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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花木兰 今日王新兰[1]
王荣成
八十七年前，在红军漫漫长征路上，数以千计的女战士和男人们一样，经历着人类极限的生死考验。她们当中，有一位来自四川省宣汉县清溪河畔一个富庶家庭、年仅11岁的小姑娘，赢弱的背上背一条线毯、瘦小的腰间别一把横笛，拄一根木棍，一路唱歌、吹曲，为行军队伍鼓劲加油。她就是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九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王新兰（1924——？），原名王心兰，1924年出生在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王天保有前清贡生的名牌，是当地有头脸的人物。王新兰的叔叔就是当时声威遍布川东的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王维舟。王新兰5岁时，跟着哥哥和姐姐到宏文校读书，穿着童子军军服，学唱革命歌曲，念总理遗嘱，师生同台演文明戏，从小就接受了革命理想的启蒙。在王维舟影响下，哥哥和姐姐先后加入了共产党，他们那神秘的样子和经常与叔叔一起到自家阁楼上开会的情景，很令王新兰羡慕和向往。王新兰人虽小，但聪明机灵，反映快、嘴巴甜，加上家庭名望的特殊背景。7岁便不很知情地成了党组织“交通员”，时不时受派为党和游击队传递秘密文件。[2]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配合下解放宣汉县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11月2日成立大会那天，只有9岁的王新兰半夜就起了床，由姐姐王心国带着，手里拿一面小红旗，混在参加成立会的队伍里，从清溪出发，步行40多里来到县城西门操场。满眼的标语、红旗和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令从未见过如此盛大聚会的王新兰十分兴奋。
“哥哥当红军，弟弟要同行。莫说我年纪小，当个通讯兵……”王新兰第一次看到穿着军装、腰别盒子枪的女兵，看到女兵们带领群众高唱革命歌谣的场面，她心中抑制不住的激动，“女兵好威武、好漂亮，我要是当个红军该多好啊！”几天后，姐姐王心国也参加了红军。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跟在姐姐后面，学唱歌谣，帮刷标语，寻找参军的机会。一天她找到来清溪街上招兵的一支红军队伍的人要求参军，队伍中的人说她太小不行。王新兰不高兴了，成天闷闷不乐，歌声没有了，连话也少了。姐姐看出来她的心思，答应等她12岁时，一定带她去当兵，因为红四军有一个12岁的宣传员。可王新兰还是不服气，等12岁还有三年，我才不等呢。她认真地对姐姐说，那我就说是12岁。姐姐无可奈何，深明大义的母亲也支持女儿当红军。
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妹妹要参军。徐立清打量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剪裁合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透红的圆脸蛋，可爱极了。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一听这话，王新兰流着眼泪大声说：“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更自信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这时姐姐王心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听。
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听王心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王心国也替妹妹求情说：“白匪来了，和红军沾边的都得杀，留下来不是等着让白匪杀吗？就让她跟着红军走吧！她小是小，却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的。”王心国说着，眼泪也流了出来。
徐立清想了一想，说：“好，红军收下你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3]
“肃反”之伤 “肃反”之痛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就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谱、吹笛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
王新兰参加红军不久，一场残酷的“肃反”运动由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挂帅，政治保卫局亲自出动，在红三十三军展开。[4]她的姐哥任俊卿（营长）、二哥王心敏（排长）、三哥王心正（13岁，军部宣传员）都被当着混进共产党的反革命，不由分说地遭到杀害。姐姐王心国因为文化高，字写得好，人也长得漂亮，被调去给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当秘书，不久也不明不白地“失踪”。后来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到省委开会，见周换了秘书，问周才得知，那个干事麻利，对人和气，人缘很好，年龄只有16岁的“小王秘书”因被怀疑是“AB团”被杀了。王新兰的母亲随着苏维埃政府转移旺苍坝时，王新兰得知母亲病重，心急火燎地跑了30里路赶去见过一面，之后再无消息。[5]
长征路上最小女红军
1935年3月底，不满十一岁的王新兰迈动稚嫩的小腿，在爆豆般的枪炮声中渡过嘉陵江，开始了她的长征之路。整天整天、没日没夜的走路，一边走一边宣传鼓动。部队打仗，就参与抢救伤员，抬不动，就扶着伤员走。本来人小步子就小，跟着部队行军就像跑步一样。偏在这个时候，王新兰却染上了伤寒。头几天，她拄根棍子，默默地坚持着，暗中鼓励自己千万不能掉队，掉队就等于死亡。一天，她终于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用树枝绑扎的担架抬着她走了几天，她牙关紧闭，不省人事，没几天，头发眉毛都脱落了。战友们都对她绝望了。宣传队彭道华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一点给她喂，渐渐地，王新兰竟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有人建议将她寄留在房东那里。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歌声就像百灵。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她命令宣传队：“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他算账！”就这样，王新兰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到达理番时，她能勉强坐起来，便坚持拄着棍子自己走。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从冬天走到春天，又从春天走进夏天；三次翻过雪山，三次走过草地；经历了藏区的艰难，经历了饥寒的煎熬。一处处险关的阻拦，一回回生死的考验，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1937年春，13岁的王新兰由团员直接转为中共党员。在艰苦环境中，她长成一个美丽的姑娘。7月，组织上决定送她去红军大学学习。她来到驻陕西三原的云阳镇八路军总部，换过介绍信后准备由此去延安。在这里等待期间，她认识了陈赓、李天佑、杨勇等名将，也认识了年仅21岁的红军将领萧华。后来又经罗荣桓撮合，与萧华确立了恋爱关系。[6]
毛主席给萧华拍电报
抗大毕业后，王新兰又被送去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是一所为红军和中共秘密党组织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的通讯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有收发报、无线电管理和英语。王新兰学习十分刻苦，仅用半年多时间就完成了相关学业，而且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都名列前茅。人们评价她的发报技术是“手法独特，用力均匀，声音清脆，点划清晰，间隔分明，连接流畅”。
1938年5月，王新兰被分配到延安红色中华社（新华社前身）新闻台当报务员。一天傍晚，王新兰和女伴们到延河边游玩，她高兴地唱起刚刚学会的陕北民歌《信天游》。恰好毛泽东也在河边散步，听到她那甜美的歌声，就问这个“女高音”是谁，秘书叶子龙回答说，她叫王新兰，是王维舟的侄女，现在新闻台当报务员，还是萧华的女朋友哩！
毛泽东听说是萧华的对象，便走近微笑着问她：“小同志，你是萧华的女朋友吧？知道萧华现在何地吗？”王新兰激动得无以言状，红着脸老老实实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答应她说：“我晓得他在哪里，今晚我给他拍个电报，让他在总部等几天，我想办法把你送过去。”后来萧华收到主席的电报后回电说：“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须顾虑。”那年9月下旬，萧华率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冀鲁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1月21日，王新兰作为派往冀鲁边区的干部，随王树声、许世友、王建安等人一道乘车离开延安到达西安。本来从西安乘火车到冀鲁边区，最多也就两三天时间。然而在那抗日战争异常艰苦的年代，处处是关卡和严密的封锁，他们不得不东绕西转，时进时退，频繁地与敌周旋、战斗。这点路程竟然走了整整一年。
在西安等了两天，然后到达潼关，步行进入山西。在山西走了20多天，才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冀东南麻田。休息几天后，王树声留在总部，王新兰和许世友、王建安等人又走了几天，到达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师长送给王新兰一匹马，专门派骑兵小分队送他们过平汉铁路。他们在敌占区昼宿夜行多日，到达徐向前、宋任穷冀南指挥部所在地南宫县。然后和王建安了两人继续南行到范县李聚奎部队。李聚奎带着他们在山洼里转悠，寻找穿越津浦铁路进入山东的机会，10多天后才到达津浦支队。[7]
到了津浦支队，就等于进了冀鲁边地区，离萧华挺进纵队总部只有一步之遥了。恶劣的战争环境，竟使这一步之遥增加了好几个月的行程。
电波声中的百灵鸟
1939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夜里，部队正在酣睡，村外突然枪声大作，步枪、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津浦支队机关被日寇包围了。王新兰闻声一骨碌爬起来。支队长孙继光正一边组织抵抗，一边命令部队分散突围，各自为战，向远处有山（泰山）的地方运动。这时，饲养员已备马等待，王新兰飞身上马，左手抓缰，右手提枪，紧贴马背冲出村子，只身向泰山方向冲去。她策马在拂晓的平原上狂奔，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直到身后的枪声渐远渐弱才缓马回头。只见一大群人跟在她后面，大多是支队机关人员，也有不少地方干部，共100多人。这些人是看见她身着军大衣，又有好马，把她当领导，都跟着她冲了出来。司令部的几个干部要求她带领大家突围，开展下一步活动。远处枪声又响了起来，王新兰来不及犹豫和推辞，立即把人员分成两队，指定负责人带领行动。随即将枪支集中起来，挑选出1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小分队，以应付突然情况。安排停当，她站到一块石头上，俨然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有条不紊地部署：“大家不要乱，一切听我指挥。地方同志在前，支队人员跟上，我和武装分队断后，立即向泰山撤退。”
鬼子紧追不舍，王新兰指挥大家在原野上奋力奔跑，直到天黑，才将鬼子甩掉，来到一个村子，在村外路边休息。人们一天没吃东西，又累又饿，倒下便睡着了。王新兰却不能睡，她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天刚发白，她便叫醒大家，就着路边一口水井灌了一肚子凉水便又上路。两个小时后，队伍来到黄河故道旁的一个村庄。见有个卖锅饼和面条的，王新兰拿出离开延安时带来的钱，买下全部锅饼，又叫给做了一锅面疙瘩汤。她催促大家紧赶着吃下去，又立即转移。就在他们离开约半个小时，日寇就追进了村子。王新兰带着这支队伍，马不停蹄急行军三天，终于摆脱了敌人，找到泰西支队。100多人安全进入根据地后，生来第一次独立指挥部队、尚不满15岁的王新兰才感到一副重担落了地。
在泰西根据地，王新兰每天都上电台工作，很多电报都通过她的手发往冀鲁边和上级机关。在泰西支队过了几天，王新兰又在孙继光接应下回到了津浦支队。
敌人对铁路沿线封锁得十分严密，王新兰天天跟着刘伯承派出的骑兵团在鲁西转悠了一个多月，最后又回到了冀东南一二九师师部，离冀鲁边不近反远了。直到那年大麦扬花时节，才随——五师二梯队，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再次穿过平汉铁路，到达活动于鲁西平原的范县、濮县、馆陶一带的——五师师部，被安排在师电台工作。在这里，她带领电台人员参加了多次伏击日军的战斗，每次都出色地保障了战斗指挥的需要，完成了所担负的通信保障任务。
为防止敌人袭击，师部频繁地转移作战，几乎天天行军走路，一直到11月21日，才到达萧华司令部所在地－后姜家，来到了萧华的身边。当萧华从外面回来，站在王新兰面前时，王新兰激动不已，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举手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报告司令员，无线电报务员王新兰前来报到！”这时离她从延安出发，刚好整整一年。
第二天，王新兰就到电台上班了。此后，她日夜坚守在电台前，肩负起部队执行任务中的通讯联络保障。她发出的电波声，以清脆独特、宛如百灵般的歌声，穿透天电、地磁及其纷繁庞杂的电讯信号的干扰，使对方能准确辨认并捕捉到；她的收报技能也很强，她能从对方的发报手法和技巧中，准确地辨认真假，从强电流、多信号的干扰中明辨出所需要的电波信号，确保通讯联络迅速、准确地为部队行动服务。
1940年，王新兰被任命为——五师政治部新闻电台报务主任，第二年从山东分局党校毕业，随师部转战齐鲁大地、沂蒙山区，粉碎日伪军实施的“铁壁合围”，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不论多么艰苦危险，她都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坚持抄收延安电台播发的新闻，及时传送给部队指战员，鼓舞部队士气。她还经常作为萧华的秘书，陪伴萧华，以夫妻关系为掩护，到湖西、鲁西、鲁南视察部队和地方工作，传达上级指示；跨越冀鲁豫边区，穿过平汉铁路，进出敌占区，往来于八路军总部，或潜入敌伪人员家里做策反工作。
194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王新兰在莒县南高庄一农民家刚生下大女儿不到一，鬼子就前来扫荡。村长派一青年农民护送她和孩子冒雨转移。在泥泞中走到下午才到达师部驻地－洼子埠。天黑后继续行军，因军情紧急不能带孩子。她只好将孩子托付给一名护士和村支书的妻子，骑上马便出发，一夜急行军120多里。护士和支书妻子抱着孩子躲进一山洞，遭受着蚊虫叮咬，靠洞口滴水维持，到敌人扫荡结束，孩子已奄奄一息，经林月琴（罗荣桓夫人）等医生一夜紧张繁忙，才将小生命抢救过来。[8]
1945年9月，中央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的兵力，派萧华统一指挥，跨越渤海进入东北。王新兰被任命为电台台长随同前往。她只好将孩子留给林月琴管养，自己随军出发。行军数日，登上一艘机动木船，在六七级大风掀起的海浪里颠簸10多个小时到达大连。紧接着就赶到沈阳接受东北局指示，组建辽东军区。在只有7个人的指挥机关里，王新兰台长、秘书一身兼，既要坚守电台值班，又要整理文件资料，还要应付对外接待，整天忙得脚不着地。就这样，她跟谁着部队，在蒋介石对东北的全面进攻中，打鞍山、攻本溪、进安东、驻南满、战辽沈，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东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默默地奉献青春年华。
协助萧华创作《长征组歌》
全国解放后，王新兰先后担任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苏联专家工作室主任，交通部干部局领导干部科科长，外事处处长，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为萧华担负的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创作《长征组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路线，尽职尽责地做好服务工作，恰到好处地发表个人意见，完全把自己淹没在没完没了的内部事务中。[9]十年动乱中，王新兰受“萧华案”牵连，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三年，靠边站七年，精神和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粉碎“四人帮”后，萧华冤案得到平反，委任为兰州军区政委，王新兰才得以恢复名誉，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她越戈壁、穿沙漠、过草地、登高原，重访长征故地；她做报告、讲传统、搞调查、提建议，心系国泰民生，充分表现了一位红军老战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奋斗精神。1986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按正军职待遇离休。
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0]
参考文献
[1]张爱萍为王新兰所题：“古有花木兰，今日王新兰，红军好儿女，光彩照人间。”肖云：《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扉页。
[3][5][6][7][8][9]宣汉县老区建设促进会 何大彬编：《红色战士》[M].达州： 达州市华鸿彩印广告有限公司,2011年，第81——82页，第82页，第83页，第81——82页，第86页。
[2][4]何大彬，王顺模：《红三十三军》[M]，北京：北京厚诚则铭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第48页，第221——227页。
[10]王新兰：《序》.中共宣汉县委宣传部：《我的家乡宣汉》[M].成都：成都华方包装有限公司，2020年，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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