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杨：父亲留下的遗产

罗学堂

父亲留下的遗产

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协会书记

罗哲文（1924―2012）（作者父亲）

中国古建筑学家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顾问

1924年出生，四川宜宾人。

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

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

1950年，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塔》《中国古代建筑简史》《长城》《长城赞》《长城史话》《中国帝王陵》等。



父亲做了一辈子文物工作总会有一些值钱的东西吧。在父亲病危的最后日子里，那天大约凌晨四点陪床的母亲突然从医院打来电话说：你爸在嘴里念叨你的名字，好像要有重要事情交代。我急忙赶到病房，父亲又睡过去了。



父亲一生东奔西跑，应了那句“生命在于运动”的老话。所以，从没住过院也很少看病，就是那种不打针不吃药，遇到病就死扛的人。这次病来得很急也很重，是老年人最怕的肺部感染，从最初的各种器官正常很快就转到大面积衰竭，入院时正赶上父亲88岁生日，应是年龄不饶人吧，一进医院很快就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我在走廊里等着，清晨时大夫、工作人员来了很多，说父亲醒了好像要说话，大家退出来把我叫进去，我说没关系没什么可“保密”的，我走到床前，父亲发声有些困难，最后我听清了，父亲在唠叨“上班去”，眼神还透出一些话来，就是不用管我，别请假。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能让父亲高兴的事就是像他那样不停的工作。可以说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什么休息日和家庭的生活，只有不停的工作和奔波。记得我刚到机关上班第一天回家后，父亲用审视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在问：这么早就回来了。然后说：“你现在的工作过去叫当差的，领导不走你是不能走的”。这句话虽然当时不理会，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实际上这几十年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父亲生前家里就像“文物保护120”，只要听到哪里的古建要被拆了，哪里文物要被毁了，哪里发现了古建遗迹的电话，二话没说，父亲背上那三台形影不离的相机就出发。在父亲一生把脚步停下来在医院的几天里，也是我一生中与父亲见面最集中的一段时光。然而这段时光似乎很纠结，由于治疗的原因父亲基本不能说话。我期盼父亲好转后再多与他说上几句，那一阵我脑子里总闪着文学作品里的故事，希望能为父亲抽血、献骨髓、换器官等尽孝之事，但是都没有。大夫说老人很坚强，这种病很痛苦，但父亲一声没吭，直到离开都很安详。一辈子的酸甜苦辣都带走了，从来也没有诉说过。



也就是在陪伴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在想，父亲给了我什么呢？父亲能给我什么呢？父亲身上传给我的言行一幕幕的不断翻开。我是那个号召多生时代里不多的独生子，并不是父母有什么超前的观念，而是他们的时间全都用在工作和事业上了。我出生后先托给幼儿园、后来又托给外婆、再托给奶奶照管。在我的学生岁月里父亲从没有出席过一次家长会。因此，我很难得有与父母交流的机会。如果说我身上有点父亲的影子，除了天然基因的遗传外，都是父亲的行为举止上点滴小事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用一生的经历去追求或坚守一个目标，他一定在这条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并取得惊人的成就。父亲一生从事文物事业七十余年，如果从跟随梁思成先生学古建开始几近八十年的工作生涯都在追求和坚守着一个目标。从各界舆论对父亲冠以“泰斗”“第一人”“护神”等称号来看，我相信，父亲倾尽其毕生精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可谓天道酬勤使然。



父亲是在抗日战争年代里走进古建研究大门的，当时中央研究机构都撤到战争后方四川一个叫李庄的小地方。当时梁思成主持的一个古建机构“营造学社”招收人员。父亲在山上放牛看见很多人去报名就加入到了人群中，结果被梁先生认为这个孩子很聪明灵巧成为唯一的录取者。那年父亲十几岁文化程度不高，从那时起在古建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完全得益于梁先生手把手的教育和个人勤奋的努力。抗战胜利后，梁先生把父亲带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父亲曾试图让我学习建筑，儿时让我学习用鸭嘴笔画图，经常告诉我梁先生是怎么教他的，跟我说要想当工程师就得从画好一条线开始。后来我学习外语，父亲又告诉我学外语的方法就是死记硬背，他学外语全靠在教室外的“旁听”和回来后的“背字典”。父亲的学问都是来自这种细心钻研和勤勉的苦读。父亲没有正规的“学历”，是“没有文凭的专家”。所以父亲一生很注重和羡慕学历，他知道学历对人生的意义，因此父亲一直都希望我能考清华；而父亲一生更看重自学，他懂得真正的才学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才能获得，因为他的所有成就都源自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组建文物事业管理局。梁先生应邀把父亲推荐给文化部主管文物工作的郑振铎部长，从此父亲再没离开过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文物事业。记得当时梁先生和父亲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清华大学这种学府更重视文凭和资历，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国家政府主管部门特别需要专业人才，到那里你也会有发展。当父亲到了百废待兴的新组建的文物局时就是一个专家，那时，他很年轻。新中国的文物事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文物大国来说，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保护好祖先留下的遗产，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外国的经验可以原样照搬。可以说父亲的一生都是在和与之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在探索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事业管理和保护的道路。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长城保护的角度出发骑着毛驴登上八达岭的，从而走上了“万里长城第一人”的人生之途并从此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文革后，面对各地长城损毁严重的局面，父亲一方面参与组建中国长城学会，一方面为之奔走呼号。最后终于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后激动地说：“小平同志支持修复长城，给我们题字了。”从此，小平同志那句话“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字，成了父亲他们的尚方宝剑。保护和修复长城也成为一个全民性的行动。最终中国万里长城被列入人类文化遗产。父亲走前还有一个未了却的心愿就是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几年来，大运河的保护不仅得到了各地政府的响应和社会的支持，也纳入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工作层面。



父亲至生命的终结一直是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在这个父亲心中不敢有丝毫懈怠的岗位上，父亲几乎跑遍了神州大地上每一处能纳入保护视野的古迹。父亲住院前几天我因古村落保护事宜到江西出差，见到副省长朱虹，当时他问及父亲身体，我说很好，他说：我想也是，因为刚接到温总理转来他的一封信，字迹流畅有力，信中反映庐山要修建索道老先生反对。我说：他老人家总爱多管“闲事”。朱省长说：“倒也不是。此事我们已核实确实索道要建在风景区内，违反了联合国保护公约的规定，我们已经停止了。”我又想起，前几个月我到福州三坊七巷，当地文化部门领导告诉我三坊七巷的范围本来还要大，后来列入拆除建新城规划，是父亲得知后紧急反映到上边，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是其中部分，却已成了非常宝贵的景区。在早些时间，我到杭州出差，杭州清河坊老街区主管负责人也和我说，当时这里已经开始拆除了，父亲得知后以其年迈的身体穿着写有“我爱清河坊”的T恤在老街上骑着自行车“招摇过市”，立即引来媒体关注，从而及时反映到政府上层，进而保下了这条老街。……这种关乎文化遗产的安危存亡大事，父亲不知做了多少，他所做的事大家都还记得。但是父亲经常和我们这样说：我们做文物保护的人不必让人们记住自己的名字，我们要做的是要把那些祖先留下的文物完整地交给后人，让人类永远记住和珍惜这些遗产。



在国家文物局所发布的讣告上对父亲评价的第一句话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当时我们家属既有些受宠若惊，也觉得与父亲的身份有点“偏”，但父亲的老同事们却和我们说：“罗公当之无愧”。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苦难与辉煌的历史阶段。他目睹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毛泽东派人与梁思成联系要求为解放军提供一份“重要文化古迹”目录，以便解放军在作战中注意，而这本《目录》正是父亲在梁先生指导下操刀编印的，亲身的经历使父亲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因此父亲在年轻时就申请入党，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富农）和知识分子的面目，在极左的年代里不做出点“陷害忠良”的事是不可能的。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始终在父亲的心中没有间断过。



文革中父亲由于成分不好不能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各派之中，这种逍遥的身份成了各方可以使用的对象，于是经常负责看管一些被打成“黑帮”的老干部。在一次看送王冶秋的途中，父亲问及王冶秋同志为什么“叛党”，王冶秋说那是不可能的，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一生随和在单位里经常被称为“老好人”，其实他只是个好人而已，好人是由于有一颗善良的心，而老好人则是有一张善变的脸。在父亲的眼中，所有的人也都是好人。父亲坚信王冶秋的话，坚信这样一位从血雨腥风的对敌斗争中走过来的老干部一定会是好人，于是父亲就在那样一个时间段里开始了一项很不合时宜的为老干部申诉和平反的努力，结果很快自己就被打成了莫须有的“516”分子，被下放到湖北向阳湖干校里放牛。在“牛棚”里父亲无论遭受多少折磨从来没有变过脸色，在干校中还流传着一段父亲“九翻九供”的戏谈。即父亲在残酷的逼迫下被迫画了押，但父亲一清醒过来马上就“翻供”，搞得造反派无可奈何。



父亲在干校的岁月正是我走向成人的年纪，我开始知道一些人事父子之情，于是有了思父之情。终于有一天接到了一封父亲的“密信”，内容是让家里发一封家中老人病危的电报。不久造反派终于同意父亲回京短时探亲。本来认为父亲能呆几天，我也想去告诉他在他不在的几年里我已长大了。可是父亲到家后放下行囊就去了北京医院梁思成先生的病房。晚上父亲表情很严肃地和母亲说梁先生病情很重了，还说了些梁先生所说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以及终于能见上梁先生一面的话，第二天就按照造反派的要求赶回干校去了。父亲在干校是在押改造，那种处境可想而知，而从父亲的神情中我分明感到，“只要信念在，一切还有希望”。这是句后来父亲在保护文物中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每当一些文物古迹面临灭顶之灾时，父亲总会说：“还有希望”，从而拼尽全力为之去争取着，因此在告别会上那副对联中的一句话我觉得还很贴切的，即“舍身文化遗产，堪称古建护神”。

说起来我比父亲党龄长，文革中我当过工人，说实话我在入党问题上是有功利的。当我党改变了知识分子政策后，父亲入党的问题才算有了可能，经历了几十年的“考验”，当父亲拿到党员登记表时他已退休。那天父亲近乎兴奋的告诉我他要参加党支部的发展大会。我反而十分平静的说：“依您现在的身份和地位留在党外更有利工作，入党对您没有实际意义”。父亲只说了一句：“信仰是人生的一片绿洲，不为生前的利害萦绕其心，不为生后的褒奖挂在其念。”父亲的入党宣誓我没有在场，后来在场的人告诉我场面很感人，他们第一次看到父亲哭了。人，只有有了信仰才能做那些坚忍不拔的事业。了解了父亲的信仰，才能明白为什么父亲能为文物保护肝脑涂地、鞠躬尽瘁，那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对信仰追求的双重武装。父亲在工作上是个斤斤计较、毫不马虎的人，文物保护的红线分毫不让。而在生活上则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心爱的帽子丢了一顶又一顶，甚至拿着香油当可乐喝。父亲一生生活俭朴，吃穿用上舍不得花钱，改革开放初期住宾馆时还时常往家带手纸，家里人吃饭时他总是最后一个吃完，等着用他碗里留下的米饭或一块馒头把菜盘子上的油渍擦得干干净净，末了还要把炒锅里加上一勺水烧一碗“高汤”，他最不高兴的就是看到我们碗里有剩菜剩饭。装束也是穿了十几年的中山式便装，即文革中流行的“四个兜”。父亲在生活上的很多习惯似乎都与当代中国繁荣富强的大国形象不匹配，很多做派显得特农民。记得儿时我得病，父亲说在农村时揪一把竹叶煮水喝了就可以去火，去火就是西医的消炎。但是如果老家有人来时父亲总会给他们塞上钱。

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在我懵懵懂懂的记忆里似乎一夜间世道就变了。我从一个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优秀学生也一下子成了全校最能“闹”的学生，还是能打架的“孩子王”，为此经常被学校请家长，当然家长经常请别人代劳的。父亲对我的打架并没有过多的责骂和教训，到了说，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打输了不要找我，你也不许哭，我不会帮你去打，打不过不要逞能，能打败强手才是本事。当时我就觉得父亲与别人家长不一样，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徒？其实父亲还是有管束的。那个时代学生们打倒老师、批斗老师是常事，如果我参与了批老师的事，父亲决不轻饶，如果我打了年纪小的同学或弱势家庭的孩子，父亲会揪着我去赔罪。父亲这些做法潜移默化告诉我，做人要有一颗敬畏和慈善的心，还要有一颗无畏和坚强的心。这样的人既不会是暴徒，也不会成为懦夫。没事时不找事，有事时不怕事，养成敢作敢当的完整人格。

父亲对我做的不满意的事之一就是我结婚把家里的旧家具卖掉换成了当时领结婚证同时配发凭票购买的三开门大衣柜等。父亲说老物件能用就要用，越老越有价值。但是父亲要求家里从来不许收藏文物，他说这是从事文物工作的道德和操守。文物应该放到博物馆和研究部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和挖掘它的价值。这也就是家里不会有值钱物件的原委。

在父亲的心里，人生永远不是享乐，甚至生活也不是快乐，而是一辈子做不完的工作，一辈子都要肩负的文化责任，而父亲的心灵永远是乐观的。洞悉了这些就能体会到为什么父亲一生都在与时间赛跑，与时代赛跑，与推土机赛跑，与文物贩子赛跑。

也许伟大的人生理想与崇高的人生境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做人做事的底线每个人都应当有。底线是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就是知识分子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道德良心，就是文物工作者“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感。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凭着对这条底线的坚守，使中华文脉绵延不断。父亲一生不仅坚守着这条底线，同时他向那条上线努力攀登着，而且已经达到了力所能及的高度。

父亲离去了。父亲做了一辈子遗产工作，主要的都是遗产中的物质遗产，而留给我们的没有一点物质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比物质更珍贵的精神遗产。这就是做人的底线和做事的上线。父亲一生在物质财富上是个不富有的人。而他一生所做的事业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修故宫修长城、护名城护运河……，正像大家在挽联上写的：舍身文化遗产，无愧文物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