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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名人] 122.张謇的老师薛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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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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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5 20: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謇的老师薛时雨

张謇在走出家乡海门以前,海门训导赵彭渊(菊泉)是影响了他一生的恩师。而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应孙云锦之邀到江宁入幕后,在徐云锦的支持和帮助下,张謇有幸师从几位大师级的人物,从此眼界大开,学业大进,奠定了后来大魁天下的深厚基础。薛时雨便是其中的一位。

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一字澍生,

因祖居桑根山,

晚号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祖父薛凤翥,父亲薛鑫,皆以一介寒士教授乡里。薛时雨

自幼攻读,博览群书,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举;咸丰三年(1853)

和仲兄薛春黎同登进士第。

薛时雨是一位在清代诗词史上享有盛誉的诗人。

薛时雨一生诗词作品甚多,集为

《藤香馆诗钞》四卷、《续钞》二卷,《藤香馆词》一卷

其门人谭献

删定为《藤香馆诗删》四卷。

薛时雨的诗词,历来有很高的评价。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称,“其诗亦如西湖山水,清而华,秀而苍,往往引人入胜。至伤时感事,沈郁顿挫,骎骎入少陵之室”。陈衍则以为薛时雨“治行循良,而宦流勇退,诗境故自时近随园”。金鸿佺在《藤香馆词·跋》中说,薛时雨以为“拈毫托兴,贵在遇事即书,直抒胸臆”,故“激而改弦,力洗柔靡之习”,而“能挥洒如意,一气卷舒”。在清代诗词史上,薛时雨应是一位占有重要一席的诗人。

当代著名清诗词研究学者严迪昌在《清词史》中,不无感慨地说,“翻一翻道、咸、同、光四朝浩如烟海的词别集和各类词选,有多少不止于靡靡者”?“占数三分之一的晚清‘名家词’能读到多少堪目为‘词史’之作的”?词而能“堪目为‘词史’之作”,必须能够抑扬时局。然而,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事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社会动荡纷乱,人民离乱亡散,诗人们也同样几乎写不出既有大背景、又切近实际感受的抑扬时局的作品来。严迪昌认为,除了蒋春霖的《水云楼词》中写的与当时那场战争有关的作品应该说是“上乘佳制”外,差强人意的则还有薛时雨的《藤香馆词》。尽管严先生谨慎地用了“差强人意”四个字,但薛时雨的词在当时却也已属难能可贵,这就奠定了他在晚清词坛的重要地位。

薛时雨在《藤香馆词·自序》中说自己的词“律疏而语率,无柔肠冶态以荡其思,无远韵深情以媚其格,病根仍是犯一直字”。严迪昌评论说,“这个‘直’字倒是‘以志春梦’式地记录了从咸丰四年(1854)到同治三年(1864)这10年间他在浙、赣二省目击身处战乱前后的感受”。薛时雨有一首词写清军长期围困杭州,使城内驻军和百姓断绝粮食后终于攻复杭州后的惨状,让人一看便知清军正是惨状的制造者。目睹这一惨状的薛时雨心情凄怆之极,次年即挂冠去官。薛时雨的一些词“至少从战后现实的惨苦和宦海浮沉的无味这两个角度,揭示了所谓‘中兴’气象背后的破败景观和落寞心绪,可作为理解末期王朝的复亡已无可挽回的参照”,这对清王朝鼓吹的“同治中兴说”无疑是有力的抨击。薛时雨还曾在词中“言辞颇犀利”地“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侵蚀的殷忧”,批评了“门户洞开,国力孱弱,执政者只知以赔款割地来换取苟安”。 薛词《望海潮·舟泊黄浦》的“八蛮重译来同。算汉家长策,只是和戎!水驿驰轮,楼船激箭,海门百道能通。落日大旗红。叹藩篱久撤,谁靖边烽?聊把黄金,买醉歌舞向西风”诸句,何等慷慨,何等深刻,何等警策!蒋春霖、薛时雨等当时凤毛麟角般的个别诗人的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陵替轨迹,从而构成了一条‘词史’之唱的脉息”,“为清代词苑开出了一串幽艳的晚花”

薛时雨不仅是一位在清代诗词史上享有盛誉的诗人,而且为官耿介清廉,卓有政声,他的一些题联和故事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津津乐道,甚至在各地编写的廉政教材中还时有应用者。例如,被应用的即有他的杭州府署题联:

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鹜声华忘政事;

养廉惟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

受一文分外钱,远报儿孙近报身;

做半点亏心事,幽有鬼神明有天。

铁面无私,凡涉科场,亲戚年家须谅我;

镜心普照,但凭文字,平奇浓谈不冤渠。

这些联语至今仍能振聋发聩,对当代公仆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所以,薛时雨这样一位封建时代的官吏能有如此高尚操守,确实应该青史留名。

薛时雨于咸丰三年(1853)中进士之次

年,获授浙江嘉兴知县。到任的第三

恰遇嘉兴大旱,草木枯黄,田地干裂,颗粒无收。薛时雨在巡察中看到满目饥荒,心中不安。而上司却仍再三催逼赋税,于是薛时雨向知府如实通报旱情,要求停征。知府不但不予理睬,而且给他发来催科檄。据传薛时雨

置大府催科檄于不问,

亲自击鼓升堂,

下令停征赋税

。当时曾有人劝阻,以免得罪上司,薛时雨当场表示“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回家的包袱我已收拾好了”。不久,薛时雨即被罢官。百姓闻讯,纷纷挥泪相送。

咸丰七年(1857),薛时雨署嘉善县令。十年,离职赴吏部引见,归途闻杭州为太平军所克,遂流寓南昌,曾谒曾国藩军中论兵事,后赴上海,入李鸿章淮军佐幕。同治三年(1864)为左宗棠荐补杭州知府,后又署粮储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

公务非常繁忙,但他才智过人,处事果决。他上任时,杭州大战刚刚结束,尸横遍野,百业凋敝。他一到杭州,便招集流亡,赈济平民,鼓励百姓复兴,建东城讲舍,发展文化教育。经过薛时雨的整治,杭州逐步恢复了生产和经济,百业兴旺。薛时雨深得百姓爱戴,却受到了同僚的诋毁。恰在这时,仲兄薛春黎前往江西主考乡试时,在试院暴病身亡,薛时雨被急调江西改任乡试提调官。此时,只有

48岁的

薛时雨看透了官场腐败,愤然托病辞归

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深知

薛时雨

的学识才干,于是以二品衔候选道来挽留他,他却坚辞不受。最后,马新贻提出聘他于杭州主持崇文书院,他才答应了。

时任浙江学政的吴存义曾说

薛时雨“

其实囊无买山钱不能归也”

,他为官清廉,哪有银两回乡置田舍安度晚年?

薛时雨在杭州主持崇文书院三年后,

其伯兄

暄黍卒于安庆,薛时雨乡关之思愈切。同治八年(1869年),已调任两江总督的浙江巡抚马新贻,聘薛时雨到江宁掌教。江宁去薛时雨的家乡全椒仅百二十里,风土最近,遂应聘领江宁尊经书院,后又主持惜阴书院,直至终老。薛时雨后半生潜心从教,吴越文人,多出其门。

薛时雨本是个很有抱负、很有干才的官员,但是社会和时代决定他并不能见容于官场。晚年他回顾自己一生曰,“作吏十六年,主讲十六年,壮志消磨,借一角溪山娱老;种竹数百本,植松数百本,岁寒苍翠,与满城桃李同春”,说自己“两浙东西,十年薄宦;大江南北,一个闲人”,表达出自己的无奈而又从容。

薛时雨十分热爱家乡,年轻时经常到琅琊山赏景作诗,写下了许多楹联诗词,诸如“踞石而饮,扣檠而歌,最难得梅边清福;环山不孤,让泉不冷,何须恋湖上风光”(影香亭联),他甚至要“愿将山色共生佛,修到梅花伴醉翁”(琅琊寺山门联)。咸丰三年(1853),由于战乱,作为我国“四大名亭”之首的琅琊山醉翁亭与丰乐亭同时毁废。薛时雨从江宁回全椒时,看到醉翁亭亭倒阁塌,丰乐亭泉竭树枯,非常痛心。他从小就十分仰慕欧阳修的学识品格,于是决心重修醉翁亭、丰乐亭,以拳拳之心报答故乡养育之恩。可薛时雨是清廉之官,做官多年,却清贫如洗,况且当时又重病在身,要重修醉翁亭谈何容易。薛时雨找到刚迁居滁州的吴棠,请他帮忙。吴棠曾任闽浙总督、四川总督、署成都将军。在吴棠及亲友、门生的资助下,薛时雨筹集了部分款项,并亲自鬻字以凑集不足者。时薛时雨已年过花甲,又重病在身,常常每天接连为人写字十多小时。开工后,薛时雨又不顾重病在身,亲自督工,并为醉翁亭书写了“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等楹联,还留下了“醉翁亭”门匾、亭旁的“晴岚叠翠”、二贤堂院门的“有亭翼然”等手迹。光绪十一年(1885)薛时雨病逝于江宁,遗体从运回全椒时,路过琅琊山,家人遵照他“生前长期在外,没有看够滁州的山水,死后也要与琅琊山色为伴”的遗愿,特地绕醉翁亭和丰乐亭走了—圈,最后葬于全椒青龙冈

薛时雨还有一个贡献,便是

曾与金和一起集资刊印了同乡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同治八年苏州群玉斋本)

,并嘱金和作跋。金和在“跋”中说,“

薛慰农观察知(

吴敬梓)

先生于余为外家,垂询及之”,

是书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发逆乱后,扬州诸板散佚无存,吴中诸君子将复命手民,甚盛意也”。

张謇有幸于同治十三年(1874)从游于薛时雨这位当时难得的清官和曾经创作了“词史”之唱作品的国学大师门下。

张謇之成为薛时雨的弟子,缘于张謇的恩师孙云锦。是年,张謇应已由署理通州知州调任江宁办理三江京控发审局的孙云锦之邀前往担任书记。孙云锦是能“为天下惜人才”的好官。此前,孙云锦在通州任内处理张謇冒籍一案时,表现出对张謇这位“冷籍”子弟极大的同情。他知道张謇家贫,因而在不让张謇知道的情况下自己拿出钱来给如皋张家,以尽快结案,使张謇归籍通州,甚至在离任时还嘱继任的梁悦馨“终其事”。张謇在海门时的老师、训导赵彭渊(字菊泉)在送张謇游幕江宁时便对张謇“殷殷谓,孙观察爱才者,至彼无懈功而习世故”

。这样,到达江宁的张謇,先是对孙云锦“执弟子礼”

,接着在孙云锦的支持下报考了李联璓任山长的钟山书院。李联璓(字小湖)这位前大理寺卿,江苏、福建学政,早在十年前就在张謇的家乡海门避战乱时担任过师山书院山长,赏识过张謇的学长周家禄。张謇对他十分仰慕。为张謇报考事,孙云锦“本欲为扬于韩某(指钟山书院校课韩弼元)之前”,但张謇既“不欲以气节换虚名”,又“自顾文字何至于百人中不能得一名”,然而却偏偏被韩弼元所斥,致名落孙山之外

。从次年“韩某为人揭控”“受请托”之事来看,此人确善于弄权

。此时少年负气的张謇咽不下这口恶气,马上写了个“上韩某启”,接着又“谒陈子舫太守”,“托为于小湖先生(即李联璓)前先容”

,又“上小湖先生书”

,表现出他投师小湖先生门下的迫切心情。在此同时,张謇又投考了薛时雨为山长的惜阴书院。结果是先后被李联璓和薛时雨以第一名录取。

就在张謇从李联璓那儿得到“惜阴投考亦列第一”的消息的翌日,张謇便被薛时雨“招往”,薛时雨“且已逢人延问矣”。此事使张謇深感“顾虚名囚实,忧之深也,敢不惕惕”

[10]

!几天以后,薛时雨亲去张謇处,“称为前事责备过韩弼元”,并为张謇“上韩某启”“已代向韩致歉”

[11]

。显然,薛时雨和张謇的师生情缘的开始,固然是张謇为找到了小湖先生之外的又一位好老师而高兴,而薛时雨则亦无法掩盖自己得到了一位好学生的兴奋。此后,除完成惜阴的功课外,张謇经常“往惜阴见薛山长”,“诣薛山长”,同时“极承激赏”,并且结交了薛时雨的儿子饴澍、葆楹。薛时雨对张謇,除了命题、改文外,还对张謇时有所馈,如《味经得鬲斋赋》、欧阳文忠像、《丰乐醉翁亭解醒阁帖》及笔墨诸件。生活上亦备极关怀,甚至在当年九月底张謇将返家应岁试和完婚前,还派人送行。我们从张謇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薛时雨与张謇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大大超乎师生关系。

这样,才有了后来张謇寄住惜阴书院的经历。张謇寄住惜阴书院的原因,是由于孙云锦出于对张謇的由衷喜爱,“逢人游扬”,因而张謇“颇遭同辈之忌,讽刺或见词色”

[12]

,“是时肆力谚诋者若蛆侩之多,吠影吠声”

[13]

,弄得张謇十分苦恼。光绪元年(1875)三月,张謇在日记中说,“自家启行,至是凡一月余,读书未终卷,写字未终帧,心如鹿撞之乱,身若蚁旋之劳,学殖荒落,悔惭交至。待得一席地,便杜门谢客,抱佛脚为觅举计矣”

[14]

。为此,他求助于薛时雨,于是年“六月,借住惜阴书院肄业避之”

[15]

。此事张謇当然连对孙云锦亦不便明说,只能说些“息神定志,专一前程”之类的话与之告辞

[16]

惜阴书院“在清凉山麓,横列三院,右为薛先生所居,中祀前总督陶文毅公(书院创始人陶澍),后楼三楹,故空无人”,便是张謇寄住之处

[17]

。张謇入住后,薛时雨“又命仆于窗外种蕉”,以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18]

。在薛时雨处,张謇感到格外舒畅,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他与薛饴澍在清凉山下散步纳凉的情景,写景中透露了此时心境:“山云含雨,草木葱蒨,苍翠之气浸人肌发”;他在给孙云锦的信中有“武陵鸡难犬,当亦傲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有“自爱武陵山色好,旁人都说避秦来”。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读书佳处。有天晚上,“凉风入窗,一萤点帐”,一心“为觅举计”的张謇竟然“怦然动季鹰之思”

。在这里,张謇可以更多地向薛时雨求教,而“坦率豪直”

[19]

的薛饴澍则差不多成了与他朝夕相处的学友,有一次,“饴澍以《文待诏帖》、《藤香馆诗抄》见惠”。薛时雨的《藤香馆诗抄》,令张謇爱不释手,有一次晚“看《藤香馆诗抄》,又竟烛二寸”。

薛时雨对张謇寄予了非同寻常的厚望。光绪元年(1875)七月,张謇为参加乡试,即将暂时离开惜阴书院,张謇在二十八日日记中记述道,“晚见慰师,其相属望,坚嘱场前勿多访友,勿读闲书,一以凝文心、养文机为主。且谓于子期望最切,勉旃勉旃云云”。听了这位恩师的嘱咐,张謇十分感慨地写道:“噫!不才安得培九万里风,扶摇直上,报我生平知己耶!”

[20]

乡试结束以后,张謇于八月十八日“以(乡试)文呈慰师,谬承赏誉”,随后又“至李(小湖)师处,师之所赏,与慰师略异;师之所论,与慰师多同”。二十四日,“李师久谈,期望至深,感不可状,而慰师尤甚”

[21]

。光绪二年(1876)张謇又一次参加乡试,八月二十三日,他去拜见薛时雨,“场作颇承奖赏,以为欧阳子三年抱璞当不致以谩取罪矣”,薛时雨不仅鼓励有加,而且进行了点评,张謇听了,连呼“愧愧”

[22]

。光绪三年(1877),为生计所逼,张謇已经入吴长庆幕于浦口,三月初一,“渡江至惜阴书院,……更许,薛师招往询近状,欷歔者再”,表现出对张謇这位高足不能一意读书的万分同情,最后他对张謇说,“谋生急于读书,张杨园之论,熟思无忽。但事皆有命,毋役于境,斯为养气之学耳”,教导张謇在谋生的同时“毋役于境”,继续努力

[23]

。此后,张謇仍不时就教于薛时雨,他的日记中多有“至惜阴书院见薛师”、“与薛师信以文就正也”、“以文呈薛师”、“诣薛师取文”等记载,一直延续到光绪五年(1879)。此后,张謇随吴长庆北上山东,东渡朝鲜,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天地。

张謇对薛时雨的道德文章由衷地景仰。光绪三年(

1877

),薛时雨六十岁,张謇以磬作为贺礼,八月十一日,张謇“作《磐铭》为薛师寿:玉德金声,曰惟泗英,考之击之,终龢且平。宜人神兮通修名,曼寿命兮虞长生”

[24]

。颂扬磬之石质如玉,声音如铜钟,果真如泗水所出的宝物,能敲击出平和的声音。这种声音能令人与神和畅愉悦,并借此来传播它的美名,来祝愿老师长寿永年。难道这不正是张謇以磬喻师,颂扬薛时雨德音远播吗?

清光绪六年(

1880

),薛时雨在江宁莫愁湖畔的新居落成。九月十三日,正随吴长庆驻在山东的张謇作《金陵小西湖薛庐记》,文中说,“謇尝忾夫林泉水石草木之胜,何在蔑有,而金陵、杭州特以山水名,始非有巨人长德不轻重于地而能使地因以重者,游咏焉,栖息焉,则亦寻常薪槱网罟之所,而弗能以传”,“当世称儒林者必曰俞先生(指俞樾),……今海内岿然,独师与俞先生两人”,“以师所以惠此邦,与此邦懃懃爱慕于师者,薛庐之名,其必传必世无疑”“庐而传,小西湖之幸可知,邦人士之幸其幸者又可知已”,并表示“奉觞长跽为师乎寿”

[25]

,文章表达了张謇对恩师薛时雨的崇敬之情。

参考文献:

严迪昌:《清词史》第485~48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吴存义:手卷《还山行》题字。

薛来彩:《椒邑乡贤薛时雨》,安徽人民出版社。

[4][5][6][7][8][9][10][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张謇全集》第6卷第15页、第839页、第20页、第53页、第23页、第24页、第23页、第837页、第59页、第62页、第837页、第59页、第837页、第60页、第52页、第65页、第67页、第106页、第124页、第2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晚清篇)第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张謇研究中心:《张謇全集》补遗、第校勘活页选第1页。

编辑 陈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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