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罗振玉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中篇）

侨罗舟

纪念我的曾祖父罗振玉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中篇）

2016-09-12 作者：罗允新



敦煌遗书

公元十一世纪，西夏国国王赵元昊进袭敦煌，大肆掳掠屠杀。位于敦煌莫高窟的僧侣为躲避战乱，临时将五万件的宗教经卷，文献，佛画等砌于墙壁内并饰以壁画秘藏于洞中，从此这些藏宝的僧人再也没有回来。这批珍宝就这样神秘的尘封了近千年。这些文物涉及中国古代所有的学科，可以说是当时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一座博物馆。敦煌文献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这些文献被意外发现后，敦煌知县，甘肃学政得知此事，建议将宝藏运到兰州保管，然而昏庸的当道未能支持这一建议。此消息不胫而走。随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于一九零七年以低价购得一万四千件敦煌经卷和绢画。法国伯希和也同样低价掠走七千卷敦煌经卷。

第二年伯希和又掠走了七千件。之后，日本的橘瑞超，美国的华尔纳，俄国的奥登堡等人纷纷将国宝掠走。

曾祖父知道此事是伯希和第二次来敦煌时，他选了若干件带回北京，特邀曾祖父，蒋伯斧，董康，王仁俊等在六国饭店参加一个展览会。会上曾祖父看到这些文献，深感震撼的同时愤怒宝藏落入洋人之手。伯希和告知莫高窟还有八千卷。在学部供职的曾祖父急忙告学部当局速速购回，而当局因出钱而推诿，曾祖担心仅仅剩余的宝物再次被洋人掠走，便于学部提出，钱可由自己的俸禄中扣除。经多次努力，学部终将剩余的文献买回。曾祖父看到伯希和所带来的敦煌遗书后，与伯希和商量影印十余种，又将伯希和所携带卷轴作成提要，并请伯希和把已经运回法国的重要部分照相寄回，得到伯希和的同意。曾祖父马上又以最快的速度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发表在《东方杂志》上。以告国人。

而影印这批资料费用不小，参加此次展会的同仁决定集资。真要付诸实施时，大家又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曾祖再次以一己之力于一九零九年辑成《敦煌石室秘录》，一九一三年《鸣沙石室古佚书》，一九一六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一九一七年《鸣沙石室佚书续编》，一九二四年《敦煌石室碎金》，《敦煌拾零》，《敦煌遗书》。一直到曾祖父去世前的一九三九年出版《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

敦煌学现在已成为国际上的显学，而在当初政府不重视，国人又少有人知道，若不是曾祖父“汲汲为此，急若捕忘”而“冥行孤往，志不可夺”，收集，刊布，整理，研究，即会形成“敦煌在国内，敦煌文献在国外”的尴尬局面。

敦煌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抢救，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而曾祖父则是站在前列的一名骁将。有人这样说:"凡去过敦煌的人。都能在莫高窟藏经洞展厅最显要的位置挂着他的画像，上写：最早拯救敦煌学的学者——罗振玉，系浙江上虞人。

西汉简牍

一九零七年斯坦因第二次考察中亚时，在疏勒河上游发现了汉代长城遗址，遂进行挖掘，于敦煌北的长城碉楼废墟中得汉简七百枚，后又于尼雅河下游罗布淖尔有得魏木简数百枚，总计近千枚，这就是震惊中外学术界的“敦煌汉简”又称“流沙坠简”。斯坦因把这些简牍运回伦敦，曾祖知道后万分痛惜。当他得知斯坦因的老师沙畹要考释出版，但久盼不见时，便写信给沙畹“求为影写”，并与王国维一起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开山之作《流沙坠简》。再次将流失国外的文献抢救回来。

《流沙坠简》同敦煌文书一样，曾祖再次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身体力行者。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各国学者纷纷邀请他去欧洲讲学。日，美，法，德，韩，加拿大，匈牙利，新加坡，挪威等国学者此时都把精力投入到我国的简牍研究，成为世界“显学”。

大库史料

一九零九年，清政府因“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致检寻清初摄政典礼旧档不得为由，拟焚毁。曾祖时任学部叁事，偶然发现这批档案中有大量珍贵史料，力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出奏阻止。后将档案得以归学部管理。

一九二二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因政府经费困难就将这批档案装入八千麻袋卖给纸店做“还魂纸”。曾祖父看到国家，政府对如此重要的珍宝于不顾，便以一己之力高于卖给纸店三倍的价格，借款一万三千元将其买下。当时人称其为“两次保存内阁档案之伟绩”“初将销毁，夺于火劫，终将造纸，夺于水劫”。随即，曾祖父对抢救回来的档案进行整理和刊布。

从一九二四年起的十年间，曾祖整理，刊布了《史料丛刊初编》二十二种，《清太祖实录稿》三种，《史料丛编》二十二种，《皇清奏议》六十八卷，《皇清奏议续编》四卷，《大库史料目录》等。

一九一八年，王国维先生说：“辛亥以后（先生)流离海外，鬻长物以自己，而殷墟甲骨，敦煌古籍，汉简佚书先后印行——印书之费以巨万计，家无旬月之储而”。曾祖父不但在"四大发现”上有卓越的保护贡献，对中国的“景教碑”“三老碑”“鸿胪井碑”等都无限关注。

景教碑



"景教碑"是世界四大著名石碑之一。此碑由波斯在中国的传教士于七百八十一年建在大秦寺院中。一六二五年出土，当时西方传教士争相拓片，并把碑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各国。

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便秘密藏在金圣寺由寺僧保管。丹麦人何尔模于一九零七年用三千两白银买通寺僧，欲将此碑运往伦敦，曾祖父知道后速告知学部，通令陕西巡抚制止。在当地民众和教会信徒的保护下，他的阴谋没有得逞，得以保护下来，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鸿胪井碑”原立于旅顺黄金山，是一块记载祖国统一进程的历史物证，至今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但是此碑在一九零八 年被日本海军强行掠走，藏于日本皇宫，如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北大教授俞伟超先生曾沉痛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物的流失 无异于国土的沦丧”。这句话代表了所有中国学者的心声。

曾祖父于一九一一年避居日本。得知此碑在日本，便委托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将此碑拓来。他用玻璃制版印了十几张分别送给儿子和好友，我大爷爷（罗福成）我爷爷（罗福葆）我五爷爷（罗福颐）以及我父亲罗承祖。父亲的好友李元星先生，还有曾祖父在大连的关门弟子孙宝田先生各一张，现如今除孙宝田先生保存至今外，其余皆因文革抄家而不见。



曾祖父命五爷爷罗福颐先生根据此拓片仿制一石，人们称“罗家模刻”。现藏于旅顺博物馆。曾祖父仿制刻石其目的就是时时提醒国人，国宝流失在外，莫忘家国耻辱。



据旅顺监狱博物馆原馆长周祥令说：“一九七二年我调回旅博工作时，就见到罗家摹刻的鸿胪井刻石开始展出，一直展出到现在”。这也是世上唯一仅存的一块鸿胪井仿制刻石，弥足珍贵。又据旅博原馆长郭富纯二零零六年介绍，该馆每年来馆参观人数为二十五万人次，这里包括国内外游客，离退休人员，职工，普通市民，大中小学生等。展出三十多年来超八百万人次参观。

金州博物馆馆长介绍，自一九八五年起，开始展出“鸿胪井刻石”拓片，而拓片就来自旅博罗家模刻。参观人数也已达二十多万人次。

千年鸿胪井百年劫，我们后人正在努力。如今全国成立了不少民间组织对鸿胪井进行研究，也为鸿胪井的早日回归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们正期待着有朝一日鸿胪井能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想这也正是曾祖父当年的期盼。



曾祖父于一九一一年避居日本后，看到很多据说是唐朝带去的古抄本。以前到日本的学者只重视宋，元版，唯有曾祖父对这类“唐钞”给予重视。他多方搜集，刊布了许多罕见的古籍刻本及日本传抄本等海外遗珍，能买回的竭力收藏，对古石刻流入到国外，恨有写影而无拓墨，便把海外留存的古刻编成《海外贞珉录》。

一九一九年回国时因来不及刊印的古籍， 则请狩野博士，内藤湖南用卖掉在日本的房款作为印书的费用。当狩野完成这一重托后，深为曾祖父的义举所感动：“以见其高风亮节，卓越时俗，而稽古乐善之志，穷而不少衰，犹可敬重”。

曾祖父慨然传承为己任，抢救，保护，锲而不舍，不畏困难的崇高风骨，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未完待续本文分上中下三集，本篇为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