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晚清南通城市化变革与张謇实业决策之关系

张史清

晚清南通城市化变革与张謇实业决策之关系

南通纺织博物馆 姜平

南通从一个闭塞落后的封建县城向近代新型工业化城市过渡，是从张謇脚下起步的。自

20

世纪初

年，南通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模范县”蜚声国际，被誉为“理想的文化城市”、“中国最进步的城市”。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沧桑巨变，其“一城三镇，城乡结合”的独特城市构造所体现出来的综合功能优势与区域发展后劲，以及注重生态环境、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文化品格，至今魅力不减，愈来愈受到中外人士的关注。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教授二次考察南通后提出“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科学命题，并且依据大量详实可靠史料，以中外城市发展对比眼光、站在近代城市规划史角度予以审慎小心的论证。吴教授的研究结论，引起国内学术界对近代南通城市形态与张謇城建思想研究的浓厚兴趣和热烈探讨。

在张謇著作以及大生史料中，关于早期南通城市建设规划的记载着墨甚微。这给后人研究张謇城建思想及晚清南通城市化变革带来难度。现有研究大都通过南通城市形态与发展模式来加以探讨阐述，从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纵横比较中予以观察评判，试图从中把握张謇城市规划思想的独特个性与生命内涵。然而，一旦涉及南通城市化起始与张謇城市规划的思想渊源，往往分岐立现，更多陷入了各自的揣测与推论。有研究文章指出，“霍氏花园城市的方案来自对大城市的疏散，张謇一城三镇城市格局来自对乡村的聚合”。

也有研究者认为，“南通城市建设经历了一个由无意识地发展到仔细规划的过程”。

或认为“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些评说各有其立论的依据，又各存可商榷之处。吴良镛教授则撰文指出，“区别于中国其他城市，张謇经营南通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较为明确的战略思想”、“其所行所为……确有一定的思想在主宰”。

他甚至明确推断“其城市建设思想乃基于中国农耕社会，从乡镇到城市发展综合思考”。

上述种种观点，且不加臧否。重要的是都论及到南通城市化的肇始与张謇城建思想的源头。具体言之：大生纱厂的择址，仅仅出于地利权衡的偶然举动，还是富有战略眼光的有意识安排？唐闸工业镇的开辟，是得力于对城市的分离，还是取决于对乡村的聚合，抑或另有取法借鉴？启动南通早期城市化变革，张謇靠的是基于城市的规划思想，还是基于农耕社会的工业化战略思想？诸如此类问题，都是研究南通早期城市化与张謇城建思想的关键性、基础性课题，值得深入探讨论证。

不同城市原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经纬中形成。经济发展模式决定城市发展形态。这是中外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中国这一古老农业大国，发展近代工业、推进早期城市化这个大目标，与农村、农业、农民的关系甚为紧要。我们观察晚清社会南通城镇鼎革、转型的变化轨迹，切不可忽视传统乡土经济与西方工业文明碰撞、整合所产生的巨大社会裂变与重塑作用。

本文研究，避开以往就张謇城建思想论证南通城市化的套路，着眼于张謇早期实业活动与南通城市变革的关系，重点探讨张謇实业决策对南通城市形态及发展模式的深刻、深远影响，以揭示南通近代城市化演变中隐伏其背后的主宰力量——张謇立足农耕社会的工业化战略思想及其实践。

一、立足乡村经济的工业化战略决策，决定了近代南通城市化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城市格局的独特风貌

应无异义，南通早期现代化是从张謇创设大生纱厂为其开端，南通近代城市化变革也是以大生纱厂为起点的。讨论张謇的地方自治实践与南通城市化进程，首先涉及到的是大生纱厂的选址。这不仅直接反映了张謇实业路线的战略眼光与决策思想，同时也是他躬行“实业救国”方针，尝试“村落建设”的重要起步和大胆探索。

对于大生纱厂的择址，张謇是颇为斟酌的。“厂基历相数处，以唐家闸地介内河外江之间，交通较便，故定基于此。”

在《大生分厂第一次股东会报告》中，张謇再次追述了正厂择址的初衷：“正厂内河外江开门即是，交通灵活。产棉则近唐闸数十里种皆墨核；女工则通州西北乡妇皆天足，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久立。”

据此，不少学者则以大生纱厂定址唐闸，仅仅视作地利、天然条件的选择，而忽略了张謇所举地利、棉产、人力种种优长，皆以该地农村为具体背景和语境，也即大生择厂址于唐闸的一个更重要的先抉性前提——把工厂建在农村。设厂的地理条件，虽与工厂营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也存在天时地缘偶合的历史局限，非后天不可变更；与当地城镇化发展，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而设厂于农村，则无疑是富有战略眼光的抉择，有着主事者明确的既定方针和目标取向，并非可用“不自觉”或“无意识”等揣测类字眼所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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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半叶中国洋务派人物开始引进西方的民用工业，至甲午战败国内兴起设厂自救的高潮，不论是着眼于分洋人之利的官办布局，还是歆于厚利而仓促上马的民间纱厂，都把工厂设在交通便捷、商贸集中的都市，而与农村无缘。张謇把工厂创设在农村，则是走的一条与众不同的近代工业发展之路。张謇筹设大生之初，对沪上纱厂有过用心的考察：“下走以为，上海纱厂之病，正坐拥挤。”

对这种由近代工业引起的城市拥挤、工厂倾轧现象，他曾有过进一步分析：“自上海洋商始设纱厂，接踵而起者九家。各不相谋，人自为计。时乎买花，则九家争买，而价必抬高；时乎卖纱，则九家争卖，而价必落贱；且工人朝夕彼此，工价动辄奇居。以是上海纱厂之利，往往不及他处。”

把创设大生纱厂设在农村，客观上恰恰来自张謇对城市的主动疏离，是张謇对城市工业化形成的工厂“正坐拥挤”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企业发展弊端的主动规避与撤离。继一厂之后，大生二、三厂也都扎根在偏离城区的僻壤乡村。

把大生纱厂设在农村，主观上则取决于张謇立足乡村经济的工业化战略决策。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一为通州民生计，一为中国利源计。将二者有效紧密结为一体的，则是张謇开创的“寓工于农”的实业战略方针。任何国家的近代化都必须与本国国情相适应。通海为产棉胜地，农村家庭织布业尤为闻名，是当地唯一的家庭手工副业，素有“土布之乡”的佳誉。由于通海地少人多，每遇灾歉，被迫从土地出走的农业人口“几累至十万百万”。这些流落他乡有着娴熟手工纺织技术的破产农民，无疑为办厂提供了理想的产业后备军。正是基于这一具体国情，着眼于本乡本土的自然优势和民生需要，张謇把纱厂创设在家乡农村。在欧战前的十余年间，国内民族纺织业纷纷败阵，唯独大生一家能够迅速站稳脚跟，并于劣势地位与外资在华纱厂和洋纱洋布的倾销展开力量悬殊的悍战且连年获利，这不能不归功于张謇“寓工于农”的战略抉择。充分利用并借助通海农村充沛的自然资源和乡土经济的独厚优势来发展民族基础工业，这正是张謇独创的民族工业的成功之路，也是大生早年获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据统计，从

1895

1920

年，中国资本万元以上的

104

家工矿企业，除大生外，投资区域都集中在滨江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唯独张謇把工厂设在农村。

这是张謇的卓识远见。这种立足乡村经济的工业化战略决策，不仅给大生自身发展创造了奇迹，同时也决定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路径与走向，对此后南通城市变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一般城市脱离农村，乃至对立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迥别，南通早期现代化并非单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反映”的被动产物（如口岸经济型、商埠经济型、纯工业型城市经济形态），而是一种以大工业为中心的乡土经济型建设，走的是以工带农、以农援工、农工并举、城乡一体的发展之路。这是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由此开创了中国早期城市化变革的独特形态——城乡互为依托，工农协调发展，城镇乡共同推进的“田园城市”发展格局。因此，可以这么说，自“光绪二十年（

）九月议设纱厂，十二月通股购厂基地于州西北十五里唐家闸”，张謇就已经为南通城市发展的基本走向和城市格局的初步形成，落下了影响全局的第一步关键性棋子。

二、寓工于农的“土产土销”经营决策，为区域经济良性互动推进、城镇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稳固平台

南通僻处江北，长江天堑阻隔了竞争对手与江南都市圈的市场倾轧。这里的植棉业，乾隆间就已由“沙花”发展为“通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这里的土布业，嘉道间已由“稀布”而“尺套”，进而为“关庄布”（大尺布），成为东三省土布市场的巨擘。大生设厂之时，关庄布业日需机纱

80

大包，几达大生当时日产量的双倍。

10

有鉴于此，大生纱厂开工之后，张謇为大生设立了一条“土产土销”的经营决策方针：“原料取于本地，熟货销于本地”、“出货、熟货之利，环生相资，愈转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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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供求自助相剂的经营策略，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乡村经济的地利资源优势，把当地市场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纱厂设在“棉产最优、销纱最多之区，亦即收棉最廉，售纱极胜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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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厚的市场优势，阻止了外国商业体系的入侵，形成以大生纱厂为中心，进货出货两头在农村的花纱布生产一体化格局，组成一个通海地区的城乡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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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就是此后南通城乡经济良性互动推进一体化发展格局的最初萌蘖。

大生与土布的关系至为重大。大生早期的兴旺发达，完全基于当地土布业的蓬勃发展。为了不夺通海织户生机，协调企业与乡村经济的关系，张謇毅然采取“弃布就纱”的战略决策以扶持农村土布业，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和谐发展。“弃布就纱”是大生实施“土产土销”经营方针的重要前提，表现出张謇实业决策思想的超人眼光与胆识。

大生创设前，通海土布业受低下手纺纱生产力限制，产量无法突破，品质难以改观。大生的优质棉纱强力好、条干均匀、出布精美，生产率是土纱的

40

倍。大生机纱的充沛上市，给通海地区土布的振兴、改良产生空前的推动作用：传统“本经本纬”、“洋经本纬”的关庄布迅速向“通海关庄大布”迈进；土纱解体造成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转而投入到土布织造，为通海土布大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通海地区形成以南通为中心的兴仁、白蒲、平潮、金沙、西亭五大专业土布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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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业化启动的乡村市镇化因此脱胎而出。

大生以生产

支纱为主，产品专供通海织户。农民所购大生纱全部织成通海关庄大布。年产量从

万件突破

15

万件。

土布的复兴带来的纱市如渴，又刺激了大生增资添机，扩展新厂，促使企业向集团化发展，带动起区域经济的整体繁荣：大生纱厂的“土产土销”割断了农家植棉与纺纱的联系，大量棉花流向市场，通海花行由

50

家激增至

300

余家，构建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城区、乡镇和机户为序列的多层次棉纱销售网络；土布业生产的振兴又带动了土布商业的空前繁华，形成关庄、县庄、京庄、杭庄和灰坯帮五大土布销售体系，极盛时南通行庄

500

余家，仅北销的关庄大布就达

700

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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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纱布为主体的商业繁华引发传统钱铺、钱庄向现代金融业转化；大生创设的交通、运输、水利事业遂应运而生……农工商联动发展，区域经济集团化倾向在

年的南通已十分明显。由纺织业推动的南通近代城市化变革与转型，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逐步崭露出自己的独特个性与生命内涵。

此外，张謇“寓工于农”的养民政策，造就了大生纱厂工人“亦工亦农、工耕结合”的特殊劳动形态：“厂内工人，十之八九兼务农业。每逢耕种收获，即舍工而致力于农；农事告毕，复入厂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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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管理上也“停年歇夏，不违农时”。因此，南通工业化道路不是以农村破产为代价，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城市，而是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态特征：农村人口未向城市集中，城乡关系相对稳定又相互依存。这样既避免了工厂破产、工人失业给城市造成的震荡与不安，又确保了城镇乡区域功能明确，秩序井然和城市生态的基本平衡。

棉纺与盐垦的结合，这是张謇“寓工于农”战略决策的更高层次追求。大生纱厂开工第二年，张謇提出一个“事地”规划，创建通海垦牧公司，对南通沿海滩涂进行现代化农业开发。废灶兴垦，围海造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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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从创办大生开始，就没有把目光停留在一个企业、局限于通海地区的狭小范围，而是胸蕴一幅苏北地区区域整体发展的蓝图。这就是黄海滩涂开发计划。这是一项由大生工业资本推动的大规模农业改造工程。张謇算过一笔帐：自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北至阜宁县境绵亘

600

华里沿海荒滩，只要人才经济两相应手，大举垦殖，定可在十年之内变斥卤为膏腴，辟地

1500

余万亩，养活

1000

万人，给朝廷增设两个以上新县治。

他的通海垦牧公司仅是这一宏伟蓝图的一个样板工程，“即集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的雏型之志”。

黄海垦殖在张謇生前并无大成。但他苦心励志奋斗十年的通海垦牧公司成效大著：辟地九万余亩，济民数万人，岁增棉产四五十万石，成为大生重要的原料基地。昔日草荡荒地已成阡陌交通、田庐相望、商有廛市、行有途梁的新世界，被外人视作中国封建社会汪洋大海中的一块资本主义“飞地”。在垦牧公司的楷模作用和辐射效应下，横跨南通、如皋、东台、大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先后兴起

余家盐垦公司，掀起苏北沿海滩涂开发的热潮。这一亘古未有的大范围农业资本主义改造，促进了垦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乡镇化转型，涌现出此后包括垦牧公司之海复镇、大有晋公司之三余镇、大豫公司之大豫镇、泰属大丰公司之新丰镇、大赉公司之通泰镇等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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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市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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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构成通、如、盐、泰区域经济圈带。这种以大生工业资本支助，又以大生“土产土销”方针相维系的纺织生产体系，把当时的南通县镇与区域关系更紧密地联结成一体，形成以大工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又促使城市化变革与繁荣昌盛的良性互动循环。论及南通城市区域经济后发力的强劲蓄势，我们不得不追溯到张謇在清末倡发的“事地”之功及其宏伟规划。

三、“广兴实业”决策催生的唐闸工业重镇——南通近代城市化的引路发端

唐闸（旧称唐家闸），距县城西北

里，早先是通扬运河之畔的荒僻乡野。位于唐闸西河岸的陶朱坝，这儿更是坟岗点点，萎蒿满地。正是在这片荒蛮之地，张謇当年取其乡土资源优势与水路交通畅达，在此凿土开基筹建大生纱厂。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它所开创的工业文明驱逐了陶朱坝的荒凉与贫困，代之而起的是近代中国举世瞩目的明星工业城镇。这种振兴实业、嘉惠地方的盛举，扭转了一方乡土几代人的历史命运，在当时为全国奠立了楷模。

对于大生纱厂创始之初，张謇是否已对唐闸工业区的开发以及南通早期发展的基本格局心中有了一个初步大体的谋划？张謇本人未留下具体的文字记载，学术界对此也一直存有争议。然而一个明摆着的现象却很耐人寻味。比照大生二、三、八厂的次第创设，或以利权、地利之权宜为要则，或以规模、实力之竞争所安计，均未见有纺织之外的实业扩张与市政规划的建树。唐闸大生纱厂的建成开车，其情势则大相异趣。短短数年间，张謇在纱厂周围陆续兴办了包括磨面、榨油、制皂、冶铁、桑蚕染织等一系列附属实业群体，形成一个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庞大企业系统。与此同时，张謇积极筹划启动唐闸的市政工程建设：辟道路、兴河运、收地引商，建屋启市、开埠通商……一时间，唐闸商贾懋迁，市集以兴，俨然而成通海交通的枢纽要冲，苏北新兴的工业重镇，一时赢得“小上海”、“小汉阳”的称誉。显然，张謇开拓“实业救国”道路，发展近代工业以推进南通早期城市化的最初探索，正是从唐闸起步而渐入佳境的。

令人费解的是，这么一项规模宏大、关乎张謇事业与南通前途命脉的大手笔工业化城市建设，怎么至今未发觉当初肇造时的任何规划设想与文献资料？原因何在？可以断言，唐闸工业区的肇兴，绝非“无意识”或“不自觉”的行为所致，其中“确有一定的思想在主宰”，“有明确的技术路线”。

22

张謇生前也曾多次告言，“南通事业向系自动的，非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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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办事，有本有末。哪怕是规建一所学校、筹划一处园林，也都笔笔在录，在在可考。那么，开发唐闸镇的规划设想何在？实施蓝图又何在？或者换言之，唐闸工业区的肇造，其决策之依据源于何样一种经营理念？何样一种发展模式？后人种种盲人摸象式的图解与猜测皆不足为训。关键在找到破解答案的途径。其实，现成答案对于开拓者的张謇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事成者的张謇，答案又恰恰是他破解的。破解的途径，始于他

1903

年的日本之行。

诚如人们注意到的，张謇对家乡南通的规划设计，统言之“南通地方自治”。张謇本人更乐意于以“村落主义”相标榜。这一思想最初发端于他早年倡导的“父教育，母实业”的救国方案，而实际活动则取法日本，并有意识地按照日本式自治轮廓经营南通地方建设。张謇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努力学习西方，迅速臻于富强的治国新政颇为倾服。东游考察，以至师资，是他创办大生纱厂后积压心底的多年愿望。“会世多故，谗言高张，惧不胜其描画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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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借日大阪博览会之邀方得以成行。考察途中，他“不询都城，而是市町村者”。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日本国内那些刚刚脱离乡村自然经济形态，依靠近代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初具城市规模的新兴工业城镇。这种早期乡村工业化城市发展模式借鉴性强，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性，与张謇历来主张的“村落主义”自治方案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经营理念上的默契与神合。七十天的考察，更加坚定了他师法日本的信心。在归途日记中他这样总结道：“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

自东回国后，张謇果断决策，投身到“广兴实业”的社会实践，在大生纱厂所在地唐闸抓紧实施他所信奉的“村落主义”建设。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不同的用语习惯与语境指称。张謇所言“广兴实业”，并非单纯为实业而兴实业，也不是漫无目标的任意扩张、随心播洒；而是胸中自有借镜的社会改造工程，是围绕大生为中心的工业化取向，也即谋求企业集团化的代名词。“广兴实业”作为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一项决策方案，有着主持者明确的思想计划与既定的发展序列。尽管张謇没有拟就成文的规划蓝图，但从唐闸工业区的井然有序的开发建设，我们仍可清晰看出张謇以工兴市、开埠兴港，继而贯通闸、港、城、山之交通，奠定“一城三镇、城乡结合”的城市格局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筹谋与规划。

无独有偶。

世纪

年代，日本学者金丸裕一抵南通考察。他以一双异域的眼光审视研究张謇与南通的事业，转而从日本“企业城下町”的概念来把握当年唐闸工业区的城市形态特征。金丸裕一如此解释：所谓“城下町”，原指古代日本以封建领主居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街市，包括与他们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商人、手工业者等市民阶层。近代大规模机器工场出现之后，原先封建领主的居城角色，被一个工业企业所代替，出现以某个工厂企业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镇（区别于大城市，或称为城市形态），被称作“企业城下町”。在“企业城下町”的城市形态中，城市活动以其核心企业为动向，从原料生产中心、中小关联企业以及相关商贸业形成一种垂直性合力；广大市民的生活也都与作为中心的大企业或多或少的保持着联系，并全盘受到影响。这种近代属性的依靠机器大工业发展形成的新兴工业城镇，给原先已形成的大都市的城市机能带来很大变化，从而向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中心城市发展。因此金丸裕一断言：“南通是以张謇努力奋斗而创业的大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金丸裕一凭借对本国早期城市化的谙熟而作出的近代南通城市发展形态的历史定位，别开洞天，令人折服。为我们探寻张謇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打开了另一扇通道。以大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近代南通城市化变革，吻合“企业城下町”的概念。

正是东游回归后的“广兴实业”，唐闸地区迅速形成以大生纱厂为核心企业的近代实业群体，并且以其身身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使唐闸这一古运河之畔的荒僻乡野，崛起为具有典型“企业城下町”特征的新兴工业城镇；一方面又以之作为经济支柱，大大改变着老城区的城市机能和历史风貌，使之向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中心城市发展，推动南通城市化的前进步伐。

由此可见，“广兴实业”决策催生的唐闸工业镇不仅作为张謇大生企业集团的隆兴之地、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发祥之地，同时也成为南通近代城市化的引路发端。唐闸的市政建设、水利交通、慈善公益事业不仅在时间上创南通历史之最；南通地方自治事业的许多方面，也都率先在唐闸培育、开花、结果，而后再推广到全县。

年开辟的港闸公路，为“苏省创设公路之嚆矢”；

1910

年拓建的城闸公路，为“南通马路之冠”；

年创兴大达内河轮船公司，

1905

年成立泽生水利船闸公司、懋生房地公司，皆开苏北近代航运、水利、市政事业的先河；

年规建唐闸育婴堂，为南通慈善事业的发端，至

1913

年其规模已为当时全国最大；

年创立的唐闸河东实业公立艺徒预教学校，张謇首任校长，为通州第一所职工子弟学校，“发工艺教育的初声”；清末民初之交相继出现的通州电厂、纺织学校、一厂储蓄所、幼儿园、公园等一系列电力、教育、金融、社会公益事业，皆在南通创为首例，开地方风气之先。作为控扼地方经济命脉的工业中心与全县交通枢纽，唐闸商市之繁华、镇容之壮美也最早载入地方文献记载。镇内马路通衢、桥闸井然、工厂林立、新楼耸峙，学校、工房、商贸、储运皆布局合理，错落有致，也多少让人联想到张謇《东游日记》中北海道城市——札幌的身影。

研究、论证张謇实业决策与南通城市化的关系，还涉及张謇“工厂办社会”，“改良社会”的实业路线与企业精神。这是张謇实业决策思想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也是南通近代城市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张謇坦言，南通所创各项事业“诚以大生公积款为母”。

26

南通近代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其根基深扎在以大生纱厂为核心企业的社会奉献精神之中。这种“得于实业而用于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的实业决策思想，其主旨已突破了企业自身之发展，更多关注于南通地方自治的整体社会改造，且所涉也多为民国后的史实，故此文不多及也。

四、结论

本文论述可归纳如下二点：

第一，晚清社会南通城市变革，其直接动因不是基于张謇城市规划思想的驱使，而是他实业决策主导的工业化发展的必然所至。张謇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城市发展道路，即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城市化大规模建设的前奏与开拓。其立足乡村经济的近代工业化开创

决定并规范了南通早期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走向与城市形态的初步形成。

第二，确切地说，晚清之际，尤其大生创设之初，张謇本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思想。这是我们今天未能发现张謇早期城市规划历史记载的原因所在。倘若跳出张謇城市规划思想的预设限定，转而从更宏观的思想范畴、更纵深的历史视角去观察南通城市化发展与张謇的肇造之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确有一定的思想在主宰”：这就是自张謇发轫于大生纱厂创办前十年经营乡里的“村落主义”、到实业救国的“棉铁主义”、以至南通地方自治的“整体社会改良”这么一个社会理想与政治追求。张謇的眼光是高远的。他的工业化战略决策不仅仅是基于经济的，而是服务于他改良社会、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他在重视经济、开发地方的同时，不可能不关注到实业发展与地方建设的互相促进，不可能没有一个自觉的、较全面系统的考虑与谋划。因此，张謇思想的规划与建设是根植于社会的规划，是一种广义的规划建设观。

27

纵贯观之，张謇在南通所经营的种种事业，都不是孤立、偶然的举动，都有其明确的思想计划与既定的发展序列。“张謇经营南通的思想是全方位地整体地考虑城市建设……区别于中国其他城市，它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较为明确的战略思想。”吴良镛此语确是富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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