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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激发了张謇等中国众多近代志士的民族危亡意识和自强救国精神。深入研究张謇在甲午战争前后的思想和实践，从中获取重要的历史启示，寻求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有其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謇对日本侵华野心早有警惕。
同治十三年（1874）春，日本悍然派兵侵犯台湾，使台胞遭受烧杀抢掠之灾，这就引起张謇的注意。他在第二年即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且闻台湾复有兵警，……杞人之忧,未有已时。”1876年2月，日本又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不仅严重破坏朝鲜主权，而且使之逐步成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跳板，这就使张謇更加警惕。1882年，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定叛乱，兵变平息后，日本趁机向朝鲜扩张势力，张謇对此十分敏感。这一年他在《代吴长庆拟陈中日战局疏》中指出：“观朝廷前容日本之不共，思假恫喝以济其欲。……外夷船坚炮利，狎以风涛，是以议者又以东南海疆为虑。”同年，张謇代吴长庆写成《朝鲜善后六策》，希望直隶总督李鸿章转奏清廷择善而行。“六策”的主旨是防范日本进一步对朝鲜转而对中国的侵略。想不到李鸿章阅后认为“直嗤为多事”，遂“搁置不议”。此时，日本政府把添置速射炮和购买最新巡洋舰作为发展海军的重点，以超过北洋水师为日本海军建设目标。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又揭日本阴谋：“其（日本）君臣上下，处心积虑，亦非一年。……动辄先发其意，专破朝鲜臣服中国之说，因以夺中国保护朝鲜之权。……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因，大权一失，实祸随之。”
张謇当时对日本扩张侵略政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日本人福泽谕吉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一文所证实，此人扬言：“对待中国、朝鲜的办法，不必因其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张謇认为,对待日本入侵的策略应是“战和并举，以战促和”。
早在1882年张謇就指出：“伏念自来中外交哄，不过战和两策……以和为和，是罢战之论发于我（指清政府），而彼强我弱；以战为和，使愿和之请出于彼，则彼绌我伸。”
1888年9月中旬，北洋水师向英、德等国订造铁甲坚船20多艘，成为清政府所倚重的军事力量。对于这样一支新式的实力雄厚的海上舰队，日本又恨又惧，欲消灭而后快。张謇中魁的这一年（1894）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清政府内部果然出现主战和主和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张謇与帝师翁同龢深恨中法战争主和派的一味妥协退让，留下后患，希冀经甲午一战重振国威。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认为这是发动入朝、入中战争的绝好时机已经来到。6月16日，日本以7000兵力在朝鲜登陆。7月中旬，清政府命北洋水师运兵渡海，增援驻朝清军。日本立即派联合舰队游弋于朝鲜沿海和中国近域，准备截击中国军舰。1894年7月25日，北洋水师“济远”“广乙”两舰由朝鲜牙山返航回国，当航行至丰岛附近海面时与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早有准备的日本军舰突然向清军“济远”舰开火，“济远”“广乙”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很快因伤相继撤出。而在双方激战之时，对战事毫不知情的清军“高升”轮和“操江”号也先后驶入作战海域，立即遭到日本舰队攻击，“高升”轮很快被击沉，800余清军官兵葬身大海；“操江”号被日本俘获。这就是史上有名的丰岛海战，甲午战争从此开始。
张謇在丰岛海战第二天，立即致函翁同龢提醒加强台湾和大陆沿海防务，并派人送去两张珍藏的地图。张謇诚望翁同龢“坚持己见”，不为“赖俄国调停遏制日军”的主和派动摇。翁同龢复函说：“‘坚持’二字，敬铭之。”
1894年8月1日，日本正式对华宣战，清廷被迫迎战。李鸿章等人为逃避罪责，竟归罪于翁同龢与张謇等人，说什么“日本人无意侵占朝鲜及与中国开战的意思，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云云。
丰岛海战后中日战争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1894年9月初，李鸿章令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清军往平壤。9月17日返航时，丁汝昌所在的旗舰“定远”号发现日本联合舰正向北洋舰队驶来。原来，日本舰队已经在海上寻找北洋舰队多日。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排成“雁行阵”迎敌，并向日舰开炮。战斗打响不久，清军“定远”号就被日本舰炮火击中，在旗舰督战的丁汝昌被震落在甲板负伤，船上的信号装置也被摧毁，丧失了联络功能，10艘舰船只好各自为战。身受重伤的丁汝昌裹伤后一直坚持坐在“定远”号甲板上，鼓励将士杀敌。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最终北洋舰队5舰被毁，阵亡官兵600多人，而日方无舰被击毁，阵亡官兵只有100多人。在此后的数月中，由于清廷实权主和派怕惹事，清军在与日本海、陆军战斗中均告溃败，花园口、大连港、旅顺等地连连失守……至翌年4月，清政府被迫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签订了空前屈辱的卖国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使张謇受到很大刺激。1903年他怀志东渡考察日本的实业、教育情况时，来到春帆楼，睹楼生情，义愤又起，写下了不朽的爱国诗篇：“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张謇以反诘的口气，为主战派伸正义，向投降派以讨伐，并表示自己一定要吸取沉痛教训，为祖国和人民不息奋斗。这一天，张謇思潮汹涌，夜不能寐，想到敌凶国腐，愤恨难平，又写下一诗：“日本海中风色愁，鲸涛日夜上眉头。谁捐库页珍千岛
，同抱珠崖万古羞。”国岛丧失之痛难抑，爱国主战思想又燃。1894年张謇写成《呈翰林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严正揭批李鸿章。
张謇对侵华日军一贯坚持主战。早在1879年，张謇在《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中就讲到：“即如今日诸夷逼外，环伺耽耽，恫喝要求，累岁相望。其宜战而不宜和，无智愚皆知之。”“臣以为国家可百年无事，不可一日忘战。”1882年七月初三，张謇在代吴长庆拟致张树声函中，主张“此兵辅礼，分别惩夷，使四海知中国非徒事敷衍，而日人亦无置喙之地”。这年七月廿二日，张謇又明确提醒：“日人调集水陆各军，将有逞其大欲之势。……此时并以严饬将士为持重以待之，要之决计用战。”1885年，张謇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要求“南洋各口，严兵屯守，以防逸突之寇。”并祈清廷倍加警惕：“日本在明代习为中国边海之患。”从1894年中国丰岛海战，至1895年10月日军攻战台湾的持续近九个月的甲午战争，张謇一直怒批清朝大臣李鸿章“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日之所欲，鸿章与之”，“西洋各国，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
甲午战争给后人留下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4条：
1.我国失去了一次近代工业发展机遇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使它获得了巨额赔款和前所未有的侵略特权，它攫取了台湾，可以据而南进；它控制了朝鲜，可以窥伺中国东北。日本资本主义由此迅速发展并进入世界列强帝国。特别是与中国签订了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之后又一奇耻大辱条约《马关条约》，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它利用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进行贷币改革，与国际货币接轨，扩大了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加上甲午战争后其它有利条件，促进了民间工业的发展。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又刺激了日本军阀更大的侵略野心，这些，张謇都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血气大损；通商之害，如鸠酒止渴，毒在脏腑。”
甲午战争使中日两国的地位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成为日本近代经济借“中”起飞的重要机遇。
相反，甲午战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近代化发展机遇的丧失。从甲午战争中日两军力量比较来看，中国取得胜利是很有可能的。当时日军军舰共投入12舰，3.8万吨位，北洋军舰各投入10艘，3.1万吨位，另有鱼雷舰4艘；日本舰最大的吨位只有4千吨；水洋舰队“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各有7千吨；日本舰式样新、舰速快；北洋舰较老旧、舰速慢。总的来说，中日两军海上力量各有长短，我军不亚日军。从我军几个重要军港的地理形势和装备看，优势更为明显。旅顺是北洋海军的基地，背山面海，水深港阔，形势险要，是清政府花十多年时间精心建造；海岸炮台、陆路炮台30余座，安装大炮100多门，共中多数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德国产新式大炮。威海卫也是北洋海军基地。它和旅顺夹海相望，控制着渤海的门户。港口东、西，横列着刘公岛和日岛，都设有炮台。共有大炮100多门，其中不少是新式的大炮，具有较强的攻击力。然而我国这些重要的海防基地，在清廷重臣李鸿章“待俄调停议和，不准一处还击”的昏庸错误思想指挥下，在日军攻击中纷纷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岸陆部队亦被摧毁。1894年在甲午战争还没结束前，张謇就上书奏劾李鸿章，斥他误国主和“窃综其前后心亦观之，则二十年来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这场震撼世界的甲午大战，要不是李鸿章实权独揽一人包天，肆意拦阻出击，而是由另外爱国首领正确指挥，将士浴血奋战，军民团结对敌，战争的胜利者很有可能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后来强盛之国也很可能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所以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不仅使中国被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也意味着中国近代化工业发展的又一次重要新机遇的丧失！
2.腐败软弱遭致丧权辱国
甲午战争前，清光绪十一年，张謇提醒清政府“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因，大权一失，实祸随之。况耽耽虎视者，不止一日本，而未尝不以日本要求之得失为动静。日本得到则各国皆动矣。”
张謇之语要义有三：一是明确指出支援朝鲜就是保卫中国；二是对“耽耽虎视者”日本，须时刻有提防之心；三是如日本侵朝、侵华得逞，英、俄等列强定会乘机侵略中国。然而，清政府对张謇的这一重要建言，即“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未予理睬，甚至对张謇之师、军机大臣翁同龢“主战”要谏也置若罔闻，只偏信昏臣李鸿章一个。结果任狼入室，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而中国大败，“海疆不能自固，舰炮听命于人。”（张謇语）
翁同龢、张謇一些主战要员不会忘记，他们在甲午战争刚发生，就正式上奏朝廷，要求将颐和园修缮工程的经费移作战费，慈禧太后获讯后大发雷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当前方军民抗击敌寇的时候，她却在北京城广为“纳贡”，筹备她六十寿庆。战争中，军内腐败亦日见暴露。张謇愤愤陈事：“卫汝贵（清淮军将领），以贿得之，……卫军行不两日，已逃去三四百人，……粮台不设，侦探不灵……不知李鸿章所为节制调度者安在。”
北洋舰队驻守威海港时，在这又一关键时刻，李鸿章依然不许舰队出海迎敌抗击，以致清军舰队被敌人“瓮中捉鳖，全部被歼”。
甲午惨败，世人皆呼要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张謇独自上奏弹劾，但毫无实效。2.3亿两白银的战争巨额赔款，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为还债，不得不大借外债，使外国侵略者通过侵略性的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马关条约》还使中国割去台湾、东三省等大片国土。正如张謇1895年《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的那样：《马关条约》是“日本要挟之约，贻害无穷，……赔款二万万，目前必系借洋债以应之。折口之外，加以东西洋两层息银；至镑数亏累，尚难预计。”“日人以中国兴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各国瓜分。”张謇深深为国担忧，他说：“今日国势，犹处风雨危暮之下，波涛漏舟之中。”此时的张謇，对清政府已毫无指望，腐败软弱遭致丧权辱国，此种教训留给张謇、国人、后代，是何等之大，何等深刻！
3.消极防御吞下难咽苦果
甲午战争发生在十九世纪后期岁月。从军事力量上看，中国的陆军兵力多于日本，海军舰艇吨位相当；从地理条件看，中国处于有利的防守地位，可以利用海岸地形积极防御；从政治上看，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然而，战争结局却是大清国败于小日本，这与清政府腐败专制、不能正确判断战争形势，尤其是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也有直接关系。
战争爆发前，总揽清廷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与慈禧太后都严重缺乏积极抗日的战略思想。慈禧虽然开初亦同意“主战”，可后又赞成“议和”，摇摆不定；李鸿章一直坚持息事宁人和“以夷制夷”“赖俄调停”的消极防御方针。与军机大臣翁同龢“主战”思想一脉相承的张謇，向李鸿章提出“战不备”之严重后果，要求做好战争准备，积极防御，以战促和：“盟血未干，日乘韩乱。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乱定后，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函请李鸿章及早为之修政练兵，兴利备患。李鸿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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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守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造成日寇步步占先、中国招招落后的被动态势，将战争的主动权供手于敌。战争进程中，张謇知晓：“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炼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以及登山涉水之具，糇粮卸寒之物，无不周备。而又不惜重利，广购间谍。故今日之敌，迥非昔比。我军（清军）则仓猝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又不足，技又不习，动辄挫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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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清朝陆海军不能相互协防而是各自为战，如无首之鸟，给了日寇可乘之机。
假如清政府能够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扰乱和切断日寇的海上交通线，集中海上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进行决战；加上海陆兵力协同，指挥得当。中国当时是有军力和条件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
1895年春，甲午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时，张謇写出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一文，强调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多条切实措施，如“宜治海军”“宜练陆军”“各省分设枪炮厂”等。张謇深知海军在近代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说：“今日无论如何艰难，终宜复设海军。查近日海战……中国海军尤以断敌船接济为要策，加以防内海，扩长江则鱼雷炮船之轻速度，尤为合用。每厂穹甲八个月可成一艘，一年可成十艘……若分向英、德各大厂订造则一年内外，海军数支之船，皆可齐备应用，庶免悠忽延误。”张謇也十分明了铁路对近代战争之迫切，他说：“若铁路既通，江、宁、苏、杭联为一气，外远内近，可以随方策应。”然而，张謇这些反映他“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与实践举措，被一意孤行的清政府的“消极防御”的战略主张所否定。马关条约签定前后的甲午多次海陆战斗证明，采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战争，无备战、忘教训、不敢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结果只能被敌人消灭或重挫，导致中国被逼吞下“割地、赔款、国家半殖民地化”的难咽苦果。
4.军队没有“血性”就难打胜仗
今年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军队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军人要有点血性，要的是一支有血性的军队。”何谓“血性”？笔者阅读词典、辞海，得：“血性”为“刚强正直，不怕牺牲之意”；“血性”是“血气”的同义词。张謇写到甲午战争及相关事件的文告、函电、奏疏中，也有许多动人心魄的彰显“血性”“血气”精神的佳言睿语。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讲到复军练兵的重要时，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忠勇奋发，训练精强，锐意灭贼”的精兵良将；张謇在《为中日交涉致徐总统电》中，又讲到“以国为命、忠诚勇毅，一扫平常敷衍之策”的“惟公是望”；张謇在追忆明朝抗日英雄曹顶时，被其“觇寇所向，迎击追截，旋矟麾刀，气厉百倍”的血性精神所感动，发出“壮矣哉！”的感叹。
甲午战争中有英雄，也有懦夫，但更多的是清政府体制下的没有“血性”精神的懦夫（包括将领与兵士）。当北洋水师“致远”舰在日寇炮火轰击下悲壮下沉时，“济远”舰舰长方伯谦竟然指挥舰艇向旅顺口方向逃跑；“广甲”舰看到“济远”舰跑了，也无心恋战，跟着方伯谦逃离战场。张謇斥方伯谦等逃官“累我敢战之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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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0月24日，日军前锋探水试渡鸭绿江，日军放一排枪，许多清军就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25日大批敌人过江，除聂士成部下稍作抵抗外，其他各军纷纷溃退；11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大连时，大连守将赵怀益已提早一天逃走，部下溃散，大连6座新式炮台，120多门大小射炮，还有大批弹药等，全部被日军占有，大连失守；日寇侵入大连十天后，即向旅顺进攻，旅顺还有清军一万三千人，日军集中100多门大炮向旅顺猛轰，接着主力发动进攻，清军却无招架之力，致使旅顺陷落。其时，忧心如焚的张謇怒批清军独霸李鸿章：“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见于事外而坏及事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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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旅顺失陷后，欲壑难填的日军发动了对山东半岛威海卫军港内的北洋舰队的袭击，爱国官兵与将领曾要求予敌舰以迎头痛歼，可作为朝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即“严禁舰队出海巡弋”致使岸炮守军主要军官坐船逃走，李鸿章又怕惹事，不准水师抵抗，北洋海军又一重要基地威海又落入日军口中，此时的张謇，心如刀绞，热泪纵横，数月后还在怒号：“何至不下战书，而遽击我兵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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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甲午各战，叩问历史，清军“血性”在哪里？笔者以为军人血性就是战斗力，军人血性一天不可缺。血性的军队就是要展示勇猛顽强的气势，不怕牺牲的精神，秋毫无犯的纪律，就是面对敌人即使倒下去也要倒在冲锋的方向。甲午战争史实证明：军人没有血性，就会吃败仗，就会弃城、失地，就会丧权辱国，百性就会遭大难。
讲到军人血性，这里要讲到甲午战争名人丁汝昌，虽前有略述，很遗憾这一甲午战争的英雄被张謇误读了，下错了结论。说海军提督、北洋舰队指挥丁汝昌不是英雄，而是没有血性与血气精神，在甲午海战中“逃死无所之”的懦夫，是李鸿章为其“盛叙创伤”的败军之将
。张謇之子张孝若（可能受父影响）也说：“这时李公（指李鸿章）掌握兵马大权，本人很晓得丁汝昌的海军不中用，和日本人不能战。”（见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佳传记》第60页）笔者以为，张謇实在冤狂了英雄丁汝昌。析其原因有三：一是丁汝昌是安徽人，而丁汝昌水师“军中多闽（福建）人，故事多掣肘”（见《历代名人辞典》第531页），故张謇对丁印象不佳；二是李鸿章与丁汝昌私人关系较好，丁汝昌得到李鸿章提拔重用，而张謇对“战不备、败和局”、对“天下唾骂”的李鸿章恨之入骨，以为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了；三是丁汝昌确有“对属于部队不能严格约束致使管理混乱”的缺点，但与其爱国大义、临危无惧、誓死抗敌的“血性”精神相比，只是“小节有错”而已。《甲午战争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有以下一节文字：“丁汝昌在敌军登陆期，曾亲自向李鸿间要求率领北洋舰队进援旅顺，与敌决一死战。”《甲午战争百年祭》中也有“丁汝昌事举”：1895年1月，丁汝昌接到了日本的劝降信，说什么“以全军舰船来降，必受到天皇‘优待之隆’”，丁汝昌断然拒绝，表现了“宁睦战死，不可后来生”的血性献身精神。2014年总第2期《大家》报，又肯定了丁汝昌其人其绩：“丁汝昌为创建北洋舰队耗费了大量心力（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两艘大舰涉洋回国。1888年担起北洋海军提督重任）作战勇敢，以身殉国，堪称英雄一生。”丁汝昌殉职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载专人赞丁英勇壮举。甲午战争后，清廷对丁汝昌予以贬斥，认为丁“不懂海军、治军无方、指挥失败”。其旧部，后来的福建海军暂督萨镇冰为此愤愤不平，呼吁朝廷重新评价丁汝昌，以激励海军士气。海军部大臣戴洵于清宣统元年（1909）春向朝廷上了奏稿，要求为丁汝昌建祠堂。翌年秋，水师全体将士官佐损出三日饷银，作为工程费用，建造丁公祠于刘公岛上前海军练兵营内。建成典礼那天，萨镇冰（与张謇交往较深）主持大会，发表演说，号召海军将士们学习丁汝昌等海军先烈奋战不屈的精神，吸取甲午战争的教训，誓死保险祖国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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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没有血性就会打败仗，而甲午海战清军惨败，其罪责决不在丁汝昌，丁汝昌只是李鸿章的替罪羊。冤案终将昭雪，历史已有公论，如果张謇地下有知，亦一事实上会收回错论，为丁汝昌平反洗冤，恢复名誉。
惊世一战的甲午硝烟，激烈地震荡着张謇的思想与灵魂，他对风雨飘摇、如厦将倾的清朝制度，已完全失去了信心。此后，他历经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最后终于趋向共和，毅然弃官从商，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在觉醒的志士能人中勇作开路先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时刻表达着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今天，在我们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的时候，对“甲午奇耻”决不能忘记，特别是在当前日本安培政府和右翼势力妄图复活军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时候，我们对浸透国人鲜血的“甲午历史”更不能忘记！我们要切实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感，学习张謇思想，发扬张謇精神，为建设新型现代化强国与富强、安乐的新南通、新海门，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参考文献:
[1][3][6][7][8][9][10][11][12][13][14]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1卷，第22页、第11页、第29页、第25-27页、第22页、第29-30页、第25页、第30页、第28页、第28页、第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5卷（下）第13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张謇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页，2006年。
[4]《翁文恭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15]《旧闻新知》报，第1225期09版，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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