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香山文化

孙氏人

香山，即今中山市也，为伟大的家国父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地灵人杰。香山文化博大精深，香山文化底蕴深厚，然而，孙中山则是香山文化之集大成者。

文化即“人”化，人是万物之灵，是文化的主要载体。香山是人杰地灵、群星荟萃之地。然而，假若没有孙中山，香山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一定会大打折扣。孙中山是香山文化的璀璨星河中的“月亮”。

孙中山是地道的香山人。他的祖辈都是生活在翠亨村的农民。史记，翠亨孙氏来自东莞上沙乡。家乡的槟榔山和兰溪河养育了孙中山。大凡有成就者，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总跳不出传统文化的“手掌心”和所生活的时代背景。香山文化是孙中山的根。老大看小，三岁看老，童年生活在孙中山社会人生观的形成以及社会化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宋庆龄曾经指出：孙中山的“家庭出身、他和下层被压迫人民的共同生活，以及他所听到的人民企图摆脱压迫者的斗争故事，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转引自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伟人孙中山》第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香山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香山人吃苦耐劳、节俭廉朴、敏感灵活、敢于冒险、富于创新的文化性格。孙中山这样称赞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香山地处边陲，较少受到中原正统思想的影响和一些封建落后制度的束缚，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浓厚，实用理性突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敢于吸收、模仿和学习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中国历史文化里，老百姓摆脱贫困、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进学，通过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客家人更有重视教育，崇尚学习的传统，孙中山是客家的后代。因此，尽管家贫，孙中山仍然受到了较好的教育。香山濒临南海，方便对外联络，香山人很早就受近现代西方文明的熏染，并凭借水道远渡他乡。1845年葡萄牙国王宣布澳门为自由贸易港，使香山成为中国沐浴欧风美雨的最前方。1879年6月，孙中山第一次出国，“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中山：《复翟理斯函》，佚名编：《总理遗墨》影印本第3页。香山本土学者胡波研究岭南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后得出结论：如果说在西式学院所受的主要是观念、知识和思想教育的话，香山社会则主要从性格、为人处世和深层心理上塑造着孙中山这个人。

孙中山是先行者，是思想家。毛泽东指出，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中国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明确地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195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他“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称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4页。孙中山到香港求学时爆发的中法战争对他的启迪很大，他说，“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孙中山言粹?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1893年，孙中山放弃医人，专职医国，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897年，他分析形势后认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孙中山在海外奔走呼喊了16年，他毕生为挽救旧中国，除了组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缔造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外，还树帜领导第一次武装反清、第一次阐述三民主义纲领、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些事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史册。即使在弥留之际，孙中山念念不忘未尽的革命事业，叮嘱后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敢为人先，天下为公，他的关于民族解放的思想、民主平等的思想、两个文明相待发展的思想、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及中国式的发展思想，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现代化理论体系，对于当今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孙中山是香山文化名人的代表。唐宋的数百年间，香山有典籍可考的文化名人很少，仅得郑愚（唐末，官至宰相）等数人。明清以来，香山名人辈出、代有精英。明嘉靖年间，香山中举人数达180名，其中有16人考取进士。较负盛名的有黄畿、黄佐父子和内阁大学士何吾驺。清朝至科举制度废除的200多年里，香山出举人721名、贡生和监生589名、进士107名、探花2名。胡波：《香山文化的现代诠释》，《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尤其是近现代，祖籍香山的历史名人不下100位，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艺、医学等领域，其中荣膺某一领域“第一”的名人就有近30位。王远明：《香山文化研究之价值与意义》，《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容闳，我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代表、《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中国空军之父杨仙逸，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朱慕飞，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陆浩东，任过北伐军飞机队队长、航空学校校长和空军司令的张惠长，北洋军阀海军总长程璧光，北洋军阀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和考试院院长孙科，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1921年首任香山民选县长、1948年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华南地区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杨匏安，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兆征，中国第一位企业家唐廷枢，中国第一大买办徐润，以及上海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始人等等。此外，还有钟荣光、韦卓民、容启东等一批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和裕容龄、苏曼殊、阮玲玉、郑景康、郑君里、萧友梅、张惠冲、方仁定、吕文成、容国团等一大批文艺体育界的优秀人物。数以百计的香山名人，有的直接影响了孙中山的人生道路，有的是在孙中山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一举成名的。迄今为止，孙中山不愧是香山文化的领军人物。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商业文明、从以我为中心的全封闭逐步向世界开放、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热兵器时代的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可谓步履蹒跚，一波三折。

香山文化是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先声。推翻三座大山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长期过程。史料记载，清军入关时所到之处，“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逐步酝酿起汉族“驱逐鞑虏”的排满“火山”。乾隆晚期，清朝开始走下坡路。到嘉庆（1796—1820）年间，君主专制令人窒息，国家财政严重入不敷出，国防极度空虚，且大兴文字狱，用孔、孟、程、朱之道钳制人们的思想，加上长期闭关自守，封建统治危机四伏。18世纪末，神州处处民不聊生，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南方以天地会为主，各地人民起义不断。孙中山耳濡目染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群众的怨声载道，在暴风骤雨中长大成人。早期的革命生涯里，香山籍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不仅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而且促使他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革命思想，为民主革命夯实了理论基础。几乎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携工业革命雄风迅速崛起，在全球进行侵略扩张，开拓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瓜分势力范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屈辱、苦难、探索、斗争了整整一百多年。先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镇压太平天国为目的发起了地主阶级自救性质的洋务运动，产生了早期官僚资本主义。甲午战争后，又有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掀起了维新变法政治运动，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洋务派兴实业和维新派图变法，未能达到救国救民、自强求富的目的，接着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也以失败告终。1911年，深受香山文化熏陶的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但因袁世凯窃取政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反面给推翻三座大山指明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好了铺垫。

香山文化通过澳门较早接触了西方近现代文明。以科学和民主为基本要素的西方近现代文明最初是由贸易和传教“带”入中国的。至明代中叶，澳门已经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东方的最大贸易中心和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汇地，西方人把外国货物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内地，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买办。随着商品交易的繁荣，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或在澳门学习汉语后到内地传教，或办教会学校，甚至资助华人赴西洋留学，培养中国的西教徒。1650年，香山人郑玛诺（？—1674）去罗马留学，据考是中国第一个留洋学生。约两百年后，香山南屏人容闳与黄胜、黄宽一起进澳门教会学堂读“西塾”，到美国学习，迈出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教育的关键一步，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为后来携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埋下了伏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寓居澳门完成的，孙中山青年时代多次往返澳门，一大批香山人从澳门走向世界，说明澳门的确可称近代中国人特别是香山人接受西方文明的门户。政治是文化的最高层次。民主政治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灵魂，议会则是民主的重要形式。孙中山“强调使用议会程序”，将“民主议会规则的标准本”《Robert’s Rules of Order》译为《民权初步》，他认为“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执行”。孙中山“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香山文化的环境中诞生的。政党是代表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具有政治纲领、组织章程、组织系统和一定群众基础的政治团体。中国最早的政党是唐朝后期代表士族利益的李德裕和以进士门第出身的牛僧孺为代表的两大统治集团，它们相互斗争，史称“朋党之争”。朋党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只是“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宋欧阳修语）的利益集团而已。英国是政党的发祥地，1679年出现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政党最初的起源。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是中国同盟会，其前身是189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创立的兴中会。兴中会第一批20多名会员中绝大多数是香山人。1900年至1905年加入兴中会的195名会员中，香山籍的79名，占40％。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268名会员中，香山籍的98名，占30％，包括郑彼岸、林君复、刘思复等。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编：《香山设县85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主持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之所以把中国同盟会视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是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政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套资产阶级的组织系统，而且还有一个明确的、多数会员接受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其实质就是为组织和领导反对清朝政府统治，推翻封建专制主义，争取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香山人创造了灿烂的香山文化，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孙中山先生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香山正是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造就了先知先觉的优秀群体，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受苦受难，为改写“挨打”的耻辱，领潮流之先，辛勤耕耘，顽强拼搏，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研究历史，就是搜集和整理过去的信息，为今后指明去向。挖掘、梳理香山历史人文，实在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瀚工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胡平说，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民族，只能在荒芜的精神原野上如吉卜赛人流浪；一个遗忘了历史或者不尊重历史的国度，再枝叶葳蕤也不过是舞台上一棵没有根系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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