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有颗“郭永怀星”

汾阳史客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发布公告，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两颗小行星分别被命名“郭永怀星”(编号：212796)、“李佩星”(编号：212797)。

这对科学伉俪在空中重聚，光耀星空。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1968年12月5日)，山东荣成人。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研究的开拓者，建国初期和钱学森齐名的科学家。

他才华横溢，是两弹元勋中唯一位涉足两弹一星全部三项科研项目的科学家；

他以身许国，是1999年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钱学森曾说他“一个人顶得上十个师”，周总理曾为他失声痛哭。





潜心求学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滕家镇郭家村，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

郭永怀的家并非书香门第，只是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户。郭家世代务农，父亲郭文吉也只是粗通文墨。所以尽管郭永怀从小就聪颖好学，但直到他9岁那年，才有机会到本家三叔郭文秀开办的学堂里去读书识字。但一旦给了读书的机会，郭永怀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山东是孔孟之乡，长期浸润于儒家文化之中。在郭永怀的心里，始终蕴藏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情怀和志向。

1922年，13岁的郭永怀因为勤奋好学，被送到石岛镇的明德小学读高小。1926年，17岁的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当时的私立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成为家乡的第一个公费中学生。

1929年，20岁那年，郭永怀又如愿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成为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

郭永怀来到天津后，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与胡世华、陈振汉等发起组织了“微社”读书会。郭永怀活跃的思想表现和对数学的浓厚兴趣，被申又辰教授看中，于是便经常给他以重点指导。

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后转入本科班学习，这时他对光学又产生了兴趣，凭着数学上的专长和对光学的爱好，决心攻读物理学。

南开大学当时没有物理系，他打听到电机系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叫顾静徽，就投到她的门下，成了她唯一的物理专业的学生。顾先生非常赏识这位好学不倦的学生，为他单独开课，郭永怀视野大开。

曾在南开大学任教的饶毓泰归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郭永怀仰慕饶毓泰，顾静徽推荐他转学北京大学。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郭永怀如愿以偿地进入北大物理系学习。

在顾、饶二位导师的精心锤炼下，郭永怀打下了扎实的物理学专业基础。1935年毕业并留校，师从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攻读研究生兼作助教。



在学习期间，郭永怀遇到了日本的全面侵华，中途回到老家，正好目睹了日军暴行(1937年山东沦陷，日军制造了一起起针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的惨案、血案，罄竹难书)。救国的思想让他在西南联大(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撤，在云南昆明共同组成的大学)时，有了转学航空的初心。



矢志科学救国

1938年夏天，改变郭永怀命运的一场考试来临。

当时的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拟录取名额20人，但报名人数超过3000人。

郭永怀报考的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专业只招一人，但有50人报名。

郭永怀考试发挥出色，5门功课总分超过了350分，并列第一——居然还有两个考生和他考的分数一模一样。

三人同分，只招一人，怎么办？

结果经过董事会讨论，破格将这三人全部录取，留学名额因此增加到22人。

和郭永怀同分的那两个人，一个叫钱伟长(后来成为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三钱”)，一个叫林家翘(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

1940年1月，郭永怀和当初几十个被选中的学子在上海集合，准备前往海外留学——当时因为二战爆发，英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只能将这些学子送到各个英联邦国家去学习。

在辞别亲人上船之后，郭永怀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护照居然是由日本政府签发的，而且上面还写着:“允许在横滨停留三日，上岸游玩。”

当时中国正在日本的侵略下陷入苦战，这群学生立刻向英国代办人员提出抗议，要求更改护照。英国人表示绝不更改，要么你们就不要去留学了。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人陷入了沉默。

这时候，平时沉默寡言的郭永怀站了出来:“不出国就不出国。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骨气。”

于是，一群学子拿着行李走下了即将起锚的轮船。

幸好，又经历了多番波折之后，郭永怀他们还是踏上了留学的旅途。

1940年8月，历经海上磨难，郭永怀一行来到加拿大学习。



1940年8月，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在俄国「皇后号」邮轮上。后排右三为郭永怀，前排左一为林家翘，前排左五为钱伟长。（

事实证明，这批留学的中国学子，确实是当时精英中的精英。

郭永怀、钱伟长和林家翘三个天才一起被送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三人先后都辗转去美国继续求学。

郭永怀进步很快，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硕士学位。

1941年，郭永怀又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

当时该研究中心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是全世界顶级的研究中心，因为主持人是世界气体力学的大神级人物：冯•卡门。

冯•卡门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

那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

在学习期间，郭永怀主动提出要进行“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研究，这是当时空气动力学领域最前沿的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4年艰苦探索，郭永怀在跨声速流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因而获得了博士学位。

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磅论文，首次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1946年5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和郭永怀向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NAC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提交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论文，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理论和计算问题，大大促进了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

此后，声名大振的郭永怀应聘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

在这里，他遇到了平生的知己钱学森师兄，学习之余，钱学森最乐意干的事情就是开着车，拉着这个颇有几分书呆子气的师弟兜风。

1941年，是钱学森去接郭永怀的。1946年，又是他直接把郭永怀送到了康奈尔大学。

1946年，冯•卡门的学生威廉姆•希尔斯准备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院，冯•卡门立即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郭永怀。当时准备去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钱学森一路开车将师弟郭永怀送到了康奈尔大学。

去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郭永怀一头扎进了飞机突破声障的研究中。

当时，刚刚实现超声速飞行的飞机普遍面临一个巨大困难：一旦飞机速度接近声速，阻力剧增，操作失灵，往往会机毁人亡。很多人甚至认为，突破声障其实是不可能的。

但是，郭永怀凭借自己的研究，在跨声速流领域和奇异摄动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尤其，开创了一套全新的计算方法，为人类实现声障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引起业界轰动的论文：《跨声速流的稳定性》《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跨声速流动》《绕翼型的二维跨声速流》《论二元光滑跨声速流的稳定性1》等跨音速研究论文。

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这种方法后来被命名为著名的PLK方法(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旧时发音的第一个字母。

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



1946年10月，创建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的五员大将。左一为郭永怀。



1947年2月，题为《与美国宇航精英同列的中国科学家》。第一排左起第三位是钱学森，第一排右起第四位是冯•卡门，第二排左起第一位是林家翘，第二排左起第三位是郭永怀。



毅然海归报国

由于在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卓越表现和贡献，郭永怀在美国业界声名鹊起，很多大学纷纷邀请他前去任教或做讲座，相关企业开出高薪挖他去工作。

当时郭永怀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而且是航空工程研究院的三个核心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在美国有车有房，完全可以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

但他心中有一个念头却自始至终没有打消过，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这个念头更加强烈：回国。

但是，回国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在刚到康奈尔大学时，郭永怀就做出一个声明:“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在适当的时候会离开。”而由于从事航空工程研究会接触不少机密资料，当时放到郭永怀面前有一张表格，其中有一项是:“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郭永怀毫不犹豫填写了“不”。

此后，他就失去了进一步查阅机密资料的权利。

当郭永怀提出回国的想法后，他的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郭永怀作为美国数学学会会员、航空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想要回到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可谓困难重重。

1950年，郭永怀的师兄钱学森因为提出要回国而遭到关押，并且被抄家检查。同时，郭永怀的出国自由也开始受到限制，连去英国讲学也无法获批。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55年，中国和美国在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达成一致，允许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和科学家回国。

1955年,钱学森终于率先回国。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政府取消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心系祖国的郭永怀也把回国提上日程。

1955年8月，先于回国的挚友钱学森来信:“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钱伟长美国念完书回国早，1946年就回国了。郭永怀、林家翘(美籍华裔，1962年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2年8月回中国大陆定居，出任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13年在北京逝世)都在美国拿了教职，待遇很优厚。与钱学森被麦卡锡主义严重迫害不同，他们两个人没有参与军方项目那么深，也没有当成GCD被迫害。

郭永怀如果不回国，以他的天赋和能力，完全可以在美国舒舒服服拿着高薪职位，安心搞研究，生活也会十分优渥。

但是，大哥钱学森来信召唤他回国。

郭永怀有很深的家国情怀，他回国前，当时有朋友劝他：你在这里什么都有了，将来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呢？

郭永怀的回答是:“家贫国穷，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这与他童年时成长的环境与日本侵华的刺激有关，他在去加拿大留学的时候，为了不经过日本，不拿日本签证，宁可放弃不去。

为了国家民族，舍弃物质利益，生活享受，承担未知风险，让家庭和孩子一起冒险，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了。

在钱学森回国后，郭永怀的归国之心更加迫切，天天和自己的妻子李佩商量回国的事情。

其间，康奈尔大学开出了非常高的薪酬待遇想留住郭永怀，而台湾当局也派人来许以优厚待遇让他去台湾，但郭永怀从来没有改变过主意。

终于，定好的回国日期越来越近。为此，郭永怀做了一个特殊的准备：他将自己十多年来积累的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手稿，统统付之一炬。

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回忆，她知道这些手稿都是丈夫多年来的心血，所以忍不住阻止郭永怀，但郭永怀边流泪边继续烧:“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都装进我脑子里了。”

郭永怀这么做，很大原因是师兄钱学森回国时，所带的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全都被美国海关没收了。

就在烧掉手稿的第二天，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的院长为郭永怀夫妇践行，举办了一个大型的野餐会。在野餐会上，郭永怀又当众烧掉了一部他即将完成的书稿。

在场的师生看着闪闪的火光，默然不语。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夫妇终于和几位归国的中国科学家一起，登上了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但就在轮船即将启航的那一刻，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忽然登船，要求搜查所有回国的中国科学家的行李。

李佩后来回忆，她那时候才知道丈夫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在延迟了2小时之后，「克利夫兰总统号」终于拉响了启航的汽笛。

那一年，47岁的郭永怀，终于回国了。



归国前，郭永怀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特聘的终身教授，年薪约1万美元(上世纪50年代的美元，要比现在值钱几十倍，与美国普通国民的收入相比，更是高出很多)，还有丰厚的稿酬，一家人过着富足安定的中产阶级生活。他同时还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之一，也被誉为“一代应用数学大师”。

在美国，郭永怀不仅拥有金钱、名誉、地位，还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条件。但郭永怀不为所动，他谢绝了挽留，冲破了阻挠，带着妻子和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毅然登上了回国的邮轮。

1957年6月7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永怀的一篇自述文章——《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其间写道“在异国居留，不管住多久，总是作客……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为万世开太平

郭永怀携全家回国后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和家人。

中国科学院则安排他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

他曾对年轻科研人员说:“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这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他治学的真谛。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任北大校长，积极发展北大工科。饶毓泰向胡适推荐正在美国任教的郭永怀、朱兰成、马大猷等青年才俊，同时提议由钱学森担任应用力学系主任。后因钱学森暂时无法离美而未果。新中国成立后，受钱学森之邀返中国，郭永怀夫妇离美前，在赵元任家吃告别晚餐。胡适感叹说：“像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了，真是人心所向啊。”

1957年郭永怀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同年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学部委员(今天科学院院士的旧称)。他和钱学森致力于高超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力学、应用数学和航空事业方面有卓越贡献，是科技工作的领导人和组织实施者。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担任首任系主任、教授。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

1960年5月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2月改为第九研究院)副所长、副院长。在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经钱学森推荐，领导和组织了爆炸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1959年，在钱学森的推荐下，郭永怀临危受命，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组成了核武器研究最初的3大支柱。

1963年，为加快研制步伐，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了的金银滩。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中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郭永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当蘑菇云升起，全体工作人员一片沸腾，但郭永怀却瘫晕在试验现场，他实在太累了！在核武器研究只争朝夕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带着傲人的成果，郭永怀等科学家坐飞机回到北京，受到了不能公开的热烈欢迎。有人回忆当时的情形:“爆炸了以后，我们到西郊机场去接他们，元帅们都去接，都到机场去了。”

1965年，国家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1970年4月24日，在郭永怀牺牲一年多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组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参与建院规划。他提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仍以航空航天为立足点，以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和模型自由飞行试验为三大研究手段。

郭永怀作为一个奠基者，在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中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缅怀郭永怀的功绩，气动中心专门在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张爱萍将军书写了“永怀亭”三个大字。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相继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作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以前还特地叮嘱：不让他们乘飞机。但为了抢时间，郭永怀经常强行登机。这次由于时间紧迫，他坚持夜航。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就在他临上飞机时，大家还劝他换个时间再走，郭永怀却平静地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

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伊尔-14型640号飞机在飞至北京上空约400米高度时，突然因发动机故障，飞机失去了平衡，坠毁在首都机场跑道南端1209米以外的玉米地里。机上13人遇难。此时郭永怀刚满59岁。

据国务院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失声痛哭，良久不语，随即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指示《人民日报》发布这一不幸的消息。

当人们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往常一直穿在他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那里有刚刚获得的氢弹试验数据。

12月27日，郭永怀遇难22天后，正是凭借这份关键文件，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氢弹的武器化得以实现。他把自己融入天际，却将丹心留在大地。

烈士肝肠名士胆，郭永怀在飞机失事坠落的刹那间，做出那样悲壮的决定——和警卫员相拥着，用身躯夹着研究资料使其不被烧毁，那是何等的冷静、果断和壮烈！那是对科研、对民族何等炽烈的热爱和忠诚！

他们二人的骨灰埋藏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郭永怀的塑像下。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对如今的中国而言，我们可以挺直腰板，和每一个列强谈笑风生，原因就是有核武器，大国重器自带的硬气！

我们也往往会嘲笑几十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砸锅卖铁地搞尖端技术，怠忽了经济建设，殊不知，没有一个重器护航的和平环境，经济建设得再繁荣，那也是空中楼阁，一旦而摧。



光耀星空 精神长存

新中国成立后，他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回到国内，将毕生所学贡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郭永怀曾说：“我只是新中国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我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1982年12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永怀文集》。

1985年，郭永怀补授予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郭永怀被追授予研制“两弹一星”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3年9月1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45周年之际，郭永怀的遗孀李佩将这枚勋章捐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88年12月5日，当郭永怀牺牲20周年的时候，他生前的老师、同窗好友、同事以及学生聚集力学研究所举行报告会，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张爱萍、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等到会并撰写纪念文章。聂荣臻元帅、宋任穷、张劲夫等题词纪念。

“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中写道：“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

钱学森与郭永怀近30年的交往堪称伯牙子期之交，在当代中国科学界被视为典范，传为佳话。

钱学森曾在回忆好友的文章中写道，郭永怀是他最为相知的挚友……平日里，他们相互切磋学问；苦恼时，彼此倾吐真情；紧要关头，全力推荐放手相托。他们不仅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而且始终秉持科学报国的使命担当，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

“两弹一星”元勋、我国著名科学家朱光亚评价他：“郭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有远见卓识的著名科学家和技术领导人。他理论功底深厚、思维敏捷、思路开阔，而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工作中准确把握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期间，郭先生始终深入到科研工作第一线，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斯人已逝，事迹不灭，精神长存。十几年来，郭永怀的故事逐渐为人们所熟知，郭永怀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国人。

在郭永怀曾经工作的地方，他是一面旗帜，引领着青年科技工作者献身科学、报效祖国。

郭永怀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始人之一。讲述郭永怀故事的音乐剧《爱在天际》成为中国科大新生入学的必看演出。2003年中国科大设立了“郭永怀奖学金”，激励广大学子像郭永怀那样为建设祖国努力学习、认真钻研。

郭永怀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2017年研究院举办了“两弹精神故事会”、编印了“两弹精神”系列丛书，讲述邓稼先、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

1988年，在郭永怀牺牲20周年之际，他的骨灰被送到力学所，安葬在新立的塑像下。

2017年年初李佩离世，根据其本人及家属意愿，中科院力学所将二人骨灰合葬。

在郭永怀与李佩的的合葬仪式上，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万立骏说：“老一辈科学家甘于奉献、不谋私利的精神令我们景仰，纪念他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们长眠在此，守望着中国科学技术的每一步进展，激励着中国科技工作者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2016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2周年纪念日之际，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在郭永怀家乡——山东荣成正式开馆。

截至目前，陈列馆共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

据馆长李波介绍，陈列品包括郭永怀的手表、衣物、郭永怀夫妻归国后使用的床垫和床等遗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捐赠的建校时期资料和郭永怀照片；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捐赠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1：1模型，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捐赠的我国最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七号的1：10模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捐赠的目前世界最先进的JF-12激波风洞模型等。

“将郭永怀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传承下去，不断前行”“学习和发扬郭永怀老师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留言簿上，参观者纷纷写下感言。



郭永怀故居

修缮后的郭永怀故居是一座具有典型胶东民居特色的海草房院落群，共修缮正房14间、倒房14间和厢房9间，院落占地面积共计884㎡，总建筑面积481㎡。

郭永怀故居主要展示了郭永怀在家乡的生活经历以及和郭氏家族的故事，是集党性教育、红色研学、乡村旅游等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56年回国后，郭永怀夫妇一直住在北京市海淀区科源社区的中关村13号楼204室，郭永怀牺牲后，李佩继续在此居住，直至逝世。

中关村13号楼和14号楼、15号楼一样，建于上世纪50年代，因用以安置海外归来的著名学者和国内自然人文学各学科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居住，被人们称之为“特楼”。

而随着岁月的消磨，“特楼”也日益残破，且大多被转售、租赁。

李佩在这栋老楼里坚持住了60年，被人们笑称为科源社区的“钉子户”。

2019年6月，北京公布的首批保护的历史文化建筑中，中关村13、14、15号楼名列其中。

郭永怀夫妇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他们的衣物、衣架甚至餐具都是从美国带回来的，几乎多年未作添置。

如此节俭，并非是郭永怀夫妇穷。

2008年，李佩将60万元积蓄，分别捐献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设立的郭永怀奖学金。这是她第二次捐出毕生积蓄，第一次是在1965年1月12日，她和郭永怀捐出了48460余元的全部积蓄。

48460元是什么概念？当时，在北京一套四合院的价格是2000元。而郭永怀夫妇的拳拳报国心又岂能用金钱衡量？否则两人也不会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返回祖国。



郭永怀的妻子李佩(1917年－2017年)，江苏镇江人，中国语言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1961年调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语教研室，教授英文。

WG期间，她曾因留美经历而接受审查。WG结束后，出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外语教授室主任。

1980年起，李佩曾参与、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1999年正式离开教学岗位后，她发起创办了中关村大讲坛。

郭永怀牺牲时，他们的女儿、初中毕业的郭芹正插队下乡。WG后，仅有初中文化的郭芹去美国，90年代患病去世。

2008年，李佩将毕生的60万元积蓄，捐予郭永怀奖学金。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李佩说。

2017年1月12日1时26分，李佩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99周岁。曾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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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空中有两颗以郭氏命名的星星——“郭守敬星”和“郭永怀星”，这些是全体郭氏的荣光。“李佩星”应该是郭家媳妇获得的最高褒扬？

逝者在天，荣华在地。每每念及两弹一星的那批人，那段岁月，都忍不住内心的震撼，热泪盈眶和热血澎湃。

筚路蓝缕，他深谋远虑，奠基国防事业。

隐姓埋名，他鞠躬尽瘁，铸造大国重器。

天妒英才，他壮烈殉职，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