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大众渴求不止于足协脱钩

汪文远

二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上一次议论中国足球改革大业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如今，2015年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的召开，再次听到“里程碑”的提法。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围绕一份题为《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的文件展开。几个月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其中专门将“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列为第二章，下有六条，涉及足协的定位和职能、调整组建足协、优化领导机构、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协会管理体系和加强党的领导。经过100多天的工作，有了这份落实《总体方案》的方案。这样的进度和效率不能说慢，但可能还未满足社会大众渴求中国足球翻身的急切心情与期盼。

当年，中国足球被赋予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希望借此尝试助推体育领域其他项目和方面的改革。如今，足协改革被视为足球改革的“龙头”和体育改革的试验田，延续了足球改革初期的切入点。同时，作为突击队和排头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提供独特的经验，创造可贵价值，其意义将由足球到体育，直至社会其他领域，比二十多年前改革起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明显不同。

另一个异同是改革举措出台的背景。二十多年前，中国足球就落后，所以才有以改革促提高的动议。今天的中国足球依然落后，但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和申办冬奥会成功，稳固强项优势，基础大项有所突破，大众健身设施和健康意识显著改善。相比之下，足球现状更显得与时代进步不符，与大国身份不符，与民众愿望不符。人们观察足球改革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有了更多社会视角。今天手中这份文件内容和力度是当年足球改革设计时难以想到的。

还有一个异同。落后项目议论改革，在目标上往往恨不得一夜变为领先，在方法上恨不得把过去的东西丢得远远的，开启全新模式。但是，转变总会有过渡，突进总是以渐进为基础。还得说当初，专业化的体工队足球班一步到位，成了职业俱乐部，后来才知不过是翻翻牌子，难怪落得个“伪职业”的骂名。发过抱怨后，怎样才能真职业，却难见下文了。现在，离摘下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牌子已经时日无多，但调整改革后的中国足协如何以社团身份管理全国足球运动，相关规章和配套政策是否可行，又到了试过才知的时候。比起谁来当足协主席、现职足管中心官员们何去何从等猜想，更值得盯紧的是未来足协的机构和机制要接受社会评价，而不再只是向行政机关交代。这才是真正需要喜爱足球运动的各方各界人士予以关注的。

足球兴衰，足协有责，但不是全责。各位既然有一份热心，便也有一份尽力之责。

汪大昭 著名体育记者，1951年12月生于北京市，现为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记者，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理事，中国足球协会新闻委员会常委。早年曾在北京市少年宫业余体校踢球，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从事体育新闻报道至今，主项足球，撰写足球报道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