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不一般的情谊

汾阳史客

毛泽东与郭沫若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革命情谊始于1926年。郭沫若首次见到33岁的毛泽东，事后他回忆起毛泽东的感觉是：状貌如妇人好女。由此可见毛泽东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会带来他一生重要的影响。

1926年3月的一天，郭沫若经过好友瞿秋白的推荐，来到了当时中国的革命中心广州，初到广州的郭沫若立刻到名士林伯渠的家中拜访，与他商量自己即将到广州大学赴任的事情。

没想到郭沫若一进门便遇到了一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人，此人名叫毛泽东，是当时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部长兼第六届广州农民讲习所的所长。

初次见面，毛泽东便非常热情地同郭沫若打起了招呼。而郭沫若的注意力则被毛泽东独特的外表所吸引。他与革命领袖的第一次见面决定着他的前途和命运。

1892年，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的一个商人家庭。1914年，郭沫若到达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习医学，由此获得了一个“海归学者”的身份。

郭沫若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潜心创作文学，含蓄地来表达自己的民主革命思想与观点。

1921年，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公开发表，让他一夜成名。年仅29岁的郭沫若成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文化明星”。

1923年，郭沫若结束了自己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了国内。他目之所及尽失压迫与剥削，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愤怒的郭沫若决定拿起自己的笔与这个黑暗的世界抗争到底。他在国内接触到了一些宣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书籍，郭沫若越来越笃定地相信只有“苏俄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国未来唯一的希望。

为此，郭沫若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呼吁革命，这让他成了当时北洋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在越来越紧张的形势之下，郭沫若只能选择离开北洋政府的控制区域，前往更加“革命与自由”的南方地区。

1923年4月，毛泽东也到达了上海。此时的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同年六月，因为我党要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也随之前往了广州。在毛泽东与郭沫若见面之前，他们在思想上就已经比较接近。

1926年，郭沫若收到了好友瞿秋白的邀请，到广州的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他到了国民党的地界自然要拜会本地的重要人物。于是，郭沫若选择来到了国民党元老林伯渠的家里。

在林伯渠的家中，郭沫若没有想到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起初，毛泽东独特的外貌长相就给郭沫若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面相清秀，留着一头颇为精神的短发。这让郭沫若觉得眼前一亮。

在郭沫若多年以后写下的《创造十年续篇》里，他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长相：“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誉说：‘余以为其人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妇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还对毛泽东说话的声音做了评价。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大多心如烈火、声如洪钟。很少有人能够轻声细语地说话。而毛泽东操着一口湖南湘潭的方言，用轻细的声音与自己交谈，甚至让他有些听不清说话的内容。

由于毛泽东说话的方言音实在太重了，郭沫若一句话里只能听懂两三个词汇。这次会面结束后，郭沫若知道，毛泽东跟他所谈的大概就是广东地区这些年以来的农民运动现状。

几天之后，毛泽东就亲自找到了郭沫若的家中，并且一再表示要请他帮个忙：“鼎堂先生莫要推辞了。我听说你在日本留学期间学贯中西，所以想请你给我们广东农民讲习所的同志们讲课。”

毛泽东此来既是为了公事，也是为了个人的革命理想。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怀有一颗“革命之心”，郭沫若也不会来到广州。

郭沫若见到毛泽东对自己如此坦诚，便爽快地答应了他的邀请。此后，他们两个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革命战友”。

郭沫若和毛泽东经常相约一起外出向大家做革命演讲。毛泽东所做的演讲大多是关于“如何发动中国的农民参加革命运动”，而轮到郭沫若时，他的演讲主题便是“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在演讲当中，郭沫若一再地号召当时的青年人深入基层，主动去了解中国工人以及农民们的生活与处境，为将来在文化阵线上发动一场革命做好准备。

当时国内革命高潮迭起，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工作也进展得十分顺利。

可是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汪精卫又紧随其后在武汉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一时间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

由于情势万分紧迫，郭沫若只能够选择去江西，参加在那里的革命活动。而毛泽东则需要回到自己的湖南老家去，组织力量来对抗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残酷镇压。于是，这对好朋友在武汉依依惜别。

“润之，此次分别，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次相见啊！”郭沫若握着毛泽东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道。

“鼎堂兄，我们的革命事业只是暂时进入了低谷期，我们的理论是先进的，我们的同志是勇敢的。就凭这两点，我们的革命就一定会成功！”毛泽东乐观地说。

郭沫若前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结果失败了。蒋介石在各地贴出了通缉令，悬赏逮捕郭沫若和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被逼无奈的郭沫若等人只能化装潜入了上海，后来选择了暂时前往日本。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寇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的郭沫若虽然身在日本，但心中却无比的愤慨。他不顾自己的日本妻子，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国之路。

7月下旬郭沫若便回到了中国。由于郭沫若的身份特殊，组织上决定让他“秘密恢复党籍”，与一位同志保持“单线联系”，不久改为受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

由于郭沫若在当时的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担任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他团结了国民党内部的很多爱国人士，并且为我们党的军队和根据地争取到了许多支援和物资。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延安的窑洞里指挥我们党的抗日斗争。他对郭沫若的情况也十分关心，多次找来周恩来当面询问。周恩来建议现阶段我们需要一位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文化旗手，在文化领域号召大家爱国抗日。毛泽东则顺水推舟说“我看郭沫若去干这个就很合适，他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写过诗歌。现在正好可以让他成为鲁迅先生的继任者。”关于“抗日文化旗手”的人选，毛泽东的心里早有了主意。

郭沫若果然不负众望，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文思泉涌，就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这些作品都为当时正处在苦难中的抗日军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1939年的7月，郭沫若的老父亲因病离世。郭沫若回乡奔丧。

毛泽东提起笔为郭沫若的父亲写下了一副挽联：“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毛泽东通过一副挽联不仅悼念了郭沫若的父亲，也对于郭沫若本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挽联当中称郭沫若为“文坛宗匠”，郭沫若的确担得起这个称号。

1942年，郭沫若创作了著名的话剧《虎符》。这部话剧通过讲述“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使得话剧里的内容折射进了当时现实。

1943年，《虎符》一经公演就在社会上掀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毛泽东在与大家共同看完话剧之后也异常振奋。他给郭沫若写信评价道：“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1944年，正好是大明王朝覆灭的第300周年。而且这一年在“天干地支纪年法”中也正好轮到了甲申年。

从1944年3月19日开始，《新华日报》便开始在醒目的位置连载郭沫若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史论中，郭沫若直接尖锐地指出：明朝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它自身“腐败无能”。

抗战胜利之后，郭沫若与毛泽东在山城重庆再次见面。郭沫若见毛泽东带的怀表坏了，立马掏出了自己的怀表送给他，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将这只表珍藏了起来，颇为喜爱。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作为先进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来到了首都北京。除了在新中国的政府中担任公职，郭沫若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便是毛泽东的“诗友”，经常以诗词写作的方式与毛泽东表达和交流情感。

1957年，前苏联在首都莫斯科举办“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毛泽东被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活动。当时，郭沫若作为随行代表团中的一员与毛泽东一起去了莫斯科。在前往莫斯科的飞机上，郭沫若写下了《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一诗。

1959年，毛泽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韶山，随后又去了江西的庐山。在这两次旅行当中，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两首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当年的9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秘书胡乔木道：“这两首诗请你转交给郭沫若同志，让他帮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毛病。”9月9日和9月10日，郭沫若连续给胡乔木寄去了两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于毛主席这两首诗的评价与看法。在信中，他逐字逐句地对毛主席的这两首诗做了品读与解析，还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晚年的毛泽东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郭沫若也站出来给出了自己的恰当意见。

从1957年到1966年，郭沫若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关于《毛泽东诗词》的解读与评论。而这些作品也成了当代“毛泽东诗词解读”的上乘之作。

1976年毛主席去世。郭沫若听闻消息后悲痛欲绝写下了两首名为《悼念毛主席》的诗词，用词之悲，用情之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和无尽的悲伤。

1977年的春天，郭沫若的病情也急剧恶化。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记着毛泽东。在孩子们问他还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郭沫若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请你们给我准备一本《毛泽东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