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张謇与辛亥革命

张贤

张謇与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使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大厦终于倾倒，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建立了共和政权。清朝的覆亡是被三种力量合力湮没的：第一种力量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力量，这是主力；第二种力量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第三种力量是各省汉族督抚。反满这个他们的共同点，终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清朝对中国268年的统治下，汉族百姓的反抗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白莲教、天地会的反清斗争绵延了百年以上，及至太平天国起义，以一纸《奉天讨胡檄》号召起百万农民高举讨伐“满清专制”的大旗，立于半壁江山达14年之久。太平天国造成了掌握在满族少数人手中的大权逐渐旁落到汉族督抚手中的局面。继而产生了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和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思潮。而以孙中山和黄兴为代表的更广泛的革命力量，摒弃了改良主义和立宪主义，决心以武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从而赢得了最多的民心。当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燃起革命之火后，不到三个月，共和的大旗终于飘扬在南京的城头和十八省的大地上。本文所要论述的是，辛亥革命时张謇在革命大潮中为什么一变立宪立场而转为主张共和，以及他对共和政权的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一、张謇在武昌起义时的态度

年，正是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和创办盐垦事业兴旺发达之际。10月4日，张謇乘江轮抵达武汉商谈租办武汉纱布厂事。10月10日他在武汉就听说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因起义事泄漏在武汉被捕杀的消息。晚上登船东下，他在船中“见武昌草湖门工程营火作……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

，目睹了武昌起义，心中十分焦虑。翌日船抵安庆，张謇拜访安徽巡抚朱家宝，计划商谈治淮工程，在电报中得知武昌已经被革命党人占领，湖广总督瑞澂逃避在楚豫兵轮上，安庆新军也欲响应，于是他又匆匆赶赴南京。10月13日船抵南京，张謇次日即拜访江宁将军铁良（满族），商谈武汉的形势，趁机要求铁良“速奏立宪法”。铁良推说这些要和两江总督张人骏商量。15日张謇去见张人骏，说“武昌地据上游，若敌顺流而下，安庆又有应之者，江宁危矣”。要张人骏速奏清廷立宪法、开议会。而张人骏“大诋立宪，不援鄂”，谓“瑞能（澂））祸首，能自了，不需人援”

。张謇对铁良和张人骏的态度非常失望，在当天给在上海的立宪派另一头面人物赵凤昌写信说：“因鄂变而风鹤之警甚多，然皆意中之事，政府造成，无可言者。”

10月16日张謇到苏州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趁机催他向清廷提立宪要求。当晚张謇在旅馆内伏案撰写《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清廷“先将现任亲贵内阁解职，特荐贤能，另行组织”。但程德全未有行动。18日张謇在南京听说清政府要请西方国家派军队去武汉镇压起义军，十分震惊，提笔起草了《江苏咨议局致各省咨议局电》，又立即赶赴上海邀请《申报》等记者，要他们立即刊发。电文说：“鄂变踵川事而起，灾荒之后复见兵革，诚危急存亡之秋，维持全局，责在钧阁。窃念武汉居全国中心，战祸为列强注目，苟慎外交，文明各国自无横来干预之理。深惧或进邪说，借助外兵，陷全国于必亡之地。远鉴前明，近鉴亡韩，心胆俱裂。人民与国家休戚相关，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不蒙鉴纳，是政府已代朝廷置国家于度外，人民爱国之诚何以自效！”在文后附议：“借助外兵，其害必致亡国，此电不独警告政府，亦将使武汉一方深维斯议。”

表明这时张謇寄清政府立宪的希望已经破灭，在寻找新的改革路径。

期间，张謇不断来往于南通和上海之间，不断得到湖南长沙、湖北宜昌、直隶的滦州、保定、天津等地起义的消息。张謇警觉到“大局土崩，时机瞬变”。而清廷为挽回局势，一面发“罪已诏”，一面又请出开缺的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张謇此时认为这也无法挽回清廷颓势，必将走向末路，唯一出路是建立共和政府。11月6日，张謇写信给袁世凯说：“因不充分立宪，致不得意之‘罪已’亦不能取信。旬日以来，采取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以汉、满、蒙、回、藏组成合众。……而国内之响应者已见六省，潮流所趋，莫可如何。……果尔则公宜迅北入定京师，防外撼以固根本，采众议以定国体。”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张謇向袁世凯表述了三重意思：一是“立宪之议”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二是革命潮流大势所趋，要他及时利用时机在北京定大局；三是定新的国体，显然不是定立宪国体，而是共和国体。由此表明张謇此时已经完全放弃立宪立场，赞成共和国体了，并寄希望于袁世凯身上。

对于张謇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态度，之前不少人仅就张謇日记内容分析，认为“都说明当时张謇还是从立宪派立场来应对事变的，他所想到的首先是治乱，并借机立宪。”

这一观点之前在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从近几年新发现的史料来看，尤其南通张謇研究中心新收集到的张謇遗稿，表明辛亥革命期间张謇从立宪派转向共和的转变是及时的，对清廷的覆亡和共和国体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张謇立场转变对建立共和国体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期间反清排满思想是推翻清朝统治的焦点，革命党人、一些汉族官吏、立宪派人都有这一想法，只是后两种人从不公开表示而已。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如果革命党人独立推翻清朝统治，力量尚嫌不够，尤其是自身的力量还处于分散状态。而各省汉族当权者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的形势，表明这些汉族地方当权者早就积压有反满思想，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形势的发展，孤立了清政府。立宪派既看到了革命的力量，同时也看到了各省独立的大势，因而很快放弃了立宪主张，转而主张建立共和政体，立宪派的转变又推动了形势的发展，加速了清廷的灭亡。张謇的思想立场转变也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渐进的。武昌起义爆发之初，他是目睹的，很为立宪主张难以实现而着急，于是奔波于南京、上海与南通之间，和督抚及立宪派人士讨论借机要清政府速颁宪法和开议会，但督抚们对他的要求冷眼相待，使他沮丧，自叹“余再说无益”。接着短期内形势大变，各省纷纷独立，尤其是上海起义成功，浙江和江苏宣布独立，上海都督陈其美于11月7日派兵舰到张謇老家南通，南通百姓夹道欢迎，张謇的三哥张詧出任南通军分府总司令，这对张謇触动很大。当时张謇身在上海，而极表赞成。这年11月6～11日，他连续给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北京清廷摄政王载沣写了信，发了电报，劝他们不要再妄动干戈，应当共赞共和。

当时南京是清廷在东南的统治中心，军权掌握在江宁将军铁良手上。张謇在11月8日给铁良的信中劝铁良不要“奋斗效死，使两族生灵涂炭于兵锋”。要是仍抱“掷一身为沟渎小忠之事，毋宁纳全族于共和主义之中”

。11月8日张謇给两江总督张人骏的信中，指责荫昌的“汉口军残杀过当”，劝“公为守土之长官，必以民命为重”。情急之下，张謇与伍廷芳等四人联名致电北京摄政王载沣，直言“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涂炭”，要他“憣然改悟，共赞共和”

。短短二十多天内张謇完全从立宪立场转变为力主建立共和政体的要角。张謇还致电蒙古王公，指责清朝对蒙古人民的压迫，指出当今形势“惟有蒙汉合力，推诚布公，结合共和政治，以汉之财卫蒙，以蒙之力捍汉，强邻觊觎可以永绝，对于蒙族视如同胞，绝无丝毫外视之意。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

。张謇在这里不但表露了民族平等思想，而且对共和政体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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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江浙联军正逼近南京城下，盘据在南京的清军张勋部还在作垂死挣扎，北京袁世凯的新内阁突然抛出张謇出任新内阁农工商大臣和江苏宣慰使等职的任命。清廷的举动，一方面表明张謇在辛亥革命关键时刻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表明袁世凯想请张謇出面挽回危局。这样的闹剧使张謇啼笑皆非，他先后给袁世凯和清廷内阁发了两个电文，毅然回绝。张謇向袁世凯严肃指出：“且罪已诏方下，而荫昌汉口兵队交绥之外，奸淫焚掠屠杀居民数万于前；张勋江宁驻兵不在战期，闭门淫掠，屠戮五六百人于后。其最惨者，凡无辫、白帽结、白辫线、呢布褂之学生非学生，无不一律搜杀。……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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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在给内阁的电文中驳斥了中国幅员辽阔不适合共和政体的谬论，引用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名言，比喻“民主共和之适宜”。如若“尚保持君主立宪主义耳，此等谬论，举国非之，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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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袁世凯的另一电文中进而指出，“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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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清帝退位。

张謇给许多要人的函电中，表明了他的三重思想立场：一是他已经彻底抛弃了立宪主义立场，认识到立宪道路已经绝对行不通，请他人也不要再抱此种幻想；二是表明共和国体是中国人唯一的选择，只有建立共和国体方能挽救中国的命运；三是清帝必须退位，这是时代潮流所决定的。从这三点要义来看，张謇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对共和国体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謇从立宪的立场转变到支持共和国体的言行也有力地影响到当时仍掌权的汉族官吏对共和的态度，尤其对袁世凯、程德全等影响很大。清政府在危急关头重让袁世凯出山，袁是有野心的，出任内阁总理后，暗中想借机改朝换代由自己当皇帝，所以他采取了两面三刀手法，一面增兵武汉进攻革命党人，一面逼独立各省拥护他在北方执掌大权，再一面逼清帝退位，达到他一箭三雕的目的。袁世凯邀张謇入阁出任农工商大臣和宣慰使的目的是在拉拢人。张謇看出其用意，不但立即拒绝，而且明确告诉袁世凯立宪道路已经不通，“政体关系人民，应全国人民讨论”，现在各省已经宣布独立，“若仍以君王名义召集，必无人承认”，一旦各省联军攻入北京，连清廷遗老的优惠条件也没有了，还讲什么体面。这句话表面是讲清朝皇族的，深层的意思是，等南方各省联军攻入北京，你袁世凯的美梦也同样会破灭。

再看各省宣布独立后的情形。独立后的各省军政府许多首领原是清朝的汉族官吏，其中不少人与张謇关系较深，他们仍对共和抱有观望存疑态度，其中也不乏立宪派人。张謇的立场态度转变后，对他们产生了拥护共和的积极影响。11月27日，张謇给在京的江苏人许鼎霖写信说：“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公如不信，试回南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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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张謇给驻军直隶滦州的新军二十一镇统制张绍曾写信，说他在滦州的十九条“上疏”已经不合大局，“视察东南，大局垂定矣”，你“扼制咽喉之地，所望惟公，共和政体之成，已无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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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张绍曾即和吴禄贞共谋在北京发动兵变。吴禄贞被害后，张绍贞就南归上海。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张謇欣喜万分，给前线将士发了两个贺电，称“南京光复，赖诸公指挥之劳，将士用命之力，东南大局从此敉平，祝联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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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张謇以通海实业公司名义向联军送去牛50头、酒1，000瓶、面粉1，000袋、布1，000匹、银元6，000块，表示对共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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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光复后，张謇在上海成立了“共和统一会”。他亲手撰写的“宣言”称：“恢宏国人志气，以期达吾人健全之政治希望，此共和政体之所为。”接着他又撰写了《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他在文中明确指出：“既脱离君主政体，只有共和，号召君主立宪不可得，亦国势事实为之也。”他认为，南北之争不利于保全领土，“今若南主共和，而北张君主，意见不一，领土以分，外人公认保全，我乃自为破坏，生灵涂炭之余，继以外患，瓜分之祸即在目前”。他同时驳斥了中国之大不适于共和政体的谬论，列举欧美大国的成功之例后，指出共和思想“皆发于东南，而赞成西北”，“其能赞成共和，固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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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理论上厘清了建立共和政体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充分表明了他在辛亥革命爆发一个月内就已完全成为一个不仅赞成共和而且是一个积极的主张实现共和主义者。

三、张謇在南北议和中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爆发三个月后，南京临时政府虽已经成立，但北京的宣统皇帝尚未退位，袁世凯在北京还左右着局势，想趁机独揽大权。而南方革命党人的弱点也日益暴露，以章太炎为首的一些人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不久同盟会解散，南方的革命核心力量处于分散状态，一些人趁机大谈革命“虎变”论。张謇经深思后撰写了《革命论》一文。文中虽缺少孙中山那样深刻又具体的现代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但他引用了三千年前商汤“革命”一词作为发微，认为“盖汤武本非有权天下以自利之私，因民苦不堪之命而不得革，则命必如何而适于民，革必如何而孚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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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里对革命作了正名。他指出革命并非洪水猛兽，而是由于“民苦不堪”而发，革命者本意不在私利。张謇这样的思想转变，对南北议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謇不是同盟会成员，而且与之志向不一，但对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却不以为然。1912年4月8日，章太炎到南通访问，张謇在欢迎会上说，“民国虽已成立，进行方针尚未确定，恰如混沌时代，则此后如何进行？凡在国民皆有责任，……遂不得不倚赖少数政党为之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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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他的政党观。

南北议和的两个争执焦点：一是中央政权设在南方还是北方，二是由革命党人掌权还是由袁世凯掌权。在民国史研究中，之前有人撰文认为张謇为袁世凯在北京掌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从新发现的张謇给他人的信函中看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年11月24日，张謇在给庄蕴宽的信中说：“请各省公举代表，迅赴上海公开大会，建议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謇等意，政府设鄂，议会设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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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张謇早就主张共和政府中心应当设在南方，而且要立法权与行政权分开，上海交通便利，共和思想又发靭于斯，各省代表聚集于上海共商共和大计最合适，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就设在上海也十分恰当。而行政中心不一定要和议会在一个城市，行政中心应当设在位于全国中心和首义中心的武汉。这点就表明他没有支持袁世凯在北京独揽大权。

年12月间，张謇为南北议和、成立临时政府常住在上海南洋路10号赵凤昌家惜阴堂，和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陈其美、汪精卫、景耀月、赵凤昌等一起共商共和国事。他们以为“居今日之世界尚不能为无政府，愚者盖知也。一紊不复，其或久乱不治，纷扰相寻，必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共和改造时代之殷忧巨患也”，于是提出七项措施，“即设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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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与国民共进会等合并成立了统一共和党。

这时袁世凯的军队攻占了武汉，南北议和陷入僵局，张謇等人仍致力于南北议和，逼使袁世凯派唐绍仪到上海与南方代表伍廷芳会谈，终于促成18省代表相继到南京共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1年12月30日，张謇兴致勃勃到达南京，就在当年他亲手建造的原江苏咨议局后改为江苏省议会的大楼内召开第一次中华民国议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共同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张謇任实业总长。可见张謇在南北议和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但张謇又不履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一职，于是有人以为这也是张謇不赞成临时政府的一个举动。但从新发现的史料看，张謇不就实业总长职有许多复杂原因。

四、张謇不履职实业总长的原因

张謇的立宪思想和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就有差距。同盟会早期纲领是“倾覆满洲，恢复中华”，而立宪派是不要推翻满清统治的。后来同盟会纲领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对“驱除鞑虏”有了新的解释，不但要推翻满清统治，还要驱除包括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势力，张謇有一半同意；“恢复中华”他明不讲却是暗中赞许的。他多次给人讲“我是汉人”。当时汉人处在被满族人统治的位置。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为，“恢复中华”就是恢复由汉族人治国，由此必先倾覆满族统治。而张謇却认为“恢复中华”，由汉人治国，不一定要推翻满族人统治，可借鉴日本和英国的立宪例子，只要国家设立了议会，颁布了宪法，限制了君权，皇帝成了一个偶像，立法权在议会，行政权在内阁，国家就可以走向现代化。但形势变得如此之快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武昌义旗一举，滚滚革命浪潮终于使张謇清醒过来，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已经绝对走不通了，共和是唯一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他放弃立宪，向主张共和的转变，表明他已经接受同盟会纲领的前三条，但对“平均地权”是不赞成的。因为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张謇经十年心血在南黄海滩涂上已经围垦了几十万亩土地，正在收获期，当然他不愿“平均地权”，把这些土地无偿分给他人。再则孙中山后来又提出“节制资本”，当时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搞地方自治卓有成效之时，如何节制资本？张謇既是政治界的头面人物，又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要限制刚兴起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他当然不会同意。所以说，一个政党的政治纲领或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都从代表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张謇代表了中国新兴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则代表了中小资产者、知识分子和下层劳苦大众的利益，虽然张謇始终没有明白讲过反对“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话，但利益矛盾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叫张謇如何去当这个实业总长呢？但从表面看，张謇不去就职但也没有辞职，其中还有其他原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独立要靠军队支持，军队军费开支十分巨大，张謇一开始就怀疑财政总长陈锦涛无力筹集如此巨大的军费。他在1912年1月11日给赵凤昌的信中说，陈锦涛任财政“此则于亟需借债以供新政府之问题，适为正当办法矣”，但“救旧扶新同时并举，而财力不副，如何！如何！”果然不久问题就出现了，经费严重不足，江浙联军退出南京还是张謇给筹了一笔大钱。这时张謇正出任两淮盐政总理，盐款收入是历来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张謇答应给南京临时政府先交课厘银30万两，供陆军之支出。但这时却不断发生地方军政乱截盐款，使张謇十分不满。1912年3月，张謇给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上说，“接江西电，奉都督谕，每票派借三千两”；“鄂军政府派梅委员在扬州设立榷运淮盐公所，照会鄂岸盐商，凡启运之先，应在公所报明花名册及盐斤数目，并由该公所缮发护照”；再有“以安徽某军队派员自运圩盐自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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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还以江苏省临时议会名义致电临时政府说，“近闻扬州徐司令、上海陈都督，俱有征收该处丁漕等项情事，移文苏都督且以大总统批准为词，全省人民不胜骇异”，认为这是“大背共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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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张謇怎能去当实业总长？

另一件使张謇对临时政府不满的事，是临时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将汉冶萍公司和日本人合办，共集资三千万元，中日各一半，再由公司转借五百万元给临时政府。张謇于1912年2月7日给孙中山和黄兴写信说，“汉冶萍之历史鄙人知之甚详，综要言之，凡他商业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经营，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人降服于我国旗下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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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张謇与孙中山的政见分歧分析，张謇不履职实业总长并不是他反对共和政府。如果张謇履职，对盐务筹款也好，对与日本人合作也好，甚至推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好，他就有责任。政见不同，办法不一，这个总长就难当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就任、不履职。

五、张謇从立宪主张转向共和的思想基础

张謇出身状元，当然熟读儒家典籍，儒家思想在他身上根深蒂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本质就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出发者不是民而是官，落脚点才是民。孔子和孟子对君王们讲了许多仁政的话，就是要君王们善待百姓。阅遍张謇600多万字的文稿，无处不浸透着民本思想。

辛亥革命时张謇的身份是多重的，集状元、绅士、工商者于一体。张謇虽早已辞官办实业，这时又当了个两淮盐政总理，与地方督抚们来往密切，在南通的事也是由他说了算，是一位表面无官而实为官的“素官”。“素官”可以称作绅士，绅士就是不当官的社会名流，所以大生纱厂也称作“绅领商办”。更重要的，张謇是位名副其实的民族企业家。当时社会上把办企业的都称作“商”，但和中国传统的商人概念不一样，他们是现代企业的资产拥有者和支配者。由于张謇有浓厚的儒家民本思想，所以他办实业处处地方想到民众的利益。他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政治改革家。张謇身上有如此多闪耀着光环的名分，那么他代表了什么利益集团，这是首先要厘清的。

中国现代具有资本性质的工商业发端于鸦片战争后，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1905年前后才登上历史舞台。辛亥革命前夕，张謇在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现代企业，名噪一时，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天生的稚弱性，必然要求有一个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和平环境，所以张謇的政治改革思想是和平主义，不主张暴力革命，反对动乱，这就是他立宪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

清末的立宪思想可以溯源到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从动议到六君子被害，张謇正初中状元，他心中有感而不敢发。及至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革命党人又到处起义，清廷危局显露，一帮王公大臣们昏了头地在寻找挽救清朝命运的良策，立宪主张就成了清廷可以选择的救命良方。事实上当时满人的大权部分已经落到了汉人官吏手上，通过立宪，可以进一步架空皇族大权，所以立宪主张受到汉族官吏的支持。张謇在1901年写的《变法平议》一文中，首先引用了孟子的话：“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他认为戊戌和庚子之变后“有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现在时机已到。他在文中表达的变法中心思想主要有二点：一是分权，二是开禁。清朝的封建统治最大的特征是集权于皇帝一身，毫无民主可言。“分权”表明了从集权、擅权转向“开放”的第一次松动。张謇在文中提出了分权的步骤和方法，首设议政院，“厘定章程”，立法权在议会，行政权在内阁，内阁向议会负责，这样皇权被架空，皇帝渐成偶像。“开禁”是提倡国人办实业，给他们优惠和保护，这就是给发展民族工商业松绑。事实上，数万言的《变法平议》就是立宪派的政治纲领。

但清廷掌握实权的王公大臣们尚不至于愚昧到对立宪目的一无所知的地步。他们感觉到一旦开议会、立宪法，满族的统治就会土崩瓦解。然而时势又逼着，无奈之下便抛出了“新政”，组建了一个新内阁；内阁成员13人中有9人是皇族大员，立宪派人则被抛在九霄云外，这就使立宪派人大失所望。张謇哀叹曰：“今年内阁成立，亲贵充任总理”，“顾外侮之日棘，怆国势之阽危，……褰裳赴命，讵非本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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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宣告江苏父老书》中说，“其故由于专制旧政之不良，改行政之无实，人民希望既绝，乃由此愤激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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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与他旧有交往的汉族官吏们对立宪也日渐冷漠，这使他处于迷茫之中，从而专心于南通“自治”，自诩“村落主义”。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烈火终于使他在迷茫中清醒过来，感到实现共和比“立宪”更加实际，更加便捷，更加切合百姓要求，现在正是殊途同归的时候了。张謇从主张立宪迅速转变为一位不但赞成而且力主共和的勇士，有力地推动了共和国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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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陆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