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编修的寻根冲动

支派考

盛世修史修志，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这是一个双向印证的过程，即盛世之时必有修史修志的冲动，而修史修志又成为盛世的标识之一。在民间，则体现为编修族谱。欣逢盛世，修谱成为当代中国民间的一大盛况，在南方尤为凸显，其中又以客家人最甚。时至今日，修谱已不限于一族，许多姓氏都编修了区域性连谱，甚至上升到编修“通天谱”的最高境界，即天下同姓之人，皆可归入谱中，并在谱中找寻到家世渊源。客家人又醉心于修缮宗祠，在客家乡村，几乎大大小小的村落都有修葺一新的祠堂，成为一姓一族祭祀祖先、商议族务的场所。

修谱是中国人追求精神慰籍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追忆英雄祖先、赓续家族血脉，达到凝聚同族人心、共同奋发努力的目的。同时，新修族谱也将家族新生子嗣列入谱中，意在敬告列祖列宗本家族的不断繁衍壮大。客家人的迎谱仪式庄重热烈，充分反映了对祖先的敬重和家族的依赖。

相对南方的虔诚，因于南北文化差异，北方人对修谱则看的很淡。自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千百年来，北来之民始终深藏着对故国家园的眷恋。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政权甚至设置了众多的侨州郡县，以保留南渡之人籍贯，这种对家乡家族的怀念之情绵绵不绝延续至今，修谱修宗祠就是一种外在的体现。而由于古代塞外民族的叠压递进，民族融合不断加深，求生存、求发展的意愿更加现实，使得北方的宗族观念反而不如南方强烈。当代河南新乡市的刘庄，曾经由史来贺担任几十年的村支部（党委）书记，带领村民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光辉典范。史来贺是村中独户，唯一的史姓人家，而担任领头人几十年直至逝世，这样的案例在南方乡村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北方人则能坦然接受，可见南北方家族观念差异之大。

对家族、宗族和民族的追忆，在古代史籍中能够找寻到众多的源泉，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蛮荒时代。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中，往往不经意间将中国古人类史与中华民族演进史联系在一起，让人隐隐觉得每一个家族都起源于中国古人类时代，从而倍增家族自豪感。在传世神话中，又有蚩尤生三苗、共工与颛顼争帝，边地少数民族也由此进入了炎黄体系。先秦典籍中的历史载记，则将周边文明演绎为华夏文明的延伸。如“箕子入朝鲜”，将朝鲜半岛文化纳入了商文化；“太伯奔吴”，将吴越文化纳入了周文化；“庄𫏋王滇”，将滇文化纳入了楚文化；“无弋爰剑奔于西羌”，将羌文化纳入了秦文化等等，不一而足。诚然，由华夏文明演化而来的儒家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但是将东亚古人类文明的起点归结为唯一的一点，总让人感觉有点牵强。然而我们最终还是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这就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历史记忆的重构，而且这种重构成功替代了史实。这种重构并不是虚无的编造，而是族群认同意识的生成。

族谱编修与族群认同一样，也存在着历史记忆重构的过程。据我所见的族谱中，基本上都追溯到炎帝和黄帝，更有甚者追溯到伏羲创世时代，仅仅上溯到先秦时代的族谱，应是十分谦逊的家族了。根据一般常识就应当了解，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发展，姓氏来源是多源的，一姓往往有数个甚至十数个来源，单一来源的姓氏十分罕见。每个家族都上溯到远古神话时代，无非是要证明本族的华夏正统性，而这正是南渡家族最为看重的“衣冠”。客观地说，经历千百余年的多次战乱，许多家族的根源已模糊不清，而一旦世事清平，家族耆老则视追本溯源为己任，编修族谱就是最常用、最直接的表达方式。那些中断了的历史记忆，在家族文化精英的精心修复下，得到了完整的衔接。所以现在看到的族谱，都有了绵延不绝的传承。这种接续不在乎历史的真实，而在于家族的认同。中国人又历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因此，族谱中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绝没有灰暗的一面。对族人的记述也多有夸美之词。做官则以最高官位名之，不论得名正与不正；做学问则以最高职称名之，不论实衔虚衔；读书必称优等生，上学必称高等学府，经商者则为著名人士，创业者则为大实业家。对本族中的叛逆者，则通过“逐出家族”的方式予以清除，上不了族谱，等同于失去了家族根基，也由此成为个人最大的耻辱。与此相反，近年来竟有个别家族，公然宣示本族为奸臣逆贼之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无异于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中华民族。

每一次族谱编修，就是一次家族史的记忆重构。族谱编修越频繁，离家族的真实历史就越远，而离族人的美好回忆就越近。在族谱编修过程中，家族既实现了寻根的宏愿，缅怀了英雄的祖先，又对后来者寄予了厚望。随着时代的发展，家族能够给予个人的帮助十分有限，人们对家族的依赖越来越小，家庭小型化、个体原子化状态越来越明显。编修族谱，成为人们敬仰祖先、回归家族的一种仪式，较之于其真实性，仪式感反而显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