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在儒学中的地位

曾国藩承

曾子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他开启思孟学派，其思想对于儒家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先秦是中国哲学最具原创性的鼎盛时期，许多伟大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足以传之久远的大量经典，具有超越时空的思想意义和无限意蕴。尤其是先秦显学主流——儒家，更是达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第二十七章）的境界，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永远值得我们认真研习，同时，许多相关的思想史悬案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

孔子思想精湛恢宏，气象万千，“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正因为“夫子之道至大”（《史记·孔子世家》），所以在孔子辞世后，就难免会出现“弟子人人异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纷乱局面。曾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少年时即一心向学，十六岁左右师从孔子，因其至孝笃学，坚确弘毅，故颇得孔子真传，成为孔子晚年的得意高徒。他深为服膺并积极阐扬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躬行孝道和诚意修身上造诣极高，是孔子儒家思想的主要继承人和弘扬者之一。



孔子、颜子、曾子三圣图

在孔子的后学中，曾子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他虽然不在孔门“四科十哲”之列，但仅从《论语》的有关记述即可看出，曾子的地位当不在“四科十哲”之下，例如曾子是《论语》首篇提及的四大弟子之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它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

子思的后学孟子私淑孔子，推崇曾子，《孟子》中竟有22次提到曾子，表现出对曾子的特殊尊奉，例如他说：“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荀子对孔门后学多有批评，贬斥位列“十哲”中“文学”科的优秀代表人物子游、子夏及在孔门中地位很高的子张为“贱儒”，甚至孔子之嫡孙子思和后世推崇为亚圣的孟子也在其严厉批评之列，但他多次引述曾子之语作为典据（见《荀子》之《解蔽》《大略》《法行》等篇），对曾子表现出相当的尊崇。《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把《曾子》列在第三位。唐代儒家中坚韩愈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见宋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认为曾子在 儒家道统中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曾子为什么能忠实继承孔子思想呢？这首先要看曾子是位什么样的人。他事亲至孝，禀性仁善，待人诚恳，赤胆忠心，谦虚好学、弘毅（理想远大，意志刚毅），有傲视权贵的骨气，不慕荣利，自然能保持人格操守，能潜心于学问，坐得住冷板凳，读书不为稻粱谋，凡事服从道义、真理，认认真真探索真理，没有私意，不会为权贵们为维护统治地位所利用，没有阶级偏见。笃信师长，其学术作风注重实际，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他不说，也不照着做。曾子全面继承了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因为这些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迷信，曾子更是如此，是非常理性务实的，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抵制了所有宗教对儒家的冲击，使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延续了两三千年。只要是正义的事情，曾子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仁”是他的理想追求，“仁以为己任”，“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价值观，内涵极为丰富，几乎是一切美德的总括，可以概括为仁爱万物，利益万物。曾子一生慎独自省，朝乾夕惕，战战兢兢地过好每一天，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从曾子临终易箦可以看到。他生活态度极为严肃，对自身要求极严，历来就是是修身的楷模，孝的楷模。孔子曾说他“鲁”，意思是反应有点慢，其实这是他深藏不露，凡事爱深究，不轻易下论断、不臆测的治学态度，这样，看上去就不那么伶俐，这正是他性格的厚重之处。曾子特别重视实行，他说：“言不远身，言之主也；行不远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谓之有闻矣。”（《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言论不脱离实践，是言论有根本；行动不脱离实际，是行动有根本。一切从实际出发，言行以此为根本，就可以称得上有学问了。曾子正是将他所领悟的孔子学说的真谛用来修养自身，身体力行。孔子称赞他孝悌忠信，说：“孝是道德的起始，悌（敬顺兄长）是道德的次序，诚信是道德的加深，忠是道德的准则。曾参集中了这四种品德。”古来人们习惯了德必称曾史（史为史鱼），或颜曾（颜为颜回），孝必称曾闵（闵为闵子骞），后世称曾子为“至孝”，曾子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德教材，以他为榜样，胜似读书。随着战国竹简的不断面世，对曾子思想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曾子的形象更添异彩。首先是通过对出土竹简与现行古籍的比对研究，证明曾子是提倡父子、兄弟、君臣间义务的平等，父慈才可要求子孝，兄友方可要求弟恭，君仁才可要求臣忠，这从竹简《内豊》上可以看出。《孔子家语》等书历史上几乎都断定为伪书，而当代众多专家结合战国竹简进行研究，证明是春秋时期当时的书，记载得比《史记》等古籍可靠的多，可以说是孔子研究第一书。还有《孔丛子》等书，也存在类似情况。这样就大大推进了对曾子的研究认识，对澄清一些历史疑案很有帮助。这些都会进一步提高曾子的地位，证明唐宋以来韩愈、朱熹等众多大儒对曾子的极力推崇是符合实际的，曾子当之无愧。

曾子在隋唐以前是不太被重视的，这是因为孔子欣赏颜回，所以隋唐以前陪祀孔子的以颜回为主，加之曾子不在孔门“十哲”之列，所以他迟迟没有受到重视。其实“十哲”到底是不是孔门最优秀的，“十哲”是在什么前提下出台的，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开始人们就只有盲目按照《论语》去做，推崇“十哲”。到了唐代，以孝治天下的唐朝皇帝忽然悟到曾子德行、学问的超绝，便开始封他为“太子少保”、“太子太保”，位于“十哲”之次，这主要是欣赏曾子的孝，这是曾子地位上升的开始。当学者们用思考的眼光，而不是盲从，再回过头来看先秦儒家思想时，才悟到曾子实在是孔门翘楚，是真正的大贤，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对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曾子的思想德行，终于大放光彩，人们就像从土里挖出了夜明珠，揩去泥尘，还其本初。曾子的地位不是自封的，不是有谁特意捧他，而是历史形成的，是靠事情的真相来说话的，是实实在在应有的地位。孔子后的儒家，曾经分为八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些派别陷入歧途，走向没落。还有当时百家争鸣，杨墨理论甚嚣尘上，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如果没有曾子得孔子真传、子思得曾子真传这一环节，就不会有《孟子》的出现，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了，这样中国从三皇五帝传下来的道统说不定早已断绝，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史岂止五千年？近期在浙江发掘一座五千年左右的古城，城墙周长近40里，城墙厚约五十米，城外有防洪水的堤，工程之大堪比埃及金字塔，并且在这城的周围布满了村落。精美的玉器数量众多，其工艺之精甚至现代技术都达不到那时的水平，可惜这些工艺早已失传。还有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光亮如漆、薄如蛋壳的黑陶器具，也是现代技术难以超越的。等等。历史记载大禹在会稽山召集诸侯，“万国来朝”，西周初建，方国上千，后来逐渐兼并融合，在秦代实现了统一，秦始皇以为这是超过了三皇五帝的伟大功绩，才自称为“皇帝”。在这几千年的融合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斗争，期间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其真理性的认识就是所谓“先王之道”，是经过了长期历史检验正确的思想，弥足珍贵。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少不了战争，春秋战国兵家孙武总结战争规律写成的《孙子兵法》，至今仍是不可超越的兵学圣典，美国西点军校奉为圭臬。至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治国理政、外交等方面的理论，也像《孙子兵法》一样，甚至当代也无以过之，依然管用，要永远继承弘扬，这是我们的文化命脉，民族基因。这个道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社会人文理论的精华，是先王们领导民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理论总结，是人民创造的，内涵丰富，思想卓绝，比如民本思想、仁政思想，等等，都是真理性认识，我们的先民早就懂得、“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为神之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爱护自然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爱护和平，仁爱生命以及万物，理性务实等等这些思想，都远远超过西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化没有出现过断层的国家，首先是指儒家道统，即先王之道没有断层，这是我们的自豪，这实在是幸运的，这不能不感谢曾子。曾子德行超绝，功勋如天。

先王之道，贯穿始终的有一条主线，这就是“孝悌”，“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自伏羲、黄帝以来，一以贯之。而曾子被称作“孝圣”，从理论到实践，对孝道多有阐发。历代对曾子的孝都很推崇，到了晚明时期，“出现了一股推崇《孝经》、注解《孝经》的思潮。这一思潮的重要代表是三部纂集性著作：朱鸿的《孝经总类》、江元祚的《孝经大全》和吕维祺的《孝经大全》。其中，朱鸿所编《孝经总类》成书最早，此书收罗当时可见的几乎所有《孝经》学著作，包括虞淳熙、孙本、杨起元等人及朱鸿自己的著作；而江元祚所编《孝经大全》继承朱鸿之志，其中收录了《孝经》未收录的梅鼎祚所作《孝经疏钞》，其他著作则已见于朱鸿之书；吕维祺生当明末，其所作《孝经大全》则辑录历代之注，取为己用，训诂与义理并重。这三部著作的内容反映出了晚明《孝经》学发展的历时性通程，以他们为代表的《孝经》学者或《孝经学》士人形成了一股致力于研究与提倡《孝经》学的学术立场，而非孤立现象。他们都极为推崇《孝经》，或以为是孔子所作，或以为是孔子嘱诸曾子而作，总之，《孝经》是‘孔曾之心法’，是‘孔曾授受’的经典，是‘曾子之传独得其宗’的根据。由此，他们甚至以‘孝’为判断建构了不同于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的新道统观。通过对晚明《孝经》学者道统观的分析，我们可发现其背后深藏着丰富的思想史意涵。”（刘增光《晚明<孝经>学者的道统观—以曾子为中心的考察》）。我们可以从这一思潮代表人物之一的虞淳熙的《宗传图》看到，曾子是与伏羲、孔子等并列的传道人物，地位显赫。这些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有根有据的。



虞淳熙的《宗传图》

曾子在元代封为圣人以后，学术界随之更加重视曾子。除了以上所说“晚明孝经”派，清代重新诠释经典的乾嘉学派等也把曾子真正提到了圣人的地位，注释中大量引用曾子十篇等曾子言行。可以说，乾嘉学派真正弄通了先秦经典的意蕴内涵，而清王朝却不幸走向败落，随之中华文化也受到了冲击，有些人开始失去文化自信，往往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其实明代中期以前我们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科技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且不说唐宋以前四大发明等等许多科学技术，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其吨位、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关于中国清代，马克思说过，满清统治者闭关锁国，是怕国内的汉族与外部势力联合来推翻满清的统治，这是很有道理的，这造成与外国科学文化交流的隔绝，加之国内不重视武器的研制，总以为“天朝上国”，地大物博，哪有外敌之虞？对外国的发展动向缺乏基本的了解，不注重科技的研发，这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而儒家道统向来主张“格物致知”（《大学》），即研究事物，探究物理，发现规律。中国近代的落后，不但不能归罪于儒家道统，反而是叛离了它的结果，没有很好地“格物致知”。到了“五四运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过头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更是颠倒是非黑白，极大地摧残了优秀传统文化、珍贵文物，好多损失无可弥补。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华道统的第一次劫难，而秦王朝的短命就是由于违背了这个道统。我们要给这个道统以应有的地位，找回我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这对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对社会风气、党风、政风的好转，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