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刘桂馨与张謇

张贤

刘桂馨与张謇

张謇从创办实业开始，进而办教育，办慈善，直到全面推行地方自治，把南通建成为当时的全国模范县。在整个过程中，刘桂馨可谓如影相随，如响之应，所以刘桂馨为南通的地方自治作出了重大贡献。刘桂馨（1859——1916），字一山，亦字省斋，通州川港人。刘桂馨很早死了父亲，家中自曾祖母起，“三世五孀”，他成了家中唯一的希望，于是五个寡妇“日惴惴，耳所听，目所视，心所念虑，唯一山”。而少年刘桂馨受业于同镇周家禄时，“读不尽二十行，复诵不成句读”，周家禄“辄怒呵之，甚则朴责之”。后来，刘桂馨“卒以成业”，成为通州有名的花布商号刘正大关庄布行兼花庄老板。刘桂馨不忘周家禄的教养之恩，周家禄曾经感慨地说，“家禄无裨于一山，而一山之为报，恒什佰所施，其恩义周浃，贤于子弟之顺父兄”，可见这对师生的交谊很深。周家禄是张謇于同治十年（1871）便结识的朋友，所以张謇认识刘桂馨应该是很早的事。据张謇日记记载，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间，穷困潦倒的周家禄向张謇求助，张謇请刘桂馨“代付二十番钱交周宅”；不久，张謇收到了刘桂馨寄给他的“颍滨手迹”所书诗二律：十一月，张謇抵沪，刘桂馨等置酒欢迎；光绪十七年（1991）六月，张謇致函刘桂馨，托购李邕《岳麓寺碑》。这些记载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张謇与刘桂馨交往很早，亦很深，二是刘桂馨经常往来于通沪之间。这样的机缘，使刘桂馨成为张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筹办大生纱厂时的第一个响应者，并且由此成就了刘桂馨后半生轰轰烈烈的事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张謇“以通州产棉最王而良，议设纱厂”并开始招商时，刘桂馨不仅第一个响应，而且还为之奔波。刘桂馨经常往来于通沪之间，这就为大生纱厂最早的“通沪六董”的形成，创造了立功的机会。“初议通州设立纱厂时，由刘桂馨说合，潘华茂、郭勋、樊棻作主，桂馨与陈维镛同办”，“十二月到省先递手折，后即到通由张謇添约沈燮均订立合同，禀请通州、海门地方官会详定案”。沈燮均是张謇的老朋友，早在光绪初年两人就曾合作，联络各处花布商人，请求政府减少厘金征收数额；也曾共同谋求增加海门拔贡名额。而最早的“通沪六董”中，坚持到底的也只有刘桂馨和沈燮均两个人。在由通州知州汪树棠和海门同知王宾签订的合同中，“通沪六董”议定“分通沪为两股，潘领沪股，沈领通股，合集银六十万两。潘任集三分之二，沈、刘认集其一”，“议由潘、郭管银，购纱机二万锭设厂”。接着，“二十二年七月，凭汪通州（汪树棠）及张謇在沪会议，按照六人分任招股”。订立合同后，刘桂馨、陈维镛、沈燮均三位“通董”相当积极，当月，便以“通股购厂基地于州西十五里唐家闸”，“旋规划垫基，浚港，筑岸，建造行栈及监工住宿之房”。然而在“通股”用了二万余以后，上海的“潘、郭股则不应，机亦不定”，筹建工作进入了困境。于是，次年七月，樊棻、陈维镛知难而退，辞去董事职务。这时上海的郭勋提出了将堆放在上海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三年无人过问的40，800纱锭官机折价入股的主意，并且得到潘华茂的支持。在此情况下，张謇决定推荐增补通州木材商高清和典当商蒋锡绅，仍然合成“六董”之数，希望以本地绅商作为集资的主要依托。张謇到江宁拜访江宁商务局总办桂嵩庆等人进行议商。十月中下旬，高清、沈燮均、蒋锡绅到江宁，与张謇一起确定了40，800纱锭官机折价五十万两作为官方股金，另招商股五十万两，由通、沪各集二十五万两，合共一百万两，纱厂由“官招商办”改为“官商合办”。但是此议却遭到了官机入股倡议者郭勋、潘华茂“以官有股必干涉制肘”为由的反对。高清等“通董”决定承担三十四万集股任务，只要郭勋、潘华茂承担十六万。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规建厂屋”，而郭勋、潘华茂很不积极，“仍持缓议”。高清等“通董”不得已提出“请拨官款”， 郭勋、潘华茂表示“既用官机，复用官款”，“沪股顿散，即有亦不交”，于是辞去董事责任。后来大生纱厂建成后，张謇请人画了四幅《厂儆图》，其中《鹤芝变相图》就是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作难。这样，最早的“通沪六董”中就只剩了刘桂馨和沈燮均两人。

在刘桂馨、沈燮均和后来加入的高清、蒋锡坤的坚决支持下，张謇最终建成了大生纱厂。张謇在董事们纷纷退出，招股中连遭挫败时，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即由张謇承领一半官机，折二十五万两，由张謇扮演“通官商之邮”的角色，集商股二十五万两，使纱厂变成“绅领商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下半年开始，集股和建厂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了张謇和“通董”刘桂馨、沈燮均、高清、蒋锡绅的身上。他们不断地会晤和通信，通报进展情况，议商办法，吃尽了千辛万苦。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生纱厂建设全面启动。“造厂运机，造工匠房，修闸，砌岸，建坝，造桥，一切工程，先后并举”。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十四日，大生纱厂终于正式投产。之后，为了工厂建设，张謇曾将刘桂馨、高清、沈燮均介绍到上海《事务报》汪康年处，找人学习“日本厂屋制俭价省”的经验。

刘桂馨同时又是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最早的支持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与汤寿潜、李审之、郑孝胥、罗振玉共同署名刊布《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后，刘桂馨等七八个人就成了继发起者之后最早的股东，刘桂馨（含代表他人）共投资七十九股（规银7，900两）。宣统三年（1911），通海垦牧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刘桂馨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十分活跃。在议到实行包租制还是议租制时，刘桂馨力主有利于佃农的议租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议租制的好处是，“如遇丰年，业佃可共享其成；如遇歉收，也不致由佃农一方负担其灾害”。在会上，刘桂馨被选为两位查账员之一。

光绪三十年（1904）起，刘桂馨参与通崇海泰总商会的领导工作，1909年成为该会总理，从而演出了他人生最为精彩的华章。

通崇海泰总商会实际上是张謇推行地方自治的核心机构。通崇海泰总商会始名南通州商务总会，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同年盛宣怀所建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为中国最早的两家商会。南通州商务总会一开始由张謇的三兄张詧任总理。当时，张謇等人兴办大生纱厂已有七年之久，通州及周边地区的花纱布行业带动各行各业迅速发展，实力雄厚的经营者随之而出，群力自生的意识催生了商会的诞生。而此时张謇正全面创业，亟须有像商会这样的团体做自己牢靠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持。于是，应运顺势而生的南通州商务总会从花布行业发展到各行各业；地区从通州发展到海门、崇明（主要是崇明外沙，即今启东）、泰州，其实还涵盖了如皋、泰兴、姜堰、海安等地。光绪十年（1904）八月，在通州、崇明、海门设分会，于是通州商务总会改名为通崇海花布总商会，张詧继续任总理，另由刘桂馨任协理，三个分会也各设总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名为通崇海泰总商会，拟定《会章》十三章凡八十条，总商会范围遍及通州、海门、如皋、崇明、泰县、泰兴、东台等处商务，会员多达数万人，在二十世纪初时与上海、南京、苏州总商会并列为江苏四总会。其职能包括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受理商事纠纷，保护工商业利益等。宣统元年（1909）八月，张詧奉调担任江苏农工商局总办，由刘桂馨继任商会总理。宣统二年（1910）七月，改称通崇海泰商务总会(简称“总商会”)。

由于张謇成功地开展地方自治，通崇海泰商务总会有别于全国其它商会的是，它不仅开展商业范围内的活动，而且涉及本地的政治、军事、教育、慈善、市政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及。张謇等新兴力量的出现使腐朽的地方政权显得无能和不作为，“绅重官轻”成为当时的南通特色。通崇海泰商务总会的作为是形成这种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总商会事实上诚如《民国南通县图志》所说的，成为“一邑之总枢”。

宣统二年（1910）正月，总商会办理在江宁举行的南洋劝业会通海物产会，派员运输赛品，并设事务所于江宁。南洋劝业会是中国最早的博览会，甚至也可看成是中国创办世界博览会的预演。民国元年（1912）七月，总商会改建了在南洋劝业会之前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建的通州商品陈列所和劝工场，陈列商品分为天产、工艺、美术、教育、参考五部，推陈出新，供人参观，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国三年（1914）五月，总商会筹设巴拿马世博会南通物产会。

宣统三年（1911）七月，总商会设银行专修学校及乙种商业学校，刘桂馨自任校长。当时全国“各省所设之专科学校无几”，刘桂馨在开学后不久，便请张謇到校演讲，教育学生。张謇说，建“商业初等者，即启牖商业初等之知识为普通商业用”，又“以近日中国金融机关不灵之故”而设银行专科；并且强调“商业无道德，则社会不能信用，虽有知识、技能，无所用之。故知识、技能与道德相辅，必知识、技能与道德三者全，而后商人之资格具”，教育学生“在学校中须养成道德之习惯，毋慌言，毋占便宜，毋徒取虚名，著著从实上做起，自审将来在世界上作一何等人物”，两校前后共毕业学生六十七人。民国三年（1914），刘桂馨与张詧、张謇因原有的乙种商业学校借助通海五属中学办学，校舍难以扩充，且乙种学生于商业上知识尚欠完足，而议设通海甲种商业学校，并由他们三人补助经费的不足。

宣统三年（1911）六月，沿江堤决，总商会办理潮灾救济会及保坍会，筹筑江堤；民国二年（1913）五月，总商会集股组织大聪电话公司；民国三年（1914）一月，总商会筹设城港道路工程局。

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总商会设商业体操会，张詧任会长，刘桂馨等任副会长。宣统三年（1911）五月，又在商业体操会附设工业体操会。两会学员均为工商业执业人员，教以兵式体操，目的在于使学员“秉尚忠尚武之训，有卫国卫家之思”，共毕业学员七十八人。辛亥革命后，沿江戒严，驻通兵力本来单薄，不敷分布，于是由商业体操会和工业体操会辅助军警，并承担筹募军饷和维持地方治安；民国二年（1913），南通三十里土匪滋事，由两会学员开赴前敌和维持城区治安；七月，赣宁兵叛，南通当江北第一门户，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两会学员辅助军警尽力防卫。

由于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在南通自治中的地位和贡献，民国三年（1915）四月，大总统曾向总商会颁发“拱卫国家”匾额。

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在辛亥革命南通光复中的积极作为，是它介入政治最突出的事例。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正泊舟武昌城外，他最早把起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的消息带到了通州。于是，在张謇的幕后策划指挥下，总商会便成了张詧等头面人物和纱布、杂货、京货、木业、茶烟业等行业的密商之地，研究通州光复应变策略。九月十八日（阳历11月18日），上海光复军派舰来通，总商会领衔邀约地方各界到港欢迎。第二天在总商会召开地方大会，推选张詧等五人为总司令长、民政长、军政长、财政长和司法长，并相应成立了总司令部、民政处、军政处、财政处和司法处。总商会总理刘桂馨担任了财政长。过了四五天，在总商会举行了庆祝光复大会，也就是这些新的南通领导机构成员的就职典礼。新的南通领导机构名义上与总商会是两个系统的机构，实际上是合二而一，不分彼此。由此我们知道，刘桂馨在南通自治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实，刘桂馨对于地方事业的关心是一贯的。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刘桂馨就曾和陈维镛一起在通州境内劝兴农桑，并设灶收茧。光绪十八年(1892)，刘桂馨与老师周家禄一起在家乡川港开始创办白华学塾。

后来针对甲午战败后“倭约既成，欧美各国皆有觊觎中国之心”的现实，又曾决定改为“通今学塾”，“专课西学，为江北各郡邑倡”。虽然

因为种种原因，白华学塾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才正式开办，但它却开创了南通兴办小学的历史。白华学塾依官学堂例，国文、外国文并授，兼课历史、地理、算术、图画、体操。

刘桂馨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赖。他的朋友陈维镛死时，曾向他托孤，他在请周家禄所写的送给陈维镛的挽联中说，“托孤寄命，古人所难，重任愧仔肩，亲当养，子当教，惟力是视；送往事居，后死之责，遗言犹在耳，危不持，颠不扶，于心何安”，表现出他对朋友的一片深情。

刘桂馨亦曾任江苏分银行经理、省议会议员。

1916

年，刘桂馨因误食河豚鱼中毒逝世。张謇挽刘桂馨联云：“毅豹均死，臧谷均亡，但从兹荻笋芦芽，岁岁吊君成节候；群纪有交，崔卢有戚，正不仅新蒲细柳，悠悠我里叹才难。”刘桂馨逝世后，被乡谥为“惠定”，《谥法》云，“爱民好与，曰惠；安民大虑，曰定”，这正是人们对刘桂馨一生事功的肯定。

参考文献：

《张謇全集》第

卷、第

《张謇全集》补遗校勘活页选（二）。

《大生纺织公司年鉴》。

《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

周家禄：《寿恺堂集》。

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

编辑 陈霞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