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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该标题,大家会觉得不知所云。从永安县（以县有永安山得名）的诞生（公元222年，沈约有公元194年一说）到现在约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了。我要说的是现在的武康镇或者是1958年前的武康县与唐朝天授年前的武康县不是一个概念；以及现在武康镇的前溪与唐朝年间已风靡全国的《前溪舞》中所指的前溪也不在同一个地方。
相当多的德清人以及外埠关心德清文史的人士，都把眼前的武康镇或者是德清县与武康县合并（公元1958年）前的武康县理解成“满朝文武半朝康”（南北朝）时期的武康县，因此产生了《前溪舞》就是诞生在武康镇的前溪河畔之观点。要厘清这些繁枝细节，就得简单地梳理一下从永安（武康）建县前后到如今德清县的历史沿革。
永安（武康）建县前的东汉初，吴兴沈氏的始祖沈戎（？～公元58年）“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馀不乡”而来到了当年尚属乌程县的馀不乡，就是现在的乾元镇及周边和以东地区。沈约（公元441～513年）《宋书》载：“初平五年（公元194年），分乌程、馀杭为永安县……晋武帝平吴后，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改永安为武康县（以县有武康山得名）。”东汉时，沈戎的后裔也都称作乌程县馀不乡人。
而到了沈充（？～约公元324年）的年代，已是永安改为武康以后的晋朝。所以，沈充等沈氏名人就被称为吴兴武康人了。那时的武康县还包括了现在的乾元镇一直连接到新市镇，甚至向东南延伸到现在的桐乡大麻镇等。按沈充当年的活动轨迹，《前溪曲》的发祥地与铸小五铢钱(沈郎钱)的铸币工场应该是现在的乾元镇及以东偏北的钟管镇一带，该两地均为原乌程县的馀不乡，也就是吴兴沈氏始祖沈戎的徙居地。
《宋书·自序》：“史臣（沈约）七世祖延（沈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沈约在该序中自称，七世祖沈延的始居地就在当年的武康县东乡。所谓县东乡，即后来在唐天授年间从武康划出分设的武源县（古德清）。沈约对自己的祖居地已有明确的交代，虽然博陆里馀乌村的具体位置至今还有疑义，但县东乡为后之武源县（古德清）是可以确定的。
然而，据传也有后来迁居武康的另外几支沈氏：沈壁山（俗称凤凰山）在县东北十五里,九峰迤逦相接，沈氏自东阳徙此，故名（该支沈氏应是当年馀不乡沈氏外出后的回迁，故以沈戎名义舍宅建寺）；乾隆《武康县志》载“织帘先生祠”：“东沈村以麟产此地，故名……东沈里人大半属其（沈麟士）后裔”（道光《武康县志》亦同）。可是，再早一点的清·康熙《武康县志》上还没有“织帘先生祠”，而宋·嘉泰《吴兴志》上早就有古德清的沈麟士庙了。《德清县地名志》（1984年版）对东沈“织帘先生祠”还作了“进一步”解读：“据道光《武康县志》记载：东沈村为沈麟士故乡（后人的徙居地一下子演变成祖先的故乡了），里人大半属其后裔。”可是，据现在东沈“沈氏家谱”（文革时被焚毁）的主人讲：他们是东沈第一家“沈氏”，从绍兴余姚沈家村迁徙至此（此支沈氏也因是当年馀不乡或大武康时期的沈氏外出后的回迁，可能属沈麟士后裔，故于乾隆年间在居住地东沈村建造了织帘先生祠）。
《左顾亭记》云：“汉馀不乡隶乌程县……至晋隶武康。唐析武承塘东界置武源县（公元691年），即馀不也。武源改曰临溪（公元711年），临溪改曰德清（公元742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在为一九九二年版《德清县志》作序时说：“今博陆里馀乌村虽然已无确证可以查实，但其地在后之德清县境大概可以无疑。”
唐天授二年，“析（分）武康（县）东乡置武源县，即今德清县。”（明嘉靖《武康县志》语）此后，沈氏家族的名人记载开始回归德清。唐朝在天授年后的三名沈姓进士也都载入了德清史册，首列德清进士榜的是沈传师(唐德宗贞元末进士)，并作了介绍。康熙《德清县志》载：“按武康之沈至唐有既济者（沈传师之父。唐代小说家、史学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德清人。《全唐文》中录其文章6篇，成语“黄粱美梦”就出自他的唐代传奇代表作《枕中记》），实生传师，武康当既济时（约公元750～800年）析为德清久矣，故今德清乡贤之祀首列传师。”
光是北宋年间（公元960～1127年），那“满朝文武半朝康”时期沈姓名人的后裔，就有十三人金榜题名，后来全部列入了《德清县志》人物表，而《武康县志》不载。唐天授至北宋年间还有多名德清籍沈姓进士被外埠收录，如苏州沈既济等；或因他们祖上是唐天授前从武康迁徙在外的，他们牢记并记载自己的籍贯是武康（其实后来都已划归德清），考中进士后被武康收录，如钱塘沈晦等。以此上溯，就能充分证明所谓“半朝康”的沈氏名人，实际上就来自武康县东乡（原乌程县馀不乡），即唐朝分设的德清县。而不是唐朝以后武康沈氏移居到了德清，并以为唐以后的武康沈氏逐渐向德清发展了。
明·天启《吴兴备志》云：“按戎家馀不属德清，德清古武康地，则沈当以德清祖。”康熙《德清县志》强调：“（沈）麟士自述祖德谓：金鹅乡(今新安镇和禹越镇一带)之沈皆出于(沈)戎。然则《武康志》所载：沈戎以下诸沈皆德清人也。索之往牒（往昔的典籍），参之居止（住所），具有明征。”史料记载已如此清晰，难道我们还要以唐朝前的沈充、沈麟士、沈约等都称为武康人，而围绕现在的武康镇或者唐以后的武康县去寻寻觅觅？要知道，此武康非彼武康啊。
南朝宋，距沈充作《前溪曲》时间最近（约百年）、早于沈约的山谦之（？～约公元454年）所撰《吴兴记》载：“后溪在市北，东出馀不亭，晋车骑将军沈充作《前溪曲》，传者以为指此溪也。”就是说，“沈充作《前溪曲》”之“溪”是“东出馀不亭”的“后溪”。按东出馀不亭的方位，那后溪应该是馀不溪，也就是俗称的“龟（吴音：基，但被叫作了君）溪”。以此可以判断，当年的馀不乡治应在乾元山前后，而前溪就应该是乾元山前的那条宽阔的溪流了（该溪流上，至今还留存着一座古老的石板桥）。歌舞伎们在乾元山南麓的前溪河畔舒展长袖翩翩起舞时，近处林间“但闻林鸟啼”，抬头向南“望洛山”，遐想着登山“北望东武亭（东武亭就在光武帝刘秀起兵成就帝业而被称为“帝乡”的南阳郡）”……
“分武康东境十七乡（县东乡）置武源县（古德清）。”已从武康分出德清后的唐朝末，据于兢（唐诗人贯休有《送于兢补阙赴京》诗）《大唐传》载：“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所谓‘舞出前溪’者也。”这是史料上对《前溪舞》及确认《前溪舞》是源自古德清的最早记载（唐朝末）。而南朝宋的山谦之则是最早指出《前溪曲》所指之“溪”是东出馀不亭（今乾元镇）的后溪（馀不溪）。但不管怎么说，《前溪曲》所指的前溪或后溪，一前一后都在唐以后的古德清。
“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此语气可不是对坊间传说的记载，而是作者所处年代（唐朝末）身临其境的即时报道。再说了，《前溪曲》源于东晋初，延续了五六百年时，已是风靡于唐的《前溪舞》了，一个前溪村就有“数百家尽习音乐”。而武康在“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袁晁作乱……县郭室庐，变为灰烬”。若是当年一片废墟的武康，在唐末时期还会呈现出一脉相承习练《前溪舞》的火热场景吗？还有，受自然条件所限，武康城区没有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因靠近山区地势又高，溪流狭小，秋冬季节干涸见底。那是条邑治前从山里流出的小溪啊！哪能承载得了“舞出前溪”时，河中画舫频繁进出的场面？
如此证据下，相隔千年后的道光《武康县志》在“前溪”词条的注释开头，还是破天荒地加入了“前溪……晋车骑将军沈充家此，乐府有《前溪曲》，充所制”一句，并在其后收罗了大量的文人（名人）吟诵“前溪”的诗句。欲将武康的“前溪”傍上沈充的《前溪曲》，以提升本邑的声誉。可是，在这之前的历代《武康县志》对“前溪”词条的注释里，却找不到“沈充”以及“前溪曲”这样的字眼！
其实，在早于道光《武康县志》一百五十六年前的康熙《德清县志》里就已明确，“前溪乐：晋车骑将军沈充居县南之前溪村，乐府有《前溪曲》，充所制也。”而同时期的康熙《武康县志》及后来的乾隆《武康县志》对武康“前溪”的注释都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前溪，即馀英溪。”那道光《武康县志》里对“前溪”注释的开头，整个就是康熙《德清县志》里“前溪乐”的翻版。可武康历来没有“前溪村”及“前溪舞”的记载，就只能把沈充的居住地从德清“前溪村”搬到武康的“前溪”里了。尽管这样，道光《武康县志》还是照实摘录了已遍及《湖州府志》《德清县志》《苕溪渔隐丛话》等方志史料中的《大唐传》载：“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的描写。
除了唐朝《大唐传》载的德清县前溪村以外，宋朝的《吴兴志》在“德清前溪”词条的注释里也有这样的记载，“前溪：在县南有前溪坊、后溪坊，按于兢《大唐传》，德清县前溪村则南朝集乐之处。见郡志杂志上歌舞门。”大家以为只有武康才有前溪，而没有听说过古德清也有前溪。没有前溪的古德清怎会有前溪村？其实，光浙江省就有多处“前溪”。
在清以前的《德清县志》及《湖州府志》里，我们能看到前溪村或前溪坊、后溪坊的“踪影”，却很难找到古德清的“前溪”。可种种迹象表明，不光武康的馀英溪流经邑治前的一段叫作前溪，德清前身馀不乡治前的溪流也叫前溪。早在康熙年间，武康文人唐靖针对这前溪曾有过精辟的阐述：“唐以前之前溪，合馀英、馀不而统言之者也；唐以后之前溪，分馀英、馀不而专言之者也。”唐靖的这段话，向我们清晰地表述了唐朝以前的馀英溪、馀不溪都称为前溪（其实，唐以后的县治已在乾元山北。由于年代相隔久远，信息又不畅，不了解乾元山前还有一条大河，“馀不溪”是“前溪”一说可能有误）。到了唐朝，武康与德清分设以后，前溪也因地域之别，被分别叫做了馀英前溪和馀不前溪（此“馀不前溪”亦可释为馀不乡或馀不镇的前溪）。明朝吏部郎中、乌程人钱镇有《馀不前溪》诗就能印证这一论断。
有前溪也不一定会有前溪村，而有了前溪村就必定会有前溪，这就叫村以溪名。唐宋以降，随着德清县治设置在了馀不溪北侧及前溪坊和后溪坊的消失，古德清的前溪之声也被越叫越响的馀不溪与清溪及长桥河所湮没。由于古时信息不畅，唐朝史料难觅，沈充所作的《前溪曲》与古德清的（馀不）前溪及前溪村之渊源从此被隔断，那唐人于兢的《大唐传》也就成了能直接证实“《前溪舞》源自古德清”的孤本。
而武康的（馀英）前溪，却因沿用了唐以前的“武康”名头，加上晋朝时《前溪曲》的作者、武康县东乡（古德清）的沈充也称为武康人，即被明清以降来武康游山玩水的文人墨客，在作画赋诗、吟诵“前溪”时，“名正言顺”地将武康的前溪与沈充的《前溪曲》糅合在一起了。殊不知，此前溪非彼前溪也。
费卫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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