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试述张謇与翁同龢的历史交谊

张史清

试述张謇与翁同龢的历史交谊

在研究张謇的思想实践中，我们发现：能为张謇称为恩师的有两人，即赵菊泉和翁同龢。从历史记载中不难看出，赵菊泉当是他的启蒙老师，而翁同龢则是支持他实现状元梦，指点他实施“实业救国”的指导老师。其实，张謇与翁同龢之间的情谊，也是在张謇个人历程和晚清社会历史变革中渐进发展的，它经历了从相闻、相见、相识，最后达到相知，并以爱国、抵抗外来入侵为目的，而相互关心支持、志同道合的师生情谊的整个阶段。

一、《朝鲜善后六策》见远谋深

张謇为翁同龢初闻

1882

年6月，朝鲜爆发了反抗封建势力和日本侵略的“壬年兵变”，朝鲜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张謇作为吴长庆幕僚被派遣入朝平叛。庆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擒李昰，迅速结束了“壬年之役”，清北洋赞誉庆军立下了“奇功”。当然，张謇也功不可没，朝鲜国王赐以三品官服。张謇以将其作为“考古冠服治革之资”留作纪念。正当庆军狂欢胜利之时，张謇却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独自在军营总结战事前后，分析朝鲜内外局势，预见日本不会就此罢休，进而废寝忘食，挑灯夜战，条陈《朝鲜善后六策》建言，“六策建言”后虽末被清廷采纳，但“壬年之役”却极大地提高了他内外声望，以翁同龢、潘祖荫、左宗棠、张佩纶为代表的京朝枢臣、封疆大吏、清流名士，以及朝鲜吏部参判金允植等纷纷赞誉、赏识他对国内时局、周边及世界大势有深遂的洞察力和兼谙军政事务、知晓外交惯例的通识才能。当时就连断然反对“六策建言”的李鸿章，也想将才识超群的张謇延揽为自己驱驰的部属。可以想象，此时青年俊彦张謇已在翁的脑海里留下何等深刻印象。这就是翁同龢对张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初闻阶段。由于张謇与众不同的“官念”和过于讲究操守的士大夫矜持，“不愿意以军功求官职”（特别是不愿认同与政见志趣均不相符的李鸿章共事）；当吴长庆在李的压制下终成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后，张于1883年（光绪九年），采取“金蜕脱壳之计”提前返乡专心料理家庭和乡间有关事务；加之日后屡试不中，浪费了时光，也影响了张翁间关系的连续发展和提升的机遇。

二、场屋蹉跌中张謇相见、相识、相交翁同龢

1884

年（光绪十年），张謇离京返乡后的10年间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场屋的蹉跌：仅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张謇32岁时至1894年41岁时中第六十名贡士止的七次乡试和礼部会试中，仍然有三次不中。真正让张謇能看到转机希望的，是在1885年9月，由工部尚书翁同龢（江苏常熟人）出任副考官的那次顺天乡试。此次乡试，正副官为兵部尚书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同时出任副考官的还有左都御吏奎润、礼部侍郎童华等。翁、潘作为南派清流领袖人物，热忱期望张謇高中。奎润为宗室，隶正兰旗，与清流派无涉，所以对张謇比较冷漠。童华取中张謇考卷，虽被定第六，但仍属看好。其所以未进入前三名，问题源于张謇那篇“棱角”甚多的首场卷“孔子尝为委吏矣”的720字议论文。翁、潘两大主考官则强调张謇在第二、第三场考得特别好，而童华也未坚持己见，张謇才被中第二名。当时考官极重首场考绩，其它场次考绩一般很难影响录取名次。再说，南方考生中取“北榜”（指顺天乡试）的极其少见。张謇从15岁考中秀才，前后经历17年间断的场试磨炼，直到32岁取中举人，而且又是为人注目的一名“南元”，此时张謇，兴奋愉悦之情可想而知。翁同龢为了提高这位来自长江门户后起之秀同乡的声望，专门布置为他代作《乡试录》的前序和后序，这是一种多么特殊的优渥！在此次乡试期间张謇首次相见了翁同龢，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见翁尚书，相待尤极拳挚。童侍郎（即吏部侍郎童华）故始冠之年取为生员者”。此年冬季张謇便在京坚持习字，读书，作文，以备次年礼部会试。

1886

年（光绪十二年）3月，张謇参加礼部会试，典试官多为张謇及清流人士们素所不齿者，因而对这位新科一名“南元”似乎没有表现出份外的关注。考毕，张自我感觉良好，发榜时却被“报罢”不中，张心灰意懒，翁也自然失望，在百忙中前往张驻地安慰。对此张謇在日记中记载：“是日所汰皆披肝露胆之言，师可敬也。”

三年后，1889年（光绪十五年）二月，33岁的张謇再次北上参加礼部会试，面对父老、恩师、挚友，他仍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感觉。抵京后曾书与吴汝纶，叙说心曲，表示：“试后无论中否，决计南归。”翁同龢虽未参与主考，但仍给张以极大的鼓励：进场前一日，曾赠银四两以壮其气。这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期望，恩师对学生的关爱。三场共八天考试，张自我感觉并不太佳，除身体“困惫已极”外，主要因为反复斟酌首场题考释意而影响了整个考试进度，顾此失彼，使三场策问“题中讹误不少”。久经考场的张謇却不以为然，同考友们“论学论文”，并高兴地为翁同龢撰写了寿文。2月12日，翁又去慰问，张在日记中写下四字：“意甚肫至”，表示自己感激而非沮丧的情绪。次日，张获悉自己被“知挑取誉录44名”和闱中内情后，却有一番另样滋味。原来，支持张謇的考官们，担心他的试卷落在同考官熙麟那里（因为他的汉文水平不高，可能看不出卷子的实际水平）。出乎人们的意料的偏是，张謇的试卷得到很高评价。随后试卷碰巧转经潘祖荫手中，但又是张謇的积极支持者的潘祖荫（主考官）对他的评语却不佳，以致落选。上帝似有意玩弄张謇，发榜八天后，他归心如箭，匆匆南下。

1890

年（光绪十六年），光绪皇帝亲政恩科，张謇又北上参加二月礼部会试，此行情绪出现前所未见的低落，首场诗题竟“未得出处”，发榜不到十天即归南。

1892

年（光绪十八年）2月，张謇参加的此次礼部会试，自我感觉虽欠佳，但因主考官是翁同龢，张只能听天由命。后闱中传出戏剧性内幕：原来，翁在江苏试卷送上时，特别叮嘱同考官们要“细心校阅”，担心张卷被遗漏，但考官们推荐的却是常州刘可毅之卷，因文有“历乎箕子之封”等语，翁同龢认为此语只有到过朝鲜的人才能表白的，大家深信此卷定为张所作。但后有考官发现此卷并非张卷，此时，名次已由正副总裁斟酌议定，翁“叹为无可如何”。尽管已既定事实，翁仍查寻张卷下落，发现原安排的江苏阅卷官因病由他人校阅，也曾多次嘱告细阅苏卷，阅卷人冯某因“吸鸦片之时多”晕晕乎中把张卷批为“词意宽平”而斥落，致使翁把常州刘可毅之卷误作张卷。

此次落榜张謇受到很大刺激，翁同龢准备把张留在南学（国子监）任教。国子监也为他安排了“学正”之官职。张理解“其意甚殷”，但仍婉言辞谢。张謇启程南下，翁同龢当即“以百金赠行”，再次表现出对这个得意门生的理解和慰勉。

三、国难民危中，翁同龢鼎力相助，张謇奋力拼博，魁甲天下

中日甲午战争使内外局势发生了剧变，以翁同龢为主的上层者清流派乘机围绕着光绪戴恬集结起来，形成并无组织形式的帝党，重振旗鼓向李鸿章为代表的后党及淮系集团发起猛烈评击、以控制中央集权。

就在主战、主和之争（帝后两党之争）形成之时，已在科场苦斗多年，时年41岁的张謇在老父的恳求和其兄劝说下，怀着“山颓木坏，可胜概叹！年来师友之恸，尤伤人也”的凄怆情感，最后一次踏进了甲午之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万寿，举行恩科会试”的考场。在二月礼部会试中中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取一等第十名，在关键的4月22日殿试策问中，张吸取了以往败试的沉痛教训，“不敢自道其心所明，自见面目”，统按朱子学说应对。殿试阅卷大臣八人之一的翁师踌躇满怀，命令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最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当即注批“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结论。次日清晨，翁找李鸿藻等商议，结果除八人之首张之万，其他阅卷大臣都把他选中的卷子定格为第一。24日，阅卷大臣手捧前十名试卷进入干清官西暖阁，由阅卷官麟书按事先议定名拆除弥封，并逐一报奏姓名，张謇果中第一名。翁当廷作特别荐介：“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光绪甚为高兴。25日，光绪于太和殿传胪，正式授于张謇翰林院修撰。张謇终于踏进了清流派上层之门槛。

四、在抗日、变革及“实业救国”中张謇与翁同龢志同道合、患难与共

．甲午战争中，张謇为翁同龢献计献策

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为缓和各地舆论，平衡主战、主和两派，起用翁同龢为军机大臣。此时张謇开始有机会回报，支持翁的主战抗日政策，他利用在朝鲜同日本侵略者直接对抗的经验，积极为帝党献计献策。此年6月至9月，张翁书信频繁，深入讨论了中日战争对策。其中要点为：①6月底前，主要是加强战备，起用湘系宿将（刘坤一）和刘永福等爱国将领，积极推动清政府对日宣战。②7月1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后，主要是建议拨“庆典”款项购置铁甲兵舰，派舰船进援叶志超军，强化渤海防务，预防日军偷袭京津等。③8月后，随着战事节节失败，统治集团内部争吵更趋激烈，翁张等积极策划推倒淮军头目李鸿章，要求起用奕䜣，以谋进一步抑制后党势力。在翁张等“惩李”声浪下，经过李鸿藻的力争，终于发出会拟上谕，给李鸿章以“拔去三眼花翎，摘去黄马褂”的处分。这是帝党、主战派凭借社会舆论进行造势，给主和派一次威慑和打击。尽管此后翁张又为主战抗日作了种种艰苦的尝试和努力，然而由于清廷内部矛盾复杂而微妙，主战派清流终未能阻止投降主义逆流。

维新变法中张翁相互敬重，风雨同舟

在帝党配合维新派康梁变法呼之欲出之时，张謇名为到京向翰林院销假，但此前此后也参与了变法的有关活动，并在某些方面向翁提出自己倾向性的具体建议，重要的有《农工商标本急策》《代拟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折》等，以要求停办“间架税”（按铺面大小额外征收的商业税）及“米粮捐”，这种既利于朝廷财税不易流失又减轻商民负担的举措得到翁同龢的关注，在张温和的经济革新主张与康梁的全面激进的变法相比较，翁则倾向于前者，因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操之过急，会招引后党和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此间，张翁间来往甚密，有张向翁的请求和商议，也有翁对张才能的评论、赞许、夸奖。4月18日，翁在日记中记载：“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办认捐及减税两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因积谷滋生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是霸才。”百日维新前三日，翁又约张小饮，直谈至暮，且再次盛赞张謇“毕竟奇才”。在正式宣布变法的前一天，张亲眼看过翁同龢所拟“变法谕旨”。《明定国是谕》颁布两天后，张謇又一次相约“谈至暮，无所不谈矣”。张謇在日记中记载说，此次与“虞山（翁）谈至苦”。从当时形势分析来看，“至苦”乃是变法所遇到前所未有的重重障碍和他们的困难处境。他们万万未曾想到，两天后（4月27日），后党以闪电般手段，借光绪名义谕令翁同龢开缺回籍，直接打击了帝党首领和变法枢纽。帝党及维新派惊慌失措，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见虞山开缺之旨……所系甚重，忧心京京，朝局至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此刻张謇，既为变法前途担忧，也为皇帝和翁师的命运焦虑。他唯恐翁将遭杀身灭族之祸，因此于30日“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公（翁）速行”。张謇用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的典故，讽劝老师趁早退出政事漩涡南下避之，并赠诗一首：“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潜绝弧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所谓“七年前约”就是说他俩偕隐江南、对变法不寄希望，并时刻准备离开政局阴恶的京城。翁离京，张与其他门生故旧数百人赴车站送别。离京，送别，是对后党的抗议，但毕竟是消极之举，它只能是缺乏奋斗到底的英雄气概的退却，也是帝党清流派人士无实权（军队）无勇气和作为的遗憾之处。

．“实业救国”中张翁凸显最后的师生情谊

翁同龢被贬隐居常熟后半个月，张謇唯恐老师离开官场而寂寞，便借口大生纱厂尚有未了事宜须回籍料理，再次向翰林院告假南归。这时，大生纱厂历经了多次大风险，终于建立了起来并站稳了脚跟，张謇内心享受着开拓者的别样愉悦，直奔常熟虞山脚下的草房中。张謇是翁归里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清流人士，此举足见翁张间的深厚情谊。翁同龢内心十分激动，谦称自己已是无官之人，且行将就木，何必丢下纱厂大事来陪我。说起大生纱厂事，翁同龢记取了在京时曾许诺张謇的一付楹联，便饱醮浓墨题下了“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16个颜体大字，翁同龢气势宏伟意境深远的诗联，使张謇看到了纱厂光明前景及深远意义，激励着张謇再接再厉的奋斗精神。1903年初，正当张謇事业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日本领事天野君通过江宁徐积余给他发寄来劝业博览会请柬，张謇欣然应约，并决心取人之长，以进一步拓宽自己事业的视野。4月25日乘“博爱丸”轮东行日本，在前后70多天的时间里，张謇眼观心想手记，马不停蹄地参观了日本社会的教育、商业、博览会、农工场、造币局、农学校等，6月6日回上海，即埋头整理东游日记。此时翁同龢由地方官监管隐居在常熟郊外已年余。月底，张謇情不可耐地亲抵常熟南泾塘，探视病榻上的翁同龢。《东游日记》成书后，为了向这位饱经政治风霜的恩师汇报自己东游成果和此后设想，张謇连夜派专人赴常熟，给翁师带去《东游日记》，银元200及稻米、鱼干和百合，并书信一封，使孤独病中的翁同龢得到莫大宽慰。在晚年手札中，老人兴奋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东游日记一册，通州张生所著，异于寻常，谈瀛者流，此事有关学识也。张方事垦牧，创学校，冀他日江淮间成一都会……。”10天后翁以礼相待复信张，除对馈赠表示致谢外，称已得手书并《东游日记》，评解此记：“凡所咨度，步步踏实；所记皆称综其大端切要。”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张翁间笃厚的师生之恩、志士之情，也看到在晚年的翁同龢还关心、指点、鼓励自己门生所从事的事业，牵挂着民族兴衰的前途，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掘出：如今“中国第一城”南通的崛起，既有当年张謇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有其恩师翁同龢设计支持的历史印记。不久，张謇得翁宅讣告，告之翁同龢逝世，翁临终自挽：“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今后吾知晚夫”，下语微婉，而令謇书。张謇遂遵师命，并挽联云：“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莸篇。”

综观张翁间的交谊，我们深感翁同龢的关爱支持，对于张謇个人奋斗及事业成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张謇真情回报、支持辅助，对于翁同龢的政治活动同样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忽略两位先人的历史遗憾不计，他们间相互支持，对于晚清社会的深刻变迁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而且，翁张这种爱国精神和亲密的师生关系，对当今和谐社会建设也有一定启示和借鉴作用。

编辑 黄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