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张謇和晚清改革刍议

张史清

张謇和晚清改革刍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徐梁伯

一、成功的改革是需要条件的

这里所说的改革，主要是指与国家政权相关的制度改革或变革。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当一个政权、一种社会制度确立以后，经过一定的时期，会由适应到不适应，就要发生变革。“变亦变，不变亦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强制性。变的形式，一种是自觉主动的变革，即改革。一种是改朝换代式的暴力大变革、大改革。前者是和平的渐进的，损失少；后者是暴力的，急进的，损失大。主动和平变革改革当然好，然而是有条件的，因而也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原有的统治集团或统治阶层、群体，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总是以自己的私利、权势一叶障目，既愚昧顽固，又保守凶残，坚决反对改革。要改革首先必须有社会的需要，旧的统治集团衰败腐朽，社会矛盾丛生、尖锐，广大人民群众已无法生活，迫切需求改革现状。其次，要有先进的改革思想萌发，推动社会改革舆论发展。再次，要有敢于担当、敢于牺牲，以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己任的先进代表人物或群体出现，为改革披荆斩棘，开路搭桥。而且，这种代表人物必须有在野的领袖群伦和在朝的权贵，上下内外呼应，形成强大的压力。这种变革改革才能成功。三者缺一不可。

清王朝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从兴起、确立、发展、鼎盛，走向衰败、腐朽。相对于同时期西方各国在科学与民主浪朝中迅速崛起的情况，它大大的落后了。通过一次偶然的鸦片贸易事件，迫使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方老大帝国和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英国发生冲突、对抗。无情的事实残酷证明，这个腐朽的衰败的老大帝国，无论是“文”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或“武”的军事器物以及经济实力均不堪一击。接着一系列失败的战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国已不国”了。头脑聪明的晚清权臣李鸿章第一个惊呼：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思想敏锐呼吁变法改革的思想家开始出现。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他们大多数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出发，提出全面的变法主张，并呼吁清廷实行改革。江苏的张謇以在野的状元身份出现应该也算一个。

二、张謇和晚清改革

张謇改革思想的发展和他参加的晚清改革活动可分为三阶段：

．支持翁同龢的维新变法。晚清第一次大规模变法改革，始于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其代表人物在野的有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朝的是有名义无实权的“儿皇帝”戴湉以及他的老师翁同龢。但当时一切实权均操纵在堪称一代“枭雌”的圣母皇太后慈禧手中。而且“儿皇帝”和皇太后之间有尖锐的矛盾——权力斗争。这就决定了这次号称轰轰烈烈充满强烈爱国热情的戊戌维新运动——清末的“第一次全面改革”吉凶难测。

史书大都称这是清末的“第一次全面改革”运动。但依笔者看来，这还称不上是一次真正的全面改革运动。因为从当时主张变法的光绪发布的有关改革的一百余条诏令来看，大多数涉及的都是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改革，而未涉及制度改革中最根本最核心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戊戌维新运动中虽有少数的政府机构的调整、官员的黜陟升降，但那都是服务于宫廷帝党、后党权力斗争的需要，并非着眼于对陈腐的封建专制独裁制度动手术。作为这次运动的旗手、主要谋士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在宣传的理论著作及早期的上奏中，虽然也曾提过“定立宪、开国会”的核心问题，但这些不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目标。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民智未开”，暂时还不能立即开国会，“只能以君权雷厉风行干纲独断”实行变法改革。着眼点是“变”，先“变”起来再说。

作为新科状元的张謇，他目睹中日甲午战后的时局，忧心如焚，以满怀壮烈的爱国热情，积极支持他恩师翁同龢实行变法的主张。当时他虽丁父忧在乡，但仍以书信往还，与翁密切联系，为其出谋划策。服丧期满后，立即赶赴京师与他的老师一起推动变法改革的筹备工作。可惜事与愿违，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发展，帝后党争的激化，翁同龢因支持光绪自立自强变法维新为后党所忌，以“近来办事多不允协……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著即开缺回籍”。

“朝局殆将变动”，“人心惶惶”。张謇知变法之事已不可为，遂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由，亦请假南归，回乡经理他的纱厂去了。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张謇作为传统儒家经世派经邦治世的政治理念，同时反映了他深受传统政治斗争经验的影响，保持必要的谨慎和理性，等待时机。运动最后的结果以袁世凯叛变告密，“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光绪帝被慈禧囚禁瀛台而终结。

就当时张謇的政治认知来说，真正有所进步，改革思想逐步与西方的立宪理论相结合，是在数年后，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及他参观访日之际。

撰述《变法评议》，赴日参观，接受“立宪”政治理论影响。

1901

月，张謇受两江总督刘坤一之邀至南京，共商代拟有关中俄交涉电稿时，面对当时社会情况，张謇开始酝酿写作《变法评议》，为清廷“急筹自存之策”。实际是他为晚清新政设计的改革变法的总纲。在吏部改革的十事中，就提出仿照日本“设议院”，责成京内外官员学习西方政、经各科新书，改革中央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分权，改革官吏选拔任用制度，设府县议会，实行民主选举等等。其他有关户、礼、兵、刑、工各个方面，都提了自己的改革意见。当然这些改革意见，大部分还是中国儒家经世派的传统理念结合学习日本和西方的新鲜概念而提出来的，谈不上系统、全面、深刻。但有一条，凡是有利于“兴利除弊”的新事物，他都主张学习、仿行。作为实业家的张謇，他对西方的宪政理论的本质毕竟缺乏专门的研究。这一情况直到

1903

年，他参加日本博览会后，才有较大的转变，表明他的政治理念有新的突破。

中日甲午战争，对张謇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锥心之痛，但他不是简单的狭隘的仇日主义者。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之谜，一直怀有巨大的探索兴趣。他自南通纱厂建立后，经常接触日本朝野的相关人士，一方面保持高度的警惕，认为“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另一方面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与日本友人诗酒相和、礼尚往来，保持密切的联系。

月受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劝业博览会。

22

日，从上海出发，三天后到达日本长崎，至

29

日回国，短短两个多月，他除了认真详细参观博览会的八大展馆以外，还同时考察、访问了各种学校、农场以及各种社会建设、福利设施

65

处，拜访朝野官员名士，探讨为政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回国后整理成十余万字的参观访问记。通过这次访日，反思中国的贫弱，他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纳为如何处理政、学、业三者的责任和关系问题，也就是当官者、绅士知识分子和农工商民三大社会群体的责任和关系的处理问题。他特别认为：绅士、知识分子阶层，当上促当政者明理尽职、下启农工商民发展实业，充分发挥其中介作用。通过参观访问，张謇对日本的宪政认识有了更加切实具体的感受。同时也为他在即将兴起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先声夺人，崭露头角，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确立以“立宪”、“开国会”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领导“国会请愿”运动，结果以失败告终。

张謇在参观日本归来后，就积极开始“立宪”宣传活动，利用他状元、实业家的双重身份，在政界、工商实业界、社会名绅中，经常座谈讨论立宪改革问题。他认为“日本全国略与两江辖地相等……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而中国“昏若处瓮中”，“瑟缩若被执”，究其原因：“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

从此开始与赵凤昌等合作，大量翻译印刷有关宪政的书籍，如《日本宪法》、《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英国议会史》等书。开始时还很秘密，通讯联系不用真名，而用“烟波钓徒”、“江东步兵”等代之。书籍印成后，都是通过各种关系秘密传送赠阅。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在国内“立宪”呼声高潮的影响下，张謇立宪宣传活动也日渐公开频繁，翻译印刷赠送宪政书籍的规模扩大。他指示赵凤昌：“印书必须速成、速布、速进。”“书来若迟，寄出亦迟耳！”“公筹极当，即不行亦宜秘密……目下只盼此一路……满眼行尸枯骨，尚得为国乎？可痛！可痛！……宪书值理合公摊，公弗独为君子……事即不成花去几文，权当落去几点眼泪。”

书籍赠送的对象有社会名士、封疆大吏、枢府幕僚、故友新知，特别是京师内廷、王公大臣，甚至一直送到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览读后召见枢臣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在此期间张謇他们到底印刷发行多少宪政书籍，因无记载，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

1907

月他给云南巡抚林绍年的售书信中，窥知售书情况之一斑，他在信中说：“謇不自度量……乃觅得《日本议会史》、《英国国会史》，属（嘱）精于东西文法者为之重译印行，刻已成书……兹特将每种寄奉二百部，又《宪法古义》二百部，幸夫子赐以鉴定，为之颁布而推行之。……计开《日本议会史》二百部，每部七册，价详一元八角。《英国三会史》二百部，每部一册，价详一元二角。《宪法古义》二百部，每一部一册，价详一角五分

。共计价洋陆佰叁拾元整。”

另外一项活动就是建立各种推动预备立宪的学会组织。

1906

日清廷被迫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后，张謇、赵凤昌等立即联络江浙绅商多次开会研究。最后在

12

日成立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张謇当选为副会长，后又当选会长。该会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一是大力进行立宪宣传教育，促进社会宪政意识的发育和普及。二是积极策划推动预备立宪、促进省咨议局成立，发动请求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三是维护工商实业界的利益，促进民族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觉醒。该会成立之初，曾有所谓“主急主缓”之争。张謇反对急进革命。他说：“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犹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

他对立宪的“缓急”之争，亦主张“从缓”说。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张謇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这也为该会以后的行动，小心谨慎，谨遵谕旨，在合法的范围内活动立定了方针，使该会成为存在时间最长、组织最严密、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民间社会组织。

在晚清改革的十年中，改革之所以还能缓慢进行，完全为形势所迫。因为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如果不宣布实行改革，他们立即面临垮台的危险，所以他们虽不情愿，但也不敢公开反对。

1908

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隔一天先后去世，三岁的宣统即位，戴沣摄政。他们如何预备立宪实施政制改革呢？一是“拖”。实行立宪的时限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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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改

年，最后被迫改为

年，再也不准提前了。二是“骗”。一方面赞扬民众要求“立宪”、“开国会”、“具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一方面表示全国民众“民智未开”、“程度不齐”、“未便遽行宪政开国会”，千方百计对民众要求速开国会的强烈行动实行控制瓦解。三是暴力镇压。这就是晚清改革最后发生的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的政治背景。

国会请愿运动产生于

月。当时立宪派的风云人物杨度以报纸为阵地，首先向清政府提出“开国会”的问题。他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最重要的莫过于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三事”，“但相对而言，国会更为重要。”

他的这一观念很快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最早起来响应并准备组织国会请愿运动的便是当时的上海预备立宪公会。该会的正副会长郑孝胥、张謇立即跟安徽立宪派代表人物联系，共商组织国会请愿团赴京请愿之事，同时决定派人分赴苏、浙、皖、鲁、豫、湘、赣、粤各省，联络发动市民签名，要求早开国会，并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全国国会请愿运动的领导机关。

月，由江苏领头召开大会，通过赴京请愿书，并确定赴京代表。在此期间江苏全省各地均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宣传签名活动。张謇与汤寿潜两次联名致电清廷宪政编查馆，陈述形势之危，强烈要求早开国会。

1909

10

月，江苏省谘议局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这为他继续推进立宪宣传，促进早开国会运动，提供了新的合法平台和权威的身份。

11

日，他在江宁商园召开的省谘议局会上，陈述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强调必须速开国会的理由，有些人听了感动得泪流满面，一致表示支持。会后张謇与江苏巡抚瑞澂商议，以江苏省谘议局和江苏省督抚的名义，分别向全国各省谘议局和各省督抚致函，要求联名上书，并选派代表一起赴京，请求清廷速组责任内阁、速开国会。

17

日起，各省代表陆续到沪集中并拟定《请开国会公呈》，由张謇修改润色定稿。江苏省谘议局等单位以及张謇个人分别举行宴会，为各省代表饯行。

30

日共有

省代表

33

人由上海乘轮船，经汉口北上赴京。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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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代表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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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都察院呈送请愿书。其后代表分别拜访王公大臣，说明请愿意旨。结果遭到清政府的拒绝，第一次请愿失败。

这次请愿活动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京师各界亦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欢迎会，支持代表的请愿活动。请愿代表深受鼓舞，清政府拒绝请愿要求的恶劣态度，更加激起各省代表愤怒。他们表示：“一日不得请，则请亦不已。”表示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决态度。

日，在京代表召开会议，决定继续进行第二次请愿，并着手筹备建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各省建立分会，创办报纸作为该会的喉舌，加大请愿宣传的力度。得悉消息后，张謇在省谘议局立即召开大会，准备予以全力支持，并联络海外华商一起请愿。

日，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成立，总部设于上海，北京设分会。并决定组织第二次进京请愿代表团，定于

28

日前各省代表赴京报到。据称“此次请愿，各省国民签名者达

万人”。

在此期间，全国各省商会、教育会、各政治团体以及东北三省的旗籍绅民，掀起更大规模的国会请愿高潮，纷纷上书。可是，代表们如泣如诉的上书根本打动不了顽固派的铁石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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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摄政王戴沣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断然下诏，坚持九年预备立宪之期不变，“毋得再行渎请”，严厉拒绝了请愿代表速开国会的要求。第二次请愿失败。张謇得悉十分气愤，立即召开省谘议局会议并致电浙江省谘议局，准备联络各省谘议局组织议长请愿团，联名上书进京请愿。

接着代表发动第三次请愿，签名人数达百万人以上，每省到京代表由原来的一二名增加至

100

名以上。加之国际上日、俄秘密签约，共同控制我东北三省，同意日本吞并朝鲜严重损害我国的权益，全国舆情沸腾，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亦在此时成立，与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请愿代表团联合一致行动，若不开国会即不承认清政府颁布的新租税。全国各地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有些热血青年当场断指、割股，甚至以刀加颈，准备自杀，表示欲以鲜血和生命“购国会”。有的省决定“如此请愿无效，学则罢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开会”。

特别是各省督抚，过去大多置身运动事外，此时亦深受人民请愿热情的影响，提出联名上奏，要求速开国会并建立责任内阁。一些驻华公使亦代表各国，对中国的国会请愿运动表示关心支持，致电清政府：“各国均望有美满之结果……否则内乱必生，甚为危险。殊非各国所乐闻。”在此情况下清廷慌了手脚。

日，连开两天会议，决定拟旨宣布：“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一经颁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籍词煽感，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必即按法惩办。”

谕旨表明清廷在内外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对迁延数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作了一定的让步，同意提前三年开国会。另一方面也放出话来，若再行纠缠，要求再提前那就不客气了。它不仅这样说，而且确实下决心这样做。谕令颁布后，即下令各省督抚限期解散要求即开国会的代表组织。

在此情况下少数省谘议局代表人士表示“以和平办法能收效如是已非始愿所及”，深感“天恩高厚，感激涕零”。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和书记长孟森联名致电资政院祝贺：“钧院大力维持，谨代表大江南北，泥首叩谢”，并准备致电各省谘议局和江苏工商各团体，要他们一致向资政院表示谢忱，遭到大家的反对。

日在京代表会议决议，决定保留在京请愿组织，以便为继续请愿做准备。通电发出后，各省纷纷致电请愿代表团要求代表不要离京，不要解散组织，应继续请愿即开国会。奉天、直隶等省反应尤为强烈，他们干脆直接组织第四次请愿代表团直接赴京，向咨政院上书。各省学生，异军突起，情绪激烈。他们发起罢课停学、游行示威、宣传讲演。风潮之盛，大有再次弥漫全国之势。

清廷恼羞成怒，下令镇压。

一是诏令政府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不允支持请愿。倘有姑息养奸，定严惩不贷。京师各地下令军警荷枪实弹，日夜巡逻，严密监视。奉天代表正在路上行走，立即被警兵带走。

二是下令对拟进京上访请愿者，由原地方官派员实行截留、逮捕，不允进京。已到京者，尽行抓捕，强制押送回原籍，交地方管制。

20

日，天津集结东三省及本地学生数千人，准备进京。朝廷电令直隶总督陈夔龙严加镇压，不准进京。陈诬蔑学生，“意图叵测”，“大干法纪”，调集军警四百余人，对各学校包围封锁，不准出入，往来函件必须拆视，同时下令解散天津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

三是对请愿的代表人物横加各种莫须有的政治罪名，然后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有“乡里无赖”、“居心叵测”、“有害地方”、“扰乱地方治安”、“结众敛财”等等。天津同志会的领导人温世霖被秘密逮捕，未经任何司法审判，即宣称他“擅捏会名，妄称会长，广肆要结，尤为意图煽动，居心实不可测”，被发配新疆充军，严加管制。

其他各省，凡发动第四次请愿者均遭到同样镇压。

三、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清廷自以为民心可欺，暴力镇压可解决任何问题。届时，再也不需要装羞办倩的面纱，我行我素，权力的意志决定一切，假预备立宪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但人民、人心最终作出回答。辛亥革命的枪声像闪电一样震碎了这个专制王朝。像张謇那样一往情深、真心帮助改革的人，也最终失去信心，转向拥护民主共和。

国会运动虽遭失败，但仍然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它留给人们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值得认真探索、沉思。

注释

〕《光绪朝东华录》第

4097

〕《张謇全集》第

卷第

865

页、第

522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张謇存档》第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04-105

868

867

〕侯宜杰：《

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

178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288

〕《民立报》，

〕《宣统政纪》，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