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与时俱进：张謇的人生品格

张史清

与时俱进：张謇的人生品格

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称清末状元张謇为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史实证明，这一历史评价无疑是十分贴切的。这里不只是对这位近代实业家的辉煌业绩和卓越作为的赞赏，也包含了对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范的推崇。从这一意义出发，我认为更宝贵的则在于这位儒商身上所蕴涵的品格特质——与时俱进。正是这种人生品格，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文明的不懈追求；也正是这种人生品格决定了他本身最终由封建士大夫向新兴资产阶级的积极转化。自然，也因此铸就了这位“过渡时期英雄”的恒久魅力。

张謇与时俱进的人生实践

张謇与时俱进的积极人生态度，贯穿其人生的诸多方面，而最重要、最集中体现在他的实业活动和社会活动上。下面拟从两方面试作概略论述。

1895

年，张謇作为清王朝的新科状元、新任翰林院修撰的朝廷内臣，甫进仕途，就出人意料地回家乡南通操办纱厂，投身实业，并持之以恒。他的这一人生转折，虽说应南洋大臣张之洞要求所为，其中确也有些偶然因素，包括时年回通为丧父守制。其实，决定张謇实业一生的自有其“向来讲究时务

的内在必然性：他渴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永恒的事业。张之洞挖掘了张謇，张謇则创造了大生企业。不过，大生纺织业从来都不是仅借助机遇而盲目发展的，其发展的每一步都浸透了张謇的心血，贯穿着张謇追求先进生产力的一系列构想。比如，在扩大再生产问题上，张謇在众股东中始终提倡“资财共则利害之共乃真”的投资理念，一再主张将自有积累用于增加设备，改善生产条件，以扩大生产的企业追加资本以及创建同类新企业。1915年，大生一厂增锭2.06万枚，增股本56.5万两，都是由其历年截存余利转入

。而在之前的1906、1907年两年间由大生一厂拨入大生二厂的股本金18.889万两以及1920年大生一厂85万两余利收并入厂。同年大生一厂先将113万两股本的公积金42.4万两划拨大生三厂，又将23.73万两公积金拨入大生三厂作为股东投资。此外，大生三厂原始资本中也有二厂公积金近20万两

。由此可见张謇追求资本经营的自觉意识。在谋求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上，张謇在经营实践中，逐步看到了纺织工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意识到“至油厂、铁厂、纱厂之关系”，形成了“则铁厂，便于修机，油厂为棉子去路

的思路，作出了建立与纺织业相关企业的决策。先后在大生纱厂附近开办了资生铁厂、大新面厂、广生油厂、大隆皂厂、大生织物公司和大昌纸厂等配套产业。假如不是不平衡发育以及某些外在不可抗拒力量的破坏，这些辅助产业或相关产业的确为大生纺织业营造了有利的产业环境。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謇在实业拓展上的开阔思路。在完善企业管理体制上，张謇为推进大生企业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体系和经济制度创新，不惜向自己的权限提出了挑战，对大生核心企业大生一厂、二厂实行真正的股份制改制，按股份制的本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明确规定董事会、总经理和监察人的责权。股东按股参与管理，实现股权平等，从而改变了绅在企业中创绝对权威的现象。这在大生企业发展史上是一大历史进步。总之，张謇在这方面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确实代表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时代潮流。至于农业产业化与经济对外开放的探索和构想，则更显示了这位实业家的超前意识和新锐观念。通海垦牧公司所实行的产权的股份制（股东参股和企业投资）、经营的公司化（雇农工垦殖的集约化生产或受租于资才的租佃制）、土地的资本化（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以及产品的商品化（商品棉）等，以全新的形式和内容代替了落后的封建式经营，昭示着农业生产的新时代。其意义诚如有学者所言：“为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由封建小农经营向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过渡树立了一块跨越社会形态的里程碑。”

张謇在实现他的工业化梦想过程中面临的“母财滞涩”的难题，以其敏锐的“世界眼光”，主张举借外债、合资和代办（外商独资）三条途径，以“立自强之基”。他不仅为大生纱厂数次向外举债，还曾为国家与日本人商组中日兴业公司，积杨参与筹建中法劝业银行。更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就具有了向清政府建议“铁路可令洋商包办，兵轮可令洋商包办”

的开放勇气。

此外，张謇致力于教育、文化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建设，不仅在当时企业人士中绝无仍有，在全社会也鲜有第二人能及之一二。他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第一个博物苑乃至中国近代第一城

等等“第一”，不是为自己充当时代先行者作诠释，而是时代为他的“先行”所感动。

我们在探寻张謇实业开拓的足迹时，也时时传来他行进在社会变革征途上的清晰足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一次次社会变革重构的近代历史进程，使身处其时而敏窥时势的张謇有了施展其政治抱负的舞台，从而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或密谋策划，或奔走呼号，或上下斡旋，或身体力行，顺应历史潮流而又引领历史潮流，为社会也为自己实践着历史性的跨越。张謇在力促“君主立宪”上有思想有言论，如他在《日本议会史序》中强调，“不知各国立宪之始，将皆时至而乘之乎，抑人为之而时合之也……事不难于发端，亦贵有以先之耳”，表明了对立宪乘时以进的积极态度。而且更有行动，因钦佩于日明治维新的复兴，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亲自东渡日本作长达70天的考察。后又积极组织译刊《英国国会史》，宣传《日本议会史》《宪法古义》等外集良法。还组织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倡议并支持国会请愿运动，表现了对君主立宪的满腔热情。

这时在张謇的思绪里，企业家的他逐渐战胜了名教家的他，而终于于宣统三年（1906年）八月，决心转向共和。不仅力劝反对共和的友人转信“共和善策”，“纳全族于共和主义之中”，规劝袁世凯尊重国内大多数人“趋于多和”的意愿，而且在通州策划并实现“和平光复”。嗣后，则毫无顾忌地致函宣统内阁，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立宪不适宜中国，力劝清帝退位，以“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扫清实行共和的思想障碍，张謇以犀利的辩驳言词发表《建立共和政体理由书》，进一步表示对建立共和的鲜明观点和立场。而颇具象征意义的则是他于这年十月廿四日毅然剪去拖在脑后长达大半生的那条发辫，这至少表明了张謇与过去告别的决心。

张謇与时俱进人生态度的形成

对社会、事业及生活等人生内容的理解，在情绪或行动上的表现状况，每个人不尽相同，也有着各自的形成过程和原因。通过对张謇人生历程特别是其人生的中、后期的梳理，我认为张謇与时俱进人生态度的形成，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世致用的学养涵育的务实开拓品性。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时年二十一岁的张謇应岁试来到江宁，亲受桐城派大师张裕钊、薛慰农的教诲和指点，他们倡导的言之有物的文风，“尤望诸生为此学者，由文字训诂以求微言大义之所在，而既能为沉博绝丽之文，又当返诸身心，求其所以为文之本，则华实兼赅，体用咸备”

，为张謇所赞赏和接受。受桐城派的影响，张謇很快摆脱制艺文章的框框、格局，并于1885年明确表示：“学以务实为归，极千秋不朽之事功”。接受了桐城派学长熏陶的张謇，此时其学风亦随文风的改变而发生质变，进而内化为行为规范。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涵育，滋养了张謇务实开拓的人格和品性，这在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及其对政治目标的不懈追求中也可找到依据。因此，我们认为桐城派对张謇的影响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深远的。

二是自我批判的修身催生的求新求变思想。张謇素重修身，他道德自律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也是其人格特征的最重要侧面，即是勇于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包含放弃和修正两种含义。在他的一生中，这类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重大自我否定至少就有过两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这位圆状元梦才一年、士大夫行列的最新成员，应该说还沉浸在大魁天下、荣膺御赐的欣喜与激动的余波里，而在日记上写下：“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者，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时的那种惶然与虔诚，更可见其对皇恩的感戴不可稍减。然而他竟悄然离开朝廷，离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折向世俗，义无反顾地投身实业。16年后的1911年，张謇又一次实施“自我否定”，依然是不动声色。而那时张謇的内心深处若干民权思想仍不时会让位于感恩至深的“先帝拔擢”的知遇之恩。在辛亥革命开始后的第六天，即八月廿五日还与人合拟《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八月卅日又与同人以江苏咨询局名义致电内阁，请宣布开国会等为清王室竭尽最后道义责任。然而半个月后态度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刻在他的思绪里，企业家的他终于战胜了名教家的他，张謇开始决心转向共和，放弃了他曾经热衷的君主立宪幻想，也放弃了一贯保持忠君名节的前半生。当然，不可否认，“张謇的每一次转变，基本上都是复杂而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和不可预知的或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然而，求新求变作为一种对于过去的修正，则是张謇新的思想倾向的内在依据。

三是强烈的忧患意识激发的民族进取精神。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张謇，因为面临的社会问题太多，要做的事情太多，遇到的困难太多，无论作为知识士人的他，还是作为实业家的他，忧患意识贯穿一生。诚如他自称的“鄙人自十六岁后，无时不在忧患中”。为国力衰颓而忧，为民心散乱而愁，为主权得失所患，为民生疾苦而虑。为大生集团的生存发展，即使在其顺利时机，张謇也不忘警示同仁要居安思危。“勿狃于进步，以为功效已著；勿狃于组合，而以为生聚易谋；勿狃于利便，而以为食货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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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謇的忧患意识不是消极的空叹息徒忧伤，而是因忧患思进取，由忧患为务实。为“立自强之基”而投身实业；为堵塞漏卮而创办纱厂；为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而集股创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为聚人心、启民智、开风气而大力倡办教育；为恤民生疾苦，而修水利。

四是新兴阶级的觉悟自塑的与时俱进素质。张謇以其投身实业和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突破在传统士人群体中不断攀升的模式，转向迥异传统的新兴社会群体——资产阶级，并在融入过程中，认同且接受了反映资产阶级时代觉悟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而张謇这位开拓者的一系列行为则表现着一个新兴阶级与时俱进的素质。

在发展经济（实业）的思维模式上，张謇对传统有着重大的突破，除了实行企业股份制形式外，在解决困扰中国新兴企业先天不足的货币资本问题上，张謇所持的对外开放的观点是具有创新见地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已认识到：“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竞争之会”。同时张謇还认为：“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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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引进外资，呼吁“与世界共经济”，谋求世界经济互助以发展中国工商业。上文提及的他曾试图通过举借外债、合资和代办（即外商独资）三种途径，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即是他的开放意识的表现。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在创办大生企业过程中，就曾以厂房、机器作抵押，前后向美、日银行借款。甚至敢于要求袁世凯批准美国东益公司在东三省“代垦”。其理由是“中国能为地主，而资力不足，外国人有资力，又有技术，而不能为地主，非合力而用之，无以收化荒成熟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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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进外资开发国土资源方面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

在政治意识上，随着商办工商业的兴起，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了相应发展，这就为向专制的皇权提出挑战成为必然。这时，民权思想在张謇身上同样有所反映，只是由于身份的特殊，其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张謇在参与维新变法中提出的革新建议，主要还局限于发展工商业、改革税制方面。后来，他进入熊希龄内阁，提出要给民间企业一定的生存空间，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以及之前为实现与官分权，主张设立商会、农会，通过这类组织，让“官”把属于“民”的权力还给“民”等等民权思想有了进一步彰显。如果说张謇所参与的“东南互保”“苏省铁路”等社会活动的目的，偏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那么他推动立宪的一系列活动，如建立预备立宪公会、主持苏省咨议局、组织和支持国会请愿行动等，则主要出于张謇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谋求经济独立的同时，谋求政治独立的考虑。而对于张謇本身，其逐渐扎根于心中的民权观念，正朝着国民意识深化。他在宣统二年(1910)为第二次国会请愿撰写的《国会代表第二次请愿书》中说：“窃谓中国亟宜择民间之优秀者，许其参政。其多数之国民，一面普及之以教育，一面陶熔之以政治，庶几平行而不悖。”而此时，张謇的思想认识更趋深刻，他越来越意识到经济体制须与政治体制同步改革。这年八月，他在欢迎美国商团的致词中指出，“名为实业改良，而从旁牵制如财政、法律、官厅制度，无一不与相涉，非在同时改良不能大有功效”，这一认识也是日后张謇转向革命的思想基础。

在价值取向上，张謇对传统经济伦理的“义利”观，以实际行动作出近代意义上的诠释：首先是重物质，否则“就不会舍翰林清望而兴办实业，就不会因标榜棉铁主义而歌颂棉之白与铁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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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既高扬“利”，也注重“义”，把“重义”建立在“重利”的基础之上。张謇为大生企业和地方教育事业亲自筹款，曾多次在报上发布鬻字广告，向世俗挑战，用实际行动影响世俗的价值导向。他认为，“为人世取与之道最明白正当者，无过以劳力为金钱之交易”，同时，他又说，“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可达而守不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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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个体的欲求与群体利益得以很好统一，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禁欲主义，激扬了个体的自我实现价值，无疑这是张謇观念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张謇与时俱进人生品格的评价

张謇以其历史的主动性在近代化道路上迈进时，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他的举步向前，也发现在这条道路上留有他徘徊的、甚至倒退的脚印。比如宣统三年(1911)11月，张謇在转向共和后，萦绕脑际的仍然是对君主立宪的怀恋，而对于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则缺乏思想准备。对革命的怀疑、挑剔和反感情绪渐有滋长。他在《革命论》中强调革命与国体无关：“假曰非专制而天人则犹是也，奈何乎革而不信，而况乎不正。吾见其自蹈于厉与凶悔与亡己耳，革命云乎哉？”以及对讨袁的“二次革命”的攻击，联系他在转向共和时的速度远不如他的政治伙伴们迅速，后来又在行动上作出种种消解革命的举动。张謇这时的态度，令人们对他的看法，特别对他一向珍为圭臬的个人人格与品质的评价平添了些许复杂性。其实，只要稍往深处看，他反对的“革命”，实际上是反对革命的那种激进形式，而并非反对革命的“内容”。他认为，“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国家犹一大器，不可妄动，动则恢复原状难。只可从精神法度改革，则整理自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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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其为刘坤一草拟的《变法平议》所言：“意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何如同行二、三十里之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况夫道平而轨顺之将不止于百里也。”这种渐进式震动小的变革或称之谓“改良”，从来就是他主张的。既然革命与改良都是以西方为摹本，通过社会变革，实现救亡图强的目的，那么何必非要有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的色彩”呢！今天看来，这个问题似也有探究的价值。十八世纪中叶，美、法的史实，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深思。美国革命的保守性格——坚守政治斗争的藩篱，不使扩散为社会革命，是受制于革命领袖们的出身局限。因这些领袖均为中产阶级且有法律教育背景。而仅隔两年，法兰西那场革命则不同，法国革命的激进性格——与传统决裂、彻底革命的文人政治，当然与革命领袖们本身不无关系，那是一群由启蒙运动呼唤出来的意识形态性格的革命分子，他们都是文人出身，不是宣传鼓动家，就是观念活动家。两种革命目的一样，而造成的后果截然不同，孰优孰次历史已给出了评说。由此，我们想起了张謇的“退步”，那里面是否含有纠正偏差、复归真理的形退而实“进”的意思呢！进，原来有其内在的规定性。

张謇虽然是一个具有较早民主意识、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实业家，但他是从封建士人群体中分化出来的旧知识分子，头脑里不免有士大夫留下的深深烙印，反映在其对时代本质的认识，对时代发展规律的把握，应该说还是远不够深刻和自觉的。他所处的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他的思想认识，也只能由过渡时期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在这个新旧观念相因陈、东西文化相混杂的时代，张謇的矛盾性格是必然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求或奢望他有任何科学时代观高度的与时俱进。张謇的转化只能是“新旧相互包容的曲折而缓慢的转折，以至临终也未完成这个转化过程，仍处在过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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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梁启超的这句话用来对张謇人生品格的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具有“过程”含义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或品质所注重的自然是“过程”的本身意义。既然历史唯物主义不因为大生集团的最终衰败（易主）而否定大生企业；当然，也不因为张謇最终未能实现向革命的彻底转化，而否定其与时俱进的人生品格。毕竟张謇几十年辛辛苦苦经营的大生企业，为通海地区的近代化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毕竟张謇几十年孜孜不倦追求富民强国的理想，为家乡的后代、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笔包括其人生品格在内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张謇直到晚年，他的人生态度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是积极的。……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泯，兴利除弊之志未尝稍减。他就自己力所能及，仍然做了大量有益于故乡经济、文化发展，有益于中国近代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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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謇依然被称为英雄；其人生，仍不失为与时俱进的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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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曹卫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