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关于“张謇再研究”之管见

张史清

关于“张謇再研究”之管见

学术研究历来没有止境，史学研究无疑也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对于张謇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我们似乎还处在奠基和起步阶段。今年

月，张謇研究会提出“张謇再研究”的主张，我认为是切合时宜的，必要的。所谓“张謇再研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前十年张謇研究工作的回望与审视，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为下一步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二是面向未来，进一步理顺张謇研究的指导思想，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拓展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使张謇研究进入新的更高境界。

“张謇再研究”的内涵十分丰富，再研究的任务也非常繁重。作为张謇研究会的会员，我觉得首先要思索两个问题：一是对研究对象的再研究；二是研究者对自身的再研究。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研究水平就会到达新的高度，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进入新的境界。

如果我们将张謇比作一座高山，把我们的研究比作登山，那么现在能到达山巅的人，可能是凤毛麟角；到达山半的人，可能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大多数还在山脚，刚刚起步，因而视野不宽，路径不熟

常有迷茫的感觉，往往抓住一鳞半爪加以发挥，拼凑成一些文字。坦率地说，这些文字，实际上是“以张謇研究张謇，以海门研究张謇”，难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因此，我们必须对研究对象再认识，再研究。

张謇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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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前，主要“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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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致力于实业、教育，参与政治活动。他从旧营垒中走出来，常奔走于官场，结交于权贵，呕心于教育，致力于实业。他虽然也吸纳了一些西方的思想，但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封建性。他的思想是复杂的、不断演进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正确认识张謇的思想观念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是我们正确认识张謇的关键，也是张謇再研究的前题。尽管我们难以捉摸张謇的思想脉搏，但我们可以从几个时间的节点上或从特定的对象上了解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

张謇作为封建士大夫，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忠君、爱国、孝悌、仁爱是其思想的基本面；作为清末状元，他对清政府有“知遇之恩”。因此，他对清王朝的忠诚是矢志不移的。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他也会作出强烈的反应，进行严肃的批评。当他的批评建议遭到拒绝时，也有些绝望，他说：“冥顽不灵之当局，虽哓口瘏音所勿听，亡国灭种所勿惜，不至若混身受亡国之痛，将无反省之望矣。”但当有人公开宣称“中国之亡已无可讳”的悲观论调时，他却声色俱厉加以驳斥：“三户尚亡秦

以若大之中国，果一蹶而不起耶！”“我辈在，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人理。”他毅然担当起救亡图存的责任，并慨然声称将“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然而，形势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清王朝已病入膏肓，张謇无回天之力，他也只是一块想“补天”而无法补天的“石头”。宣统三年（

1911

）年五月，张謇进京办事，十七日，摄政王载沣召见，见面时双方心情沉重，张在谈到先帝“艰贞患难之时”，不禁“哽咽流涕”。因张谈话“语多而挚”

又令王“掩面而大哭”

张与清王朝的关系可见一斑。

张謇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学界有很多种说法。我提不出什么新观点，但有一种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即有些人在评述张謇时，不但保存着为尊者“讳”的陈规，而且存在着为尊者“吹”的陋习，任意拔高，把张謇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他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这一历史地位，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现在居然有人提出张謇是辛亥革命的实际领导人。那么，孙中山往哪里摆呢？最近，我读了某先生关于“张謇与辛亥革命”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再思考、再研究。

．如何看待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指

年（辛亥年）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它是由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领导的。革命党人从

1895

年起，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等十次起义，虽屡次失败，却屡挫愈勇，最终于辛亥年的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在历次浴血奋战中，张謇没有参加。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武汉，他匆匆回到南京，劝说铁良、张人骏“合力援鄂”，出兵镇压革命，并以奏请朝廷“速定宪法”来笼络人心，稳定局势，抗衡革命。然而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一个月内，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匝月以来，四海鼎沸”，其势必趋于共和，“虽贲育之勇，不能收已发之弩；孔孟之圣，不能回东逝之波”

“共和政体成，已无可疑”

“君主立宪政体断难容于此后之中国”

。张謇是个识事务的人，遂表示赞成共和；再过一个多月，才剪去了那根代表保皇身份的辫子。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这位清末状元、善于搞实业的名流，被孙中山看中，推举为实业部总长。但张謇态度消极，认为“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第二天，临时大总统与张謇谈话，张觉得“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在认识上有很大差异。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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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张致电孙中山：“以汉冶萍事前不能参与，后不能补救，自劾辞职。即日归里，是夕旋通。”

以上引文均见《张謇日记》

之后，南北议和开始。

1912

22

，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即自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在袁的逼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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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宣布皇帝退位。接着孙中山解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至此完成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历史使命而落下帷幕。张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言自明。之后，政客们为争夺辛亥革命成果而上演的一幕幕闹剧似乎算不上什么“革命”。而张謇与政客们的不同，便在于他在国家分崩离析之时，能够从大局出发，积极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作出努力。这也正是张謇的伟大之处。

革命派与立宪派是否能“殊途同归”？革命派主张通过革命暴力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度，立宪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立宪运动是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之后，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是使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途殊、志异岂能“同归”？事实表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用改良的办法难以奏效。张謇组织的三次立宪请愿均以失败而告终，君主立宪这条路在中国行不通。张謇对革命的认识是片面的，辛亥革命爆发后就认为大祸来了，“自黄花岗（起义）后，革命风潮日激日厉，长江伏莽滋多，终有暴烈之日”。伏莽者，潜伏兵戎于草莽中也。张謇把武昌起义视为农民起义。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张謇即作《革命论》一文，表明了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两千年来，革命不一，而约其类有四，曰圣贤之革命，曰豪杰之革命，曰权奸之革命，曰盗贼之革命。汤武圣贤也，假汤武者豪杰或庶几？其次类皆出入于权奸盗贼之间。”

言下之意，领导辛亥革命的不是汤武那样的圣贤，这种革命是属于“出入于权奸盗贼之间”的革命，它让人“自蹈于厉与凶悔与亡已耳”。更有甚者，他把革命后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都归诸革命，他说：“革命既成，龙鱼鼠虎，向之无聊赖无意识之徒，群以为汤网解纽，礼防尽撤，举一切暴戾恣睢，诪张（欺诳）顽钝，嗜利无耻之行为，举可明目张胆悍然为之，举世莫敢非而已。”

张謇对革命持排斥态度有其思想原因和社会原因。他笃信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暴力。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一个皇帝，但社会状况依旧，革命成果被官僚绅士所窃取，正如鲁迅在《阿

正传》中所描述的那样：“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而像阿

那样的“无聊赖无意识之徒”，虽然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却也趁机造反，弄得人心惶惶。张謇自然反对。

．张謇“疏孙亲袁吗？”这是不争的事实。张疏孙，事出有因：一是派别不同，孙是革命派，张是立宪派；二是党派不同，孙是国民党，张是共和党，有人刻意宣扬的所谓北京张孙两党对话，其实是并不成功的闹剧；三是政见不同，孙主张平均利权，节制资本，张作为资本家当然会反对。因此，孙张谈不到一块。当张听到孙解职的消息，即称“大善”。张亲袁，曾有师生之谊，中间有矛盾，二十多年不通讯息，辛亥革命前后，互有需要，关系又“热”起来了。

月，张称赞袁世凯“要事不凡，但气稍粗犷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

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

月，张将统一党与民社、国民协进会等五个党合为共和党，为袁世凯上台执政奠定基础。同年

月，张在北京，一月之内竟五“诣洹上”，为袁出谋划策。

1916

年，袁复辟称帝失败，张得袁死讯后说：“三十更事年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

叹息这个阅历世事三十年的人才，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本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物，却最终败于“群小之手”，而对袁的倒行逆施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

以上文字，似乎与几位爱吹捧好拔高的论者唱了几句反调，泼了几滴冷水，但绝无贬损矮化张謇的意思。我所引用的材料，大多出自张謇的日记或文章。日记是一个人心路历程的表征，特别《啬翁自订年谱》，是他用心考订之后定稿的，不仅记下了他所经历的事件，而且蕴含了他的思想观念。他在

1923

年作的《年谱自序》明白告诉我们：“（《年谱》）立身行己，本末具矣。系日干年，固有事在，以供后世之作史而论世之君子。”

我们怎么能离开这些基本的史料去编造故事，作史论世呢？张謇是国家级的历史名人，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也是海门的骄傲，我们应当以敬畏的心情慎重地研究他，我们没有资格随意地打扮他，也没有必要为他夸饰，真实的张謇本来就是可敬可爱的。张謇是一位伟人，但他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对此张謇亦心知肚明，他说：“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列宁在评价列·托尔斯泰时，赞美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同时，又指出他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处在矛盾中的托尔斯泰，“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对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

，而应该从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的角度去评价。列宁对列·托尔斯泰的评价丝毫没有贬损这位大文豪的形象；相反，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艺术大师，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解读、理解这位世界级的作家。由此我们联想到，研究张謇必须把张謇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不必讳避他的政治倾向，更不必刻意将他装扮成“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五四运动的推动者”。

研究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自觉，是自强不息精神的表现。人贵有自知之明，有了自知之明，才有知人之智，才有做学问的底气。鲁迅先生说过，他常常研究别人，而更多的则是“解剖自己”。因此，研究者对自身的“再研究”，是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一环。如何研究自己，自然应当因人而异，不宜有什么框框。以愚之见，有三个问题需要思索。

．定位。即摆正自己的位置。想一想自己对张謇先生的研究到达了何种境界，如我前面提到的“登山”，到了“山巅”，还是到了“山半”，还是在“山脚”刚刚起步？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采取相应的“登山”措施。定位是对自己“再研究”的起点，定位正确，才会头脑清醒，措施到位。

．读书。这是提高研究水平的基础。倘要知人论世，就应读其“文”，知其“人”，而只有读其“全文”，才能了解其“全人”。我们研究张謇，首先应当认真阅读张謇的文章及相关的历史资料。这是一项基础工作，要甘于寂寞，老老实实地去做学问。否则，“张謇再研究”便成为空中楼阁，我们的研究也不可能进入较高的境界。

．求索。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研究张謇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需要科学精神和献身精神。在这方面，章开沅教授是我们的楷模。他从

1962

年开始研究张謇，几经波折，甚至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坚持原则，坚守真理，潜心钻研，不懈探索，撰写了《张謇论》；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从不同的侧面评述张謇；随着岁月流逝，他对张謇的研究也不断拓展和深化。在学术上，也许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章先生所达到的境界，但只要我们用心向章先生学习，不断求索，就能在“张謇再研究”中有所进步，有所作为。

我是张謇研究队伍中的一个新兵，是属于“甫至山脚，刚刚起步”之流，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提出了对“张謇再研究”的粗浅看法，实属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诚望大方之家批评指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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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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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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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本文刊《张謇研究》

2013

年第

高广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