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研究明代嘉靖“倭患”问题，一开始就提出许多疑点；后来看的资

汪墨远舟

1、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研究明代嘉靖“倭患”问题，一开始就提出许多疑点；后来看的资料越多，我就越感到明季“倭寇”之说，是一个被人为地扭曲了的问题。开始还只把这看成一桩历史错案，应该做些“翻案”的研究；后来受到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启发，我意识到这远不是一个“翻案”那样简单的事，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光荣的祖先把路选错了！

2、“倭寇”问题的核心人物是王直。王直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海上贸易；同时，为了保卫这种贸易，他被迫领导了武装抗禁的斗争。我在1982年写了一篇研究王直的专文（初稿），正拟修改发表，就发生了东北卓长仁等人劫机去韩国的事件。这一事件使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被撤职。中国是一个“禁忌大国”。在这个节骨眼上，写那样一篇为走私集团“说好话”的文章，“你是什么意思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只有“识时务”，“顾大局”：把文章压着不发了。

3、但是，一个躁动的中国，烂事总是不断。其中，走私贩私成了社会的“保留节目”：年年有，月月有，可能还天天有。紧接着A海关、B海关、C海关都惊爆出走私大案，缉私艇帮着武装走私，我军的战斗机、潜水艇都来……。反正什么怪事、奇事都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发生了。所以，研究王直的有关资料，我只能永远地放进资料袋里！1999年8月7日，我在资料袋上无奈地写上:“王直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是一个正直的史学家应予正面回答的问题。但中国的忌讳太多，总不能如愿。这材料搜集十六年以上了。可能还会沉睡许多年！”

4、然而，十六世纪中国海商的武装抗禁斗争同二十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猖獗走私，它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不能因为后者的违法犯罪而放弃对前者的科学研究。但是，我们可爱的“公仆”、“可敬的”法官、甚至庄严的“看守所”会去理会这些吗？

5、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它的意义主要不是使粮食增点儿产的问题，而是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劳动力。农民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开拓自己的视野。于是，他们成为新兴城市的建设者，成为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后来又成为“农民企业家”，等等。城市则主要归功于特区的成立和建设，归功于以“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等手段，尽量吸引外资，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加工厂”，加强和繁荣对外贸易，让“中国造”去征服世界！有了这两碗酒“垫底”，中国人就敢喝“烈性酒”了，就“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了（《红灯记》李玉和的道白）。

6、中国在明朝确实有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但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现在好像还没有人说得清楚。学者们研究中国的晋商、徽商，研究从北宋初年就出现的“交子”（一种初始的、有银票职能的纸质凭证），等等，但却没有涉足对外贸易领域。封建锁国的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古代中国政府一直沿用所谓的“六部”，根本没有管理外贸的职能部门。中国历代皇帝妄自尊大，好大喜功。他们老指望别人向他们“进贡”，而那些奢侈的贡品只为皇家享用；他们高兴了，就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赏赐”给“外夷”。所以，贡也好，赐也好，与民生福祉毫不相干。什么狗屁“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一种“东方古典形象工程”：它是中国皇帝无知、猖狂和虚荣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对社会进步，对世界人民之间的交往毫无正面意义。因而，它与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完全沾不上边、“风马牛不相及”的。

7、如果我们注意到晋商在中国金融发展上的突出贡献，徽商在国内贸易上出色表现，以及他们在中国资本主义早期萌芽中的特殊地位，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闽商和浙商。王直虽然是徽州人，但他却是闽、浙商人的领袖。明中叶的闽商和浙商，他们习惯并擅长于沿海贸易和真正的对外贸易。这是他们所处特殊地理环境造就的，更是残暴的“锁海”政策逼出来的。这是古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之光。

8、因为对外贸易的存在和强力发展，它拓展了国外的商品市场，刺激了国内商品生产，吸引了大量失业、破产的农民和社会下层的劳动力转到非农产业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的垄断集团或称领导、管理集团。商品、市场、资本、劳动力、经营管理者，所有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都作了初步的准备。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有可能把中国的视线引向大海，把中国的国家和民间势力扩张到海外。这个时候，中国向海外殖民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基本具备。如果把握得好，不仅中国国内的深刻社会矛盾可以因矛盾的转移而得以纾缓，而且还可以大大加强中国的国力，冲破封建的禁锢，开启民族的智慧和视野。

9、王直当然不会作这样的思考。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开辟着这样一条道路。如果走这条路能够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或者默许，或者放任，或者至少不要残酷镇压，中国就可以形成一支全无后顾之忧的、强大的海上势力；中国国内（至少是沿海地区）就可能出现众多的手工工场；封建的自然经济就可以逐步由商品经济所取代（至少在东南沿海一带是如此）。而由于这些因素的带动，中国就能够“百业兴旺”，由一个形式的“礼仪之邦”，变成一个实在的工商强国。

10、如果是这样，工业革命就不会在西方率先发起；近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就不会由西方人垄断；近代哲学大师就应该是一批中国人；鸦片战争也不会在中国发生……。这并非“痴人说梦”。这样的思路完全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启发的结果。如果去除一些特殊的时代因素，进行一次有严格条件限制的类比，我们就会发现，历史和今天是那样的相似：同样都是“发展——禁锢——再发展”这样一个对立统一的运动逻辑。不过，今天的中国成功了，而昨天的中国却葬送在血雨腥风之中！中共八大，事实上确立了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路线；但是文化大革命却以“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对“唯生产力论”等为借口，对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进行残酷的镇压；而今天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伟大的复兴。但是，400多年前，一批优秀的中国人曾经不自觉地实践着发展中国经济之路，然而他们却都倒在了屠刀之下和血泊之中，并至今背着“倭寇”和“汉奸”的骂名！

11、显然，我们应该从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去探寻明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契机，而不是仅把目光停留在国内交易的发展和国内钱庄或典当业的兴旺上，更不能先入为主、作茧自缚，硬把外贸主力军中国海商的经济开拓诬为“倭寇”骚扰，并进而把这种“骚扰”妄指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大破坏因素。如果我们不能从迷雾中冲突出来，我们就将会继续在迷团中苦撑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民族智慧的源泉，是一个民族文明积累的必要手段和途径。这正是我们读懂王直的主要目的。

12、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大约发生过数百次农民起义。它们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或经济诉求，因此旋起旋落；另有一些具有明显的理性诉求和政治目标，有的甚至夺取了政权。但是，当一个新生政权建立的瞬间，封建的幽灵早已附了体，所以这个政权依然只能是另一个封建王朝。谁也无法挣脱这样一个铁定的“宿命”。这原因当然是因为任何农民战争都不可能催生新的生产关系，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但是，明中叶中国海商的对外贸易活动及其被迫进行的武装抗禁斗争，从来没有提出过政权要求，仅仅只是要求解禁和通商。而解禁和通商是完全可能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方式的，并且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血腥杀伐，避免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次来自下层的、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隐性革命”。这样的“革命”，植根于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开始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其中包括新阶级的孕育。

13、无论怎样的论辩，人们常常不会忘记海商武装的“烧杀奸淫”。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话题。它正应验了“成王败寇”的世俗见解。历史上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同这个话题完全无关？又有哪一支“王者之师”会遭遇这样的指斥？当然，又有哪一支“败亡之寇”不因此遭到唾骂？但是，咒骂是应该看它究竟出自谁人之口的？蒋委员长骂共产党“共产共妻”；赫鲁晓夫“同志”说中国人“两个人共穿一条裤子”。你信不信？然而让人感动的是：当时人的记述：海商武装的活动得到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支持、拥戴和掩护。那情景是感人的。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了红军、八路军同穷人的鱼水之情。谓予不信，请你去读一读那些原始的、未经后人渲染加工的明代时人写的记述文字。这应该是公平的。至于说到奸淫，这更是令一个礼教中国人人切齿的事。但是，细读《明史•烈女传》会让人觉得奇怪：有明一代，经历286年，所有“烈女”都出在嘉靖中期，都出在“倭寇”出没的地方，而且都是在根本没有见到“倭寇”时就都“自杀”了：有一个人自杀的，有几个人一块儿自杀的，更有一族的长者聚集全族妇女集体“自杀”的，当然“青史”上留名的却只有那位尊贵的长者。“倭寇”究竟“奸污”谁了？没有人提供哪怕只是一桩确凿的罪证。这样的历史疑案，翻一翻这个“烈女传”，定会令人捧腹而又唏嘘的！《吕氏春秋•察传》是启发人们通过调查，弄清事情真伪，以防被不准确的传说所骗的。要研究历史，首先应当学会并习惯于“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