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謇的两篇旧文

张贤

偶尔在2012年群言出版社出版的《李公朴文集》里看到一篇《偶尔想到》。这是李公朴读到某年7月5日《大公报·史地周刊》上一篇介绍张謇的文章，觉得写得很好，认为对张謇这位在当时已“早被人遗忘了”的人物应该有人来论述，同时又是在自身受到感动后，才写出这么一篇议论文的。文章追述了张謇艰苦奋斗的经历，赞扬其放弃仕途投身实业的积极用世的精神，也分析了其事业由盛而衰的主客观因素，最后指出单靠个人奋斗的兴国之路其实走不通，而只有“有组织的集团的努力”才能挽救民族的危机。可见在李公朴笔下，张謇的奋斗经历，就成了一个历史的明鉴。

李公朴似乎与张謇素昧平生，他对张謇的了解，恐怕也就是《大公报》上的那篇文章，然而作为一个著名的民主志士、杰出的社会教育家，他对张謇的评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分量。照文末所注出处，这篇《偶尔想到》发表于“《读书生活》第□期”，期数不能确知。依本书的出版说明，这种处理应属于“因部分文献与原始材料年代久远，内文张纸破损、模糊无法识别，本书编辑均以‘□’替代”。《读书生活》是李公朴主编的一份综合性杂志，是一份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的“生活斗争、民族解放、理论指导的半月刊”，它于1934年11月10日在上海创刊，1936年11月25日出至第5卷第2期时被国民党政府封禁。虽然《偶尔想到》刊出的期数暂不能明确，但大致年代应该还是可以框定的。

既然李公朴因《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引发而写此议论，所以那篇文章自然也引起我的好奇。按图索骥，终于在1935年7月5日《大公报·史地周刊》上看到这篇题作《张季直》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为郑侃嬨，题下注明是“通俗读物编刊社来稿”。

《大公报》的《史地周刊》，是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主编的一个专题副刊，由他和洪业、张荫麟、容庚、容肇祖、洪思齐、张印堂七人共同担任编辑。这个周刊创刊于1934年9月21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受形势所迫，于7月23日终刊，共出146期。它的创办，其实是“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民族危机，引发史地学家“经世致用”意识增强的表现，是专业学者向民众普及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的一个宣传教育的平台。而通俗读物编刊社，乃是由顾颉刚原先组创的“三户书社”改组而成，其目的也通过编印通俗读物来发动民众，宣传救国救亡，只不过读物更针对于读书识字少、文化程度底的工农大众。至于作者郑侃嬨，则是深得顾颉刚赏识的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女，郑与之谊比师生，甚至更谓为“知心之友”。早在1933年底，郑侃嬨就受顾颉刚邀请加入通俗读物编刊社，并在顾颉刚的计划下撰写了一些历史人物的通俗传记，《张季直》就是其中的一篇。

郑侃嬨的这篇《张季直》，约近4500字，篇幅还不算短。其着重写的是张謇科举道路上所受磨难及创业时的种种艰难，借此表现张謇坚忍的性格，另外所介绍的，则是张謇至老不衰的爱国情怀。作者的写作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张謇的事迹来激励读者。有些事迹，经过作者的组织，还是颇能反映张謇的精神实质的，比如有一段讲：“季直出于农家，知道劳工的艰苦，能够优待工人，为工人盖住房，开学校，设医院、公园等，凡有益于工人的福利，他都能想得周到，办得周到。”这就讲到了张謇的民本思想和人文关怀。兴办这些事，在今人看来可能不会特别感到什么，但在中国近代工业社会初始阶段，却分明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篇文章的取材，似乎主要来自于张孝若的那本《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但为了注意通俗和生动，作者还加入了一些来自民间的传闻。文章从标题到文内的称呼，都写作“张季直”而不作“张謇”，这可能也是出自文字通俗的考虑，因为“謇”毕竟是一个冷僻字。有意思的是，全文仅在一开头作基本介绍时出现过一次“张謇”，而偏偏这唯一出现的“謇”字就错成为“骞”。这个错，估计不至于出自通晓史学的郑侃嬨，极有可能是排字的手民好心帮了倒忙。

李公朴和郑侃嬨的文章，虽然都发表于八十多年前，但如今读来似乎仍不

过时，并且还有其激励和启发人之处。两文通常不易读到，现附录于下，非仅借以保存史料也。

附一：

张季直

郑侃嬨

（通俗读物编刊社来稿）

张謇

，别字季直，清咸丰三年（西历一八五三）生在江苏省海门常乐镇一个历代种田的人家。季直的父亲润之才开始念一点书。润之有五个儿子，他自己很穷，念书又不成功，常引以为憾，有心要培植儿子，替他扬眉吐气。可惜又是因为穷，不能让五个儿子统统念书，只得挑选最聪明的季直去进学，别的儿子，种田的种田，经商的经商，协力来造就他。

那时科举还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季直的父兄当然督着他向这一条路走。他十六岁的一年，州试考得很低，名字落在第一百以外，而他的一位才十五岁的姓范的同乡竟考取了第二，两人相形见拙，难免人家讥评季直。他心中正在难受，回到书塾来，先生又狠狠的当着众人数落他一番道：“你这个孩子有什么出息？如果有一千人考试，只取九百九十九人，那一个考不取的准是你呢。”季直听了，非常痛心，决定发奋用功，争一口气。于是他在书塾的窗格上，帐顶上，和其他可以写字的地方，都写着“九百九十九”五个字，使自己随时随地触目惊心，不忘雪耻。他怕睡得太多，误了读书的时间，睡的时候，拿两根短竹竿，夹着辫子和枕头，稍为转侧一下，辫子牵动头皮，就醒了。醒后，立即爬起来念书，不管天亮不天亮。晚上非读到点干了两盏油灯不睡。他一看见“九百九十九”五个字就感动流泪，令他兴奋，所以日夜读书，一点也觉得累。这样苦攻了才六个月，院试竟在前列，那位范同乡反落后了。

他进城考试，看见许多华服翩翩的士子，高视阔步，全不把寒酸的他放在眼内，他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进场的时候，他常常自己一个人站在试院门外的石狮子前，不轻易和人交谈。站累了，高兴时会很大方地注目看看他四围的趾高气扬的纨袴子弟，心里想道：“穿的绸儿缎儿有什么用处，要考得好，才算光荣，才算本领。”结果每回发榜，他总是第一名。

为了考试，他所受的苦辱，比谁都利害。他因为是个农家子，三代未有人做过官，也没有人进过学，叫做“冷籍”，照例要得到同族中有资格的人“认保”才能去应考的。季直的父亲误请了歹人作保，把季直送到如皋去考试，假托是人家的子弟。后来他中了，那保人多方要胁，他的父亲也知道走错了路，呈请官厅，要求改籍。一直打了五年官司，弄到快要倾家荡产，才得到改回原籍。这五年间，季直因运动复籍事，常常奔走于如皋、通州两地，受尽耻辱，甚至被人押在学宫，索去重贿才肯释放。

一八七二年，季直二十岁了，那时他复籍的官司打到了第五年，家里财穷力尽，已没法挣扎了。可是他宁牺牲功名决不示弱，四月初，他和他的叔叔冒险才到如皋客舍，就有差役来索“歇保”，要季直留在如皋随时听传。原来学官、董事等沟

通知县，制止季直行动自由，以便拘押。那时太阳已经落山，天气忽变，大风密雨突然而来，窗格风吹作响，厅堂雨打半湿。季直抬头上望，看见黑云满天，电光急闪，心中不免有一点风云不测之感。上灯后，他记着前次被押，父母的忧伤情形，非常难受，默想道：“我何必吃此眼前亏，不如留叔叔在如皋，我自己回通州想法罢。两处尽力，也许事情容易解决。”他得了叔叔的同意，于是藏钉鞋在衣服里，穿一双破鞋，提一盏半明半暗的罩灯，自己一个人踉跄冒雨出来。从如皋回通州，出北门，走大路，是最好不过的，但因为要经过县署，怕被差役撞着留难，只得折出东门。过桥时，骤风灭灯，摸索前进。那时城河才开始浚深，河边泥深二三尺，连续不绝，路又崎岖，举脚便有摔倒或陷下的危险。雨势虽然略减，云还是墨黑。季直狼狈不堪，不知道怎样才好。他在桥下站了许久，才换过钉鞋，把那双藏满泥的破鞋，远远的扔掉了。刚脱手，他记起是慈母手缝的，马上悔惜起来，但已无法取回了。他把灯也扔了，拿着伞柄做手杖，扶着慢慢走。未走前，先蹲下来，看看有没有水光，走不到十步，又要蹲下来视察，脚陷入泥里过了脚跟，钉鞋屡次失脱。这样经过三四小时才走得二里多路。季直此时忿火在心里烧，已经忘了深夜独自走险道的可怕，有时甚至想挟利剑去砍仇人的头。但是他一想及父母在世，自己生命宝贵，不值得玉石同碎，就一面走道，一面自己开解自己。等到天快要亮，他才走到他的朋友家门前，打门借衣服换。那时他的外衣湿透了雨，内衣湿透了汗，全身衣服没一寸干的。他的脚又生满疱，痛不可耐，不能睡觉，坐着等天亮。等到日出时，他托人雇一辆小车，赶着走一百三十里路，一天才回到通州。不想苦尽甘来，他回来交涉很顺手，官府只责令他补具“世系图”，就准他复籍了。

季直在乡里很刻苦的用功，学业进步得更快，一时文名大噪起来。二十四岁那年，季直往江宁，借惜阴书院读书，提督吴长庆派人到书院来聘他入幕，他因为家境困难，早想出外谋生，也就答应了。吴长庆很能优礼他，信用他。不久便随吴长庆到朝鲜去。光绪八年，长庆平定朝鲜的叛乱，全赖季直的计策。朝鲜平后，季直回家奉养父母，决定安贫苦学，不随便向人低首折腰，因此辞了好几处的聘请。可是季直不是一个书呆子，“学”和“行”两方面他都重视的。他在乡里，尽量想法子举办有益于大众的事业，如谋减捐税、赈灾平粜、加增学额、提倡蚕桑、筹办团练等。

四十二岁的一年，他居然中了状元。但他无意做官，他看见中国一天一天的贫弱起来，认定非振兴工商业不能救国，因此决心投入实业界。那时因为甲午中日战事失败，中国新和日本订了马关条约，内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开设工厂一条，他觉得让日本人先办工厂，更加一重国耻，决定赶快开办，使日本人知道中国也有人呢。季直的通州家乡是出产好棉花的地方。日人把此地的棉花买去，纺成纱，织成布，转卖给中国，获利已经很大。现在又要在中国开厂，利用中国的贱价原料，低廉工钱，来吸干中国的利源，季直认为这是等于“沥血肥虎”，所以一定要开纱厂和日人对抗。那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赞成开厂之议，决定长江口的南北，苏州、通州两地各办一厂，苏州厂请陆润庠主理，通州厂由季直主理，使各设公司，集资提倡。最初他想自己是一个寒士，那里能担负这样大责任，后来他又转想道：“书生从来是被人轻视的，因为书生的毛病是在于好空言和爱负气。我今日应该勉为其难，干些切实的事，答应了办厂，那么，不但可以利国，还可以为书生吐气呢。”于是他答应了。

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这四年间，季直因为经营厂事，常常奔走于南京、湖北、通州、上海各地，废寝忘食，日夜都为这件事苦心焦思着。因为筹款，不得不求见官绅和富人。他们大都是忌刻而又鄙吝的，季直请他们帮忙，他们高兴时对他说些圆滑而无实惠的话，不高兴时索性冷嘲热讽他一顿，有时甚至积极设法破坏他。虽然上面的总督说赞助他，可是底下的官员没一个不拆他的台。千辛万苦在这边筹到钱，寄却那边用，一天半天就用完了。弄到他天天都像穷人过年关一样，无时不是为钱忧心。他在上海筹款失败的时候，常常自己一个人走到黄浦滩头对天长叹，眼泪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但他仍然不肯灰心，擦干眼泪，握紧拳头，咽着气回到他的冷寂客寓里，喝完一碗清茶，便低头写信安慰厂里的办事人，或者出门去找可以商量的人。厂款筹得，他自己不肯动用分文，旅费不够，宁可卖字来用。因为他的大公无私，苦心筹划，到了光绪二十五年，通州的大生纱厂居然发达起来。季直出于农家，知道劳工的艰苦，能够优待工人，为工人盖住房，开学校，设医院、公园等，凡有益于工人的福利，他都能想得周到，办得周到。因此厂里上下同心，办事很顺利。大生纱厂办得有成效以后，季直跟着先后又办油厂、面厂、铁厂、丝厂、轮船公司等。

大生纱厂以后最费他心力的实业，是通海垦牧公司。他以为纱厂是工商的事，一定要兼营农业，才能算本末俱备；同时辟地广种棉产，可以加增纱厂自助之力。

这公司的创始正当庚子乱起，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的时候。他一方面为国事奔走（据说庚子东南互保，他与有促成之力），一方面照顾旧有的实业，一方面新营垦牧公司，这是何等魄力！这公司的第一宗大事是筑沿海的大堤，堤一天不成，什么事都不能着手。季直先招二三千工人，日夜赶筑，不到一个月便告成了。堤成了不久，遇着几次大风浪被冲破了，在最紧急的时候，季直深夜起来，带着一群工人去抢堤。他自己冒着狂风暴潮，站着摇摇要倒的破堤上，督着工人拼命的抢填破口，加高堤岸。季直鼓励他们道：“兄弟，今儿是我们做好汉的机会，我们要拼命和大风潮抵抗，一定要克服它，不要让它克服我们。”工人听见季直的话，没有一个不奋勇向前，尽力工作，不上几天，堤便

全修补好。他一面巡视一面规画，拖泥带水在芦苇里来回奔走着，有时潮高没顶，弄到全身都湿透了。经过这次抢堤的工作，季直更加爱护这堤。他有时离开公司他去，夜间一听见风声，就猜想到潮水必大，怕冲破了堤岸，整夜不能合眼。

常人一到中年以后，就充满暮气，急功而好得；季直却愈老而愈富朝气，凡事深谋远虑，期望大器晚成。他开办垦牧公司之初，便对办事人说：“你们不要着急，伟大的事业是要费力大、需时久的。我对于通海垦牧公司已定了二十年的计画，打算十年粗定规模，再五年而规模完备，再五年才望有所收成。”垦牧公司，惨淡经营了十年便入佳境，一片都是田园和人家，成了东海边一个新村落。季直在那里又办了几个小学，来教育这村的子弟。

季直的救国大计，本来是在于教育和地方自治的，因为这两件事非钱不办，他才改走实业那条路，盼望得到钱来实现他的目的。所以他的实业一有盈馀，就拿来办学校和建设地方自治的事业。这二三十年间，关于教育，他先后办过小学，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银行专修科，商船学校，中学，农业、医学各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南通大学，绣工传习所，测绘养成所，伶工学社，教养公积社，盲哑学校，气象台，博物院，图书馆等；关于地方自治，他努力于办新村，兴水利，开辟商埠，提倡地方自卫，举办其他一切文化和慈善事业等。

光绪二十九年，季直游历日本，观摩所得，很觉得一国渔业和航政的重要，回来先在通州吕四沿海办一个小规模的渔业公司，目的是在于使渔人和渔商合作，改良用具和方法。试办有效，于是又成立一个大规模的江浙渔业公司。后来又办商船学校，为着保护海权，建议规复海军。虽然他的条陈不蒙当局采纳，他仍然不灰心，就自己所能到的干去。后来他又创议改革盐法，开办盐业公司，又办炼钢厂。

辛亥革命，南京政府成立后，季直做实业部长，兼任两淮盐政总理，后来因为反对抵押汉冶萍公司给日本人辞职。当时像季直这样志坚识远的爱国者，实在很少。民国初年季直曾任农商部长和全国水利局

总裁，十一年又任江苏新运河督办，同时又兼任工厂和银行等总理，一切都有很好的成绩，他的事业一天一天的发展，到了老年成效更著。他始终不忘记他的救国工作，他七十四岁那年，病重的时候曾对人说道：“我是想建设南通来做地方自治的基础，可惜全县工业原动力的大电厂还未有办成，全县民兵的制度还未有实施，我就病成这样子了。好在个人的生命虽然短，社会的生命是长久无尽的。我相信我死后一定有人接办我未曾办完的工作，断不会弄到人亡政息的。”他说完便很欣慰的瞑目逝世了。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五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四十二期）

注释：

①謇，原误作“骞”。

②沟，原误作“钩”。

③便，原作“定”，不可解，兹据文意改。

④局，原无此字，兹据实职补。

附二：

偶尔想到

李公朴

偶翻天津《大公报》七月五日的《史地周刊》，看见了一篇论张季直先生的文章，做得颇不错。这位先生是早被人遗忘了，现在有人来论他，确也是应该的。他总还是一个值得介绍的人物。尽管他的往事，有些事情做得令人颇不满意，但他的一生总是经过艰苦奋斗的。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使我深为感动，同时也使我觉得目前的环境，比起张先生的当日来，真有点世纪末之感了。

张季直先生，他出身寒微，一生碰过许多钉子。幼年，要积其全家的劳力所得，才能供他一人读书。第一次受挫于州考，第二次受挫于所谓“冷籍”，第三次更在官绅户冷嘲热讽的境遇之中，费尽千辛万苦去创办实业。他虽然到处都在受挫折，却毫不灰心，毫不屈服于困难，终竟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奠定了他的事业的根基。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能努力，就一定会有成就的，这也是要看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和他所努力的方向如何来判断的。像唐·吉诃德式的英雄，就算他有一颗善良的救世之心，也不得不给时代的风车，将他扫荡了去。张季直先生中了状元之后，若果认识不清客观事实的需要，不改弦更张投身到实业界去发挥他那种积极的精神，结果一定不会有像他在实业界所得到的这种收获。因为个人的努力，虽是推进社会发展的有力因素，但决不是像天马行空那样的完全依靠个人的“天才”，而不受社会发展的法则所限制的。他的成功，正是说明中国当时社会还有一线向资本主义进军的希望，现在是连这样的希望也没有了。

张季直先生一生的事迹，说明了他个人的奋斗、认识和才能，同时也说明时代。不过张季直先生一生的伟大，到底也不得不受中国社会发展所限制，他的努力不得不是一种个人的孤独的。虽然做了一个实业家，创造了一点民族实业，可是他并没有将他的事业弄出一个健全的组织。什么都寄托在个人的努力上面，很容易发生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危险。我们只要看张季直先生死了之后，他的事业就跟着消沉下去，就是一个很有力的明证。虽然这种消沉还有其他的客观原因，例如近数年来帝国主义日愈残酷的对中国民族的摧毁，使中国的大小工业都逼上了破灭的道路。在这种情形之下，张先生的事业也不得不受到相当的打击。但主要的不能不说是由于自从张季直先生死后，他的事业就失掉了重心，继承的人又缺少了像张季直先生那种奋斗精神，不知有所建树，得过且过，一任环境的支配。这种情形，实在给了我们一非常大的教训。个人的努力，若没有组织来支持，个人一发生了变化，他的过去一切的努力，不但不得继续发展，并且还要走上破灭的道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张先生的那种奋斗精神，现在提起来，虽然还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兴奋，但处在这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今日中国情势之下，要打破一切的难关，要挽救民族的危机，更不是这种个人的孤军奋斗所能生效。这种个人的努力，应该以有组织的集团的努力来代替。因为只有将个人的努力溶合于有组织的集团的努力之中，才能使每一个人的努力成为克服当前困难的一种力量，也只有在有组织的集团的努力之中，才能使个人的努力更有力量。

（《读书生活》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