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清醒察世、宏识远见的思想先驱

汾阳史客

郭嵩焘（1818-1891年），原名先杞，学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晚清官员，著名学者、教育家，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外交家，被后世称为清醒看世界的思想家。

湘阴是湖南富庶之地。郭嵩焘祖上耕读传家，曾经富甲一方。道光十一年（1831年）以后，由于连年雨涝无收，家道中落。他的父亲郭家彪是一位秀才，务农而知医，性格坚毅刚直，为人乐善好施。在淳厚质朴的家风与乡风熏陶下，郭嵩焘养成了敦厚温恭、朴诚忠直的性格。郭嵩焘禀赋聪慧，从小听父亲与朋友诗文唱和，十三岁时学习作诗，受到长辈的赞许，从此学习更加用功，刻苦自励。

道光十五年（1835年），郭嵩焘十八岁，进入本县仰高书院读书，当年考中生员，又中秀才。次年，进入省城长沙岳麓书院学习。道光十七年（1837年），乡试考中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在读书和参加科举的过程中，郭嵩焘结交了许多朋友，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刘蓉、罗泽南、江忠源、沈桂芬、沈葆桢等，这些人后来均成为湘军将领或洋务骨干，是那个时代的著名人物。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翌年，太平军围攻长沙，危急之际，在家丁忧的郭嵩焘力劝同学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聘请。左宗棠出山后三个月终于解了长沙之围，其一生的功名从此开始。当时咸丰帝下旨要丁忧在籍的曾国藩筹办团练，但曾国藩很是犹豫。郭嵩焘登门劝其应召出山，曾国藩终为所动，才创设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下旨郭嵩焘会同地方官督办捐输、团练事宜，曾国藩延揽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的得力助手。当年7月，郭嵩焘等率湘军1400余人赴江西支援江忠源部，上“编练水师议”，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因功授翰林院编修。

随着曾国藩、左宗棠声名日著以及湘军的壮大，郭嵩焘的才能和作用逐渐为人所知，受到朝廷关注。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经兵部尚书陈孚恩、户部尚书肃顺推荐，郭嵩焘奉旨进京。翌年，咸丰帝两次召见郭嵩焘，非常重视郭的策对意见，命他入值南书房。

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派郭嵩焘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海防。九月，郭嵩焘奉命前往山东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棻随行。到山东后，郭嵩焘两个月走了沿海20多个县，认真清查账目，发现税收弊端百出，因贪污受贿流失严重，或者在税费之外敲诈勒索，有的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归口管理，设局抽厘，堵塞漏洞，增加税收。十二月底，僧格林沁以郭嵩焘未与会办李湘棻商量，擅自做主开办厘局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咸丰十年（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返京。回到北京后，受到降级处分，仍回南书房。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无所作为的郭嵩焘无奈奏请“回乡就医”，返回家乡。

此后政局出现重大变动，朝廷愈加重用湘军，命曾国藩统辖四省军务；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创建淮军，邀请郭嵩焘出山。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郭嵩焘被朝廷授为江苏苏松粮储道，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调任两淮盐运使。六月，署理广东巡抚。其间办理涉外事务较多，对西方有了更深的认识，倡议开办洋务。同治五年（1866年），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又受到入粤作战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参劾，罢官回籍。在赋闲家居的8年间，郭嵩焘积极为家乡做事。他曾接受巡抚刘崐的聘请，于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至次年十一月，任长沙城南书院（后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主讲、山长，其间，巡抚令厘金局出资对书院重新修葺。同时，郭嵩焘重修各祠讲堂和斋舍，在南轩祠旁空地新建王船山先生祠，在思贤讲舍担任主讲。此外还编纂了《湘阴县图志》，参与编修《湖南通志》。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朝廷重新启用洋务人才，郭嵩焘复出，奉旨赴京。在他进京的途中，同治皇帝病故，四岁的光绪即位。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郭嵩焘任福建按察使，受命筹议海防。赴任前，郭嵩焘上《条议海防事宜》条陈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郭嵩焘的见解超越了很多同时代人，震动政坛。

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郭嵩焘上京考进士落第，经友人推荐，到杭州给浙江学政罗文俊当幕僚。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给郭嵩焘留下深刻印象。咸丰年间，郭嵩焘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江苏、上海各地为湘军筹办军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震动。也很快通晓了许多外交和外事惯例，李鸿章会见恭亲王奕䜣，即首推郭嵩焘为“现在通达夷务治体者”。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发生“马嘉理案”，清廷决定让郭嵩焘担任钦差大臣出使英国递交国书，并出任驻英公使。派驻公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无例可循的第一次，担任此职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而且被认为是不光彩、无人愿去的苦差。其时，郭嵩焘面对种种复杂情形，感到难能作为，决心引退。“七疏自陈病状，坚请放归田里。而不蒙报可”。为此，慈禧召见他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在朝野痛诋、各方压力下，郭嵩焘心情十分沉重。无奈之下，年近花甲的郭嵩焘还是忍辱负重毅然踏上了使英征途。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30余人在上海虹口登上英国邮轮启程，51天后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并在此设立驻英公使馆。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又兼任驻法公使。

在英、法期间，郭嵩焘在使命感的驱使下，总是把日程安排的满满的。在办理外交交涉之余，利用一切机会，深入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情况，访问了当地的工厂、学校、医院、法院、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还利用外国人对他的尊敬，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科学家，他发现在英帝国坚船利炮的背后，是支撑一个现代国家有效运行的法律、学术和典章制度的全面进步。他将在出使沿途及在伦敦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所想一一记录下来，不断寄回国内，并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最重要的建议有二，一是“天下之要务莫急于禁止鸦片烟”；二是“先以开铁路为推行西法之本”。作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任公使，在当时国家积贫积弱、交通通信均不便利等情况下，郭嵩焘竭尽全力，勤勉履职，妥善办理了一些案事件，尽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

从上海启程之日起，郭嵩焘不顾海上颠簸和种种病痛，坚持天天写日记，到达伦敦后，将51天行程的日记整理成册，题为《使西纪程》，邮寄回国。《使西纪程》主要记载沿途18个国家地理方面的知识、迥异于中国的外部世界的种种特点、当时发生在外部世界的重大事件。其中饱含着对时局的深沉忧虑，表现了顽强的探索精神。《使西纪程》起初受到总理衙门的肯定，遂将它刊印出来。然而，事与愿违。书出版后，在朝廷和士大夫之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士大夫对书中关于国外诸多先进的记录和对国人高谈阔论、虚骄自大之风的批评不能接受，认为是崇洋媚外、美化西方，对书进行猛烈抨击。在一波波讨伐声浪中，清政府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

当时郭嵩焘又无故被同僚参劾，清廷将他提前调回。1879年1月25日，新任出使英国法国钦差大臣曾纪泽抵达伦敦，郭嵩焘即日交卸回国。返回长沙后，郭嵩焘重新整理讲舍，以屈子（屈原）、周子（周敦颐）、船山（王夫之）、曾国藩四人为遵循对象开坛讲学。直至1891年7月18日因病逝世。



郭嵩焘全集（岳麓书社出版）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养知书屋文集》《养知书屋诗集》《史记札记》《礼记郑注质疑》《大学章句质疑》《中庸章句质疑》《使西纪程》《郭侍郎奏疏》《郭嵩焘日记》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是一位既重要又特殊的人物。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变动的脉搏，积极探索国家富强之道，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他是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位常驻公使，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郭嵩焘毕生关心祖国的命运，他见识开明，思想敏锐，上下求索，勤于著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