在"丹石"的躯壳中作为主位而把有害无益的药品暗暗排挤出去。不过十分遗憾，这种苦心是否有人能体会得到。

也有人议论他自己也服用丹石，"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见《要方·解毒并杂治》）。欲知那时年未不惑，一个典型的书呆子，涉世未深，而且身居草野，正值研究道教及炼丹时期，自炼自服当然也是十分自然的事，而且孙氏一向喜欢亲身一试的个性。但届晚年，则对丹石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于年轻时代。诚如他所谓："今退居之人，岂望不死羽化之事，但免外伤逼切，庶几全其天年。然小小金石之事，又须闲解。神精丹防危救急所不可阙耳。??以冀神助，非可率致。"故而他决定"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而谆戒他人"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而使"其方从以烟火，不复须存，为含生害也"

再则古人"常""尝"两字可通用，这里的"常服五六两乳"，应作"尝服五六两乳"。而且以"尝"字来讲，上承"三十八九"，在文法上更通顺合理。再结合晚年的洞悉丹石危害的体会与言语，尤为混然一体。因之，我们可以下此论断，孙氏在丹石方面不是鼓吹者而是批判者，所以是功大于过，甚至有功而无过。

（九）自有天知

解放前，药铺卖成药的仿单（说明书）上，都有"虔修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广告性质的联句。可是这个"天知"，做起来谈何容易。"余以武德中，合玉壶丸，时值天阴，其药成讫后，卒不中用，终弃之"（见《翼方·杂病下》）。这里就可反映出孙氏对病人的负责及思想品德的崇高。

过去卖药仿单上还有"如有假劣，五雷殛顶"的誓言式广告。可知他们是为了怕"五雷殛顶"而不敢卖假卖劣。而孙氏则为了"卒不中用"而毁销变质药品。其思想境界的天壤之别，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个旧社会的药商，真的怕"五雷硕顶"者，还是属于具有人性者。

（十）始创剧药逐渐加重的进服法

药物既在"性"上取效，也即药的作用。但还有"量"的问题，也就是药的浓度问题。因为单单药物，没有接触到人体的吸收经过、反应活动相互作用是毫无效力可言的。凡药性正确而浓度未达到者，也是无效。反之浓度过高也能召来流弊，更其是剧毒药品，甚至可以致死。在今天当然已有"阈剂量"、"半数致死量"、"绝对致死量"和"最小致死量"的指标可据。

但在1300 年前，根本没有这样条件，所以当时仅仅知道"小毒"、"大毒"及"无毒"，更没有一定剂量标准。因之很多由于药物浓度过低而无效、过高而发生流弊。孙氏第一个强调了这个问题，同时也第一个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主张"若用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米，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见《要方·序例·服饵》），"若不吐利，更加一丸，或至三丸五丸，须吐利为度"（见《要方·胆腑·万病九散》）。

这种服用剧毒药逐渐加量方法，不论对药物的使用或人身的安全，都有极大的保险作用。即使在今天，有时我们还在私淑这个方法。

（十一）认真对待药物用量

历来中医对待用药份量，很不考究，直到现在还有这种现象，例如灯心一扎、荷叶一角、芦根一尺??等等。而孙氏早就关注了这个问题。如：古称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拾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此则神农之称也。吴人以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依四分为一两，称为定。方家几云等分者，皆是丸散。凡散药又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度。钱匕者，以大钱上全抄之。若云半钱匕者，则是一钱抄取一边尔。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当先去心皮，乃称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乌头若干枚者，去皮毕，以半两准一枚。积实若干枚者，去穰毕，以一分准二枚。凡方云桂一尺者，削去皮毕，重半两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两为正。??（见《要方·序例·合和》）。

这样认真对待，为孙氏之前所罕见。即使孙氏之后，也不多见。还有如煎煮人参，强调"用流水"。这一点连宋代大科学家沈括①也十分欣赏，沈氏谓："孙思逸千金方人参汤，言必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人多疑流水无异，予尝见??。"见《补笔谈①·药议》）沈氏申说了许多流水与止水的不同事例，证实了孙思逸的科学思想。

（十二）小结

① 沈括（1030-1094 年），字存中，宋、钱塘人。嘉佑间进士，博学能文，精通天文、地理、历算、方志、音乐、医学、并制造过浑仪、景表、浮漏等天文仪器。

① 《补笔谈》，北宋·沈括有名著《梦溪笔谈》3O 卷，是他根据科学实践与平生见闻而写成的。又有《补笔谈》3 卷，《续笔谈》1 卷。

相传宋神宗时（1068-1085 年在位），翰林学士赵概②，他怀着曾参③"吾日三省我身"的精神，在书桌上放置黄豆与黑豆各一把。每做一件好事，即在贮器中投一粒黄豆，坏事则投黑豆，每届一定时间，启器检查，黄豆黑豆谁多谁少。后人称这个自我检查方法为"功过格"。假定把孙氏在药学方面的好事坏事来使用"功过格"，肯定是黄豆，即使苛克的要求，也恐难以找到半粒黑豆。你看，他在药学领域里做的好事：1.整理前人的本草学，并删增的吐故纳新。使本草学处于永葆青春的局面。

2.有许多新增的药品，如水蓼、冬葵子、龙葵、郁李仁??等，至今还是属于常用药物。

3.在车前子基础上发展的车前草，在竹叶基础上发展的淡竹叶，在饴糖基础上发展的沙糖??，都为后人所乐用，直到今天。

4.胡椒、无食子、底野迦、毗黎勒、诃黎勒??等外来新药，用中医传统理论来解释，使洋为中用者树立了榜样和方法。尤其在现在中西医结合潮流里，更有其实用而深远的意义。

5.引进了化药制剂。

6.利用"丹石"的躯壳，以有益药品代替了有害药品，使有害的丹石一变而为有益的保健延年良丹。更巧妙的是这场革命是在人不知鬼不党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获得了成功。得以使药学论坛上避免了一场无谓的风暴。

7.在介绍炼服丹石的同时，并揭露了丹石的危害性。

8.创造了剧毒药逐渐加重的进服法，1300 年来，不知道避免了以"致死量"丧生的多少事故。

9.以动物肝脏来治疗目疾，确立了千古定论。

10.对种药、采药、制药、用药极端负责，如：（1）主张自采、自制及科学的贮藏。

（2）亲自实验，有效者用，无效者删。

（3）不肯轻易介绍自己没有试用过的方药。同时也不轻易否定暂时尚未明确知道有效或无效的方药。

（4）严格把持质量关，欠佳的、低效的、炮制有问题的宁可销毁，不使用于病人身上。

像他那样的业务水平，再加上那样的道德品质，而且百余年的临床经验，坚持终身，这顶"药王"桂冠不加冕于他的头上，给那一个。

② 赵概，字叔平，自学成才。尝集古今谏净事为《谏林》120 卷。

③ 曾参，春秋时鲁人，字子舆，孔子弟子。

七、临床

一个高明医生，必须具备，精湛的专业理论、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尚的医德作风，三者基本条件，缺一不可。理论尽好，在临床上无法应付稍感难治之症，即叹黔技告尽者，像这样的赵括①式医生，对病人有什么好处。孙氏的理论水平早已尽如前言，这里用专章来讨论他在临床上的成就。

（一）习医动机和条件

历代名医很多出身于世家，河东三风②荀氏八龙③者不乏其人。如徐门④的熙、秋夫、道度、文伯、雄、叔向、嗣伯、謇、践、之才、之范、敏斋??；危门⑤的云仙、子美、岩崖、熙载、亦林??；龚门⑥的信、廷贤??；薛门⑦的销、新甫??；以及从宋代到今天还瓜瓞绵延不衰的何门⑧侃、广族、天祥、銮、士方、■之、公谨、希鲁、廷用、凤春、九经、十翼、从政、汝阈、汝訚、令昭、鸿堂、铁山、北海、元长、世仁、世英、其伟、书田、其章、其超、长治、鸿航、昌焕、昌龄、昌粹、振字、振基、伯鸿、寿彭、廷漳??至今还有几位知名度极高的老中医，历27 代而不衰，在中医界是绝无仅有的。

也有因双亲多病，知医以奉亲者，如晋·殷仲堪①，以"父病积年"；五代的孟昶②以"母病有疾，屡更太医不效"；唐代的王煮，"以母有疾，衣不解带，亲絮汤剂"；明之吕复③，以"后以母病求医"；汪石山，以"母病呕，遂究心医学"??等。

更有本身为二竖所苦，忿而学医者，如明之秦昌遇④、清之高世栻⑤；黄元御⑥困千眼病，钱秀昌⑦厄于骨伤。孙氏也正是"才非公干、夙婴沉疾，德异士安，早缠尪瘵"（见《翼方·序》），"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见《要方·序》）而为之学医的。而且生平也多病多痛，内、外科病经常不息。① 赵括（？-公元前260 年），战国时赵将，平时夸夸其谈，看来十分精通军事，但一旦上了战场，即兵败如倒。"纸上谈兵"故事，就出在他身上。

② 河东三凤，唐·薛收，族兄薛德音和从兄子薛元敬，俱有文才，为蒲州汾阴人，属河东道，时人称为"河东三凤"。

③ 荀氏八龙，东汉·荀淑有八子，俭、绲、靖、煮、汪、爽、肃、敷，都有文名，人称"八龙"。④ 徐门，指六朝·南齐，由徐熙传下的数代名医。

⑤ 危门，指宋·元间由危云仙传下的家传名医，至危亦林已第五代。

⑥ 龚门，指明代，金溪世医，内尤以龚信与子龚廷贤更著名。

⑦ 薛门，指明代，吴县世医薛铠与子薛已。

⑧ 何门，指上海市、青浦县世医何氏，从宋传到现在，已27 代之久。

① 殷仲堪（？-399 年），东晋·陈郡（今河南淮阳）人，身列仕宦，而独于医。② 孟昶（919-965 年），五代时蜀国君主，精于医。

③ 吕复，字无膺，浙江鄞人，明代名医。

④ 秦昌遇，明·上海人，字景明，为当代名医。

⑤ 高世栻（1634- ？年），字士宗，清代名医。

⑥ 黄元御（1705-1758 年），字坤载，清·山东昌邑人。因庸医误治而目盲。⑦ 钱秀昌，字松溪，清·上海人·精伤科。

如"余立身已来，二遭热痢。一经冷痢，皆日夜百余行"（见《要方·热痢》），"余以武德中（77-85 岁时）六月，得此疾，经五六日，觉心闷不佳"（见《要方·备急·蛇毒》），"余以正观四年（89 岁那年），忽口角生丁肿"（见《要方·丁肿痈疽》），"余以贞观五年（90 岁那年）七月十五日夜，左手中指背，触着庭树，至晓逐肿，痛不可忍"（见《要方·备急·被打》），"余以正观七年（92 岁那年）三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至夜睡中觉四体骨肉疼痛，比至晓，头痛目眩，额左角上如弹丸大肿痈，不得手近，至午时至于右角，至夜诸处皆到，其眼遂闭合不得开，几致殒毙"（见《要方·丁肿痈疽·丹毒》）。而且到了晚年，仍然"耄及之年，竟三余而勤药饵"（见《翼方·序》）。孙氏从童年的"幼遭风冷"到晚年的"而勤药饵"，真是多病之躯。屈原①《九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孙氏而不是医生，那未在这九折臂之下，也会成医，俗谓"久病成医"，何况又是身为良医的人。本来以抱病之身的人来研攻医学，当然更能比一般人更深入。疾病本来是人生不幸，但对于业医者本身业务的提高，却有锦上添花的裨益。

（二）临床时间和地点

"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见《翼方·取孔穴法》），则他跨入医门约在陈·武帝·永宝三年（559 年）之际。学习两年，大有进步，故而自谓："至于弱冠，颇觉有悟。"（见《翼方。序》）考悟字，为深入理解之意。中医的业务水平，分为懂、通、精、悟、化、神六级：懂：把中医基本理论，有了一个初步的较为完整的概念。

通：非但知道其一般，而且能触类旁通。也就是对某一个论点能够过渡到另一个论点，把前因后果、周围联系之间贯通起来。

精：在通的基础上，能掌握而运用于临床，而且用来要左右逢源，毫无捉襟见时之憾。

悟：除了具备了精通条件之后，更进一步知道为什么用此方此药而效？

为什么用此方此药而无效？为什么？

化：精通全套中医理论，熟悉各家不同学说及学派，使许多反面的、出奇的理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于临床，而且都能有效。

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取方用药，使一般低水平的人们难以理解的境界。

他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达到了悟的阶段，也就是六个阶梯上登上了第四级，除了具有得逃俟厚的天资之外，主要是学习刻苦，方法得宜。也有人认为他的多病和"汤药之资，磬尽家产"（见《要方·序》）的"穷"，也是促使他刻苦钻研的动力，即欧阳修①所谓："盖愈穷则愈工。"（见《梅圣俞诗集·序》）含有哲学的道理这个时期里，仅仅是尝试性的临床应诊，不过是"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见《要方·序》）。

① 屈原（约公元前340- 前278 年），战国楚人，名平，字原，楚怀王任三闾大夫。后遭人诬陷，被放逐，作《离骚》，终于5 月5 日投泪罗江而死。

① 欧阳修（1007-1072 年），宋·庐陵吉水人，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为中国历史上大文豪之一。以后的临床活动无史可嵇，唯在两部《千金方》中可以找到些一鳞半爪。在两部《千金方》中最早的为"治蚊龙病，开皇六年（586 年）三月八日，有人食芹得之，??。从兹有人患此疾，令服寒食饧三斗，大验"（见《要方·肝脏》）。

之后，"余以大业中（605-617 年），数以合和，??以之治病，神验不可论"（见《要方·胆腑》）。

再后，"在唐王朝，武德中（618-626 年），有贵妇人，师市奴，谓之金石凌，非也。"（见《要方·胃腑》）再后，"武德中，有德行尼名净明，患此已久。"（见《要方·膀胱腑·霍乱》）

再后，"武德中，龙资此一卷服水经授余，??。"（见《翼方·辟谷·服水》）

更后，已应召来居长安厘市，时在贞观间（627-649 年），这个阶段的入于纪录的临床事迹最多。有"昔正观初，有一野老，年七十余。诣余云，数日来阳气益盛。??后四旬发病而死"（见《要方·养性》）。

"正观十年（636 年），梓州刺史李文博，先服白石英久，忽然，??"（见《要方·消渴》）

最后一例，为"正观中，有功臣远征，被流矢中其背上，??永徽元年（650 年）秋，令余诊看。??"（见《翼方·杂病下》）

根据以上统计，学医于永定三年（559 年），时18 岁，在这一阶段里，不可能马上临床治病。事实上也正如此，自谓："我初学医，未以为业。"（见《要方·备急》）

行医事迹有记录可凭者，仅赖两部《千金方》。它的记录开始于隋·开皇六年（586 年），当时孙氏为45 岁。从学医到现在已有28 年之久，在业务上早已成熟。中间经过大业（605-617 年）、唐·武德（618-626 年）至贞观（627-649 年）而达到高峰。最后为永徽元年（650 年），也就是《要方》成书前两年，前后跨度历65 年之久，也即孙氏从45 岁到109 岁之间的一个漫长岁月。不过开皇六年之前及永徽元年之后到永淳元年中33 年里，不可能没有临床治病。想来开皇六年之前，一则身居僻壤，再则名望未高，仅仅是求诊者为数不多。永徽元年之后，毕竟年事过高，精力有限，杜门谢客著书（《翼方》）。在此一段时间里很可能把未入京野居时代的研究黄老学说再度重温复习，且看《翼方》中道教口吻要比《要方》浓厚得多吗？再则关于临床日期的记录，迹近衍文，不是认真填写，失载漏书更为常有之事。且看"武德中龙责服水经"与"永徽元年治疗流矢中背"案，都失载于《要方》而补述于《翼方》吗。

所以即使以65 年最少的数字来计算，临床时间之长，也为古今所罕有，所以经验之丰不言可喻。

再谈临床地点，孙氏年轻时代，早已明确得很，是长居的太白山（见《新唐书·本传》）。

唐·贞观元年（607 年），孙氏奉召入京，来定居长安，当然是在长安。但问题又来了。《唐会要》："显庆三年（658 年），诏徽太白山人孙思邈，至，居干鄱阳公主废府"，似乎在显庆三年才来居长安，要比这里后退31 年。其实这里的"大自山人"，不应该理解为居在大白山的人，而要把"太白山人"作为孙氏的代名词。"居"也不能认为是赐居，而是作为居住、住宿、寄寓的意思。既然是居住，那末从贞观元年人住以后，只要身处于此，任何时候，都可称"居"。所以尽管显庆三年又召见一次，和这贞观之初，毫不相干。再根据孙氏故乡孙家塬孙真人祠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刻的《重修孙真人祠记》："宣帝时（569-580 年），以王室多故，遂隐居蜀之峨嵋山四十年。隋文帝征为博士而弗就，恐征书之复至，又隐于秦之太白山十二载。"如以贞观元年（627 年）上推52 年来计算，的确接近于北周宣帝时代。尽管这个推算是粗糙的，但十分合情入理。

隐居何处？《旧唐书·本传》："周宣帝时（579-580 年），??乃隐居太白山。"《西阳杂俎》："尝隐终南山。"考终南山，现在陕西省、西安市南40 多公里处。是秦岭西自武功县境，东至兰田县境的总称，包括翠华山、南五台、圭峰山、骊山等峭壁秀丽的山峰，如锦绣的画屏，屹立在古长安之南。又称太乙山，为秦岭山峰之一。再以两部《千金方》中反映出从贞观之后而临床记录特多者，此乃身居闹市之故。他所"固辞不受"者，是爵位而不是定居京师。

长安住在何处？当他92 岁时，《病梨树赋·序》："余病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逸处士居之，??今年93 矣。"住在这里应于贞观十七年（643 年）之前。也就是贞观元年到十七年之间，"正观中，人为少府，奉敕修明堂，与承务郎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立言①等，校定经图"。考甄立言，当年已103 岁，也就是他逝世的那年。孙氏比他小一岁。

《旧唐书·本传》："显庆四年（659 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当时为118 岁，《要方》已完成了七年。《唐会要》作"显庆三年"。不管他三年四年，总之他仅仅辞了爵位，并没有告老还乡，当然还住在这里。

《旧唐书·本传》："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这时已133 岁，的确已老而且衰，请归是势所必然。同时唐高宗李治还把他居住的都阳公主废宅索性赐了他。

以后他是否迁出京师而再度隐居草野？根据"??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的"居焉"口吻上推敲，还是延续定居下去的，直到八年后羽化时为止。即使没有"居之"一言，也不可能作为迁出鄱阳公主邑司的。因为古人习惯，既是御赐之物，决不可以转赠给他人，以房屋而论当然亲自居住，否则即是欺君犯罪。也有人引用《后汉书·恒荣传》中的"再拜归道"的归字作谢字来解释。是说孙氏以老病而辞去在职的一切职务，并且拜谢皇恩。当然也说得通的，但并不证明孙氏迁出居处。

① 甄立言，为甄权之弟。唐武德间（618-626 年）升任太常丞。

每一个有资格的临床老医生，都有这个体会与经验，当在青壮时代，多治疗急性病，到了晚年就擅长调理性的慢性病了。而且还有一个称不上规律的规律，乡村多急性病，城市多慢性病，这两个概念到今天还是如此。现在我们再对孙氏的记载来旁证一下：开皇六年病例，为发病急（"似痴痫"）而吐蛔，急性病。

大业中病例，为"病症风气"，也较急性。

武德中的比丘尼，患的是霍乱，当然是急性病。

贞观初的老叟病，典型的老年病。又一例"久患赢瘦"，显然都是慢性病。

贞观中一士人病例，为麻风，慢性病。永徽元年一例，乃病起于正观年代，是慢性病急性发作。

从经治的病种，很可以推测出医生的年轻时代和晚年时代，市居与乡居的情况。当然，以上的病例太少，不可能有足够的说服力。

总之，孙思逸的前半生（85 岁之前），是在貌似不幸而实际上大幸的年代间度过的。正因为兵灾战祸，民不聊生而迫使他闭门读书、修道、学医。后半生（86 岁之后），适逢两个"之治"，是他生逢盛世的大幸大福中度过的。因为此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医学的发展。当时的经济繁荣，反过来为科学技术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也更促进了医学本身的更发展。

孙氏更幸运的是遇到李世民这样一位英明之主。李世民的"去奢轻赋，宽刑整武，海内升平，威及域外"政策，同时对甄立言、孙思逸等医家的礼遇，都是孙思逸得以成功的良好条件。

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息猛增，客观上就增加医生的医疗实践活动，而医家也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医疗水平以适应一切挑战。使业务、疗效、水平纳入螺旋型良性循环的轨道。

而且一个和平安靖的环境也给予医家总结、传授医疗经验和撰写著作、刻书传流的条件。假如孙氏而提早大半个世纪出生，或不享141 岁的逻龄，要作出这样的事业，是必须要打问号的。更可以干脆地说，今天我们决不可能知道唐代有过孙思邈其人者。

八、刻苦钻研

孙氏在医学方面的伟大成就，不是偶然的。除了有禀质聪慧过人的资本，极好社会背景赋予的条件，身弱多病和"汤药之资，罄尽家产"（见《要方·序》）及"皆家贫不济乃止"（见《翼方·养性·服饵》）的"穷"来作动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学习态度刻苦钻研。他为什么要在刻苦钻研中才能得到成就？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见《要方·大医精诚》）。现在我们可以细细分析他所以能博学的八个方面：

（一）穷究

《淮南子·览冥》："悖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地。"凡各门学问，都是在穷本索源的深究之下，才能格物致知而有所心得，我们看一下孙氏是怎样穷究的："既不深究其道，何以为医哉。"（《要方·平脉》）

要认识某一个事物，必先接触那个事物，了解那个事物，深知那个事物。如其只须知其梗概的话，那未只要浮光掠影地过目一番即够了。但学问这个东西，更其是医学，凭浮光掠影的不求甚解，是坚决不行的。必须要"深究其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涉猎不精，是多学之弊"（见《幼学琼林①·文士》，读书再多也无用。所以孙氏"深究其道"四字，的确是学医求精的唯一不二法门。

朱熹②在《训学斋规·读书写文字》中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光用眼去阅览，远远不及朗诵的深入，且看老一辈中医数百首方剂可以一味不错地记得清清楚楚者，就是在摇头晃脑中视狐了《汤头歌诀》的收获。现在"读"的风气已没有了，所以还有那一位能记得住数百首方剂？但眼到、口到还是不行，最最主要的是心到，诚如朱夫子所谓："心到最急。"所以孙思邈提出"必须视诹此方，寻思妙理"（见《要方·大医习业》）、"心当屏弃俗情，凝心于此"（见《要方·平脉》），然后"审谛覃思"（见《要方·大医精诚》）。能做到孙氏的两点，事实上也并不困难，纵然资质较差者，只要"人一能之已十之，人十能之已百之"地深研穷究，无有不成功之理。且看苏秦③读书困倦、闭目欲睡时，即引锥自刺其股。孙敬④久读，神疲头垂，用绳把头发吊在梁上。孙氏的学习精神的确与这"刺股悬梁"情出一辙。

"余早慕方技，长崇医道。偶逢一法，岂怯千金，遂使各方异术，莫能隐秘"（见《翼方·禁经上》）。这孙氏又一个穷究的手段。

像蜜蜂一样地采集效方良药，海洋不拒百川，所以成其浩瀚。李时珍《本草① 《幼学琼林》4 卷，清·程允升撰。清代作为童蒙读物，内容十分精彩。② 朱熹（1130-1200 年），字元晦，号晦庵，宋·徽州婺源人，是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著有《训学斋规》等书，尤以注解四书而享盛名。

③ 苏秦（？-公元前317 年），字季子，师鬼谷子。战国时洛阳人。习纵横家言，出游数年，樵粹而归。乃发愤读书，终成大业。

④ 孙敬，汉时人。字文宝，好学，后成名儒。

纲目》的不朽之作，是否私淑孙思邈，那是不得而知，但两人的治学态度，都如出一轨。

（二）精读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一言，遗害不浅，读书最忌不求甚解。

孙氏是主张精读的，虽然他没有用直接的语言来表达，但他却这样认认真真地去做，那是有目共睹的。请打开《要方·针灸·五脏六腑变化傍通诀》，就可以看到孙氏把《素问》的"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灵兰秘典论"、"五脏生成论"、"五脏别论"、"经脉别论"、"大阴阳明论"、"五运行大论"及《灵枢》的"本输篇"、"本神篇"??等几篇经文，纵合分析，排列出一幅表格。不是加以精读细读、深入领会，是无法做到的。如此既可一目了然，更可加强记忆与深入。这样的学习方法和读书精神，直到1300 多年之后的《中医学概论》①，还在采用孙氏的归类推演。

（三）博览

任何学问，最难得的是"博闻强识"，用精辟而简单的话，就是博学。

因为穷究、精读，是深度问题，而博闻是广度问题。有深度而无广度，迹近于迂。有广度而无深度，则迹近于浮。所以深与广两者是形影的相随，不可废一。中医是一门多学科的学问，从天时到地理，从化学到物理，那一样没有密切关系，你光是以医学医，以医论医，是无法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只有博览群书、开阔眼界、放宽视野，要做到《论衡·超奇》所谓："博览古今者为通人"的通人，才能坐到诊疗室的写字台座上。

所以孙氏强调"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然识之。不读内典（原文为"经"，实误），则不知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见《要方·大医习业》）。可惜当时没有理化外文，如其有的话，孙氏肯定也目为必修之课。且看他把印度的"地水火风，和合成人"（见《要方·序例·诊候》），"冷热风气，计成四百四病"（见《要方·养性·调气》）学说，也搜罗列入到中医基础理论之中，就可以证实这点。

孙氏又谓："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闲来阅之。"（见《翼方》·退居·养性》）此言除了要求医务工作者必需博览之外，更给人一个启发，就是虽在空闲之际也应见缝插针地争取多多阅读。本来嘛，"开卷有益"。

（四）务实

① 《中医学概论》在1958 年南京中医学院由昆院长领导下编纂而成。1959 年修改再版。27 年后，又重加修润，第三版于1987 年完成。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任何工作，更其是学问，最忌华而不实。对每一个事物，必须踏踏实实地弄清彻底，求得准确而深刻的认识，才有真正的心得，也就是务实。从来大学问家，都是赞成务实的，如《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颜师古注："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孙氏求学，的确做到这点。

孙氏曾谓："世间大有病人亲朋故旧交游来问疾，其人曾不经一事，未读一方，自骋了了，诈作明能，谈说矣谒，或言是虚，或道是实，或云是风，或云是蛊，或道是水，或云是痰，纷坛谬说，种种不同，破坏病人心意，不知孰是？??窃悲其如此者众！"（见《要方·风毒脚气·论风毒状》）。

在字里行间，孙氏是多少痛恨这批浮而不实之徒，同时也反映出孙氏的务实精神。

（五）持恒

一个伟大事业的成就，与持之以恒的"恒"字，是离不开的，一个持久不变的意志，是创业成事的主要保证。自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朝秦暮楚的人有所在事业上成就的。孔子谓："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见《论语·子路》），照孔子的意思，医生的学习恒心，比谁都更重要。一个人在事业上、学问上一无所建者，病在"无恒"，所以孟子还把孔子的话加以补充，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见《孟子·梁惠王上》）。李白少时也读书无恒心，但接受了"铁柠成针"①的教育，从而发奋读书，终成千古大诗人（见《潜确居类书》①）。元·戏曲作家王实甫②有一句名言，是"把铁砚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见《西厢记·张君瑞闹道场》）。

反映孙氏研究医学的恒心，虽然仅仅两句话，"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见《要方·平脉大法》），但已淋漓尽致地忠实反映出孙氏对医，即使在忙得不堪的时刻，不会放弃，即使在颠沛流离之际，也不会放弃。纵然寥寥十个字，而孙氏治学恒心，早已跃然于纸上。

（六）戒满

《老子·十五》："旷兮其若谷"，《老子·四十一》："上德若谷。"的确，一个学者务必虚怀若谷，中虚则即能受纳知识而不会拒绝。更其是文学医学，是永无止境的。反过来说，人最忌自满，这种自负、自满者，是不会学到真实本领的。《书·大禹漠》的"满遭损，谦受益"，说得更有力而明确。孙思逸不折不扣是儒门弟子、道教真人，他对两教的祖师遗训当然拳拳服膺而深铭五中。他对自满的警惕性也高。而且对"自满"一事在语言口① 事谓李白少时，见一老媪在磨石上磨铁棍。李问她做什么？老媪回答谓 "把它磨成一根缝衣针"。李即骇然而有难色，媪对他说"铁棍磨成针，全在工夫 深"。李白受此启发即读书有恒心了。① 《潜确居类书》120 卷，明·陈仁锡编。内多历代故事。

② 王实甫，元·北京人，字德信，戏曲名作家。名剧"西厢记"，出于他的笔下。气中也蕴藏着仇恨。如：世有愚者，读书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见《要方·大医精诚》）。

偶然治差（古瘥字）一病，是昂头载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育也（见《要方·大医精诚》）。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极自误也（见《要方·备急）。

孙氏出于肺腑的真诚忠言，既自勉，更勉人，我们应当作为座右铭来对待。

（七）有紧迫感

学习或工作，最忌的是优闲流荡，一句"来日方长"，正不知道使多少人、多少事的岁月磋跎！有了压力，然后才有动力。可是压力之来来之于外者，不可能经常遇到。所以唯有自己主动的自加压力，才可以不借助于外来的而能产生紧迫感，而且自己的紧迫感压力未必比外来的为小而轻。孙氏对求知的紧迫感，也可以从字里行问反映出来。如："临事之日，方知学为可贵"（见《翼方·万病·总疗万病》）。后人一幅名联"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的上联，就是根据孙氏此言而得来的。正因为怕"临事之日"的随时随刻的到来，感到紧迫而不能不加紧学习。"凡人在身感病无穷，而方药医疗有限"（见《翼方·药性纂要》）。

一个医生能经常想着凭有限的方药，应付千变万化的无穷病患，总有感到捉襟见时的困难，必然穷则思变。为了应付这个挑战，当然不能不迫使你去学习。

（八）善于总结

翻遍两部《千金方》，没有见到孙氏在总结方面的一言半语。但两部《千金方》的本身，就是没有言语的总结方法示范介绍，是孙氏善于总结的实物展示。在两部《千金方》之前，虽然《伤寒杂病论》在疾病方面作了一次总结，但总嫌太不细致。《时后方》、《刘涓子鬼遗方》当然也是杂病、外科病的一次总结，但也很不完整。《诸病源候论》对病因、病机的总结，是较先进的，但治疗学付之阙如。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汉代医简》，在编排方面更显示出十分凌乱。当然，这是时代关系，我们毫无理由来苛加要求。但两部《千金方》独能在这一块荒地上垦筑出了井井有条的吁陌沟渠来，却是十分不易的。

至于内、外、幼、妇、五官各科的分划，疾病的分型归类，则自两部《千金方》为始创。之后许多名作巨著的框架模式，都没有越出这两部《千金方》的雷池一步。明·楼全善①的《医学纲目》编排，也以十二脏腑来归类，更说明孙氏总结归类方式的科学性，否则时历883 年之久而怎样还有人来欣赏和① 楼全善（1320-1389 年），名英。明·浙江肖山人。所著《医学纲目）40 卷，刊于1565 年。法宗。在这里，不能不提醒一下读者，孙氏的疾病归系，已经把《内经》不科学的"演绎法"一改而为"归纳法"，这是不为大众所发党的又一个大贡献和医学理论上的大飞跃。总之，孙氏在医学方面，刻苦钻研的程度与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忘寝废食，讨幽探微"（见《翼方·万病·总疗万病》）八个大字，前四字为刻苦，后四字为方法。正因为他本人的刻苦钻研，所以对学习态度不端正者，就感到鄙视和痛恨，情不由已地要叹惜这一批"后生志学者，但知爱富，不知爱学"的人了。

九、医德

凡职业道德在医务界的，就是医德。全衔应称医生的职业道德。谈到道德，中国人言之最早。《书·盘庚上》："施实德于民"，嘱普天之下第一人王帝尚且要施德于人。《易·干》："君子进德修业"，把道德置于业务之上。《大学①》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所以这个德在包括儒家在内的炎黄子孙心中早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佛教的德，《法华经·序品》："于诸佛所植众德本"，《无量寿经①》："消除诸漏，植众德本。"用佛门的话来讲，有了善根，不怕没有德。因为德是建立在坚不可拨的身、意、口三业之善根上的。孙思邈把佛教精神渗透到儒教中来，这个特点明显地反映在"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见《要方·大医精诚》）。他把佛家"与乐为慈，拨苦为悲"的《法华经》的"大慈大悲，常无懈倦"与《孟子·公孙丑上》的"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巧妙地既硬凑而又协调地揉在一起。如此者还有"圣人之道，以慈济物"（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散》）??等多处这样的手法。

道教的德，又不同于儒、释。《庄子·德充符》："德充于内，应物于外"，《庄子·天地》再进一步解释谓："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没有占有欲思想。《要方·大医精诚》中"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失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等等，都是道教教育出来的德，孙氏兼搜并蓄地移植过来。

孙氏吸收三教德的标准合而为一，形成了他具有完整和特色的医德。所以有人称他为"我国伟大的医学伦理学家"，我看并不过份。说来或许不会使你相信，第一个人提出医德问题的，不是医生而是南朝·梁（502-557 年）人杨泉②。在他的《物理论·论医》中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只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疹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孙氏的医德思想，与此也十分符合，是否孙氏也读到斯文，那就无法考证了。

《素问·金匮真言论》明确提出："非其人勿教，非其人勿授。"意思是对不适合为医者的人，不能把技术传授他。什么是不适合为医者的人，就是无道德者。

（一）两篇《大医》论

所称两篇《大医》论，是指《要方》第一、第二篇文章：① 《大学》为《四书》之一，为儒家经典，相传春秋时（公元前505- 前436 年）曾参所撰。① 《无量寿经》2 卷，为净土三部经之一。

② 杨泉，生卒失考，字祖德，魏晋间哲学家。辞官不仕，从事著述，今仅存残篇《物理论》。他上继王充学说，下启范填思想，是一位比较唯物主义的古代思想 家。

凡欲为大医，必须请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笛、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原文作内经，误矣。今更正为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旺，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有许多学者认为《大医习业》，是医学教育中医德教育的指南针。他强调培养和造就合格的医学人才之前，必须首先接受医德教育。而且孙氏更注意到加强业务学习，也是作为医德的后盾。一个业务水平不高的医生，光凭一个德字，是无法治病救人的。因之他要求业务的精通，就要以素问、灵枢、明堂·流注、本草、药对及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笛、靳邵等诸家学说来奠定结实的基础。旁通的龟五兆、周易六壬、阴阳相法来帮助思维。还要涉猎群书、五经三史、诸子百家来扩大视野。更主要的是不能"不知有仁义之道"！为什么要有仁义之道？孙氏又用佛家说教来解答谓"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皆应于天"（见《翼方·养性·养性禁忌》）。此言的后半，又接近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这也说明孙氏的思想，结合儒、释、道三者为一体了。

《大医精诚》（根据江户医学影北宋本）

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者！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烂，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枪，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日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崄巇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做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皆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载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育也。??所以医人不得恃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

有些学者又认为《大医精诚》，是阐明医术与医德的辩证关系。考精诚两字，孙氏是现现存存地取《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精诚之至也而得。但其深奥的涵意还不尽于此。精是《论语·乡党》："食不厌精"，是要求业务的精通细致，精益求精。诚是《礼·乐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是指医德的真诚者实。孙氏强调这两者，必须兼而有之。不精则必然"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者"。不诚则是"含灵巨贼"，反足以置人于死。只有"勿避崄巇，一心赴救"之诚，才是"苍生大医"。用现代语来说，是病人有一线生机，医生要冒万分风险来抢救。这里还有一种医德，虽然不属于对待病人的态度问题，乃是医生自己品德问题，不得在病人面前大吃大喝，高谈阔论，自我吹嘘炫耀，低毁别的医生，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还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是，医生因病投药，不该乱开贵重处方。现代的"人情方"，是孙氏所无法看到的，如其孙氏而生活在现在，对此不知作何想法。中医在几千年来，瓜瓞绵联不替者，医术与医德，也就是"精"与"诚"的一直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在我国古代那一代不是以先进的医术促进了医学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凭高尚的医德，鞭策医术的更形提高而造福广大人民。两者相互因果、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把整个中医事业的德泽常存，证明了孙氏"精诚"论点在中医事业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五个规范

孙氏除提出了"精""诚"两大纲领之外，还罗列出具体的规范五条。

对医德的要求，有了权衡的准绳。他的五个规范，为：1.与病人要心连心首先强调"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有了这一个思想感情，然后势所必然地"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而"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饮渴疲劳，一心赴救"了。这是医德的核心，如能做到这点，则医生的心已与病人的心连在一起了。

后世《医说》（1224 年）的"医者当自念"、"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勿问贵贱，不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医学入门》（1575 年）的"病愈而希望求贪，不脱市井风味者，欺也"；《古今医鉴》①（1576 年）的"今之明医，心存仁义，??不论富贵，施药一例"；《万病回春》②（1587 年）的"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医彻》③（1808年）的"惟心之既挚，则危之之际，痛痒悠关，??""伊之属望既殷，非我救之而谁哉"；《医医病书④》（1831 年）的"有德者，必有不感之心"??① 《古今医鉴》16 卷，明·龚信撰。其子龚廷贤作续编。

② 《万病回春》8 卷。明·龚廷贤撰。

③ 《医彻》4 卷，清·怀抱奇撰。

④ 《医医病书》1 卷·清·吴鞠通撰。

等等，都是紧步孙氏之意而加以发挥的。

孙氏不仅不是纸上谈兵式的谈谈而已，口上说了，还付之实际行动。一般人遇到大麻风病人，莫不避之不暇，而孙氏则对大麻风病人是"余尝手疗六百余人，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所以深细谙委之，且共语看"（见《要方·痔漏·恶疾大风》）。

《论语·雍也》："伯牛有疾（麻风），子问之，自牖执其手。"孔子不避恶疾传染而与伯牛握手，这是为了"亲"。现在孙氏所接触的六百余人，不可能都是亲人，而他能"一一亲自抚养"，就可以证实他的"皆如至亲之想"一言，是十足的兑现。

2.业务水平是医德的后盾《褚氏遗书①·审微》："病有微而杀人，势有重而易治，精微区别，天下之良工哉。"他的意思是轻病庸医治之能死，然而即使重危病在良医的治疗下，亦能化险为夷。后《古今医统②·庸医连报》又作了补充性的解释谓："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这都说明医生仅仅有对病人一片热忱而没有一定业务水平来谈医德，也是司马相如举鼎③全属空话。真是《礼·表记》所谓："口惠而实不至"的人，有什么用处。所以孙氏强调"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势必"虚者劳之，其弊万端"，"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疾"而"徒有疗病之心，永无必愈之效"（见《要方·处方》，甚至"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

心中有了病人，就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精益求精，对诊疗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古代大医家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口诛笔伐，无情地鞭斥那些不学无术之徒。孙氏就是这样说："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见《要方·治病略例》）因此，凡医术不高明，在辨证论治上任何那一个环节上失误，其后果是严重的。诚如张路玉所谓："奕具战守之道，一子之得失，全局有关。医秉安危之机，一药之乱投，杀活所系。"（见《张氏医通·医门十诫》）故龚信慨然而叹，谓："模糊处治，不察病原，不分虚实，不畏生死，孟浪一试，忽然病变，误人性命。"（见《古今医鉴·庸医箴》）

这一点《小儿卫生总微方论①》说得更为透彻地把孙氏思想阐明加注，谓：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已，然后正物。正已者，谓能明理以尽术也。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对病也。如此然后事必济而功必著矣。若不能正已，岂能正物，不能正物，岂能愈疾。今冠于篇首，以劝学者。

3.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① 《褚氏遗书）10 卷，南北朝·齐·裕澄撰，又名《尊生秘经》。有人说此书 系萧渊所写而伪托褚氏的。② 《古今医统》即《古今医统大全）100 卷，明·徐春甫辑。

③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 前117 年），字长卿，西汉辞赋家。以病丢官，常 年患糖尿病，弱不禁风，故有"病相如"之称。力能举鼎，是项羽等大力士等人所 为。

① 《小儿卫生总微方论》20 卷，作者无考，但知其为南宋以前的医学著作。书中较全面地总结了南宋以前的儿科成就。

《尤氏喉科》②里有这样一句与医德叛道而驰的话，谓："??此系危笃将殂，慎勿治之，以取谤怨。"（见《尤氏喉科·辨证》）这里所看到的是保持自己声誉而不关心病人死活的丑恶面目，应为人们所唾弃的。每当病人只要有一息之存，医生就应该全力以赴的抢救。一切为了病人，把自己的名誉得失置之度外，那里还容得你半点踌躇。所以孙氏强调要"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枪，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来为危重病人抢救！倘若"苟心中不切，则视之易忽而审之不精，安能得病之本末，握而擒之"（见《医彻·心术》）的人，那是无法语之以医德。

4.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叶天士①、薛生白②，纵然文章千古，医誉万年，但终以叶氏的"踏雪斋"和薛氏的"扫叶山房"事而为两位大名医脸上抹了黑。用现代语来说，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也是医德大忌。

张路玉对此等丑人丑事曾予以无情抨击，谓："游于艺者，咸赖声气之交通；惇于谊者，尤为医林之切务。有互资相长之功，切磨相向之益。但今之道中，多于利而行，是不得不假借吹嘘之力。"（见《张氏医通·医门十诫》）雷少逸③对这种卑鄙行为更予以严厉批判，谓："尝观世之同事，每多嫉妒，行行犹可，惟医道中最为甚焉。夫医以苏人之困，拯人之危，性命为重，功利为轻，而可稍有嫉妒哉！奈何今之医者，气量狭窄，道不求精，见一神其技者则妒之。妒心一起，害不胜言，或淫言百出，或背后破道。或前用凉药，不分寒热而改热；前用热药，不别寒热而改凉。不顾他人之性命，惟逞自己之私心。总使有道者晦，道行者不行，以遂其嫉妒之意。"（见《时病论·医家嫉妒害人论》）

以上不论张氏也好、雷氏也好，一句一字，都能扣人心弦而爽人肺腑。

欲知他俩的论点及洞察力从何而来？乃是从《要方·大医精诚》的"夫为医之法，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皆毁诸医，自矜已德"及"古来医人，皆相嫉害"（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等警句中得来。孙氏为了恨透这批"相皆嫉害"的败类，故而不惜翰墨，挥其无情褒贬史笔把秦太医令李■①曝光示众（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使这个千古罪人，在"述大典奋鸿之笔，藏名山骋直之词"②下无可遁形而遗臭万年。

① 叶天士（1667-1746 年），名桂，号香岩。先世自安徽歙县迁江苏苏州。与 同时的薛生白，相互妒忌，乃名其书斋为"踏雪斋"，因薛生白名雪。

② 薛生白（1681-1770 年），名雪，一号一瓢，清·江苏吴县人。与叶天士相 恶，故名其书斋为"扫叶山房"。

③ 雷少逸（1833-1888 年），名丰，一字存松，原籍福建浦城，随父辗转徙居 浙江，先迁龙游，后居衢县。他是一位幼承家业，博学多能，长于诗文、善作书画、 旁通星卜的一位名医。撰有《时病论》8 卷。① 典出《词林典腋·文事·史》，意思是流传百世的《史》书。

② 同上。

中有39 份是假的（见1982 年3 月25 日第3 版《人民日报》）。诸如此类，都是医生向病家伸手的最终产物。这种人间丑闻、医林败类，毋怪乎八百年后的张果就恨牙切齿地说"今之医者，急于声利，率用诡道以韧流俗，殆当穴坏挟刃之徒无异"（见《医说·医工报应》）。

孙氏在1300 多年前，就谈到这个问题，如能遵守孙氏的"到病家，纵绚罗满目，勿左右顾盼，??看有若无"，否则即"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盖医之本意也"。

孙氏提出的医德问题，既全面，又深入，的确切中时弊，效及将来，更使人惊讶的是，在两部《千金方》粹行之后（从682 年算起）历距1307 年后的《健康报》一篇署名本报评论员"做白求恩式的革命者"社论中痛心指出"??首先选择医德医风这个群众敏感的问题为突破口，教育职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为群众服务的观念淡薄了，出现了一些医德医风'滑坡'现象??"，与孙氏两篇《大医》遥遥呼应，何其伟大乃尔！

十、孙氏医学思想探讨

（一）医学思想

正因为孙氏形象的高大，事业的辉煌，声名的孚望，似乎势所必然的是一位伟大人物。人物伟大了，当然有他的特殊思想，于是每每讨论起来就人为的复杂起来了。事实却完全相反，孙氏医学方面的思想，相当简单，仅仅只有三点：（1）知识面主张广博而深入。

（2） 临床疗效力求显著提高。

（3）服务态度强调我为人人。

除了这三点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1.知识面主张广博而深入他主张集思广益，从古至今，包括洋人在内。

医学本身就是一门多学科的学问，除了自己专业所必需的各种基本知识之外，更要旁及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地质学、水利学、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文学、史学、哲学和伦理学等等，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所以孙氏在《要方》第一卷、第一篇（即"大医习业"）中就强调指出："凡为大医"，除了医学、药学之外，还须旁通天文（本文"七耀天文"及《要方·伤寒上·辟温》"天气不和，疾病流行"）、地理（见《翼方·退居·择地》"山林深远，固是佳境，??背山临水，气候高爽"、"柜下安少火，若江北则不须火也"）、《翼方·退居·缔韧》四书（诸子）、五经（五经）、文学（"涉猎群书"）、历史（三史）、阴阳（"阴阳"）、五行（"五行休王"）、道教（"庄老"）、佛教（"内典"，原文为"内经"，是错的。因为《内经》里根本没什么"慈悲喜舍"学说，只有《内典》中有这个学说）、周易（"周易"）、卜筮（"六壬""龟的"）、数术（"五兆"）、星占（"禄命"）??等等，都要求融会贯通。

深入方面，孙氏也提出了"必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见《要方·大医习业》）、"审谛罩思"（见《要方·大医精诚》）、"既不深究其道，何以为医哉"、"心当屏弃俗情，凝心于此"（见《要方·平脉）、"遂使各方异术，莫能隐秘"（见《翼方·禁经上》）。至于孙氏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做到这点？那末在两部《千金方》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2.临床疗效力求显著提高他在临床疗效力求显著提高的思想指导下，所以提倡综合疗法（见本章二，两部《千金方》中（十四）提倡综合疗法）、重视各种治疗与检查手段（见本章二，两部《千金方》中（十五）几个了不起的发明和发现）??等等。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本身业务水平的提高，这种精神，在两部《千金方》中已浸透于全部文字中。

3.服务态度强调我为人人孙氏在儒家的忠恕仁义、佛家的普渡众生、道教的任真纯洁的教育下，我为人人的思想，不论在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都是身体力行，而且不胜枚举。他的"知识面主张广博而深入"是为了"临床疗效力求显著提高"；"临床疗效提高"就是更好的"为人人服务"。三者既属各自为政，但又浑然一体。

（二）业务知识结构

只要是一个从事于专业的人员，即以医务界来论，不管你技术高明或拙劣，医德高尚或卑鄙，都有他"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的形成，是出之于思想的指导。一个好导演，不一定出好作品，因为还要好的演员。有好演员，也不一定能出好影片，没有好导演，肯定不能出好影片。也就是说没有工作方法，尽管思想准确，不一定成为合格的医生。没有准确思想，工作方法尽好也不能成为好医生。

所以业务知识结构的内涵有两：一为思想，一为思想加工作方法的终产物--业务。思想与业务，既是因与果的关系，又是并存的孪生儿。所以有时因业务而左右其思想，反之也能以思想而改变业务。这种矛盾与矛盾的统一，孙氏早就在《要方》两篇"大医"中用唯物辩证法来讨论得十分清楚。可惜的是孙氏还没有知道在13 个世纪之后的"结构"两字在当时尚未眉题睛点而已。

一个不齿于医林的医生，也同样有他的结构，在业务上读几本通俗启蒙型的中医书籍，科普型的药物著作，强记几首对病发药的呆方，也能鹦鹉学舌他说得出"辨证论治"一词，但根本不知道其内容，更逞论知道如何运用。这也是业务知识结构。脑子里一心考虑怎样弄几个钱，用什么手段来谋得进级加薪。这就是他的思想结构。

我们认识了这点，不妨再把孙氏业务的知识结构来探索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结构有以下六个组合要素：1.以《内经》《本草》等传统理论与道教牢牢结合为中心《易经》本来就是《内经》的核心，中医和道教的源泉。惟以后以两个不同专业而各自发展且逐渐拉大了距离。这个距离虽然拉大了、甚至接近于分裂，但事实上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刀两段，且看"唯象中医学"的兴起，就可证实这点。

孙思逸的医学思想，完全建立于道与医混为一体的基础之上。唯在治疗方面医多了一些，养生保健方面道多了一些。假定放到天平上，则两者难分高低。因为这一部分，在两部《千金方》中表示得既普遍而又明显，毋用举例来饶舌。

2.在知识上广搜博集、多多益善孙思邈从他"青矜展卷"到"皓首穷经"的一生中，的确认真地虚心学习、继承前贤先哲的经验与学说，同时还向同一时代的中、外医家的各种长处，连仕、农、工、商、方外人士之有一方一药者，也莫不诚恳请教。他深深地知道"学富增才，知多添智"的道理。

一个高明的商店经理，懂得要业务的发展兴旺，必须做到陈列货架的商品与库房里的货源比例，为1：3-1：4。孙氏的知识上要广搜博揽，就是这个道理。

3.在运用上强调精益求精，在治疗上反对孤注一掷他在临床时，决不粗心大意，力求精益求精。其中内容，包括有：（1）提高业务水平。

（2）对古人及外来学说加以去荒存精的吸收。

（3）临床时集中思想，凝神注意。

（4）创立和发展检查和诊疗方法。明白众力易擎之理，所以特别提倡综合性疗法。

4.强调实践孙氏非常重视实践，反对人云亦云①、旅进旅退②作风。对古方凭实验疗效来作取舍标准。因之删的删、增的增，从实事求是出发，在唐以前的方剂作了一次整理。

对药物方面，主张自种、自采、自制、自贮。

长期从事医药事业活动，百余年的亲临于临床第一线，在世界古今医学史上所罕见。再加之以本人一生多病善疾，更增多了切身体会的难得机会。在实验的同时，更不忘总结。如：太一神精丹的疗效是"以之治病，神验不可论。宿症风气百日，服者皆得痊愈"（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教》）。又如华伦云母丸的疗效是"吾尝服一两剂，大得力"（见《翼方·养性·服饵》）。再如玉山韩光方的治疗疗疮疗效是"点三遍，其根自拨，亦大神验"（见《要方·丁肿痈疽·丁肿》）。更有如徐王煮散治水肿的疗效"用之大验"（见《要方·消渴·淋闭·尿血、水肿》）??等等，计不胜计。

5.观点全面，不偏不倚一个医家的偏温偏凉、擅攻擅补，拘执于一已之见者，千古以来，实所难免。但在两部《千金方》中却没有见到这个现象。他应攻即攻、宜补则补。从王道的甘草、人参直到一次用量三十枚■虫内服的剧烈药，以及砒剂（该方中有雌黄、雄黄，是硫砷化物。与氧化剂磁石起化学反应后即产生三氧化二砷，便是砒霜）内服的剧毒药（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教》），都可证明孙氏全面客观的"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①"态度。不是这样，怎能使不同学派的金元四大家都从孙氏学术思想下哺育出来。

6.始终以儒家思想来统帅整个业务医学这个专业性技术领域里，儒家思想虽然无法直接能介入，但对学习态度、观点立场、运用技术和救世拯人方法的间接作用，是有其不可估计的影响，甚至可以左右之。如孙氏学习的持恒刻苦，运用技术的认真灵活，抱着一颗恻隐之心来走到临床第一线，甚至呕心沥血耗去了60 个春秋来完成两部《干金方》，尽管现象上属于业务，但实质上完全是儒家思想为他作主宰。

（三）孙氏医学思想溯源

"医学思想"与"业务知识结构"两者，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医学知识结构"与"孙氏医学思想根源"，当然也是前者为"果"而后者为"因"。因为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形成，必须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意识潮流提供其基础，孙氏当然不可例外。探讨孙氏医学思想，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不会有温病的理① 人云亦云，见金·蔡松年《槽声同彦高赋》"他日人云我亦云。"② 旅进旅退，见宋·王禹偁《待漏院记》："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① 引宋·朱熹疏注《礼·中庸》文。

1.社会背景孙氏自诞生的一天开始至羽化的一年结束（541-680 年）142 年中，正是我国经过近乎300 年的封建地主集团为争夺政权而连年战争，南、北长期分裂之后，封建国家重新得到统一，封建经济在崩溃之后有了恢复和发展，是国土分裂到民族大融合时期过渡到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在孙氏40 岁那年（581 年），杨坚①夺去取了北周政权，统一中国，建立隋皇朝。这动荡的40 年正好给孙氏一个闭门读 书的大好机会。在七岁启蒙之后，以其"日诵千余言"的"圣童"天资，加以33 年静心求学深造。在弱冠之年，就"高尚兹典"、"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

隋皇朝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有利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政策，使隋皇朝得有20 多年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局面。"隋大业中（605-617 年）太医巢元方等，奉诏所作"（见《诸病源候论·宋序》）的《诸病源候论》在大业六年（610 年）成书。还有现已失传的《四海类聚方》、《四海类聚要方》两书，也在这个时期里通过政府、组织策动下写成。更可证明当时的政府已关注医学卫生事业了。历史上由政府主持撰写医学巨著，恐怕还是事无先例哩。这年约69 岁左右的孙氏，早已行医多年，对他的鼓舞也肯定很大。但十分可惜到隋后期的炀帝·杨广（569-618 年），骄奢淫逸，穷兵默武，不断地横征暴敛，实行一系列的残暴政策，终于在戊寅（618 年）那年被杀，结束49 岁的生命，隋皇朝也只经历仅两代皇帝共37 年短暂的国祚，宣告倾覆。这年孙氏已77 岁。

李渊①在大业十三年（617 年），起兵太原②，进军长安，翌年（618 年）自立称帝。建立另一个新的政权，国号唐，他即唐太祖，年号为武德。又一个统治政权代替了这一个统治政权。武德九年（626 年），李渊传位于李世民③，他又进一步调整施政政策，其中包括着对文化卫生事业的重视，如诏魏征等修史，诏甄立言等校订《明堂经图》并曾亲自驾临甄权家中询问药性（见《旧唐书·甄权传》）。以后屡召孙思邈入宫赐爵等等。终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出现了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孙氏也自86 岁这年起，应诏来京，从隐居山野而转为长安城市居民。在临床上的活动，也由此而转入高峰。唐太宗李世民死后，高宗李治①续位，改元为永徽元年（650 年）。凭着① 杨坚（541-604 年），即隋文帝。

① 李渊（566-635 年），即唐开国君主。

② 太原，即今山西省太原市。

③ 李世民（599-649 年），李渊次子，即唐太宗。因治国有方，人称为"贞观 之治"。① 李治，即唐高宗，世民子。

太宗的遗泽，继续推行正确的政策，也出现了"海内艾安"局面的"永徽之治"。这两代人50 多年"之治"，把大唐江山巩固了290 年。

唐代国内民族关系融洽，交往频繁，对外关系采取开放政策，以西北陆路与东南水道为主要的两条丝绸之路，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汁、伊朗、阿拉伯、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医药上的广泛交流，使节、商贾、僧侣的往来频繁，对孙氏来说，其影响之大也不言可喻。

贞观元年（627 年）以前的85 年，因群雄割据，战祸弥连，有利于孙氏逃世野隐、潜心攻读。这种面壁九年的机会，就是奠定了孙氏文学与医学的扎实基础，更塑造了他品洁志坚的性格。如其没有这个机会，决不可能有后半生的际遇。贞观元年以后的57 年，生活于重视文教卫生的太平盛世，更有利于才能的发挥与事业的成就。如其没有后半生这样处境，孙氏纵然怀有撑肠拄肚、茹古涵今的文学修养和徒柳针茅、活人医鬼的医学绝技，也只能是老死窗牖，肯定也会湮没不彰，有谁知道你这个孙真人。充其量在《仙藉》中占一席真人的座位而已。这一乱一治的客观世界，如其前后倒置一下，那孙氏的命运便不堪设想了。

其中还有一个无人注意到的"祸兮福所倚"的给孙氏命运因祸得福的际遇，就是六朝到隋唐，谁都知道是佛教最最盛行时代，但那里晓得，在某一个领域里却遭到抵制和摧毁。你只要打开史册，略加注意，就可以看到。陈·太建六年，也亦北周·建德三年（574 年）五月，周武帝·字文邕（543-578 年），他下诏禁佛毁道，焚佛经、烧佛像，逼使沙门（佛）、道士（道）200 万人还俗遣散。并下诏谓："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这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四次"毁灭佛法"事件中的第二次"周武帝灭佛"。这年孙氏仅33 岁。

人是有逆反性的，孙氏也未始不这样，而且还在血气方刚之际。从"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漏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然圣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今至道不行，拥圣人之意，甚可怪也"（见《翼方·妇人方一》）一节语气中体会，孙氏这种"逆反心理"还是强于一般人。所以面对这样毁佛废道事件不断发生历37 年之久，试问一个崇道信佛而又是"逆反心理"特强的孙思邈，能承受得了吗？所以对当时政府的仇视抵触，也势所必然地采取对立不合作态度来愤世嫉俗。正因为如此，因之他的前半生就坚决地隐居逃世，安心到死心的地步来闭门读书，终至有助于学问的猛进。其受益是无法估计的。

后半生呢？幸运地躬逢盛世，正好给一个满腹经纶、养精蓄锐的孙思邈大展鸿图的机会。

2.当时医、药、病的实际情况

（1）丰富的前人遗产

在孙思邈两部《千金方》之前，医学著作，已经有不少，但遗憾的是当时无印刷而赖手抄，事难广泛流传，所以保存者百不得一。至于该时情况如何？也以缺乏资料，无法作正确的回答。以下只能根据有案可嵇者录下：

秦汉之前：《黄帝内经》《黄帝素问》《黄帝虾蟆经》《万物》1977 年安徽阜阳夏侯灶墓出土《山海经》《神农本草经》《桐君药对》

汉代：《伤寒杂病论》张机《脉经》张机《疗妇人方》张机《养生篇》稽康《本草》七卷 蔡邕《辨灵药经》张道龄《玉匮针经》吕博《黄帝扁鹊脉书》公孙阳庆《仑公决生死要诀》谆于意《太仓公方》谆于意《说疾》史岑《李八百方》李八百《中藏经》华陀《青囊经》华陀《经文颂说》郭玉《葛氏杂方》葛元

魏：《诸药方》李修《吴普本草》吴普《李当之本草》李当之《崔氏方》崔氏《医方》王显

晋：《范东阳方》范王《殷浩方书》殷浩《殷荆要方》殷仲堪《摄生论》阮侃《论病》王叔和《脉经》王叔和《时后备急方》葛洪《抱朴子养生论》葛洪《议论备予方》于法开《救饥辟谷诸方》佚名《甲乙经》皇甫谧《羌籍药方》番僧·佛陀耶舍《伤寒身验方》王珉《孔中郎杂药方》孔汪《小品方》陈延之《阮河南药方》阮炳

南北朝：《药录》李密《褚氏遗书》褚澄《杂病方》褚澄《玉衡隐书》周弘让《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徐叔响《杂疗方》徐叔响《解寒食方》徐叔响《药方》徐嗣伯《杂病论》徐嗣伯《辨伤寒》徐文伯《疗妇人瘕》徐文伯《雷公药对》徐之才《徐王八世传效验方》徐之才《羊中散药方》羊欣《王世荣单方》王星《集注神农本草经》陶弘景《名医别录》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弘景《如意方》梁·简文帝《集验方》姚僧坦《刘涓子的鬼遗方》龚宣庆《杂香膏方》范晔《小儿方》徐玉《集验方》姚法卫隋：《黄帝明堂经注》杨玄《产乳志》刘祐《本草音义》姚最（《医籍考》作者为孔志约，疑唐时成书）《注黄帝素问》全元起《要方》徐奘《四海类聚要方》佚名《四海类聚方》佚名《诸病源候论》巢元方《淮南王食经》佚名《玉房秘诀》佚名

这样八九十种隋以前的医学文献，可能更有我们所未知者，都是孙氏知识宝库里的有益荣养。再看两部《千金方》中的频频引用可知。还有唐代之初的各家写作，计有：《明堂经图》甄权《注黄帝八十一难经》杨玄操《本草音义》甄立言《本草药性》甄立言《古今录验方》甄立言《新修本草》苏敬李𪟝《脉经》李𪟝《五明经》攘那拔陀罗同訚那那舍译《纂要方》崔知悌《骨蒸病灸方》崔知悌 《产图》崔知悌

再根据《隋书·经藉志》记载，当时还有以国外翻译来的印度医藉，如《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耆婆所述人命论方》、《干陀科治鬼方》??等十余种。这样多的资料，孙氏是否完全看到？那是没法知道了。 但他不至于完全没有见到，否则怎样会把四气学说、净身学说、许多耆婆方药及天竺国婆罗门法的按摩引进到两部《千金方》中。这丰富的遗产，是孙氏成功的原因之一。

（2）频繁的交流

唐代是开放的时代，更其是在两个"之治"之际，在医学方面融合了国内兄弟民族和国外的优秀成果，丰富了自己的内容，促进了发展。孙思邈既是一个受益者，又是一个为这种大好形势贡献出力与辛勤者。依据不可能完整的资料，在孙氏一生中（541-682 年）的医学药学大交流有以下几次。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 年），即日本钦明天皇--神代天皇即位之际，第一次把中国的针灸，传入日本。梁·元帝丞圣元年（552 年），中国以《针经》赠送日本钦明天皇。

陈·武帝永定二年（556 年），《五明论》由印度传入中国。陈·文帝·天嘉三年（562 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国》等160 卷书，到日本。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年），《龙树眼论》，从天竺传入。隋·炀帝·大业三年（607 年），日本小野好子和难波雄成来中国，返国时带去了许多中国医书回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 年），日本药师惠日、倭汉直福田来中国学医。

唐初（618 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印度医学大量传入中国，更其是眼科方面的。唐·高祖·武德六年（623 年），日本僧惠济、惠光来中国留学。同年留学于中国13 年的惠日、倭汉直福田学成归国。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诸州置医学。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 年）1 月，由李道忠送文成公主（？-680年）出嫁吐蕃弄赞。所查赠的医书，由哈祥哈德娃和德田马郭吉两人译成藏文。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 年），达摩乌长国（在夭竺北），遣使来献龙脑香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 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等药品。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 年）正月，玄奘法师由天竺学成回国，带回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经书657 部。当时孙氏已104 岁，身居长安，出入宫廷，又一直与僧侣往来，不可能不相晤会。而且孙氏唯一知交道宣律师，又奉命

参加翻译玄奘带回来的佛经工作。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遣使至天竺，学取熬糖新制法。唐·高宗·永徽六年（655 年），日本惠日，第三度来华，交流医学。唐·高宗·显庆元年（656 年），使高僧那提三藏往昆仑??等国，采求异药--指木香、益智仁??等。

唐·高宗·干封二年（667 年），拂菻国①遣使，来献底也伽--类似于鸦片一类的药物。

除此之外，《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各地进贡的药物竟多达数百种。其中还包括了少数民族如西州②、凉州③、夷州④、黔州⑤??等地区。

在客观上国内外交流的频繁，主观上孙氏的刻苦钻研，细心观察与善于总结吸收，他的成就是势所必然的。孙氏对治疗疗肿的丰富经验和满意疗效，也是善于吸收赵娆四味方、齐州⑥、荣姥方和衢州⑦、韩光方的结果（以上三者俱见《要方·丁肿痈疽·丁肿》）。这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孙氏生活的年代里，印度医学是可以脾脱全世界，同时也是佛教的发祥地。中国儒家，强调要学习和精通六艺，印度的佛门也一定要学习和精通"五明"。所谓"五明"，是：一声明、二工巧明、三医方明、四因明、五内明。其中三医方明，就是要求每一个僧侣都要懂得和精明医学知识，所以当时的印度医术就领先于全世界。正因为当时中、印两国的佛教僧侣频繁往返于长安与天竺间，大量的医学也伴随了大量的佛经书带入我国。所以古印度吠陀医学的理论，在两部《千金方》中也大量的引进。

又如《翼方·禁经上·持禁斋戒》的"五戒者，一曰不杀，二曰不盗，三曰不淫，四曰不妄语，五曰不饮酒嫉妒"，索性把佛教的"尸罗"①全部照录下来。其中吸收印度医学的最多者，更显示在方剂方面。粗糙的统计一下，如取用耆婆方者就有万病丸、治恶疮方（内含大白膏方等十多首）??等。

此外，还搜集了阿伽陀国②、大秦③、及波斯④国的悖散汤（即朱乳浦虚破气方）、古天竺摩揭陀服菖蒲方??等，还有西州续命汤、蛮夷酒、匈奴露宿酒??等等。孙氏本为庄老道教中人，所以对吐纳、导引，早就精通掌握，但他还是虚怀若谷，去学习古天竺的瑜迦功术。例如《要方·养生·按摩法》中的天竺国按摩术，并详细地介绍其"十八势"操作过程。总之，孙氏在优越的客观条件、幸运的环境际遇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吸取上下古今、国内国外医学精华，不仅仅是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这样虚心学习，开放进取，善于选择地吸取而并没有被外来医学所俘虏而吞噬。相反地坚定立足于以《内经》为核心的传统医学思想来改造吸取得来的事物，加以溶解利用成为真正中医化的巧妙方法与精神，使中医的学习方法和立场态度发生了一种划时代意义的变化。

① 拂菻国，古西域地名。指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地区。② 西州，今在吐鲁番东。③ 凉州，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

④ 夷州，今贵州省石阡县。

⑤ 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

⑥ 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

⑦ 衢州，今浙江省衢县。

① 尸罗，全名尸罗波罗密，意译为"持戒"。六度之一。

② 阿伽陀国，在古天竺东北，可能是印度与尼泊尔交界处。

③ 大秦，古时称罗马帝国为大秦。

④ 波斯，古伊朗国名。

（2）疫疠与新病种

用医与药来消灭疾病，同时也是因疾病的挑战--疫疡流行、新病种的出现来推进医学技术的发展。这个矛盾与统一，在地球上永远循环不息地演变着，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我们打开历史的篇章，就可以看到在孙氏一生中（541-682 年）疾病时疫向医学的挑战情况：梁·太清元年（547 年），旱疫，扬、徐①、兖②、豫③??几州尤甚。

孙氏一生中的几度疫病流行，他不会不知，更其是几次发生在居住之处--长安及其附近，说不定他还投身其间地参予工作。几个新病中还有两例是亲自遇到的，孙氏面对这样的挑战而不积极应战吗？当然要应战。这也是有助他发挥智慧而添增经验与才智。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周围左右，不论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种种事物，都有巨大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3.本身和周围的环境"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见《要方·序》）17 个字，是决定孙氏投身医界，刻苦研究，终而成为百代名医、千古国手的关键。

本身疾缠，更能体会到医生所无法体会到的体会。尽管医生有高明的五诊（望、问、闻、切、查）而这不属于五诊的另一个"主观感觉之诊"是永远也想不到、得不到的。所以有病医生的心得，更高出于一般。况且孙氏自己的病病种多、发病频而各科俱备，更使他真正的"心得"比任何人更洞察与深入。

光是"药"而没有人的"机体"，不可能发生"作用"，必须还要经过一个"人的反应"而才有作用产生。各种反应，医生仅仅观察到明的、显的，但内在的、不暴露的反应，只有病人自己知道，说得更贴切一些，只有有病的病人才能真正有切肤之感。所以一个老年医生比青年医生、多病体弱的医生比身强力壮的医生对病人的体贴、同情要多得多，就是这个原因。否则为什么高明的针灸大夫，开始学习甚至业务水平已很高的医生在自己身上去扎针？以上是孙氏本身的因素。孙氏在86 岁之前，隐居山林，扣除18 岁前未习医的童年，则整整68个春秋的努力读书习业，韬光养晦，心无二用地为业务知识打下结实的基础。这个有利的条件，漫长的岁月，是历来医学史上所没有的，只有孙真人被他独占，所以业务那得不精。

当86 岁时，正是李世民执政第一年的贞观元年（627 年），当年这个"贞观之治"，确是百业俱兴，而且李世民对卫生事业也十分重视，诏请孙氏入京授爵（孙氏的接受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登门拜访甄权，主持甄权完成《明堂经图》，组织苏敬、李𪟝编纂《新修本草》??整顿调整了在武德七年（624 年）设置的太医署的组织，使更能发挥其工作效率，??等等等等，都是对医学事业的有力扶持，间接就是给孙氏一个鼓舞。

当109 岁那年的孙思邈，高宗·李治接替了太宗·李世民，虽然年号改为永徽无年（650 年），但对医学政策，继承不变。国家又颁布了关于医政药政的法令，更促进了医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在孙氏118 岁时，又蒙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孙氏的固辞，那属另一个问题）。132 岁那年，高宗避暑九成宫，召孙氏同去。并授丞务郎直长尚药局。当133 岁时，孙辞疾请归，虽然请归没有恩准（这又是对孙氏的恩宠），但却赐以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这样的躬逢盛世，位列公卿，优渥倍加，在古今医界中人物，能有几人？其实孙氏隆恩待遇的受惠，远远不及其才能的得以发挥的价值。

《要方》杀青于孙氏111 岁，时在永徽三年（652 年）。计历30 年，上溯30 年，约展卷动笔于唐·武德五年（622 年）左右，那末《要方》的写作地点，前五年在太白山，后25 年在长安。至于《翼方》则全部在长安写成。你别漠视这个不为人们注目的写作场所，它对写作内容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野在市就有三个截然不同之处：其一，孙氏纵然是博学之儒，但毕竟家道清寒，那时那能有三箧五车、左图右史的大量藏书。只有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才有能力拥有丰富的书籍集中在这里，而且孙氏更出入大内及尚药局、太医署，供你驾舟在学海中邀游。其二，太行山世外洞天，交通闭塞，1300 年前的乡野，更无信息可言。如其两部《千金方》而在这样环境中写的话，大量的新方新药，国际情况，构通交流，定然付之阙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不能不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名著，但后人有"陶隐居不详北药，时有诋谬"（见《医籍考》引《画漫录》语）之讥，为什么？因为在茅山写的。如其两部《千金方》而完成于太白山，不蹈陶弘景覆辙，才怪哩。其三，野居草泽，纵然孙氏身怀绝技，知名度也无从高起，而且山径荆路，交通不便，何来大量求医者。一旦身寓闹市，而且孙氏以半官半医的高贵身份，求医者当然趋之若鹜，就以"余尝手疗六百余人"（见《要方·痔漏·恶疾大风》）来论，而且这六百余人仅仅是麻风一个病种，推而度之，病员之多可以想象一般了，如在太白山有没有招来如此之多的病者。我们必须知道，医学著作的灵魂是临床，抽去了临床，还有什么好书可以写出。所以两部《千金方》的成功，可以武断的说，写之于长安，有其决定性的作用。杜甫在七律《蜀相》中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纵然你有多大的本领，天不假年，也是徒然。而孙氏则享年141 岁，也是为他事业的成功作出了有力的保证。

十一、本章结语

认真研究孙思邈医学思想的源流及其对我国医学发展的影响，尽管这里所探讨的没有完整，仅仅单独在医学技术方面的一隅，但对中医学派、发展及总结唐代以前医学、药学都有其重要意义。

纵然1300 年来，后人对他的评价是高的，总的概念，是"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且有超长时间临床经验的高水平、高品德的医家和学者，但总还觉得是皮毛之相。虽然徐大椿的"??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因之徐氏就作出"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的评语。但徐氏在一片批判声中却又笔锋一转，用钦佩的语气来说："然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以上俱见《医学源流论》卷下）。虽然徐氏的评议比较深入了一步，不过距离抉隐钩玄的程度，似乎还有一些不够之嫌。

孙氏的医学思想，虽然很简单，但有时还出现矛盾，诚如某学者称孙氏为"唐代医学方面百科全书式人物"，倒也十分帖切。

总之，他钻研是认真的，医术是高明的，医德更是无可否认的高尚纯洁，事业也是成功的，而且相当成功。

他是熔儒、释、道、医于一炉的人物，而且这四者除佛学以外都是造诣可达到极深的境界。合三教于一身，在那个时代是极为寻常的事，且看《北史·周高祖纪下》："十二月癸已（指武帝建德二年），集郡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坐，辩论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这件事发生于孙氏32岁那年（573 年），就可以证实这个时期，朝野一致地实行三教并存局面，而且还维持了一个较长的时间。也即鲁迅所谓"佛教初来时，便大受排斥，一至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见《华盖集》①补白二》），孙氏恰巧生逢其时地在这个三教同源机运成熟时代。我们不妨逻辑孙氏在医学方面的思维方法、立场观点、理论渊源、工作方式以及作风态度等等，予以综合分析，就不难发现他医学思想的概貌。他的医学思想可用四句话来概括，是："以医为体、以道为用、以儒教来作指导思想、以佛学来拾遗补缺"。

医学是一门实用的不可以搀有丝毫虚伪的科学，一定要通过它的特殊手段来处理，才能完成它的任务。不可能凭儒家的忠孝仁恕、道家的清净无为、佛家的五大皆空来使二竖丧胆而逃、病魔退避三舍。只有不折不扣地运用正确的医学特殊手段来拯人于病痛之中。所以孙氏的医学理所当然的立足于《内经》、取药于《本草》、法承于《伤寒》、补充于历代先哲。现在我们把这四者，分别加以讨论：1.以医为体首先要明了"体"与"用"的含义与关系。范缜①在《神灭论》中解释谓：① 《华盖集》，鲁迅著作之一。

① 范缜（450-510 年），字子真，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力南朝齐梁时唯物主义哲学家与无神"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明白指出，一个含灵机体是靠精神--灵魂来主宰，机体与精神一旦离"异"了，也就是分开，即就是这个机体名符其实的行尸走肉。谁都知道纯洁的精神--灵魂可以指导出这个机体的纯洁行为，丑恶的精神--灵魂也可以指导出这个机体的丑恶行为。《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有体"，其疏谓："体，谓形质之称。"在道家则称为形与气，《许旌阳灵剑子》②解释为"形之所依者气也，气之取用者形也，形气因依而成身体"。故而气即是用，形即是体。

有许多学者，把孙思逸在医学方面的儒、释、道三教浓厚色彩，过于突出，使立本之医反而稀释冲淡，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不妨用以下一个故事来比喻，倒也十分恰当。《辍耕录③·三教》："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壁，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壁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阙哉。"所以几干部中医书籍，都没有儒、释、道三者的参予，照样还是很好的中医文献。尽管很好的三教书籍没有医学内容者，始终难入医门而承认它是医学著作。所以孙氏的医学思想，也是以医为五谷，三教为黄金白壁而已。

孙氏的医学核心思想，始终是医学，尽管与道教占有同等比例，但他还是永不离题，事实上也不允许、不可能离题。且看他一开口就声明"神农民愍黎民之多疾，遂尝百药以救疗之。犹未尽善，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歧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究义理，以为经论"（见《要方·序》）。或谓，孙氏医学的核心是医，为什么在《要方·养性》中"房中补益"，《翼方》最后两卷"禁经"的理由很简单，房中术虽属养生，同归于医；"禁经"是当时作为治病手段之一，不是医是什么？

徐大椿尽管对《要方》有不满的微言，但也不能不承认"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见《医学源流论·千金外台论》）。所以足够证明孙氏在医学道路上走的路子，完全循着《内经》、《神农本草经》的大道上前进的。至于偏攻偏补、主温主凉、崇脾崇肾及用什么治疗方法手段，却是技术性的问题。

正因为孙氏对传统医学的基础扎实，深入精通，所以能够去其糟粕--两部《千金方》中否定或删削了些实用价值不高的或无效的方和药，例如否定了大豆汁的解毒，删去了许多治痢下方，不介绍十水丸（参阅本章·六·药王·（六）亲自实验）和许多药物（见《翼方·目录·有名未用及唐本草退二十味》）。采取保存精华，以创新的精神来推陈出新把医学水平推进了一步，徐大椿也不得不在抨击声中叹服"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见《医学源流论·千金外台论》）。

正因为孙氏能循规蹈矩，不走歧路，同时又能开拓新疆的对中医学术承前启后地贡献，所以得到"后世或能窥其（指两部《千金方》）一二，未有不为名医者"（见《郡斋读书志》）的至高赞誉。

2.以道为用《（新）辞源》解释"用"字，是"与体相对"。意即是一论者。《神灭论》为他的代表作。

② 《许旌阳灵剑子》，作者，旌阳县令，许逊著，许为许昌人。

③ 《辍耕录》30 卷，明·陶宗仪撰。记事多为元末明初。

个无形的东西使有形的物质生存与活动。这个有形的物质是"体"，依赖了这个无形之物而生存与活动，这个无形之物当然是"用"了。

《诗·大雅》："执豕于牢，酌之用匏"，《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前者是使用或施行，后者是功能或作用。这"以道为用"的意思，就是用道家思想来指导或支配医学的思想。

一部《黄帝内经》本身，就是道与医的混合产物，说得更明白一点则就是由道教孕育出来的医学。否则为什么《道藏》独独把它和《千金方》两种医藉搜编于内，其他许多名医文献拒之门外。更有意思的是王冰把本来编次在第九卷的"上古天真论"，重作新的安排，置在第一卷、第一篇，于是道教气息更足了。虽然有人认为又名启玄子的王冰是撰有《天元玉册》、《元和纪王经》、《昭明隐旨》的道士、所以特别尊道而这样做的。我不然，且看与道教无缘的张介宾《类经》①，不是也把"上古天真论"放在第一卷、第一篇吗。他如李念莪②的《内经知要》展卷第一句就是"上古天真论"。

中医是强调继承的，所以以一位"以医为体、以道为用"的孙真人来继承中医学，当然道家气息青出于兰而胜于兰的跨灶于《内经》，也是势所必然的。

我们再爬梳一下两部《干金方》中道教气息特别浓郁的或全部为道教的，就有：《要方》

第一卷 治病略例

第二卷 妇人方上

第三卷 养性（全卷）

《翼方》

序文

第十二卷 养性（全卷）

第十三卷 辟谷（全卷）

第十四卷 退居（全卷）

第二十二卷 飞炼（全卷）

第二十九卷 禁经上（全卷）

第三十卷 禁经下（全卷）

还有许多散在性的见于各章各节中，为数亦属可观。所以说孙氏的医学特点是"以《内经》《本草》等传统理论与道教牢牢结合为中心"的医学，并非耸听。

3.以儒教来作指导思想孙氏毕竟是"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的莘莘学子出身，从小就打下了儒者的基础，不折不扣的学者。例如儒人、儒士、儒者、儒户、儒生、儒门、儒家、儒术??等等。一个读书人而业医，更以"儒医"作标榜。因为儒医也者，毕竟比所有一般的医生要高人一等。因之孙氏则不折不扣的是一介"儒医"。

不过单单凭识字知书，甚至十年窥豹管、一夕破萤囊的饱学之士，也不① 《类经》32 卷，明。张介宾编纂。

② 李念义（1588-1655 年），名中梓，字士材，明·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 人，生乎著作丰富，有《内经知要》2 卷外，还有《医病机沙篆》、《医宗必读》等21 部 书。

一定是"儒"。且看李林甫①写得一手好文章；秦桧②在宋·政和间（1111-1117）登第。但他俩连《尚友录》③中都没有他一席之座，别说是"儒"字了。所谓儒，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要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其二是必须投身于以孔子为宗师的学派中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是最有权威性的标准。

我们且看两部《千金方》中孔盂之言比比皆是（参阅第三章、鸿儒），就可以证实这点。

此外，孙氏还把孔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见《论语·为政》），儒家的治学思想全部继承下来，付之终身实际行动其"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不粹其内"（见《要方·序》）的精神。

不过孙氏也偶然出现了与儒家学说有矛盾之处，他在接受和奉行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有些儒家思想被否认了、违叛了。如对"攻乎异端，斯书也已"（见《论语·为政》）视之而不见地偏偏"善言老子庄周"（见《新唐书·本传》）、"兼好释典"（见《旧唐书·本传》）。还把儒教认为异端的四百四病学说、四气合德学说（见《要方·序例·诊候》）、迦摩罗病（见《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乌场国青消石（见《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以及许多外来学说与方药，并不视为"异端"而大量运用。

他对反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论语·泰伯》）的见解，予以有力地还击，并高举"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见《要方·序》）的旗帜来唱反调。更有辣味的是公开对愚民政策的抨击，谓："圣人之法，要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见《翼方·妇人》）

这种矛盾，如用现代的眼光、现代的标准和现代的评语来说，是"孙真人的头脑，十分清醒"。

我们再致细精读一下仅仅1500 字左右的两部《千金方·序》文，更可发现把整个儒教思想充溢其中。儒教的核心，就是"仁义忠恕"和"德治仁政"。现在再看孙氏手笔，如"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下以救贫贱之厄"??，都是"仁义"的具体表现。"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也是说出"忠恕"、"忠孝"的心里话。还有与医学根本毫无关系的"德治仁政"，竟然也在"先以先王镂之于玉版"、"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等言语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终于使人不能不佩服孙氏的妙笔。最后用"余缅寻圣人设教"、"深垂圣贤之本意"来画龙点睛地突出他医学思想中的伦理道德。

孙氏的临床手段，当然以医与道合一的方式手段，但他的主导思想，毕竟以儒教为核心，因之他的医德医风也就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思想正是20 世纪医生所缺少。现在美国正掀起一个学习雷锋热高潮，雷锋图像也到处可见。有些东南亚国家，把孔教作为国教来教育人民，处处可以嗅到曲阜的空气。礼失而求之于野，再联系到现在的医德医风，能不使人遐想而深思。

4.以佛教来拾遗补缺① 李林甫（？-752 年），小字哥奴，为唐·玄宗时宰相，为人刁恶，"口蜜腹剑"，典故就出在他身上。② 秦桧（1090-1155 年），字会之，宋·江宁（江苏南京江宁县）人。《宋史》列入"奸臣传"。③ 《尚友录》，明·廖用宾撰。为古代的《人名大辞典》。其特点是无品德的人，一概不被搜入。上面谈过，孙氏本身，对佛教的修养，远远不及道教，因之佛学在孙氏医学思想领域里，似乎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仅仅几处的"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见《要方·大医精诚》）等语中，才嗅到一些佛门的气息。这是佛门（耆那教）五戒、又称八关斋戒的八戒与大乘戒律的十戒之中第一戒，都是戒教生的。通过以上讨论、分析、简化、归纳，最后可以作出这样的定论，是：在技术方面，以医学与教道混为一体的学说作为核心。

在医德医风方面，以儒家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手段。偶而微乎其微的有些佛学思想的渗入。

马克思①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②也谓："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反杜林论材料》）所以要探讨每一个人的思想，首先要对当时及其前的想领域作一番考察，了解其思想背景的渊源，才能探赜索隐。

上面"第六章·大医·十一、孙氏医学思想探讨"中不是已探讨过吗？

何事再来重复？不，上面仅仅是局限在孙氏医学方面的，这里才统盘地把孙思邈思想探讨一下。当然医学思想还是本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不是重点。

第三章孙氏思想总探讨

一、思想背景

（一）远景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 年）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不单局限于哲学，凡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大都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文学、从政治到军事、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可能专门化。除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所限制，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所以济济多士的百家争鸣，到最后则以孔孟为首的儒家，独占了鳌头。

岁次庚辰（公元前221 年），当时剩下的最后一个齐国告亡，秦始皇①统一了中国。为了永远巩固其政权，采纳了法家思想与手段，企图通过法来实践其"一世"、"十世"、"百世"到"万世"的统一政权之梦，所以傲然自称为始皇。

正因为有梦求其万世之业的雄心，他最早懂得"人，是事业的本钱"道理，所以千方百计地求得自己长生不死、永远健康。在赢政①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巡狩到海上时，东望飘渺的蓬莱，更使他作成仙登天遐想，因之即使韩佟入海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后文，乃又遣派徐福率领3000 名童男童女，营造大船，耗费了大量黄金，东行求仙。后果如何？据说不过帮助了日本国的建国开业。

嬴政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年），以淳于越点燃了导火线，接受李斯②建议，颁布了"挟书之律"而掀起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焚书坑儒大役，重重打击了儒家。所以秦始皇心中只有法家，但方士们可在他眼里尚有一席之地。

公元前206 年，刘邦③起义成功，建立西汉王朝。他毕竟是出身平民，所以对儒家很不重视。加之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前157 年在位）、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前141 年在位）和文帝皇后、景帝母亲窦太后（？-公元前129 年）笃信道教。甚至道士陈平④、阴阳家张苍⑤，都位居丞相，而且还是很有权力的丞相。所以西汉之初，极度提倡"无为而治"的道教学说，大有占居了支配一切的地位。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年），以窦太后仇视儒术，把反对黄老、推崇儒术的窦婴（？-公元前131 年）、独崇孔孟的田蚡（？-公元前131 年）罢去了官，"鲁诗学"的开创者儒家申公（？）撤职赐归，申公的两个学生赵绾（？）、王臧（？）都下狱而死。

上面谈到的所谓方士，乃吐纳、练丹、自谓力能呼风唤雨、鼓吹成仙登① 秦始皇（公元前259- 前210 年），姓赢名政。先后灭六国，中原统一，自号始皇。① 嬴政，即秦始皇。

② 李斯（？-公元前208 年），战国末。楚上蔡人。秦国相。

③ 刘邦（公元前256-195 年），秦末沛县人，灭秦立国，曰汉，即汉高祖。④ 陈平（？--公元前178 年），汉·阳武人。初从项羽，后归于刘邦，官右丞相。佐孝文帝平吕乱后，即弃官修道。

⑤ 张苍（公元前256- 前152 年），汉·阳武人。从刘邦起兵，以有功，封北平侯。天、可以长生不死的方术之士。起源于战国时齐、鲁一带沿海地区，因秦始皇"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加温而开始兴盛起来。从此代出有名方士，如汉文帝（公元前202-前157 年在位）时，侈言"设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的新垣平（？）；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 年）时，有倡言"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为饮食器，则益寿"的李少君（？）；有使武帝在一如现代电视机萤光屏前会见亡妃李夫人的齐人少翁；自言"黄金可成，河决不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的奕大。直到三国（221-280 年）时，曹操（155-220 年）要杀他，他却遁入壁中隐身而去的左慈（？）??。纵然他们后来有的被诛（奕大）、有的夷其三族（新垣平）可悲下场，但在他们走运得志之际的受宠当朝，毕竟是使人垂涎三尺的。

当时黯然失色的儒家，当然看清了这个来龙去脉，知道要靠近当局政权、非创造一套与方士可以经得起周旋而又能取胜的神秘学说不可，否则怎能在方士口中分得一瓢羹。所以认为邹衍用以推断自然命运和王朝兴亡的"五德终始"学说，最为接近、合式而可行。邹氏凭他的一套"深观阴阳消息"本领，周游魏、燕、赵??等国，备受诸侯们的尊敬和礼遇。他们把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社会历史变迁联系起来的"■祥度制"，在两汉谶纬学说中作为重要的核心。这样的学说十分适合统治者的口味，使得凡尘里的皇帝和天上的上帝更加缩短距离而紧密地连系、甚至混为一体。邹氏"闳大不经"的"谈天"，使皇帝的神秘性越浓厚，子臣百姓也就更加服帖就范，他的统治地位就越巩固。而且这种学说，确实比方士们在幻想中寻求一切的要现实得多。所以儒家尽量地吸收邹氏的学说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幸运的是这只救活了已经三面无气的妙奕，真能使儒家坎坷命运也从绝处逐渐地走出了低谷。

道教一向是接近于方士，不，应该说方士是从道教中衍化出来的终产物，所以道教却没有遭到像儒教那样深灾浩劫，这又是儒家对道家的向往另一个原因。汉·对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对儒家来说是命运转折点的一年。三个抑儒崇道有权力人物最后一个人窦太后死了，压在儒家头上的大山搬走了。

紧接着的翌年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武帝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施行。并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以示重视儒教体现。事实上武帝早六年之前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执政之初，就已颁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也上过以"天人感应"为中心思想的"天人三策"。说明"王者从天意以从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一举中标，深为武帝欣赏而采纳。

由于统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武帝虽然已尊敬儒教，但仍然不忘其求仙的迷梦。翌年（公元前133 年），又遣方士入海求神仙，并建立太一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武帝北巡，祭桥山黄帝冢，至缑氏祭中岳太室，又东巡海上，与方士傅东及间使求神仙。征和三年（公元前89 年），武帝再至蓬莱，欲浮海再求神仙。

从武帝起，阴阳五行学说，经过经师们的加工、美化和鼓吹，这空气愈来愈浓厚了，简直笼罩着所有一切。他们一套"属木的一定是青色而居东；属火的一定是赤色而居南；属土的一定是黄色而居中；属金的一定是白色而居西；属水的一定是黑色而居北"，"少阴为西；大阴为北；少阳为东；太阳为南"的固定不移的老生常谈，但使人惊奇的是人们总是听之不厌而趣味无穷。

后世称当时的儒教为"两汉经学"，就是在儒生与方士的结合而成。这样，儒家也利用统治者来推销他们有利于自己的说教。统治者有什么需要，儒生们就及时地供应什么。这些供应品，表面上似乎都是早就出于有据可稽的先圣先贤的谶言，但实际上都是从方士式的思想里移植过来。但方士呢？在汉武帝时盛极一时之后，物极必反地即式微萎缩而憔悴下去。为什么？原来儒生们也已学会了方士一套技巧而在文学方面更高出一筹胜于方士而取代了方士。方士们为维持其个人利益，不能不相率归到儒生的队伍里来。所以董氏在复兴儒学来说，是一位大功臣。但从此而后的儒学，已经不是秦时代孔孟的儒学，而是渗入了阴阳家谶纬迷信结合起来的儒学了。

王莽①，更是一个笃信阴阳五行的人，更明确地说，他是靠阴阳五行手法来达到他野心的。所以用阴阳学说来定了南北郊之社，还进一步用五行学说来定郡神的祭祀。他高举着记述时令及其相关事物、并把各类事物归纳在五行生克系统中的《礼记·月令》作为红宝书。竟然征求精通《月令》的人建筑明堂，也古为今用地把殷周一套古代礼仪表演一番。

汉光武·刘秀①，以"赤伏符"受命，又以《西狩获麟谶》来战胜了公孙述（？-36 年）而得以坐到王位。所以他对阴阳五行的谶纬更极度的信仰和膜拜，甚至是依赖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之后明帝·刘庄（58-75 年在位）、章帝·刘炟（76-88 年在位）虽非昏王庸主，但对谶纬之说也十分崇拜的。客观上有了这样的温床，阴阳五行之说那得不鸿运亨通而兴盛不衰。

明帝·永平十年（67 年），佛教传入之后（详第四章·居士·一佛教），从此即儒、道、释三者成了鼎立之势。今后戏剧性的融合、颉颃、斗争、缓和、冷战、再融合、再颉颃??一幕一幕地不断表演下去。

汉代人思想中，满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天文、地理、宗教、政治、军事、教育、包括医学卫生在内的各门科学及一切日常琐事中如小到出门、理发、洗澡??，没有不用这套方式来作指导的。例如刘向②的《洪范五行传论》，就是为反映当时外戚专权所服务。但这套学说只能在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时才能通行无阻，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时就不行。最好例子是：有符节令（掌管符玺的小官）睦弘③，在西汉·元凤中（公元前80-前75 年）他见到泰山④上大石自行竖立，上有铭文。弘即以"五德终始"来破译出为"当有匹夫而天子"的谶言。于是上《当求贤禅帝位》书，终于在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妖言惑众罪把这个不懂什么是"与虎谋皮"的书呆子头颅掉落下来。所以统治者的尊孔、崇道、信佛，不一定是出于宗教的信仰而是为自己巩固① 王莽（公元前45- 后23 年），字巨君，为东·西两汉之间，另一个新皇朝 的建立者。① 刘秀（公元前6- 后57 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称光武帝。

② 刘向（公元前77- 前6 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汉·沛（今江苏省沛县）人。为东汉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著有《洪范五行传论》11 篇。内容为宣扬"天人相应说和谶纬学说。③ 睦弘，汉·鲁国藩人，字孟。

④ 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县北五里，又称岱宗，为五狱中的东狱。

政权来服务的。且看唐·贞观十八年（644 年），唐太宗李世民诏萧瑀①的书中，有"朕于佛殿，非意所遵。梁武建文，穷心释氏，社稷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当时，宋国公萧瑀，因与房玄龄不合，请出家为僧。既而后悔，再请还俗。十月太宗以瑀反复而怒，乃诏书谓："朕于佛殿，非意所遵，梁武建文，穷心释氏，社稷为墟。报施之徽，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自请出家，寻变违异岂具瞻之量乎"贬商州刺史）这就是执政者的自白。他既然看得很明白，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不断在佛教方面做了许多"功德"？则不言可喻了。

多人执笔的《黄帝内经》，开写于春秋战国，而最后定稿或补充完成于汉代，所以阴阳五行作为重要指导思想，这是势所必然。现在撇开《内经》不谈，只要观察一下当时医学与五行之。间的客观环境，就可以了然了。且看：《汉书·翼奉传》："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脏六体。五藏象天，六体象地，故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阴阳失节，害及身体。"《汉书·礼乐志》："人亟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汉书·五行志》："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疴，时则有青胜青祥，唯金诊术。??及人谓之疴，疴病貌，言■深也。"《汉书·沟恤志》："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后汉书》中的《易纬·律历志》，用24 节气来推算疾病，例如立春的"晷长一丈一尺六寸，当至不至??民瘐瘵；未当至而至，多病熛疾痰"。

24 个节气，在"当至"与"不当至"的推算下，有48 型的病变。

您想医学在四面八方上下阴阳五行学说的包围下，你不谈，可能吗？因之有人曾提出这阴阳五行是过了时的迷信，现代中医不应该再奉为圭皋。是的，在一般情况下送入博物馆里过时的东西当然必需抛弃，你不抛弃，时代的潮流也会替你冲洗刷掉。且看从古代到近代在当时都是风靡一时的宠儿骄子，而现在已"今安在哉"了。但真正上古的神农氏种稻获粮，缧祖氏养蚕织帛，夏禹用疏导来治水，孔子以仁恕来育人，为什么到现在20世纪甚至21、22 世纪还是用着它，中医用阴阳五行就是同一个道理。绝对不能以被谶纬学说污染过的阴阳五行与谶纬同时抛弃。李后主①纵然是昏庸亡国之君，但后人还是承认他是大词人；宋徽宗②也是亡国天子，大家还是尊之为大书画家，一手瘦金体在书坛上奉为珍品。董其昌③也不以是典型的恶霸地主而取消了他大书家的尊称，这就叫唯物辩证法。也有人提出，《伤寒》、《金匮》也是此时的作品，为什么仅有阴阳的精神而丝毫没有沾到一点谶纬的色采？的确！我们更要知道，任何时代、任何环境或某一个运动中，必然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众醉独醒的冷眼人物，在这一群真痴子、假痴子（瞒了良心投机取巧的人物）如痴如狂一片浪潮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罢官于东汉·永平五年（62 年）的经学家尹敏①精通谶纬学说而不信谶纬，明帝① 萧瑀，字时文，善属文，好经术。为人耿直，卒后谥称贞■。

① 李后主（937-978 年），即李煜，五代南唐后主。

② 宋徽宗（1082-1135 年），即赵佶。

③ 董其昌（1555-1636 年），明·松江人，字玄宰，号香光。为自成一家的书 家。① 尹敏，字幼季，为东汉经学家，南阳堵场（今河南省方城县）人。博学广识，精于谶纬而不信谶纬。要他校订图谶，拒绝而丢官。

又如大科学家张衡，就是一个极端反对谶纬的，可惜当时在谶纬学正泛滥之际，有谁来支持和响应。幸而被后来南北朝时欣赏他的观点而欣起几次不彻底的反谶纬运动，这是后话。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伤寒》《金匮》不是著作而是："伤寒论，即古汤液论（是否即搜入《医藉考》三十七卷中的《汤液经法》？待考），盖上世遗书，仲景特编纂云尔，非其自撰之言也。"（引明·戴启宗②《活人书辩·文定公吴澄序》原文）吴氏认为《伤寒杂病论》中方剂并非仲景手订而是当时在临床上普遍取用的前人或当时各家之方，十分准确。试阅《要方》中屡见一点也没有仲景气息的"仲景曰"（见《要方·序例·治病》等多处），同时在《要方·伤寒上》、《要方·伤寒下》中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五苓散、小青龙汤、大承气汤、麻杏石甘汤、葛根芩苹连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白虎汤、三物备急丸??40 多首方剂，赫然与《伤寒杂病论》中完全相符。试问孙氏既然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见《要方·伤寒上》）而同一书却把《伤寒论》中40 多首方剂，一药无讹地节录下来，更证明吴澄之言非虚语也。所以敢说仲景仅仅是把临床上的常用方加以搜集、筛选、整理加以六经辨证的系统化而已。

再如叶梦得："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见《避暑录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金要方）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尽"，《郑堂读书记》："晁氏称议者，颇恨其独不及伤寒"，李梴："著千金方三十卷，独于伤寒不及"（见《医学人门》）??。以上众口一辞的认为《要方》没有仲景的伤寒理论而引为遗憾，所以孙氏言不及仲景的伤寒论而竟然有40 首伤寒论方，更说明仲景的伤寒诸方并非手订者而是当时时行的常用方。

所以有人又认为撰《伤寒杂病论》的人，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家（不是理论家）而头脑又十分清醒的儒医。他果断地排除谶纬学说的干扰，凭自己一套六经辩证的方法，搜集筛选出确实具有稳定性有效方剂而纂成《伤寒杂病论》。全书实而不华，诚如何颙的评价为"用思精而韵不高"（引《太平御览·何颙别传》原文）。编纂者并引用《书·太甲上》的"若虞机张"而署名张机，意思是凭我们手里的弩机，扫除一切疾病。古人大多有名有字，作者慨叹着儒教以谶纬的渗人而陷于变色，希望孔子再出而整顿一下。医学也必须出一位孔子样人物来振作医学风气。因为孔子名丘，于是联想到《诗·小雅》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医家必须也出一位值得景仰的孔丘。但古人更其是儒者，圣人之名应讳而不能直呼，及取其字的仲尼，于是仲景之号也产生了。当然，这个冷癖的大胆设想，恐怕很少有人附议的。但再冷静地思索一下，有五个尚没有满意解答的问题存在，这个怪论也没有武器来攻破。五个问题是：第一，《史记》上所有名医，包括与张仲景同时的华佗，都有传记，为什么知名度压倒群医、医中之圣的张仲景只字不提？张仲景之名，不见于晋前，而在王叔和以后？至唐代以后而才声名大噪。

唐前所见，第一为王叔和《脉经·序》（约公元3 世纪）；再见于皇甫谧《甲乙经·序》（稍后于王叔和）；三见于葛洪《抱朴子·内篇》（281② 戴启宗，字同父，为儒而知医者，著有《活人书辩》。

-341 年间）；四见于《诸病源候论》（610 年）。即使《甲乙经》、《太平御览》中提到一些事迹在王仲宣（粢）、何永（粢）两人传里，但王、何两人的"本传"中却无一字谈及张仲景者。

至于见之于唐前正史者有两，前为《隋书》、后为《晋书》，而且《医籍考》称为"梁有张仲景"，使人又多一个疑窦。

其二，好多史学家遍查了各种史料，东汉时期的各任长沙太守名单中独独没有张机或张仲景其人。在建安时（196-220 年）的长沙太守为张羡、张怿父子。故而也有人认为张羡即张机，但除想当然之外，一无证据可凭。其三，张仲景第一次出现于正史上的为《晋书》，《伤寒论》第一次出现于《隋书》，在这两书之前，为何未见一言？考《隋书》成书于636 年，《晋书》成书于646 年，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张仲景之名，最早在646 年时亮相。

其四，《甲乙经·序》和《太平御览·何颙别传》却谓张仲景用五石汤来治疗王仲宣，为什么《伤寒》、《金匮》中偏偏无此一方？

其五，自战国至秦汉，大名医很多很多，为什么独独张仲景称之为"圣"？所以张仲景的却有其人与否？还是一个"谜"。

（二）近景

上面说过张衡反对谶纬，但在当时没有市场，幸而在南、北朝时代有几个统治者倒有所赏识，也掀起过几次不彻底的反谶纬运动。

隋（581-618 年）统一中国后，开皇十三年（593 年）春，文帝杨坚对于谶纬，也索性作一次希望肃清的运动，也派遣人马四出搜索谶纬以及有涉谶纬的书籍，集中起来学秦始皇的付诸一炬。私人收藏者，查出之后处以死刑。这次革命的行动是成功的，除了《乾坤凿度》、《周易干凿度》、《易纬鉴图》、《易纬辨终备》、《易纬通封验》、《易位乾元序制记》、《易纬是类谋》与《易位坤灵图》号称八种《易纬》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被毁掉。后经明、清两代人的苦心搜集缀辑，才又看到了一些粗略的轮廓。所以17 年后成书于大业六年（610 年）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写作期间，正是废制谶纬学说律令风行火动的高峰，因之全书中也没有五行学说。但真正要肃清这种影响，也谈何容易。后在仁寿四年（604 年），杨广杀了父亲杨坚之后，改元大业之前，还听了章仇太翼谶言"修治洛阳还晋家"之后，十分相信而到洛阳去"避冲"。（章仇太翼，幼称神童，长而博学，尤精占候算历之术。进言杨广谓："陛下本命，雍州为破木之衡，不可久居"，并示以纤语"修治洛阳还晋家"，杨广采纳其言，于11 月至洛阳。）

隋皇朝随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统一，解决了儒、道、释三者的关系，并利用了它来作为统治工具。那时立足于儒门的王通①在他的《文中子》里，就提出了"儒、道、释三教归一"的纲领，企图以儒教为主，调和道、释两教来共同维护统治。可惜"三教归一"的思想尚未实现而王通本人即以短命而归道山，翌年隋皇朝也宣告覆灭。不过这种思潮还继续影响着后人，直到孙思邈身后一段漫长的时间里还徘徊着，而且还没有完全消失，柳宗元就是受到这个影响的其中之一。

① 王通（584-618 年），字仲淹，王勃的祖父，隋·绛州龙门人。门人薛收等 议谥"文中子"。唐皇朝建立后，对待三教的关系为其主要国策之一，三教待遇上的丰薄也作了明确的调正。所以武德八年（625 年），也就是尚隐居于太白山的孙氏84 岁那年，高祖亲临国子监②宣布三教地位为：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高宗在干封元年（666 年），也就是已入京的孙氏125 岁那年，高宗东巡至泰山封禅，驾曲阜祀孔子。临毫州③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之后在科举中增设了庄、老、文、列四子科，作为取士考核的依据。

唐朝前叶，是与西汉初期同样，是尊重道教的，虽然唐太宗亲为高僧玄奘所译的75 部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写过《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但对道与释之间还是把法码多加于道的那边的天平盘上。

虽然在贞观九年（635 年），那时孙氏94 岁。景教④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由波斯来到长安。三年后并建大秦寺以译经传教。但终以追随者寡而难以持久，全盛时代也仅有21 位教士。虽然影响极微，但基督教则已悄悄地跨进了中原大地。

之后，武则天（684-704 年在位）执政之后，就执行了"尊佛抑道"政策，一手改变了儒、释、道的位置。但那时孙氏早就在则天掌政之前已归道山。

② 国子监，为当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

③ 毫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北。

④ 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二、孙氏思想分析

自西汉以来直到孙氏年代，儒、释、道三者、就交替着彼兴此伏、我盛你衰的局面，而且任何一个局面，都是短暂而难以稳定。在已经就十分紊乱的浮沉中，加之以当时有很多的多头政权各不统一地为政。如400 至403 年中，就有东晋（马司氏）、魏（拓跋氏）、后燕（慕容氏）、后秦（姚氏）、西秦（乞伏氏）。后凉（沮渠氏）、南凉（秃发氏）、北凉（沮渠氏）、西燕（慕容氏）和西凉（李氏）十个政权同时并存。408 至411 年中，也有十个割据小王朝，唯后燕与后凉已亡，代之以北燕（冯氏）与夏（赫连氏）。所以各处都不能相同。

此外，由道教蜕化出来的方士，由儒教分流出来的谶纬，甚至在某一个短期中比道教儒教更风云变色，凭三寸如簧之舌，一夜间赐爵封候，一席话即尚取公主，群魔起舞，翩跹朝野，百丑毕呈，千年遗笑，所以学术、宗教方面的紊乱，也不言可喻。而孙氏能在此五光十色、人妖不分的学术界、宗教界中目不眯色、行不迷路、众醉独醒的走完了漫漫长达140 多年人生长途始终循着正道通衢上行程，是很不容易的。

（一）本立于儒

他以"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见《旧唐书·本传》）、"通百家言"（见《新唐书·本传》），而成为"圣童"，所以儒教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毕竟就先人为主，并打下了根深抵固的基础。

加以家境贫寒（见《要方·序》）："汤药之资，倾尽家产"），更容易磨炼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穷儒特性。在孙氏之前，已有不少家贫如洗而磨硕志气的读书人，终成大儒者，如匡衡（约公元前65-后7年）凿壁、荀悦（148-209 年）偷读、阚泽（？-243 年）佣书、车胤（晋）囊萤、孙康（晋）映雪，??这都是孙氏少年时代所崇拜的对象。

又以"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见《旧唐书·本传》）。考周宣帝，指字文资，戊戌（578 年）六月即位，改年号为大成元年。已亥（579 年）二月，即禅位于太子宇文阐。所以宣帝执政仅仅八个月。证明孙氏在578 至579 年之间在太白山隐居。隋文帝指杨坚，他辅政之君，是静帝字文阐，当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时，太子宇文赟纳杨坚之女为妃，杨坚即有了政治资本。宇文赟执政后（578 年），封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宇文阐即位（679 年），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权倾一时，百官折服。辛丑年（581 年）杨坚灭周称帝，改国号为隋，自称文帝，改元为开皇元年。所以"隋文帝辅政"，是指578 至580 年的三年中。这也证明直到581 年，孙氏还在隐居。直到唐太宗、贞观元年（627 年）诏孙氏入京之前的武德九年（626 年），孙氏一直隐居不出。所以孙氏在前半生（85 岁入京之前）的岁月，安心于韬光养晦隐居于太白山，这种逃尘避世，君子独善其身的生涯，更有助其学问的长进和思想、道德、品质、知识、技术的提高。

同时"善谈庄老"（见《旧唐书·本传》）、"善言老子庄周"（见《新唐书·本传》）、"居于嵩山修道"（见《独异志》）的深究道理、炼丹修养，甚至撰写了不少道教著作。但并没有妨碍于儒教，相反，这两者有时还有相互相成的效益。

孙氏85 岁之前，身处乡野，是前半生，读书、修道及习医，属于耕读性的智力投资阶段。86 岁入京后的56 年，应诏王室，身寓京畿，除了学无止境的还在消遣性的发挥其才能阶段。没有前半生，就不可能有后半生的才能供你发挥。没有后半生，前半生的辛勤也只能付之东流。所以两个"半生"，是有其截然不同的明显界限，但又浑然一体无法分开。

当然，更有两个特殊的有利条件：其一，天假其年，如其80 岁而逝世，则《要方》还没有动笔，唐太宗也无法请他入京。其二，不遇盛世，不遇明君，也是老死窗牖，至多在《道藏》中读到他写的没有两部《千金方》在内的几部道教著作而已。

他儒家思想反映在言语、行动及著作中比比皆是。他每谈及读书，必提四书五经。平常语言用字，来之于四书五经者更多。对仁、恕、礼、义、忠、孝、恻隐甚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的思想，在言语或文字中也不断地反映出来。

还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补勿动"、"君子之远疱厨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思无邪"、"朝闻道夕死可也"??等等孔孟精神，都能毫不含糊地一一履行（参阅第三章鸿儒·六儒家思想）。

孙氏由于本立于儒，所以对晚节也十分重视。"愿坚晚节于岁寒"的晚节，犹同各种赛跑最后的终点冲刺，是终身最重要宝贵的一个环节。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不叹保持晚节之难。但不知孙氏之难比一般人更难，因为他有两个别人所没有的诱导你失节的条件。要越过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孽障，没有牢固的儒家思想是难以做到的。这两个魔障是：其一，是超高寿。老，历来就没有标准的，老、耆、耋、耄的解释，因书而异，但在习惯上来说，6O 岁以上者为老。假定享年90，则有30 年的晚年来保持晚节。现在孙氏140 多岁，他的晚年为80 多年，两三倍于别人。有人把人的晚节为铁链，任你铁链多牢固，只要几百个环中一个环坏了，整个铁链即全部报废。你想他的高年愈高，不是难度更大吗。

其二，是荣华。荣华是好事，但在它的隐影之下，就孕蕴着骄做、自大、衰颓、腐朽、堕落与失节。考孙氏晚岁荣华，63 岁时，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86 岁时，唐太宗诏诣京师，授以爵位；118 岁时，唐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132 岁时，唐高宗避暑九成宫，伴驾避暑，授以承务郎直长尚药房；133 岁时，上书辞疾请归，又赐以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宅。一个医生而享受如此待遇，真是皇恩隆厚，古今能有几人，不可谓不荣华到极顶。但孙氏依然全身书气，一领青矜，不参予国事政治，不介人是非之门，守身如玉，归真返朴地著书、立说、读书、治病，直到全受全归的羽化。就是身后，也是磬室羞囊，一无遗物可以作陪葬薄殉（参阅第二神仙·六身后）。

（二）志归于道

孙氏在85 岁以前的前半生，除读圣贤书、习歧黄术之外，就是研究黄老之学。单单凭"善谈庄老"、"善言老子庄周"，一言泛泛之词，而且从来文人墨客之善谈庄老者，代不乏人，所以无法证实为道教中人物。"善谈老庄，隐于太白山习道，兼精阴阳医术推步，??著有千金要方、福寿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等书留世"（见《续仙传》），虽然写得比较深入一些，但也难以证实孙氏是道教中有地位的人。不过能称"真人"及撰写及疏注道教中不少书籍，以及言行中流露出来的思想等等，才是证实孙氏的确是在道教人物中的佼佼者。

86 岁以后的后半生，虽然没有看到他修道炼丹事迹的纪录，但两部《千金方》中的大量道教语言和思想，可以证明他还是沉浸于道教之中（参阅第六章大医·十一孙氏学术思想探讨。第四章居土·五孙氏在三教中佛教思想最少。第五章真人·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

（三）权测孙氏在道学上佛学上造诣的深浅。

成篇累牍的著作，固然是研究作者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但总不及日常生活无意中流露出来的片言只语，更能忠实地暴露其隐蕴内心深处的真正思想。孔子提出"察言观色"（见《论语·颜渊》）来分析对方的心理与思想，的确是很好的手段。那未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下孙氏的某些言语。

道教是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可以说，它是道教学说中的中心思想。现在对照一下孙氏的思想：《要方·序》："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肇落，万物淳朴，无得尔称。"他的思想基础，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原夫神医秘术，至赜参于道枢"（见《翼方·序》），道枢一个词目，没有找到出处，但宋时曾慥有《道枢》一书（搜入《道藏》641-648 册），内容俱谈道教哲学。

"阳道强坚而易歇，阴道微软而久长"（见《翼方·禁经·受禁法》）。

孙氏非但点出了道有阴阳柔刚，而且更进一步延伸道教另一个重要教旨的"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引《汉书·文艺志》），以柔制刚的思想。

孙氏又谓："不惧于物，合于道数"（见《要方·养性·养性序》）和在鄱阳公主邸宅答卢照邻问"高医愈疾，奈何"时，也谓"太上畏道，其次畏物，??"（见《新唐书·本传》）。尽管他言的地点不同，表达的形式各异（一为手书，一为口述），但意思完全一致，认为"道"是最最重要的。对道的评价，孙氏也作过实事求是的论断，谓"万年无穷，当由修道，道甚易知，但莫能行"（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综合以上种种，可以证实孙氏对"道"的认识，是相当透彻深入的。

"绝圣弃智"、"无为而治"，又是道教重要思想之一。"绝经弃智"的效果，老子认为可以"民利百倍"，庄子认为可以"大盗乃止"。老子又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事实上"无为"与"道"是有其联系的。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之意。他们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应该以"无为"为主。

所以孙思邈的"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自育若是，夫何荣势之云哉"（见《要方·序》）一语，如其没有对"绝圣弃贤"，"无为而治"有大彻大悟的认识，是无法说得出来的。孙氏可能认为这深邃的语言，或许一般人难以理解，所以索性开门见山他说明"是圣人为无为之事"（见《要方·养性·养性序》）。

道教既谈到了"无"，从而又联系到"无"与"有"的矛盾统一。老子曾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见《道德经》）现在孙氏的"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由此观之，形质既著，则疴瘵兴焉。静以思之，惟无形者可得远于忧患矣"（见《翼方·禁经》）。这正是孙氏进一步深入浅出地阐明这个道理。而且孙氏的"无我"思想也和《关尹子》①的"惟无我无人，无道无尾，所以与天地冥"同一个思想。

道教接受了《书·大禹谟》："满遭损，谦受益"的精神而发展为他们又一个重要思想--祸福倚伏论。认为事物发展到极度时，就是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为矛盾的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老子总结为"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伏"（见《道德经》）。

孙思邈的"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率于外，其于过分内热（作热中来领会）之损，胡可胜言"（见《翼方·退居》）以及答卢照邻问"人事奈何"的"心小、胆大、行方、智圆"（见《新唐书·本传》??等等，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所发出的心声。

又一个道教重要特点，是在生活上要求"寡欲"与"知足"。老子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止之足常足矣"（见《道德经》）。欲不等于欲，但欲是欲的内容之一，"欲"在道教中认为最可怕的字眼之一，诚如《太清经》①："谓贪爱情欲，深广如海也"所指出，欲海无边，不知古今来多少人沉溺其中。不过"寡欲"、"知足"并非目的，仅仅是手段，通过这个手段来达到"道"的最终目的。"修炼之士，当先入静"（见《云笈七签·灵响词序》）、"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见《庄子·人间世》）。因为奢欲无厌、心不知足的人，永远也静不起来，虚不起来的。

通过静和虚，才能达到最后目的的成"道"。诚如严遵②所谓："静为虚户，虚为道门"（见《道德指归论》）。它们的关系和联系，是"寡欲一知足一静一道"。孙氏对这一点，也是拳拳服膺，身体力行的。因资料太多，只能略举一二，如："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差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见《要方·序》）。

"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见《要方·养性·养性序》）。

"（居处）更不能广，广则营为关心，或似产业，尤为烦也"（见《翼方·退居·择地》）。

"一物不得在意营之"、"衣服但粗缦，可御寒暑而已"（见《翼方·退居·养性》）。

"邀名射利，聚毒攻神"（见《翼方·补益·叙虚损论》）。

听其言而识其人，窥其行而知其志，因为它与思维有密切的关系，是思① 《关尹子》1 卷。周·尹嘉撰。书中多佛教及神仙方使家，并杂以儒家言。故后人认为是宋代之作而伪托于周。

① 《太清经》，见《道藏》。

② 严遵，梁·秭归人，少善庄老。撰有《道德指归论》8 卷。

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由此而知孙氏始终是不越雷池一步地在儒家"克己"和道家"无为"中走着。

（三）业从于医

从"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推究孔穴"（见《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至140 岁《翼方》脱稿，120 多度寒暑，泡浸在临床治病、龟手传方、立言撰书中，当然是医林人物，而且还是有名的重要人物，当然是医业中巨孽了（参阅第六章大医）。

三、小 结

我们通过了以上的全部了解、认真考证、客观分析，知道孙氏的形象，不难肯定是：本立于儒、志归于道、业从于医的典型古代德高望重高级知识分子。但内在的思想却比较复杂、矛盾错综，我们透过两部《千金方》的论述来寻找出他的思维轨迹，是：既无能摆脱历史的遗留和当时的情况唯心论普遍泛滥的世界观，但也能蕴含着不少众醉独醒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他的哲学观点，虽然孔孟的儒家思想基础打得早、打得结实，但还没有比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更深。所以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往往就舍儒而就道。即使以医学来说，技术性领域全部被道家所占领。只有思想性的才是儒家天下。引以为万幸的是，孙氏能用儒家的积极性来制服他道家的消极性，得以鼓舞他的工作，否则完全用"为无为"的道家思想来指导，《千金方》也不成为《千金方》，充其量不过是一部修炼、养生、求长生术的道教书而已。他终身高风亮节，忠于医学事业，是由于他忠实服膺于儒家的社会伦理的结果。但有时也无力自制地有"惚兮恍兮"、"湛兮似或存"（见《道德经·上篇》的思想出现。正因为他对道教感情之深，所以他强调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大医必须"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见《要方·序例·大医习业》）。即使闲来无事的消遣，也要"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殊胜闷坐"（见《翼方·退居·养性》）。孙氏是博览群书的学者，为何其他书都不去遣闷，而独独垂青于道家书？当然不言可喻了。后人对他的"疾病与梦"、"房中补益"、"禁经"等，非议较多，也正是他的思想被道教--可惜不是正途的老、庄之道而是经过张道陵、袁天罡等人修正以后之道所占据了整个领域所致。

也不可否认，他思维中主要的还是唯物观念，但也不能不看到他还混杂着唯心观念和迷信思想。这种乍左乍右，时而唯物时而唯心的摇摆不定，正是他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加上自己的思想方法三者的消长起伏。同时更应该进一步看出掺杂了谶纬的两汉经学，也能使孙氏唯心观念的滋长，秦汉以后的老庄学说，也是使孙氏朴素唯物思想产生了影响。

唯物论的"人定胜天"思想，在孙氏思维中还是十分牢固的，如"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所以能够这样说，纵然孙氏的思维是多色彩性，但其绝大部分还是属于朴素唯物的观念。也就是说，在孙氏思想中朴素唯物的观念占着主导地位。自古以还，包括医家在内的文化人，百分之百都有名，有字、有号、有别署。到了晚年，还署一个"××老人"、"××老人"。如其为道教中人，则更少不了一个"××子"、"××子"。直到解放后的今天，在各种登记表格里还有"曾用名"一栏。而孙氏则在141 年中只有"思邈"一个名，在古今文化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更显示出他的超凡脱俗！

我们把孙氏作出一个总评，觉得十分困难。只有借用许叔微①的话，是"唐① 许叔微（1080-1154 年），字知可，宋·真州（今江苏省仪征）人。以京试 落第，乃业为医，为宋代一大名医。撰有《普济本事方》10 卷。23 门、300 余方。

有孙思邈，又皆神奇出人意表"（见《普济本事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