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謇甲午致翁同龢函观其军事才华

张史清

在1894年7月2日至8月21日50天的甲午战争关键时刻，张謇给两代帝师、户部尚书、总理大臣翁同龢发了20封紧急函件，充分反映了张謇拳拳报国之心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可见他不仅是个伟大的实业家、教育家，还是一个军事家，只因他的实业、教育的成就过于伟大而被淹没。

一、多事之秋甲午之年

1894年为甲午年，这年因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增设恩科会试，张謇进军赶考，5月28日，干清门外宣召张謇以一甲一名蟾宫折桂高中状元。5月29日，皇上太和殿传胪，赐六品朝冠，授翰林院修撰。

早在1882（壬午）年，29岁的张謇随吴长庆赴朝平乱，一举成功，打破了日本颠覆朝鲜的阴谋，获得朝皇嘉奖。随后又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大展张謇军事、外交之才能，曾轰动朝野上下，只可惜未以完全实施，才导致甲午隐患重现。正当国内上下大操大办太后寿庆之际，日本却再次对朝鲜进行颠覆活动。张謇顿觉与12年前情景竟然如此相似，一眼便知日本正在故技重现，阴谋通过颠覆朝鲜，进而侵犯中国。张謇因壬午之战担任军幕重任，对朝鲜的政治、军事、地理环境及中国军队的状况都了如指掌，凭借亲历的丰富经验和掌握的各方信息，深感有责任、有能力当任不让，为援朝保国出谋策划。可惜自己虽已高中状元，却仅是个刚进朝廷的文职小官，不再是壬午年在前线任内的职权，有高见也只能向思师翁同龢说，发出13个函建言献策，甘当无名英雄。不出张謇所料，中日甲午海战终于暴发，且中方级级败退，张謇心急如焚，又连发7个函，欲通过翁师得以挽回危局，减少损失。

张謇忧国忧民，日夜不安，心急火燎，不再安以翰林院修撰之琐事，而是精心研究战事，策划救国之大事，废寝忘食地一次次向翁师写信，苦苦进言:7月2、3日各1封；7月4日一天3封；7月8日一天2封；7月15、21、24、25、28、29日各一封； 8月12日一天2封；8月13、14、15日各1封信；8月？、21各一封，合计20封信

，足见张謇忠诚保国之心。

二、抗日援朝保家为国

张謇动察到日本在分裂中朝关系，野心在侵占中国。1894年7月8日，张謇上书翁同龢：“韩鲜事起以来……日本兵逾万，早据汉城，胁王立‘向非中国藩属’之约，而中国之兵，狃于庆典，不开边衅，翱翔海上，已将朝鲜八道拱手授之他人者。”

同日，张謇又进一步分析形势：“韩鲜为东三省屏蔽，国家根本，非琉球、安南、暹罗可比。”指出援朝之特殊意义在保我东三省，并从自己亲历之壬午之战进一步说明：“七月，我兵驰入汉城而日兵即退，当时我兵迅速，日本未测我之虚实也。”八九月謇条陈直督张：“请亲庆军朝鲜得手之后，会同南洋，分两道出师，径薄日本，规复琉球。”张謇又分析如今中方三大问题：第一，慈禧“太后圣意息事息民，故于琉球、安南各国权置，不论日本……惟是中国惧战……中国无战之势，则是朝明让日本，无所为争，安所用和”。张謇认为，只要“振作一年，或可冀十年安静”，必须以“战而后言和”才占上风。第二，张謇分析各路将才，有的稚嫩，有的闲居，有的条理稍短，有的局量不大，有的沾染官场习气，有的江湖义气太重，夸诞不足当大事，张謇认为真正将才甚少，但聂某有勇毅之气、西人破震刘永福等大可用也。第三，上策“以庆典款拨用……禧圣尚有储款二千万，若果有之，似亦可请”，然而谁敢为之

张謇时刻关注战情动态。闻中国各海口，纷纷请办海防，却经费无着。张謇对国事大有“新妇移薪之躁”，知翁师有“诸葛君集思广益之风”，奔却找师陈吐，却师未归。7月15日，即书三大战策呈翁大人：（一）防御。“今为可进可退、亦战亦守之活计，中国可战铁船约二十余艘，约四分队，每队五六船，各以经事提镇统之，密授方略，时时游弋于中国、朝鲜、日本之间，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使彼牵掣顾忌，不敢分兵扰我边海，则我之东北洋海防，但就本有营垒，严饬将士，谨候望、备战守而已。而我之兵船规利图便，遇有可乘之机，飙驰前进，或毁其船厂（日厂皆在海滨），或沉其战船，此则声势相援、虚实迭用之道，而亦海军练胆、海防圉之要施。”（二）进攻。“至朝鲜之兵，应由水陆两路。叶志超牙山之兵裁二千五百，应添调三四千人，参用商船运往（壬午战争亦参用商船），而以战舰一队护之。其陆路应调旅顺防军十营，由大同江口进发，一营化为两营，践更屯扎，以张声势，而免冲截。计旅顺至大同江水程约一日，大同江口至平壤百余里，平壤至汉城约三百里，所分十二营亦应践更前进。”（三）用将。“选将驭将，正兵奇兵，应付得宜，尤为至要。闻已起用刘铭传，似宜并用刘锦棠，以剂湘淮之平。而统率游弋之军，就所素知，似蔡金章、杨岐珍、章高元、李先义皆可用。陆路之兵，张光前曾在朝鲜得力，所统尚有三四营，宋庆可拨四五营。宋故曾隶袁端敏部，与袁世凯有旧，而亦曾与袁世凯同事，必尚能联络一气。……若不及早严密部分则大不可。而尤为枢纽之要，则在上有不贪小功、不怯小败之独断，下有务收众策务为万全之远谋。”

7月21日，中夜大风雷雨，张謇不能安寝，反复思考又书一信于翁师，补充、完善战策三点。（一）对防御战中的游弋之师，必须有后路。指出：“南洋则台湾最便，厦门为辅，而舟山次之。北海则威海最便，烟台为辅，而旅顺次之。北洋大臣若移驻威海，则北海之势重而策应灵。”惟台湾迹近张皇，殆不足恃，人士上拟在义宁、长沙二陈中择一替之。（二）关键在平壤。“壬午在朝鲜，请布置善后，有‘规大军根本于平壤，东顾元山以防俄，西顾大同江以犄角旅顺，北通凤凰城驿站，南拊王京之背’之说，曾为朝人录去。顷闻平壤已为日据，此讯如实，则大同江口必且有防，然料日人易视中国，未必遂能如此严密布置。宜速令旅顺防营侦探明白，若无重防，刻日进兵，据江口而攻平壤。若更迟疑，此路一断，我兵必须取道义州，缓不济急，师亦劳矣。”（三）用将变化。根据新情况，“厦门提督杨岐珍不必他调，永福可将所部先驻台湾，名为防台，相机东渡。湘刘帮办南洋，淮刘帮办北洋，取其目前将士一气，也可统游弋之师。”

战事日急，张謇探得日方军情，查阅资料核对后，7月24日及时告翁：“日本铁甲船5艘：扶桑最坚，仿土斐梯布化仑德之制，为铁舰纯式；金钢、比睿次之，以木质傅甲，底包铜片，乃有甲快船之船，甲太薄，在今时已难适用；龙骧、东舰惟求旧，盖无识矣，不足道。余29舰皆名巡海快船，无铁甲，也远不及我快练船。”并认真分析各将领特点优劣，提出建议：“河南、安徽之间，背枪极能命中致远（俯地而击），将来必应有此一军。”

三、中日海战献计献策

7月23日凌晨，日本军队突袭汉城王宫，挟持

朝鲜国王

李熙

，成立亲日傀儡政府，断绝与清朝东藩属国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7月25日

，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丰岛海面的清军运兵船，制造了

高升号事件

，便引爆了

中日甲午海战

张謇紧急分析应接战事，7月28日上书翁师，提出八条意见，其中冒死敢提拨用太后祝寿庆典款筹饷劳军，指出，“若一误再误，再来劫局益幻，下子益难，直至割肉喂虎”的严重后果。”

29日，张謇根据掌握的新情况，又上书翁师，“我兵仍宜速进（防倭之先去），驻大队于平壤，以偏师驻韩京四五十里内，坚与相持，遥为牙军声援，而时出奇兵，相机以攻略，以能占地势（须居高临下）为上”，“济远既能鏖战而回……宜令李详问以报，略嘉奖之”，“宜令李就其军选一为下所服者，率数营为先锋”，“尤争下手之先”，“以坚忍持之，庶将来和约吃亏略少”

8月2日，张謇“闻陆战一负一胜，负不必惧，胜不必喜也。此时似宜电购穿板铁甲二艘……为将来游弋之资，于虚声则示日本以不轻于和之势。及此借用庆典款为较易成，用亦归实，能行似好”

8月3日，主帅

叶志超

指挥失误，贪生怕死，“援军迟发十日，而又不由大同江进……凡倭人来攻者，炮力不及之候不发炮，枪刀不及之候不发枪，待十日援军到，平壤已有倭兵……谅山之捷音将至，天津之和约已成，失算昧机，撤兵丧地，闻当时军士多有掩面号哭者。”

[10]

临阵脱逃，导致清军失败，影响战局。

张謇虽久不在军，却对中朝地情、军情、敌情、战情研究细实，了如指掌，又一次次献计献策，欲挽危局：

8月4日，张謇指出：“张光前于汉京以南道路皆熟，……元山只陆路通平壤，约三百五十里，至汉京五百七八十里，此不足虑其分掣，可不必分兵防守。……我军若陆路能得平壤，水路能得大同江，则倭必夺气，而我军之进取有机。”

[11]

并提出取外交手段，借兵取胜：“能以倭毁英船激英，以德救我兵。亲德，商借其船。百七八十里，此不足虑其分掣，可不必分兵防守。”

[12]

8月12日函，在人士上：“丁不能拔，即已；如其拔，须极密，毋令有他虞也。”

[13]

8月12日函，“倭有重兵在大东，即虑有扑犯旅顺之事……醉生梦死，将奈之何？六舰又何往？可怕！”“倭舰不尽可战，其联22艘来犯者，一示不因前有毁船可馁，一即前说游弋之意，而倭能用之（大半用意在虚声）。倭不可谓无人。倭能布远势，而我无近防，奈何？”张謇指出：“须时提醒梦中诸人，尤宜戒津严防坚持。”

[14]

8月13日函，提出：“调三数千人，托英、德船，乘日不备，驶到锦江口登陆，救援叶军……此时除却坚持绝无他法……今姑为收局计，最下之下者，划鸭绿江；下之下者，划大同江；下者又不如即津谋，俾归英、德、法、俄、美各国保护……而中国所犹应以全力争者，则必占大同江口也。”但别国有矛盾却都想分食中国，保护不可靠，“非我可恃以为自立之道也……就中国今日之势，而苟不奋焉为补牢之计……”

[15]

张謇见北疆已失利，8月14日紧急致函：“海疆有事，江南尤重……倭于江、浙、天津托别国购粮，其数闻甚巨，应电南北洋知照各国洋商，中倭现有战事，米、军械一律封禁，能切断此路。”并建议加筑海堤，“无事以之捍潮防灾，有事以之藏兵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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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战事将危及家乡通海，8月15日，张謇提出通过通州牧汪组织筑堤，“沿江大堤宜宽而不必甚高。取土即在堤址外一丈、堤址内二、三丈，因为里外壕制枪炮弹亦有用。就江轮线路论江防扼要，吴淞第一，宝山、崇明第二，白茆第三，通州芦泾港第四，如皋周圩港第五，泰兴天兴港第六。若乡团防御得宜，亦足以守，但各处皆须有兵以部勒之，有枪炮以实之。”

[17]

甲午战争屡屡失守，8月21日，张謇叹曰：“总之，我不能战，战不能再胜，必地可和之理，断断无疑。孟子强为善一言，足为今日安身立命处，正赖自上而下，一二君子有咬钉嚼铁之功，而惜乎其太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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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惨败，张謇想到血战牺牲的将士，提出：“广乙林管带闻在叶军，此人出万死之余，宜询其下落而抚谕之。沈寿昌宜特恤。”

[19]

10月18日，张謇因父亡南归治丧。次年（1895），张謇在家得悉朝廷于4月17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痛心疾首，决计弃官还乡，走实业教育救国之路。张之洞深知张謇富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请他兴办通海团练武装防倭，张謇欣然接受，立即奔赴黄海边实地视察，以亡羊补牢保一方平安。

四、历史为镜启迪后人

1．善于用才纳柬才能赢得胜利。

壬午之战，张謇亲随吴长庆出征，其军事谋略因能得到重用发挥，才一举平乱成功。“善后六策”，再次大展了青年张謇“诸葛亮式”的军事才能。可惜张謇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善后六策”未能全面实施落实，终于导致甲午年日方故伎重演，朝方旧病复发。甲午之战，42岁的中年张謇阅历知识更加丰富，军事谋略更加老到周全，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敌情还是我情、形势还是对策，都体现了超人的军事才华。张謇还敢出奇招欲动用慈禧寿庆资金购战船鼓将士，可惜良药苦口，慈禧讳疾忌医。再好的雄才大略，再高明的军事战术，无人采纳，无力实施，一封封战策书只能成后方师生交流的废纸，只能眼巴巴看着将士阵亡，国土失守。张謇一系列高明的战略战术赴之东流，英雄无用武之地。若能采纳了张謇的战策，也许历史将会重写。因此，识人用人善纳良策比什么都重要。

2．反腐强军才能长治久安。

日本1890年后，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强军，1893年起，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而中国自1888年建立

北洋海军

后，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以后

北洋水师

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将大量军费用于慈禧享乐修造颐和圆，搞寿庆。李鸿章两个儿子在日本经商发财，大量资金外流日本，因而定下“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直至卖国求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慈禧畏敌恐战，将主战派光绪皇帝软禁、翁同龢革职回乡终身监禁。“我兵未有必战之心，防之疏而应之迟，不得为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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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开战，清朝陆军总兵力达96万人，是日军的4倍，却以失败告终。军队是国家的机器，强军必须除腐，除腐务必除尽，习近平反腐从军警老虎打起，不失为英明之计。

3．牢记历史教训才能不重蹈覆辙。

从132年前壬午战争到

甲申政变

，从120年来的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到今天，纵观历史，朝鲜始终是侵华的一条跳板，侵华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必然通过朝鲜做文章制造事端，挑起战火进入中国。日本的每一次革新、振兴后，都得向外扩张、侵略，而首要目标就是幅原辽阔的中国。今日大中国崛起，经济总量走在日本前头，其战败国的耻辱、复仇、妒忌之心急剧上升，军国主义复活，亡我之心不死。软弱无能，只能遭来得寸进尺，求和只能吃亏。中国人应永远牢记历史教训，提高警惕，决不可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1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2册第52～6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