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是通读之资，学问之本

汪墨怀

藏书是我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说，老子当过周“守藏室史”的官，注：“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汉代官方藏书很盛，《汉书》说，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编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于私家藏书，公认最早的是孔子，他设帐授徒，必定集藏不少文献。墨子也是一位，他南游卫地，“载书甚多”。自汉而后，私家藏书代不乏人，只是唐以前成书不易，藏书家少些，宋元以后就多了。

古人认为，藏书为士人生平第一要事：藏书是通读之资，学问之本。清人孙庆增说：“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这是经验之谈，古往今来，一代代藏书家都在干这件很难也很有味道的事。

不少藏书家见古籍则破产以收，获异书则焚香肃拜。明人郎瑛一遇好书就尽力购求，倾其家财也在所不惜，以致藏书日富、学问日深，而家境日贫。清人马思赞知查姓人家有宋版《陆状元通鉴》，

多次求购未成。后查家安葬亲人，选定的吉地正是马家田土，马思赞闻讯大喜，即以良田10亩换取该书一部。明人王文禄，家中失火，他大叫：“但力救书者赏，他不必也。”明人杨循吉爱书入骨髓，作诗云：“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明人杨士奇，少孤贫，想买一部《史略》，要价百余钱，买不起，他母亲就把一只老母鸡让他换了书；后杨士奇以史才被荐入翰林院，任编纂，擢礼部侍郎。人们称赞说： “有此母，安得不生此子。”宋代权臣秦桧之子秦火喜，仗势欲夺王廉清家中书，说只要把书献给他，便可得做高官。王廉清号泣拒之，说“愿守书以死，不愿官也。”秦火喜不能夺其志，只好作罢。

一些故事讲了藏书家们求书之不易及巧遇。钱谦益家藏宋版《汉书》乃绛云楼火后幸存，极宝爱，惜缺二卷，是个残本。他四处求购未成。一书商日暮泊舟乌镇，上岸买面做晚餐，店主从旧筐中取书撕页包面，一看竟是宋版《汉书》。书商立即购得，连夜撑船送到常熟钱宅，牧斋家藏，遂成完璧。郁礼购得厉征君樊榭山房书，其中《辽史拾遗》手稿缺50页，百计寻求未得。一日在青云街见一僧负两簏字纸，便请僧停步翻检，竟是樊榭山房旧物，便全部买下。闭门整理两个月，所缺50页手稿全部补齐。此书日后得由汪氏振绮堂雕板印行，郁礼功不可没。

古人藏书是为了读，“藏书而不知读，犹弗藏也”(洪亮吉)。明人徐火勃藏书5万卷，终日伏案读之，云：“余谓人生之乐，莫过读书。得一僻句，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陈继儒酷好读书，尝云：“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