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 田炯锦

读史田宁

民国人物 田炯锦



田炯锦，字云青，1899年2月7日生，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乡中心村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留美博士。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考选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司法院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并曾膺选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他不仅是位高官，还是一位学者，著述甚多，颇具卓见，被称为法学权威，陇上硕彦。他是甘肃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

田炯锦的本族系陇东名门，世勤耕读，忠厚传家。他出身于农家，聪颖异常，器宇不凡，年幼即怀治国大志。在小学高年级读书时，一次登台比赛演讲，他有“孙文创之于前，吾辈继之于后”的豪言壮语。1913年冬省教育厅派孟姓视学员到陇东视察教育，到校后自行命题，测验学生，考试结果，他对田炯锦的作文大加赞赏，批语云“少年有才如此，勿谓陇上无人”，并特予约见，大为警异，以为他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料仅为十四岁的少年。孟视学视察完毕，征得田炯锦本人与亲属同意，即带他赴兰，经推荐考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在校两年间，孜孜不倦，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并阅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梁启超介绍的西方革命英雄奋斗的经历等书籍，思想境界大为开阔。1915年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1917年中学尚未毕业即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又两年于1919年升入该校本科哲学系，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他自称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忠实小兵，凡公开的街头游行与讲演，每次都参加，意气风发，锋芒毕露，为西北青年之翘楚。嗣后不久他便与甘肃旅京同学发起创办《新陇》月刊，甘肃正宁籍的北大高年级学生王自治任社长（或为编辑部主任）。

该刊除倡论国事外，专注批评本籍省政之弊端、害民的权贵、旧风陋俗及一切不合理现象，旨在宏扬五四精神，宣介进步思想，希望能够唤起甘肃民众的觉醒，改变其落后面貌。因此触怒了甘肃军政当局，遂通过他们的驻京办事处，要求北平警察厅及卫戌司令部对其严加警告，如不服从，即令停办。田炯锦等人难违初衷，不畏权势，将社址迁往天津英租界继续出版发行。1921年王自治毕业后田炯锦成为该杂志社务的实际负责人，并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2012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视该杂志为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进步期刊。



1920年5月《新陇》杂志第一卷第一期出版，王自治撰写《发刊词》，田炯锦（当时署名田云卿）发表了《西洋近代思想与时势变迁的梗概》一文，介绍当时西方流行的几种思潮，其中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该文称：“思想都由时势造成的，产生以后，他又造新时势，新时势又造新思想，互为因果，其系统非常复杂”。“国家的主权应该是人民的，政府不过是实行主权所定的一个机关”，所以“国家是人民的，不是皇帝的，人各有发展的本能，各有存在的价值，不是皇帝和官僚的奴隶”。“利已之心是万恶之源”,“因此自由贸易的结果，不但人民未能互助，未能平等，反倒贫的越贫，富的越富。资本家和工人常起冲突，不但大国用经济压迫小国，就是大国和大国也因分配不均，常起冲突，欧洲空前的大战争就从自由竟争上胚胎了。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的弊害既发现，于是就产生反对的学说，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为最著名，极力攻击私产制度和自由竞争。以为古代工业没有发达，人所出产的货物是他自己做的，所得的钱，应该归化私有。

现在工场制盛行，没有一件东西是不合许多人的才力产出的，所以现代的东西是社会出产的，不是个人出产的，所以得来的钱，应归诸公共，不应为个人私有，所以私产制度是过去的，现代绝没有存在的理由”。而“自由竞争的结果，不但不能平等，不能互助，反使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资本集中到这步不平的境况，就要发生阶级战争了。”因此“马克思主张土地、资本归国有，一切经济的活动，都要以社会共同的利益做前提，不应以私人发财做前提”。该文称“社会主义现在是很盛行的，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常用同盟罢工手段，要求种种条件，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等，都很著成效。”文章还向甘肃人民传递重要信息：“近来劳工神圣的念头已深入人心，固有的社会已现出不安的状态。俄罗斯组织劳农政府，墨西哥将继其后，各国同盟罢工的风潮一天比一天多，将来的结果，恐怕社会要发生莫大的变化了”。文章还对“个人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作了介绍。各种学说主义扑面而来，人们将如何对待呢？对此田炯锦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他在该文最后明确地提醒人们：“凡世上的宗教、学说、政治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我们对于固有的制度文物，应该参较研究，适于时者从，不适于时者革去。

不要为胡涂的、带宗教臭味的服从保守。”“再凡政治思想的进化，不是机械的，他国业已经过的何者有益何者有弊，我们只可向有益的一方面作，不必顺次照原道上走”。所以“我们对于输入的各种学说主义，总要先持研究的态度，不要胡涂崇拜，胡涂的革新和盲目的保守”。由此可以说，《新陇》杂志是甘肃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学说的刊物，田炯锦则是甘肃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兰州晚报，1991.6.30)。九十多年前，一个年仅21岁的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学生能够写出如此很有见解的文章，是其才华的充分显露，更与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受其影响有关，还与他生活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故都北京有关。当然也与他生活学习在北京大学有着密切关系。北大创建于1898年，是我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新文化运动策源地，拥有众多饱学之士。严复、钱玄同、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胡适等著名教育家、学者、无产阶级革命先躯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在北大任教或工作过。他们的进步思想，影响深远。尤其李大钊、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即已发表了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文章，并且创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具有重要影响的革命刊物，宣介民主、科学和马克思学说。

在这样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条件下，田炯锦被融入到中国革命的浪潮中，逐渐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希望打破旧有的传统，革除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在进步思想的薰陶下，田炯锦走到了民主革命的前列，撰写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不足为奇了。

1923年田炯锦北大毕业，旋即到南开中学任教。1925年以甘肃公费赴美留学，先后于华盛顿、密苏里、伊利诺伊三所大学攻读政治、法律，获伊大硕士及博士学位。留美期间曾在上海《东方杂志》等著名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介绍西方的政治、民主的真面目与价值观等问题，并做了比较客观地评论。1930年田炯锦学成回国，受当时国内著名教育家、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并被张学良聘为东北大学校外顾问的张伯苓推荐，任东北大学政治系教授，讲授宪法、政治学和行政学等课程，博闻强识，讲解详明，备受学子欢迎。1931年2月乘寒假赴首都南京参观，经朋友介绍，与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相识，几次谈话之后，于先生慕其文才，爱其德能，经他推荐，田炯锦被遴选为监察院第一届监察委员，供职中枢，从此以学者步入政界，是当时最为年轻也是对欧美宪法最有研究的一位监察委员。此时的监察院成立未久，所制定的法令规章尚不完备，田炯锦对此提出许多建议，均经院会讨论通过，予以采纳实行，对于监察院体制建设贡献良多。另外，在此任期的五年间，他以肃清贪污腐败、整饬纪纲为已任，秉公依法办事，深得百姓的信任和尊敬。

1933年当时的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庄某，在办理国际电信时，与外国谈判代表私下多有串通，使国家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经人举报，有失职丧权之嫌。由于庄某的长官对其支持甚力，该案迟迟不能裁决。田炯锦等人接案后积极查办，及时提出弹劾，经过上级审批，该司长受到撤职并停止任用二年的处分。这是中央监察院成立后的第一个弹劾案，以其成功查办而影响深远。田炯锦精通法律、谙悉英语（谈判会议记录全部是英文书写）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在彻查该案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在任监察委员期间还经办了数起其他案件，例如1933年铁道部长顾孟余违法借款购料案等，尽管被查办人背后有如时任行政院长、权倾一时的汪精卫或国民党某元老的插手支持，并以安定政局为由，百般阻挠，他都不怕其身份背景如何，顶着巨大压力有序开展工作，甚至在南京《时代公论》上发表《何来安定政局之怪论》一文（1934.7），予以公开驳斥。于是汪精卫派员约田炯锦面谈，被婉拒。不久该员又来相约仍被婉拒，该员便以危言恐吓，田炯锦则厉色答道：“我们中国正走向民主法治，我自己也没有违法舞弊，我不信汪院长能把我如何，即不幸他以暴力相加，我亦何惧，请告诉他，无论用甚么方法对付我，我都不在乎。

”先生刚正不屈，坚持秉公彻查，依法严格办理，绝不姑息枉法。



1932年和1935年受时任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和于学忠的分别邀请出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治理甘肃混乱的教育状况。田炯锦做过东北大学教授，与张学良校长有一定交情，于学忠又为张学良的亲信，盛情难却，故于1936年春回甘主持教育厅工作，是年秋兼任甘肃学院院长（兰州大学前身）。担任厅长后，经过几个月考察，发现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管理松懈，学生结队互斗，攻击老师，有些小学教师因学生小错而拷打成伤，家长申诉，无人理会，以及由于缺少教师，许多教员兼课太多，终因分身乏术，顾此失彼，致使每学期的功课多半没有上完，教学质量低下，多年来毕业的高中生考不上省外公立大学等问题堆积如山，急待解决。田炯锦认为“莘莘学子，国家的希望，读书时期，寸阴是竞，岂可任其违规游荡，罢课废学”。于是针对上述情况他主持制定了许多纠正的具体办法，得到省府大力支持，撤消了几个学校的校长，解聘了一些失职教员，开除了一些屡教不改的学生，缺少的教师则由教育厅出面外调。经过治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各校秩序井然，弦歌复响，诸生学业日有进步，受到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于学忠辞去省主席职务，在新任主席未到甘肃之前，田炯锦代理甘肃省主席，弘扬教育，培育边才，力主抗日。大学高年级学生得到教育厅允许，可以下乡宣传抗日，其活动井然有序（兰州大学魏晋贤教授回忆）。此时有许多人向其劝说，应即进京活动，谋求省主席缺位，将来政治前途当可出现美景。但田炯锦不为所动，以自己系地方人，为桑梓效劳，不必计较名位。当务之急，应求甘省局势稳定，以便人民安居乐业，不宜外行奔走钻营而予以婉拒。

1938年田炯锦辞去教育厅长职，复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1年抗战军兴之际，被奉派为国民政府监察院战区第二巡察团主任委员，率团赴陕、甘、宁、青、绥、豫、晋、皖八省，历时三年，深入政府机构、城市街巷和山村民舍，历尽艰辛，克服了当时交通、生活等诸多不便，了解政情民意，督查政府机构工作，鼓舞民众抗日士气。在巡视过程中，田炯锦十分关注民生问题，并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建议，请当地有关单位注意。他在甘肃武威的一次受邀讲话中，除了慰勉民众继续支持抗战外，藉机恳切希望各界要爱护祁连山森林，减少砍伐，以免水源失去保护，致使河西地区尽成荒芜。而在陕西山阳县视察时，沿途所见，山民住屋简陋破旧，食物尽系洋芋等杂粮，生活奇苦，难得温饱。恻隐之心促使他们将人民生活艰苦的实况函达陕西省府，希其在可能范围内，减轻山地民众的负担。田炯锦一路走来，布德宣仁，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各个区域视察完毕都及时撰写了巡察报告，并在以后写了回忆录，对于全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多有参考价值。1944年春其父去世，田炯锦携眷归里葬埋。消息传到家乡，国民党西峰（专区所在地）党、政、军倾城出迎。他闻知后，当踏上董志地界立即下汽车，悄然骑马回家，传笑一时。

按他当时的身份、地位，其父丧葬，定当排场阔气，但他却遵循一般丧事俗规祭之，守服中着孝袍、布鞋袜，平易近人，谦逊谨让，不见有官僚气息。丧事完毕之后，他又偕夫人走访左邻右舍，聊聊家常，气氛融洽，博得乡情们啧啧赞好（村民李耀芳回忆，《西峰文史》第一辑）。1946年1月任中央监察院晋陕监察使，驻足西安，勤于出巡，颠危不避，察吏弥勤，不畏强御，激浊扬清。11月被选为制宪国大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并为主席团主席。1948年在友人的三度劝说下，田炯锦宣布参加竞选监察院副院长一职。在他既无助选组织，又无派系后台，“只求努力修已，从不强求成功”的情况下，第一次投票结果幸列第一。然而此后有些人造谣生事，诬称他参加 CC 。同时在某些官办报纸上大肆刊登官大官高者的生平事迹，广为宣传，而官小者连一个字的履历都不肯登载，甚至有的报纸在公布第二轮候选人照片时偏将田炯锦的照片排在第二名的后面。如此一番折腾，第二次投票结果他仅以一票之差落选。但他心境平和，并未沮丧。

田炯锦是一个善于思考、认真负责的人，为了国家的利益，革除腐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选举，他将竞选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病进行了分析总结，撰写成文，刊登在上海《前线日报》上，题为《竞选监院副院长失败后感想》(1948.6.23)。文章指出当时选举中存在的三种主要问题：1、派系成见：对于候选人只问派不派，不问贤不贤；2、地域成见：东北要复兴，应选东北人。于右任院长是西北人，我也是西北人就不应参选。这是狭隘的地域成见。我是一个甘肃人，和于院长不同省籍，为什么有了他，我就不能竞选。东北人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何以不能参选！3.资历成见：多年来资历成见支配着人们的心灵，每逢选举还是那些官大官高者得势，难道中国就没有后起人才？老的不凋谢，后起者永无机会，政治环境中不能注入朝气，加入活力，这种政治还能革新吗？还能进步吗？这是吾国的现实政治，亦是一般人不满现状的由来。最后他说，“三种成见有一种存在，就足以危害国家，何况三者都是加紧腐蚀国脉。救国志士们，站在一边来，共同对这三种成见作义无反顾的斗争！我们不扑灭他们，即会蛀蚀了我们的大好河山”。

田炯锦对选举中存在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他态度鲜明，言词犀利，有理有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有力批判，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令人钦佩。据传，该文发表后，社会上议论纷纷，对于选举中的不正之风多有指责，蒋介石为免舆论谴责，遂调任田炯锦为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部部长。当时京沪舆论说，田炯锦的考选部长是骂出来的。

1949年田炯锦去台湾后多次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先后达20年之久。1951年3月出任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58年转任该院内政部长兼任国民住宅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时正值行政院通过了出版法修正案，送立法院审议之时，许多报章杂志主持人唯恐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并影响其营业状况，要求政府撤回该修正案。田炯锦主持内政部工作后，经过几番研商，一些不便于出版界的内容均予删去，但是有关严厉取缔黄色刊物的条款不能取消，因为它会影响年青人成长，败坏社会风气。田炯锦以博学深思，详陈利弊，以柔克刚，力排众议，坚持必须取缔有伤风化的出版物，虽曾受到攻击，但后来事实证明，取缔黄色刊物的出版完全必要。1960年田炯锦再长蒙藏委员会，两度出任此职，精心研究边疆史籍，尤以蒙藏两地之人文、宗教、风俗等为著。他说“要扶植边疆各兄弟部族，发展其经济、教育、文化与地方自治，待边疆地区成为政治修明、经济繁荣、生活安定之乐土，则边疆与内地情感上之距离方可完全消除，而外人亦不能复施其挑拨离间之故技，以侵削我疆土而危害我国之安全。”他主持出版了《边疆丛书》20余部和《中国边疆》月刊，并发表了《边疆政策之研究》等文章，成绩突出，为世人所称道。

1969年年届70岁，依例自退。1970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特予召见，并言称“你过去工作很好，知你对法律深有研究，以后仍要借重。”又说“西北各省学能有可为国家贡献者，可推荐人员，以备遴用，但不必以你个人学能衡量他人。”1971年先生以退休之身，再被起用为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同年冬擢升为司法院院长并为大法官会议主席。任内修明纲纪，弘扬法治，大公至正，不畏权贵，审判独立，严肃公正，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要求司法工作者做到1．审判公正，毋枉毋纵；2．诉讼案件，速办速决；3．解释宪法、法令，应注意时代的意义，不可抱残守缺。他还提出“法治”与“人治”并重的主张，他说良好的法治制度加上有守有为的执法者，才能相辅相成，发挥宏扬法治的极致，否则，必然事倍而功半。长期以来，田炯锦著书立说对法学的精深研究和他尽心竭力宏扬以法治国的精神，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与赞扬，台湾有文称：“田炯锦之廉洁与守正不阿的高风亮节和他潜修法学，大力宏扬法治的精神，为司法界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好榜样。”田炯锦曾数次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76年11月再次担任评议委员并被膺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77年3月30日因积劳成疾卒于任内，享年79岁。

秦陇俊彦，邦国耆英，天夺其命，朝野同悼。哲人仙逝，噩耗惊传，台湾各报纷纷刊文，追思悼念；旅台同乡更因“国家丧一崇尚法治、力为国本之元良，西北失一学养俱深、风骨嶙峋之乡贤”而百感交集、万分悲痛。台湾“总统”严家淦则与“行政院长”蒋经国联名颁布“总统令”：盛赞田炯锦的高尚品德与卓著政绩，特派张群等五人敬谨治丧，要求“饰终典礼，务极优隆”。严家淦送上了书有“清操懋绩”四个大字的题挽，并在公祭之日与台湾党、政、军、学等“中央”各机构主要负责人亲往灵堂致祭。而由军方摩托车队、敞篷吉普车队（分载着灵位、褒扬令、总统题挽、遗像、花圈等）和军乐队以及亲属与各界人士组成的出髌行列，宛若长龙，穿行于台北街头，壮观而肃穆，表达了人们对逝者的崇敬与哀悼。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安葬于台湾台北县五股乡观音山“田院长炯锦墓园”。



田炯锦一生由讲席而跻部堂，自边陲而登枢府，身膺重任达半世纪，虽位高职显，仍一面从政，一面兼任教席。他为官无官僚气，为学无迂腐气。品德高尚，政绩卓著，博学多闻，素为政、学二界人士所敬重。在政界，他服务过的单位很多，仅中央级的就有监察院、考试院、行政院、司法院和总统府，历任中央部、会、院首长。在任何岗位上他都竭尽所能愉快胜任，做出重要成绩，除前述各项政绩外，他如整理行政法规、策划台北市改制、议设政务次长会议、强化内阁功能等，皆图本原彻改，而非求效于一时，效果甚佳。处事负责，坚守原则，决不敷衍应付，亦不轻易屈已从人，宁可辞职不干，不使有亏职守。他坚信只要我们有“成功不必在我，但求无愧于心”之胸襟，则何患对国家社会无尽力之机会。其为人也，廉洁自律，淡泊名利，齐庄刚正，渊默谦和，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例如他在职几十年，计有7次重要的离职交卸，每次或多或少都有结余的经费交给后任或交还国库。1960年当任职国民住宅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届满时，把该会节余的180万元经费（常例可作补助或办公费用）悉数交归国库，不予挪用，涓滴归公，丝毫不苟，令众钦佩。

对公款如此，对自己要求更为严苛，担任内政部长时，按规定部长在薪资以外，每月有4万元福利，他却分文不取，用存折储蓄起来，两年后工作调动，等他离任时，把所存的100多万元交还政府。对做官从不奔走钻营，拉帮结派，恪尽职守，默默耕耘，进退中节，极具分寸。田炯锦不仅是一位高官，还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终生卷不离手，闳中肆外，淡泊宁静，儒雅谦恭，恂恂学者风度，无改书生本色，一生酷爱教学与研究。在他从政的近50年间，曾在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研究所、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东吴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学校讲授政治学、宪法、行政学、地方自治、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监察制度、民权主义、中国政府、地方政府等多门课程。由于他对政法研究精深和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讲授这些课程，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讲解详明，严谨求实，条理清晰有序，理论结合社会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学有所用，颇受学生欢迎。田炯锦才思敏捷，记忆超群，喜欢研究问题，发表已见，故从1920年前后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受学时起，即已深入生活，观察社会，研究问题，发表著文。美国留学的五年间又陆续在中、英文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次后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之余，仍手不释卷，伏案写作，著书立说，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仅以集结成册的论著就有《联邦制度概论》、《边疆政策概述》、《五权宪法解说》、《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宪法论集》、《荆荫斋论著汇编》（上下册）、《荆荫斋论著汇编续集》、《荆荫斋选集》等问世，皇皇巨著，凡数百万言。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章散见于《新陇》、《时代公论》、《东方杂志》、《政治评论》、《传记文学》、《中外杂志》、《甘肃文献》和《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大华晚报》、《自立晚报》等多种刊物或报纸上，以及一些外文期刊上。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其中以政治、法学、宪法、时政、边疆、国学等为主要内容，《五四的回忆》、《法治与民主》、《五权宪法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论行政管理与行政效率》、《边疆政策之研究》、《孔孟的宇宙观人生观论述》、《中华传统文化的要义》等文章即为其例。田炯锦毕生致力于宪法研究，尤其对于五权宪法及与西方三权宪法的比较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世所钦服，为台湾法学界最具权威的宪法学者之一。年过古稀的田炯锦还热心帮助甘肃籍台湾人士兴办教育，并担任甘人创建的台南昆山中学和昆山工专（现为昆山科技大学）的董事长。

他还积极支持旅台同乡创办《甘肃文献》,该刊旨在发扬甘肃人文精神、记录甘肃历史资料、阐述乡贤德业事功，特别使甘肃年轻一代能知道故乡在大陆和故乡的概况，激发其爱乡爱国的热情。德高望重的田炯锦被推举为《甘肃文献》的发行人兼社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撰写了《创刊词》，并陆续发表了《甘宁青三省地理背景及其对国家之主要贡献》、《故乡史迹漫谈﹣﹣庆阳是周朝的发祥地》、《我的青年时代》等许多篇充满着乡土气息的文章，起到了鼓舞士气、联络感情、热爱故乡、教育后代的良好作用。由于田炯锦博览群书，茹古涵今，学贯中西，治学思考邃密，态度严谨，著述甚多，持论精湛，颇具卓见，被誉为法学权威，宪法泰斗，亦有人称他为陇上硕彦，一代儒宗、学者型官员。举凡此类誉称，名副其实，绝非份外赞语。

田炯锦虽居官多年，生活却十分俭朴，布衣一袭，怡然自得。粗茶淡饭，滴酒不沾，不食荤腥，终生茹素。身为高官，至其终一直居住在1949年刚到台湾时分配给他的一套普通平房，面积仅约65平方米，陈设简单，当台湾生活条件改善后，他也无意入住政府要员之官邸。无小车时便挤乘公交车上下班。其生活之朴素，品德之高尚，令众友和亲属肃然起敬。

田炯锦志行高洁，学养俱深，为陇上贤哲，台湾有文赞称：“民国肇建以来，西北各省在中央任要职时间最久、地位最高、声望最大者，除陕西三原于右老外，当推甘肃庆阳田云青先生”。

晚年的田炯锦，心系大陆，思念亲人，情真意切，溢于言表，在他生前最后的几年间，写下了《陇上往事》、《服务桑梓的回忆》、《故乡事迹漫谈》、《怀想平凉的崆峒山》、《怀念兰州》、《还乡两年》、《忆往事 念故人》等10余篇文章，盼望国家统一，亲人团聚。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季节转变的时候，人们每多感触，尤以春秋为甚。故过去诗人伤春悲秋的佳作特多。我不能为诗，但每逢秋季来临，叶落草黄之际，常不能自禁的怀往事，念故人。台湾一年四季气候温暖和煦，没有塞外草衰，无边木叶落景象，但仍呈现风急天高，芦白草黄的秋日气氛，我每逢秋的季节来临时，尤其怀念故土与亲友。垂垂老矣，何日可见国家统一，还乡省亲。”



田炯锦的座右铭为：

成功不必在我，但求无愧于心。

取静于山寄情于水，虚怀若谷清气若兰。

西北大学 田连恕教授择编 2016年9月

2022年11月修改



该文曾发表于《甘肃文史》2023第三期

供稿：田嘉宏

【田文用】齐田在斯，紫荆衍茂 ——齐鲁望族滕阳田氏印存之“田文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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