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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翰遗照
1926年10月8日，新民学会会员，湘江学校第一任校长，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湖南省建设厅秘书罗宗翰在长沙暴瘁。罗宗翰不幸去世后，省会各界人士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其时，罗宗翰的亲密战友毛泽东正在广州，闻此噩耗后，亲自写下挽联托人送来：“羡哲嗣政教长才竟成千古，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
罗宗翰去世时，其父健在，故毛泽东的挽联用了“羡哲嗣”，并对罗宗翰简短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不仅是“政教长才”，而且是“吾党革命先锋”。
一、出乡关
罗宗翰，1896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伏口镇一个较为殷实的农民家庭。
兄弟姐妹五人，排行第二，“幼而颖异”，“且以笃实，为长老所称”。从小，罗宗翰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对旧社会不满的种子，萌发了改造旧社会的心志。
1912年，罗宗翰15岁了。这年，清政府倒台的消息传到了伏口，罗宗翰闻讯，十分高兴，剪去发辫，去县城求学。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教职夏黙庵（德渥），清代两湖书院毕业，满腹经纶，潜心教育，关爱学生。罗宗翰在夏黙庵的教导下，迅速扩大了眼界，掌握了不少新知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经常溢于言表。
1914年8月，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与毛泽东求学湖南一师
罗宗翰较强的活动能力和善于雄辩的口才，且“于校务利弊，遇事指陈，侃侃无所避”，为杨昌济、易培基先生咸器重。
其时，袁世凯系的军阀汤芗铭任湖南都督，他疯狂地屠杀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和拥护革命的群众，督湘不到三年，被其杀戮者竟达16700多人。民众对汤芗铭恨入骨髓，但“钳口结舌，莫敢言国政”。罗宗翰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朋友，遂“以继续辛亥革命为帜志”，积极参加了湖南反袁驱汤的斗争。1916年，汤芗铭终于被驱逐出湘。
毛泽东和罗宗翰都是一师学友会的活跃人物。1917年4月，学友会改选，毛泽东任文牍部部长，罗宗翰任审计部部长。
毛泽东是罗宗翰的挚友。毛泽东在八班就读，比罗宗翰早一年入学。两人经常在一块“指点江山”——谈论人生，探求社会；“激扬文字”——研讨学问，交流思想。两人志趣相同，观点相通，“感情极相得”。罗宗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深受毛泽东的影响。
1917年暑假，毛泽东为了学习社会这部特大无字天书，和学友萧子升（旭东）采用游学方式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等地旅行时，曾专程去伏口，到了罗宗翰家，并找来了伏口的一师七班同学罗驭雄（丹光）、十五班同学罗卓雄（菊初，礼）兄弟（人称罗宗翰他们为伏口“三罗”）一起座谈。罗宗翰向父母和妻子介绍了自己的挚友：“这就是我常说的好友毛润之。”毛泽东向罗宗翰的双亲鞠了一躬，说：“我今天特地来参拜伯父母大人和嫂夫人，还顺便看一看小侄儿（其时，罗宗翰之子罗甲凡已4岁）。”道耕先生同毛泽东论起了学问文章。毛泽东口若悬河，见解精辟独到，道耕先生称赞不已，直夸他是“少年英雄”，是“奇才”。毛泽东与“三罗”座谈时问到安化有什么宿学名流。“三罗”介绍说：安化后乡有善溪的夏德渥（黙庵），著有《默盦文集》；前乡有陈璟梅（萼初），著有《遂园文集》。罗宗翰说着还从房中拿出几本夏黙庵、陈璟梅的著作给毛泽东、萧子升看，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恩师夏黙庵先生的有关情况（后来，毛泽东、萧子升到梅城时，据说特地去拜访了夏黙庵）。毛泽东、萧子升听说离伏口不远有个用水力带动做“香”的器具——六条香碓，便要“三罗”带他们去参观。毛泽东与萧子升在伏口停留了半天，午饭后，执意要去安化县城。“三罗”一直把他们送到半排上的乐善亭。当时，乐善亭中间柱子上有这样一幅红楹联：
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
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
毛泽东、萧子升很欣赏这幅楹联，抄在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罗宗翰还指着乐善亭旁边的石碑向他们讲述了黄国旭起义的史实，毛泽东、萧子升很感兴趣。
毛泽东、萧子升在乐善亭与罗宗翰和罗驭雄、罗卓雄兄弟分手，直奔安化县城而去。
这年暑假，罗宗翰为了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邀集第一师范安化籍同学，自筹资金，成立了宣传队，在伏口大沙洲上搭台演文明戏（话剧），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意义，大受群众欢迎，观者数千人，轰动了全县。
1917年10月，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总务，主持全盘工作。罗宗翰任庶务部长。毛泽东主持学友会以后，把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这年11月，办起了工人夜学。他亲自起草了招生广告，并广为宣传，排除阻力，学校周围的工人纷纷入学。罗宗翰满腔热忱地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在夜学教授算术。毛泽东在11月14日的《夜学日志》上曾记载：“甲班上课。算术罗宗翰出席，教以算之种类，加法大略及亚拉伯字码。”罗宗翰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并和学员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1917年11月20日前后，北洋军阀傅良佐第八师王汝贤部约3000余溃兵侵扰长沙，毛泽东立即组织一师同学护校，并智缴了溃兵的枪支，不仅保护了学校没有受到骚扰，而且使长沙城内居民也少受了一次祸害。罗宗翰、张国基、张昆弟、邹彝鼎（鼎丞）等积极参加了这次护校活动。
1918年4月，南北军阀再战，罗宗翰参加了学校当局组织的学生自愿军，与毛泽东、周世钊、张国基、罗驭雄等同学组成“警备队”，保卫学校，“分夜梭巡，警卫非常”，学校得以照常上课。《一师校志》这样记载着：“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因摄影以留念。”所摄照片上写着“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
罗宗翰通过参加以上各种活动，思想上来了一个大的飞跃。他认为国家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既不能主宰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还总是逆来顺受，其根本原因，在于劳苦大众缺少科学和文化，在于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根深蒂固，要改变此种状况，必须从国家根本制度上来一个天翻地覆的改造。首先，必须唤起民众，从平民教育着手。他不但致力于工人夜学，还利用寒暑假回乡办起了农民夜学。他组织罗驭雄、罗卓雄等20多个归水之滨的回乡学生，成立了《归滨学友会》，学习一师学友会的经验，在伏口办了一所农民夜学，讲授新文化、新思想，深受欢迎，农民群众入学十分踊跃。他还以《归滨学友会》名义筹集资金，支援外出读书的罗仕铮等穷苦学子。
1918年6月，毛泽东毕业离校，但与罗宗翰仍有经常联系。罗宗翰眼见中华大地“连年羁旅，满眼烽烟”，慨叹“枵腹难医，呕心徒苦”，改造中国之心更是汹涌澎湃，他挥笔写了一首《春雨》诗：
淫雨兼旬昼掩门，桃花溪水涨新痕。
浪高若得三千尺，好学乘风徙海鲲。
三、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
1919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不久，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湖南人民亦迅速投入了这场运动。
5月28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省学联”）在毛泽东、彭璜（殷柏）等人及北京大学南下宣传团回湘学生邓中夏的推动下，进行了重组。6月3日开始，省学联组织长沙各公、私立学校举行抵制日货、反对签署卖国条约的总罢课。罗宗翰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并于此时从一师毕业了。7月7日，长沙各校师生和各行业工人，举行了焚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7月9日，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实现了湖南历史上第一次全省各界大联合。全省各地相继掀起了反帝爱国浪潮。在这些斗争中，罗宗翰始终是奋勇向前的。
经过革命的洗礼，罗宗翰于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林彬）等于1918年4月14日组织成立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格”，不断探索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罗宗翰即成为该学会的中坚人物。
罗宗翰于一师毕业后，以其品学兼优，即“任船山小学主事，经营数月，成绩斐然”。
五四运动时，为了推进新的民主教育和加强本身的团结，陈夙荒、朱剑凡、徐特立等教育界人士，于1919年6月15日发起组织了“健学会”，宗旨是“输入世界新思想，共同研究，择要传播”，即输入、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等世界新思想。会员多是长沙各公、私立学校校长和教职员，何叔衡（瞻岵）、罗宗翰等部分新民学会会员也参加了健学会的活动。
五四运动在湖南，最后发展为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张敬尧是安徽人，属北洋军阀段祺瑞系。1918年3月，直皖联军击败湘桂联军，张敬尧率部入湘。他夤缘段祺瑞，爬上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宝座。督湘期间，他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鱼肉百姓，摧残教育，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湖南人民日益感到，张敬尧是湖南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罗宗翰等“遂密结同志，谋颠覆之”。
1919年8月，张敬尧派兵查封了毛泽东任主编的省学联周刊《湘江评论》，并封闭了省学联，停发教育经费，威吓省学联会长彭璜。毛泽东、何叔衡、罗宗翰、周世钊等即与省学联骨干彭璜、张国基、徐庆誉、蒋竹如（集虚)等人,领导学联秘密地进行驱张活动。
12月2日，长沙各校师生，黑铅炼厂工人和搬运、泥木、印刷等行业工人1万多人，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大会，横遭张敬尧的武装镇压，更加激起了公愤。12月3日下午，毛泽东、罗宗翰、张国基、蒋竹如等新民学会会员在校师易培基家开会，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内外形势，决定因势利导，把领导湖南人民抵制日货、反对签署卖国条约的爱国运动，转向以驱逐张敬尧为中心的群众斗争。12月4日，省学联在徐庆誉、张国基等人的领导下，决定全省学校总罢课，表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曷丧，誓与偕之”。
这时，以健学会成员陈夙荒、朱剑凡、徐特立、罗宗翰等为中心，教育界上层的驱张活动，也逐渐酝酿成熟了。学生总罢课之后，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毛泽东、何叔衡、罗宗翰、周世钊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学会成员活动的结果，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教职员宣布：湖南教职员1200人总罢教。这对张敬尧统治的打击，自然比之学生罢课更加难堪，更加沉重。
毛泽东与张国基、罗宗翰、彭璜、张怀（百龄）、何叔衡、李振翩（承德）等进一步研究了驱张的具体办法，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处作请愿活动，以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恶，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
在驱张运动中，罗宗翰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日夜奔波，搜集了张敬尧祸湘的大量罪行，并起草了第一篇“驱张宣言”，即《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给熊秉三等的快邮代电》，于1920年1月18日向全国发出（1920年5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曾以《湘人罗宗翰等通告旅外各同乡电》为题刊登）。电文一开头就指出：“吾湘不幸，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骋）猛虎之政，摌括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寥寥数语，即把张敬尧卖国祸民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电文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万，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推其用意，无非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以饱其欲壑。”电文最后呼吁全省人民：“凡我湘人，应知自卫，稍纵即逝，祈毋忽焉。”罗宗翰一气呵成，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毛泽东、彭璜、张怀、何叔衡、匡日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教职员代表（计5人）、学生代表（计44人）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987年4月，新民学会会员、时任全国侨联主席的张国基老人说：驱张运动中，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在武汉发了个快邮代电，就是后来讲的《驱张宣言》，是罗宗翰起草的，好多人都说写得比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瞾檄还好。那时的人可爽直，谁起草，谁就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前面；你同意，就在后面签上你的名字，不兴什么客套）。
1919年12月中旬，罗宗翰先行“孑身入都，请愿联络”。不日，毛泽东、李思安（钦文，女）、陈绍休（赞周）、蒋竹如、张怀、李振翩等30余人组成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与罗宗翰会合。他们日夜奔走呼号，联络湖南旅京学生，组织了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进行“去张运动”；联合湖南旅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为驱张机关。罗宗翰、毛泽东、陈绍休、张怀等还在北京北长街“组织一平民通信社，专为驱张之用”，从12月22日起“每日发出稿件百五十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开展驱张宣传，争取全国声援，成为驱张运动的喉舌，并直接支持了由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创办、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主编的《天问》周刊。罗宗翰直接为该刊撰写了许多稿件。
12月28日，毛泽东、罗宗翰等出席旅京湖南各界公民大会，讨论驱张办法，参加者千余人。大会要求与会的湘籍议员签字“担负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在京病逝，罗宗翰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参加了最尊敬的良师的追悼会，并和毛泽东一起，帮助料理了后事。
这时，“湖南代表到京已近两月”，一连向总统府进行了七次请愿，但“奔走呼号，向政府呼吁，总是不灵”，故各代表“愤慨异常，只得作最后之请愿”。“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二时”，罗宗翰、毛泽东、罗教铎、李思安和全体代表及部分旅京湖南学生，举行驱张请愿示威，大闹军阀政府所在地——新华门前和棉花胡同“总理”靳云鹏私宅，“相继痛述张督祸湘罪恶，声明非见靳总理求个办法不可”，要靳云鹏的副官长于化龙“向靳总理代达众情，必求得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撤任一事实现，要求一礼拜内解决”，并定于“下星期四再到靳宅候信”。于化龙应允。
2月4日，毛泽东、罗宗翰等各代表再赴棉花胡同靳宅。靳云鹏“不独不肯接见”，且派“兵警阻止各代表通行”。代表们愤怒已极，再次组织了示威游行。
驱张活动虽一次又一次受到阻力，可罗宗翰毫不气馁。2月中旬，罗宗翰、罗教铎、熊科贤、刘瑛等人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代表身份专程“赴保定曹锟处请愿”，“曹氏以下诸要人极表示愿为助力之意。十七日，曹氏特遣人至该代表住所，约期与秘书长、副官长谈话。十八日下午，各代表往见”，罗宗翰慷慨陈词，“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痛数张敬尧亲日卖国、摧残教育、借公肥私、勒种鸦片、纵兵殃民、无恶不作等“祸湘种种事实”；表明“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因而不得不忍辱负痛，奔驰千里，铤而走险，誓“与张偕亡”。诉“至惨痛之处，署中人均为泣下”；曹之秘书长王某云：“曹使于各位之请求深表同情。”罗宗翰等“各代表复将《湘灾纪略》、《醴陵兵燹纪略》、《宝庆兵燹纪略》、《湖南月刊》及安徽霍邱、颍上两县公民所出之《张敬尧罪恶史》等书交呈曹氏”。
2月20日，毛泽东、何叔衡、罗宗翰、朱剑凡、徐特立、周世钊等教育界千余人签名的“教育界公启”在《湖南月刊》上登载，进一步揭露张敬尧指派私党控制湖南教育会的行径。此段时期，毛泽东、朱剑凡、罗宗翰等还向总统府、国务院送交了《呈控张敬尧十大罪》和《为张敬尧抵押矿产上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交、财政、农商三部请求严惩》等呈文。
1920年4月，毛泽东去上海，罗宗翰“独任平民通信社”。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代表团内部出现了分歧：有的主张坚持斗争到底；有的认为“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有的见经济发生困难，政府又不支持，想早日收场。
面对内部各种思想，罗宗翰思潮澎湃，4月21日，他给好友周世钊写信，云：“此次经商（暗指驱张）一事，迄今近五月，毫无生意，各伙友多抱悲观，行将倒闭。我想无论如何还要干一下。看他到底怎样？社中子任（毛泽东）往沪，仅我一人，外面又呈一种不可活动的状态。闷极！愤极！省中如有重要事情，仍请草稿寄下，以便印发。”
“事阅六月”，在军阀政府加强暗哨追查，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罗宗翰虽“缊袍粗食，或终日不获一饱”，却“不稍易其志”。
毛泽东、何叔衡、罗宗翰、张国基、彭璜、李思安等一边口诛笔伐，从政治上揭露张敬尧的罪恶，一边利用直皖军阀的矛盾，运动直系军阀吴佩孚自衡阳撤军，从军事上对张敬尧施加压力。张敬尧在舆论压力和军事威胁下，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于1920年6月间仓皇逃离湖南。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四、潜心教育事业
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湘人士相率归任事”，而罗宗翰“独不自为谋”,“不论功，不求文达”。
1920年4月21日，罗宗翰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谈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润之曾有长信寄府，谈求学事，他甚不主张你入学堂，及此时出洋；想组织同志到长沙设自修大学。此事固好，据我的意思，入学堂亦未必不佳：因为现在的学堂，大非昔比，多主自由研究，不至为无谓功课所限，与自修同。我们这辈人，像你的读书力虽比我强的多，但是也不能不有顾问。就是自己能够全知，所费的功夫，一定要多，何如略用指导的快咧？并且一入学堂，还可省去许多无谓的纠缠，若自由研究，又恐发生他种变动，不能持久。”紧接着，罗宗翰谈了对出国留学的看法：“至此时出洋，那本不大好，对于本国的学术没有弄清，外国的学术又没有条理明白，跑到外国，真是茫茫大海，所得必少。所以我主张在专门学校或大学毕业后，再出洋。我现在想考北京高师，（此校自去年来，大加改革，与北大办法差不多，全任自由研究。）打算到高师毕业，再入该校研究科二年，然后设法出洋，计算再专读书十年，但能否如愿，第一决于今年之能否入学，第二要无他项重大变故，不过心志如此，他且不计。”
1920年8月，罗宗翰因受李大钊和邓中夏的影响，改变初衷，考入了北京大学，“选习教育、社会诸科，学业益进”。
毛泽东于1920年7月初自上海回到长沙后，即联络何叔衡、彭璜、罗宗翰、熊瑾玎（楚雄）、陈昌（章甫）、易礼容（润生）等新民学会会员，以及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方维夏、朱剑凡、张平子、赵运文等人发起成立长沙文化书社，目的在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和经销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7月31日，湖南《大公报》上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发起成立文化书社的缘起》一文，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的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
文化书社成立后，引进和推销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组织作用。罗宗翰担任文化书社驻京总代表，为文化书社做了许多发行联络工作。
为了研究关于俄罗斯的一切事情，毛泽东、姜济寰、何叔衡、彭璜等12人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于1920年8月22日开始筹备，9月16日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罗斯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研究会成员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省学联骨干和个别进步教职员，罗宗翰亦为该会成员。
罗宗翰在北京大学期间，频繁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接触，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世界观和人生观都起了根本变化。
张敬尧被驱逐走了，新的军阀谭延闿又占据了湖南，一样的卖国，一样的祸民。他决定从教育入手，唤起民众，实现改造社会之帜志。遂辍学，于1920年“年底，将（平民）通信社收束，取道南京回湘”。
1921年1月，新民学会召开年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与方法问题，在长沙的会员都参加了。1月16日，是新民学会1月常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时，罗宗翰紧接毛泽东的发言，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自己的计划和奋斗目标：“终身事业：教育。教育是为人类的，为社会的，所以对于社会学欲有所研究。研究的方法不能确定，或自修，或学校，或国外。至于目前，以阴历明年正月起，读英文，在五年内，要使英文学到可以看书。”
罗宗翰是个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人。1921年春，罗宗翰受聘“任新宁师范校长”，他“谓乡村教育重于城市，欣然往就”。一入校，他就厉行改革，采用白话文教学，主张师生平等、男女教育平等，提倡工读结合，强调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等，深受师生拥护，“不二年，积弊去，耳目新”。但因改革遭到顽固派的刁难，且学校遭遇匪祸，罗宗翰任职仅年半，即被迫离开，“卸职之日，父老学生莫不惜其去”。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社务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以加强党和团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团结社会上进步的知识分子进修马克思列宁的学说。1922年秋，毛泽东因工作十分繁忙，见罗宗翰回到长沙，即辞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职务，着意推荐挚友接任。罗宗翰遂“主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事”。
罗宗翰来到一师附小，环境和条件均较新宁好得多。他为了潜心教育，特地把妻子和儿女接到长沙，多年来，才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他经常邀请毛泽东到家，烧一碗红烧肉，炒一碟豆豉辣椒，买几块臭豆腐——这些都是毛泽东喜爱吃的——两人对坐畅饮，边吃边谈，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谈论最多的是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罗宗翰针砭时弊，发表了许多改革教育的独特见解。
罗宗翰到一师附小后，便“力图改进”。他亲自“考察苏浙教育”，在学校进行了大胆改革。比如：添置木马、滑梯、秋千、浪桥等体育器械，供学生们锻炼身体。因有些家长担心体育运动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业，罗宗翰就召开家长会，主动向家长们做工作：外国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就是因为我们国弱民穷，民众没有健康的体魄。我们今天的新教育，要培养下一代既修学，有学问，又体格强健，有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成为国家英才，使我中华得以东方巨人面貌屹立于世界……
罗宗翰的爱生如子，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那些寄宿的小学生，都只10来岁，远离父母，晚上有的打打闹闹，有的打被子，有的梦魇或做恶梦害怕，有的还尿床。罗宗翰就在寝室中开了一个行铺，带着儿子罗甲凡，与学生们睡在一起。学期结束，他还举办学生成绩展览，邀请家长开“恳亲会”，征求意见。
罗宗翰主事一师附小后，学生以品学兼优、成绩卓著的崭新面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声誉传开，从外地送去一师附小就读的学生便达80余人。
罗宗翰在一师附小主事期间，还兼任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和附设“初中班”教员。
湘省人士对罗宗翰办教育给予了很高评价，赞曰：“吾湘小学教育之新，君实启之。至今谈教育者，称道弗衰。”毛泽东认为罗宗翰是“政教长才”，经常对人说，罗宗翰“最有办学经验”，曾写信与之讨论办教育的有关问题。
五、致力党的建设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罗宗翰的世界观、人生观得到了彻底转变。他不断修改自己原定的“终身事业：教育”的奋斗计划，走向了革命的政治舞台。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开会，确定将学会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格”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与方法问题。罗宗翰完全拥护这一宗旨，完全赞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以及远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的意见。
当时，何叔衡因在驱张运动中有重要贡献，已于1920年8月被湖南通俗教育委员会派为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湖南通俗教育馆有一张四开小报，叫《湖南通俗报》。毛泽东指出：“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何叔衡为了办好报纸，特约谢觉哉（焕南）任主笔（主编），熊瑾玎为经理，周世钊、罗宗翰、邹蕴真（半耕）等新民学会会员为编辑。《湖南通俗报》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有力地揭露了湖南新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的虚伪面目及其政权的反动本质；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宣传了真正的民权思想，启发了民智；大胆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报道了俄国革命的成就；含蓄地宣传了国内各地的工人运动；刊登了许多记述本省各地劳动、教育、实业状况的调查资料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通信······成了宣传新民学会革命主张的进步报纸，对湖南当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报纸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大增，由几百份迅速增加到六七千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有罗宗翰的努力。
《湖南通俗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使赵恒惕们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惊呼“湖南风气之坏，怀就坏在通俗报上”，“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是教育民众的《湖南通俗报》，变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1921年6月11日，赵恒惕政府即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撤了何叔衡馆长之职。6月15日，《湖南通俗报》被迫停刊。毛泽东评价说：“这一年的《湖南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1921年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归来，即和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作为党的一个公开活动场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何叔衡、毛泽东、李达、夏明翰、罗宗翰、李维汉、姜梦周、易礼容、仇亦山等均先后在此学习或工作过。这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从此，罗宗翰同毛泽东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特殊，他跟着毛泽东，为建党做了不少工作。
1922年秋，罗宗翰主事一师附小。其时，中共湘区委员会考虑到自修大学招生水平较高，不能适应一般知识青年，更不能适应青年工人的要求，遂决定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后来又办了附设“初中班”），公开招生，并于9月11日正式开学。何叔衡、毛泽东、罗宗翰、李维汉、夏曦、夏明翰、姜梦周等都担任过补习学校和“初中班”（简称“自大附中”）教员。“自大附中”学生人数最多时达两百人以上。学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引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该校大部分学生后来成为了革命骨干。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之一。不久，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离湘赴粤。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协助陈独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尽管日理万机，毛泽东与罗宗翰仍书来信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自大附中之教职员和学生，于民国十二年首先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对于赵恒惕之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尤攻击不遗余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以至赵政府视自大附中若眼中钉”。1923年11月，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为由，下了道“手谕”，命令“自修大学，着即取消”。
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被查封以后，“学生因浸渍革命思潮，依依不忍去”，“风餐露宿于教育会坪者十余日，请政府收回成命，迄无效果”。对赵恒惕的反动措施，中共湘区委早已有所准备，李维汉、罗宗翰、何叔衡、易礼容等“一部分之教职员同志，愤起而有重新组校之议”，决定以一般私立学校名义创办“湘江学校”，“首先成立湘江学会——即为本校校董——最初学会只有十二人”，其中有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陈章甫等。到后来，加入者日众，中共湘区委负责人和党的重要活动家多数加入学会，如夏曦、夏明翰、罗学瓒、熊瑾玎、熊亨瀚、谢觉哉、李六如等。考虑校长人选时，“学会再三斟酌”，根据罗宗翰当时隐蔽的特殊身份——“为社会不着色彩之人，而又长于交际”，且“最有办学经验”，“故拥其为第一任校长”。
罗宗翰任校长职后，赁犁头街后街6号房屋为校舍，经一番奔波筹划，于1923年11月20日正式开办了党的第一所正规中学——湘江学校，“邀合原在自大之附中学生成立初级中学一班，补习二班”，并于11月24日正式开课，原自大附中两百多学生的大部分陆续进入该校。
湘江学校“创办伊始，经费困难，设备极其简单”。学校不为当局承认，经济上自然谈不上政府支助，全赖个人借垫捐助。始议组校时，没有校款，经费无从筹措，罗宗翰等12位湘江校董便“各垫洋五十元”，凑合原自大附中之剩余款项，为新校之开办费，但经费仍然十分拮据，入不敷出，困难重重。学校“奋斗之历史，与经过之艰难，非笔墨所能缕述”。罗宗翰辞去一师附小主事职，把全部心血放在办理湘江学校上，团结全校师生，艰苦创业，虽时有“不独教薪无着，伙食且不易支持”，教职员们也从不计较。因而，“学生从之，怡如也”。湘省各界人士称赞：此种团结奋斗之办学精神，非湖南其他学校能比。
一学期终了，在罗宗翰、姜梦周等人努力下，教学很快走上了正规化。“第二期扩充补习班次”，招初级中学补习班40名，一年二期补习生15名，“学生达百八十人”，“学校稍有生色”。
湘江学校“脱胎于自修大学及附设中学”，是党的学校，也是党的秘密工作机关，赵恒惕之流处心积虑要除掉这个“党巢”。故学校“成立之初，深自隐讳不敢以真相公开于群众之前。盖恐政府嫉忌，重加摧残也”。虽第二学期“学校稍有生色”，“惟是时为赵政府志得意满，高压群众之时，教职员和学生犹属惊弓之鸟”，故罗宗翰、姜梦周、夏明翰等遵中共湘区委指示，亦“未作任何剧烈运动，仅从事于秘密工作”。
罗宗翰、姜梦周等制定湘江学校“以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为宗旨，“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要使“每一个学生都赤化，都很热烈地一致参加革命，领导革命”；把介绍近代国耻史、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侵略方式、国际关系、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之趋势、军阀的罪恶、农民问题等作为主要教学内容；“除向学生教授书本知识，宣传革命理论外，特别重视指导学生投身实际斗争，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丰富斗争经验”，以继承和发扬自大附中的革命精神。
罗宗翰、姜梦周等还制定了考察学生操行的标准：“一、为公众服务的热忱。二、对团体公益的服从。三、做事有责任心。四、自己有主张。五、不自私自利。六、革除恶习的勇敢。七、规律的生活。八、对现代研究的注意。九、科学研究的态度。十、合理的反抗性。”这套标准的提出与执行，有力地加速了学生的思想革命化。为了激励学生贯彻办学宗旨，奋发向上，他们还编了一首大气磅礴、催人奋进的校歌，让学生们时时歌唱。其歌词是：“衡山高，洞庭广，沅芷醴兰，发奇芳无限。宋渔父，谭浏阳，赫赫先贤安德。济济一堂，湖湘子弟新气象，此时鼓棹湘江，有日乘风破万里浪！”
罗宗翰的这些治学办法，不胫而走，教育界进步人士纷纷效尤。但省城也有少数巴结官府、趋炎附势的文人墨客，极力捏词中伤，大有非锄而去之不可之势。此段史实，罗宗翰遇害后的“讣闻”里略有记述：罗宗翰“复赁屋创办湘江学校，实施党化教育。既遭时忌，复困于经费，君亦孟晋，不屈不移，湘省革命之策源地，卒赖以树立也”。
此段时间，毛泽东虽离湘，但与罗宗翰的友情却随着革命之深入而更为加深。1923年冬，毛泽东自广州回到长沙，即去看望罗宗翰，对他尔后的工作做了布置，并应其请到湘江学校作了“东方文化”的专题演讲。
罗宗翰、姜梦周等由于坚持正确的办学宗旨，湘江学校成了中共湘区委“继续革命的大本营”，“革命的养成所”，“湘省革命之策源地”。湘江学校学生成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凡示威运动，或社会运动”，“无役不从”，“无一不是站在领导地位”，“故湘江之名，震人耳鼓”。安化籍学生蒋晔在纪念湘江学校成立两周年时曾写道“实可以此自豪”！湘江学校毕业的学生，走向社会，大都成为坚定的革命志士。
1923年4月，毛泽东去广州后，李维汉继任中共湘区委书记。这时，夏曦、刘少奇受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委托，回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1923年7月，中共湘区委贯彻1922年8月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讨论并决定从组织国民党入手，推进革命运动的开展。李维汉、何叔衡、夏曦等人商议，组织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筹备处，何叔衡为主任（不久，改为夏曦），并作出决定“让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或者让一些共产主义者先加入国民党”。此时，罗宗翰“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十分艰苦的地下工作”，秘密地参与了临时省党部筹备工作。因罗宗翰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有交往，且“长于交际”，故多以为罗宗翰“不着色彩”，由于这样，对他从事党的工作很有便利。谢觉哉于1923年年底加入国民党，1925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直至“马日事变”时，仍在国民党内做秘密工作，身分仍未暴露（罗宗翰亦当是如此！）。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3月6日，国民党一届三次中执委会议召开，通过了《各省党务进行计划决议案》，并委派夏曦为湖南筹备员，回湘办理党员登记。为了组建和发展湖南的国民党组织，以推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中共湘区委设立了《国民运动委员会》，由区委委员夏曦任书记，负责筹建“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罗宗翰自始自终参与筹建工作，“领导同志，君力独多”。
1924年4月1日，“中国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夏曦任书记，罗宗翰和何叔衡、李维汉、郭亮、邱维震、李达、夏明翰、李六如等被选为委员。临时省党部创办了《新民》周报，李六如任经理，李维汉任主编，罗宗翰参与了编辑工作。
1924年夏，湘江学校第二期结业，罗宗翰辞去校长职务，举易礼容接任（第四期起由何叔衡继任），自己“出任筹款，实以宣传党义为志”。此时的罗宗翰，已非“社会不着色彩之人”，他不辞艰辛，四处奔波，为党筹集经费，“走京陵，入东南大学”，到处“鼓吹革命”，因而“从者益众”。年底，罗宗翰应良师易培基（时任教育总长）电召，赴北京任教育部秘书。不久，易培基被排挤出教育部，罗宗翰“调任（教育部）图书审定员”，但他心向革命，“以部职闲散不就”，遂与李石曾、萧子升等在京合办《民报》，鼓吹国民革命，促进国民运动，对“段氏祸国，抨击不遗余力”。
1925年5月，罗宗翰回到长沙，5月25日至6月1日，秘密参加了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正式成立。罗宗翰和夏曦、李维汉、郭亮、何叔衡、谢觉哉、李荣植、熊亨瀚、邱维震、廖锡瑞、凌炳等人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5年冬，易培基“再掌教育”，又召罗宗翰“复任秘书，旋调签字，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庶务长”。不久，罗宗翰“在都闻母病，遽弃官南归。其侍疾也，食不甘味，瞑无恬睡”，孝闻梓里。1926年4月27日，“母夫人没，君亦呻吟床蓐矣”。7月，北伐军入湘，赵恒惕政府垮台，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半公开状态，“湘事益亟”。罗宗翰“应省党部电召”，扶病从伏口回到长沙。
1926年7月25日，省党部机关报《湖南民报》创刊，中共湖南区委派谢觉哉任主编，罗宗翰等人担任编辑。《湖南民报》的宗旨是：揭露反动势力的凶残面目，鼓动工农大众群起攻之；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阀，拥护革命；抨击腐朽落后的势力，支持工农运动。《湖南民报》大量刊登湖南工农及各界民众直接支援和参加的北伐战争的报道；不断刊载各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农村革命深入发展的消息；并深刻揭露农村反革命势力纠集旧民团反攻倒算，疯狂逮捕、残杀农民的罪行……因此，同人民的斗争息息相关，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读者争相传阅，销到七八千份，成为湖南省有报纸以来，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对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谢觉哉、罗宗翰等人主持下，《湖南民报》“极力为共产党张目，是为长沙新闻界之慧星”。罗宗翰并积极热情地为《湖南民报》撰稿，“宣传马列主义，吸收农工，风动一时”。
六、鞠躬尽瘁
1926年7月25日，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唐生智任省主席，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为了“对革命工作有利”，为了搭起党和政府间的桥梁，中共湖南区委根据罗宗翰的特殊身份，派他参加新政府工作，担任建设厅秘书，“以便接近工农群众，煽起轰烈革命运动”。
建设厅是管辖全省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技等行业，关系全省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凡属公路、河运、矿山、纱厂、泥木建筑、滨湖农垦、各县农场……有工农群众组织的事业，均归湖南府建设厅管理”，厅长是安化大福东山人邓寿荃。
其时，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右派（顽固派）势力千方百计排挤邓寿荃。邓寿荃就极力靠拢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罗宗翰就职后，即通过各种关系，帮助邓击败了右派，巩固了邓在建设厅的地位。因此，邓寿荃对罗宗翰十分信任。罗宗翰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党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首先，是推动邓寿荃支持工农运动。1926年8月，建设厅改组了由反动分子操纵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批准建立了湖南省总工会，由郭亮任委员长。建设厅还作出决定：为了支持农民运动，每月拨给省农民协会经费3000元；在湖田溢亩项下拨出20000元，分拨给各县办理农民训练班。
其次，是狠抓公益事业建设。完成了沟通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粤汉铁路的修筑计划，从计划书的拟定，到资金的筹措，罗宗翰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开发地下矿藏，8月9日，在建设厅建立了化验室，从此，湖南化验矿石，无须依靠外地。为了清理湖田，严防贪官从中作弊，8月8日，建设厅委王兆鳌为清理委员，清查常汉湖田，加强了农业管理。这些项目的实现，都与罗宗翰积极参与建设厅工作并精心筹划分不开。
1926年8月16日至9月5日，罗宗翰出席了在长沙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扶助工农运动的宣言，选出省党部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24人，罗宗翰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在那些紧张而又激人心弦的日子里，罗宗翰既“以建设厅秘书的地位指导工人、农民和党的工运、农运互相呼应，以掀起湖南全省农民、工人大革命的高潮”，“为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掀起革命高潮奠定了壮阔的阵容”；同时，他又兼任大会日刊编辑，“革命热情，文字锋利，抨击土豪劣绅，无不痛所欲言”，因而“也就遭到了反革命派切骨的嫉忌”，故他在后来“遭反革命派的谋害，是有其深远原因的”。罗宗翰“身兼数职”，“勤不告劳，恒至废寝食”，“一夕编报于民报馆，卒患咯血”，掷笔于桌，人事不知。同事们立即将他送进“秋明诊所”。
国民党反革命派及土豪劣绅对罗宗翰早就恨入骨髓，欲置诸死地而后快，获知罗宗翰因劳疾住院，遂买贿医生田秋明，暗下毒药。10月8日（农历九月初二），罗宗翰服药不久，即心腹绞痛，辗转翻滚于床，以“病危”立即转入湘雅医院。
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李维汉、柳直荀、夏曦等闻讯后十分关心，迅即赶往医院看望，并请医师采取一切措施抢救。然而，“毫无好转”，一代“政教长才”，“吾党革命先锋”，“竟尔暴卒”，时年30岁。
罗宗翰遇害后，“湘之人士，党政军民，无不痛哭流泪”。李维汉、夏曦、何叔衡、谢觉哉、柳直荀、郭亮、邓寿荃及建设厅秘书龚翼星（安化人）、文书科长张举贤（知才）等人向其遗体告别时，皆目睹“罗宗翰入殓封棺时，自鼻里和口中均出血，身上现青色”，一致认定“是顽固派所谋害”无疑，即责成建设厅追查。但“那田某（秋明）先已潜逃了”，“事后日复一日，拖到湖南马日事变，遂随形势变动而中止了”。
为了悼念罗宗翰，省会各界人士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挽联500多幅，其中李维汉送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悬挂在礼堂正中。罗宗翰生前好友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夏曦、郭亮、柳直荀、易礼容等都参加了追悼会，送了挽联，并“参与送殡，为党悼念他”。罗宗翰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闻此噩耗十分悲痛，特地托人从广州送来了“羡哲嗣政教长才竟成千古，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的挽联，对罗宗翰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追悼会后，罗宗翰的遗体“归葬伏口。在桥头河（今属涟源市桥头河镇）船上起柩，桥头河通街人民，通往码头迎吊。地方人（指伏口镇人民）闻耗，接送丧者，途为之塞”，此乃罗宗翰“一生为人之所得也”。
张举贤受“同志讠垂诿”，为罗宗翰所发讣闻（即：《罗君宗翰事状》）里写道：“君故寒畯（酸），然好赒人之急，友人得君资助升学者十数计。君因是负债累累。平日律己严，待人宽，规人之过不为苛论，尤重然诺，靡不有终。故闻君之丧，遐迩识者无不泪下。妻黄氏，子女各一，均幼。君尽瘁党国，不治家人生产。老父垂白，遗孤孩年，甫及壮，竟以劳疾夭其天年，平生志业百不一就，此尤同志所悼惜不已者也。”
罗宗翰由一个“终身事业：教育”的进步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由一个“社会不着色彩之人”，成长为“吾党革命先锋”，除了他个人的抉择与努力外，与他受李大钊、邓中夏的影响，与他周围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谢觉哉、夏曦、郭亮、夏明翰、李维汉、柳直荀等这样的挚友也是分不开的。然而，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因世事沧桑之变，有许多已然湮灭；特别是他的特殊身份——可能唯独毛泽东知道——更因人情世态之故，已成谜团。周世钊老人于1975年4月1日曾写信说：“至于（罗宗翰）是否党员，我虽不能确定，但他做的工作都是党的工作，他从事的活动都是党的活动，我想多半是加入了党的。毛主席对宗翰同志是会记得很清楚的。”此外，据《中华民国安化县清乡委员会档案周洋自首·卷一宗·民国十七年九月二日·字第拾弍号》“具呈人周洋”所供：“呈为误听谬说，恳予申明，俾全清白事，窃洋居归化二区，于民国九年赴长沙省立第一师范肄业。迨十一年有罗宗翰、卢斌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该团以研究社会主义为宗旨，阅书讨论之外，请李达、易培基等诸名人讲演。至十四年全体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洋适卒业出校，遂与该团脱离关系。”亦可证明：罗宗翰既非“不着色彩”者，又非纯粹的“国民党左派”，而是“共产党员”！周洋的供词应该是不错的，从他以下所说可知：“十六年春······当时共党窃党乱国，倒行逆施之行为，久切齿而不敢言。幸马日政变，党国重光，万民庆幸，即毅然决然宣布共党罪恶，与凶横暴戾之共党朋友绝交。彼时本想自首于政府，揭诸报端，但仔细思维，前之SY，既久不发生关系，后在省农协尚未正式填表加入，似不必多此一举。兹共匪放火杀人，劫财越货，恶逾狼虎，毒同蛇蝎，深恶痛绝，恨入骨髓，特缕陈钧会，郑重声明，永与万恶共党，不发生丝毫关系。伏乞鉴核，恩予备案，俾全清白，免至横遭诬毁，崇信三民主义，共得参加铲共，共同努力国民国革命，以全志愿，不胜感祷之至。”一个如此者，难道还会说假话吗？
罗宗翰虽遇害83个春秋了，但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稿件来源：网络
编 辑：罗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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