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汪树堂的一次合作

张史清

年前在市图书馆古籍部看到一部《律音汇考》，觉得有点意思。就古籍版本价值来讲，本书时间颇晚，几乎不值得一提，然而我还是被它透出的背景信息所吸引。

细想起来，它吸引我的地方大致有三点：

一是本书牌记为“光绪二十三年重刻，板存江南通州文庙”，并刻有“上海谢文艺斋承刻”字样，说明这是一部通州文庙委托上海谢氏所开设的“文艺斋”书坊刻印的书，属于南通的地方文献。

二是书前所刻江苏学政龙湛霖和通州知州汪树堂作的序，交待了重刻此书的原委和意图，对我们了解晚清通州恢复祭孔乐舞的这段历史颇有帮助。

三是本书原为张謇所藏，是其创办图书馆时率先捐出己藏的那批书中的一部，书上钤有“张季子金石图书印”的藏书章。尤其是这印章钤于汪树堂序言的对页，印章与汪氏署名两相对映，颇有些戏剧效果。要知道这位知州汪大人，正是张謇《厂儆图》之《水草藏毒》那幅画里所影射的那个人物！

清道光初年，浏阳县令杜金鉴有感于各地祀孔乐舞杂乱不一，特聘本地精通古乐的高士邱之稑为文庙乐舞教习，培训生员，力图规范乐舞，使得浏阳祭孔乐舞水平之高名闻全国。而《律音汇考》一书，就是邱氏亲赴曲阜孔庙考察，再结合自己的潜心研考而著成的。通州文庙重印此书，显然也是看到它在祭孔乐舞中的那份权威性。

光绪十八年（

1892

），浙江馀杭人汪树堂来任通州知州，鉴于文庙丁祭废弛，礼乐器残缺不全，乃于次年谋兴乐舞。汪树堂之所以为此汲汲而谋，照他在重印《律音汇考》序里所讲，乃是看到晚清时期士大夫竞尚西学，弃传统于不顾，心以为忧，希望借此来重振礼教，端正风俗。

其时他所做的，一是以国家申令废除淫祀的名义，罚卖不在国家祀典的庙产，以此资金来补造乐器，另一则是于春秋丁祭时试行乐舞。对于后者，他得到了张謇多方面的支持。这事在汪树堂的书序里有所叙及：“修撰张君与论乐事，贻以灵璧之磬，又商白学使攸县龙公，礼请先生（指邱士稑）弟子胡君、唐君、邱君，大加厘定。器缺者补之，旧者新之，律不谐、音不正者改之。集州学生员俊秀弟子于尊经阁，按籍征图，指画讲解而分授之。三越月而舞蹈娴习，音奏中节。上丁陈奏，直龙公按部于州，于是乎彬彬可观，飒飒可听矣。”

张謇参与通州恢复祭孔乐舞之事，也有其特殊的机缘。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初，受中日战局影响，守父孝在家的张謇受命总办通海团练，开始与地方官员有所接触，从而了解到汪树堂复兴祭孔乐舞的志愿，并于次年（

1896

）春就开始为此奔劳。他在《自订年谱》里记录其间所做者有四事：“复通州孔庙乐舞，设采芹会，并建海、如、泰合习庙乐之议，请学院龙资生侍郎湛霖延浏阳唐某等为乐舞教员。”这与范铠《南通县图志》里的记载也能对应，范志云：“光绪十九年，知州汪树堂与士绅筹兴孔庙乐舞，翌年上丁，粗践仪式。二十二年，张謇请于学使者龙湛霖，以其乡浏阳县唐、邱、胡三教习至通，增乐器，调律吕，遴择诸生幼童颖秀者肄习之。”

看来这事在当时办得很成功，以至张謇后来写《重修南通孔庙记》，就有着“春秋祭用佾舞，自清光绪二十二年始”的话，直把这次乐舞看成是最为正规的一次。也正因为办得成功，这才会有《律音汇考》的重刻。照汪树堂的意思，通州重刻此书，是欲“请于学使，通行各学”，目的还不仅限于通州一地习用。这次恢复古乐舞，可说是张謇与汪树堂的一次完美合作，只是想不到未隔数年为了纱厂筹资，两人竟然交恶，势同水火，真让人感叹世事的变化无常。

关于此次恢复古乐舞的实物留存，除了重刻的《律音汇考》书本外，博物苑现在展出的南通文庙礼乐器里也有数件，如那一套石编磬，就应是汪树堂所记张謇赠送的“灵璧之磬”，而另一套铜编钟，上面犹能看到“光绪丁酉”的铸款。这个丁酉即光绪二十三年（

1897

），距今整整两个花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