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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导淮”：中国近代水利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南京农业大学 尹北直
在中国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的变革中，某些人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张謇一生，与水利结下不解之缘。从早年热心黄患到晚年保坍护乡，从关注淞沪港务到筹备运河工程，其用心用力，历历可见。宋希尚《近代两位水利导师合传》将张謇与近代水利科学先驱李仪祉先生并称为“近代水利导师”。但是张謇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评价，主要是由于他对“导淮”事业的提倡和参与。张謇导淮所涉及的事件，已经超过了治淮本身，成为承启中国传统治水与近代治水的一段历史。
一、中国自己培养专业水利人才的契机
中国自身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历朝历代的政府都下苦工夫治水，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所仰赖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在上古时期，中国官制中最早设置了水行政部门，而后两千多年来，水利活动主要由具备官阶资格的人完成，即治水的主角是官僚。即使以治水入仕的河工专家如王景、郭守敬等，成名后同样与普通官员一样晋升，官至刺史、大学士等；其次，大量的官僚成为水利思想家，如贾让、徐贞明。由于古代不太区分水政与水利技术两个层面，所以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人人皆可言治水，水利活动的职业化程度很弱。此即一些学者提出的“官科技”群体。
近代水利的标志是专家治水。从民国初年开始，海外学成归来的水利学家陆续投入国内工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截至
1931
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时，中国已经拥有了最初一批专业的水利学家，有能力出版学术刊物，设置水利工程标准，编订水工名词，指导工程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华北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等水利机构的主体成为受过近代水利教育的专门人才，因而主持治水的主体也从官僚变为专家，这是中国水利史的一大转折。
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张謇之所以可称近代水利的导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中国“官僚治水”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欲主动地改变这一状况。“文明各国，治河之役，皆其国之名大匠，学术堪深，经验宏富者主之，夫然后可以胜任而愉快。我国乃举以委之不学无术之圬者，而以素不习工事之文士督率之。末流积弊，滑吏作奸，甚至窳其工程，希冀再决，以为牟利得官之余地。”
张謇所处的时代，正是
19
世纪、
20
世纪交替之际，传统士人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消亡，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产生的时代，张謇本人，也是一个身兼传统士人与新式知识分子特征的人。由于他曾受“滑吏作奸，窳其工程”之苦，所以培植真正水利专门人才之心更加殷切。不过，张謇培育水利人才，直接而现实的原因，是导淮的迫切需要。他自己也说，“自有导淮之计划，即欲养成工程学之人才，以期应用，遂于通校特设土木工科。”
[2]P125
而实际上，张謇所设通州师范土木测绘班的学生也确实在毕业后第一时间投入了淮河流域测量工作：“毕业土木建筑、地方测量者四十人，其时习河海工程学者不过九人。辛亥年开测淮河，即赖此毕业各生为之服务。”
[3]P159
因其测绘成绩瞩目，还险些被美国人詹美生盗用。而仅通师测绘班显然不能满足全国水利建设的需要，甚至连正在进行中的淮河流域测量工作都“胼手胝足，勉以集事”，所以“宜急设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4]P126
，扩大中国自己的水利人才队伍。这便是中国近代水利高等教育的发端。所以，张謇的导淮，实际上成就了新型治水主体——近代水利专业人才的批量出现。
1915
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立。张謇特别强调要“广储仪器、活用学理、参观工程、派遣实习”，寄希望于把学生培养成“足胜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苦”的专业人才，避免重新陷入“实学而不求实施”的窠臼中。
学校建设初期，人才“求过于供，南通尤甚”。民国时期河海师生参与、主持了国家主要的水利工程，如
1917
年海河流域水灾发生后，逐渐组成顺直水利委员会，有顾世楫等参加测绘；
1921
1922
年陕西大旱时李仪祉率须恺、胡步川等赴陕兴建“关中八惠”渠灌工程；
年长江、淮河大水后李仪祉、宋希尚、汪胡桢等主持长江、淮河复堤救灾工程；
1933
1937
年戈福海等担任导淮入海工程，等等。
[5]229
从此，中国进入了专业水利人才成为治水主体的时代。
除了通师测绘班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张謇导淮时还提出一项建议：在各省设立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仿照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二年制特科来设置课目，“各省或原有测绘传习所，其性质与工程测绘相合者，拟请更定名称，厘正学科，以期划一”
[6]P122
1919
年山东组成调查河套团，首次组织国内人员对黄河中游地区进行勘测，团长为冯际隆。这一历史性的调查活动，其测绘人员主要就是省级的河海工程测绘学校：冯际隆是吴淞测绘学堂毕业，任山东南运湖河流疏濬兼管全省水利事宜筹办处测绘科股长；团员崔其炳、谭玉玺、郝逢泰，都是山东河海工程测绘学校毕业，任该科科员。
与张謇的倡导有直接的关系。
章开沅先生认为张謇从士绅到资本家，是一个兼具双重身份的人。而在水利事业方面，他也是一个兼具双重身份的人。士绅出身的张謇任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和全国水利局总裁，他的治水活动可称是官僚治水。他继承了淮安绅士丁显以及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治淮思想，首先着意于淮河流域的测量；然而他同时又有超过前人之处，即采用近代测量技术，以及与西方工程师切实的合作。虽然从出身和成长轨迹、做官经历来看，张謇仍属于旧时士人或“官科技”的团体，但是他所接触的人，所培养的水利人才，却都是新式知识分子。所以，他本人就衔接了中国的官僚治水与专家治水两段历史。
二、北洋政府导淮局与全国水利局：近代国家级流域管理机构的雏形
张謇为导淮奔走的二十几年，中国历经了清政府统治末期、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混战一系列大事件，而张謇的导淮计划也在这些政治事件中起起伏伏。最初，导淮工程虽大，也只是作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程为士绅阶层的张謇所提倡。他在《请速治淮疏》中的提议是“官为筹办上也；官若不能，由督抚敦请正绅劝集资本商办者次也”，即使“愿即归商办”，也是“以速其成也”
[8]P34
，并没有将导淮“机构化”的意思。但是由于两江总督端方和淮扬道杨文鼎的阻挠，他不得不放弃对清政府的依赖，转而“议办导淮公司”，“无所得款，迫而思借”
[9]P 62
，拟用导淮涸出田亩之租偿还工程借款。宣统年间朝廷在清江浦设江淮水利公司测量局，虽只限于勘测，却比同光年间有名无实的“导淮局”前进了一步，可算作针对治淮而设的最初专门机构。到民国初年，因安徽测量工作进展困难，江苏旱涝形势又日益严峻，为全局计，“惟须先就京城暂设（导淮）总局，乃有议借之主体”
[10]P153
。后又以全国水利局辖之，张謇本人任总裁。这样，在
1914
年前后，张謇总裁下的全国水利局集中办成了河海工程学校、导淮借款事宜，以及淮水江苏段、安徽段续测以及沂沐泗各流域的复勘工作，导淮成为当时全国水利局实际在案的首要任务。北洋政府导淮局、全国水利局成为管理治淮的第二代机构。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的导淮图案整理委员会，则接收了江淮水利测量局所测得的各种资料、图表，并搜集整理清末以来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亲任委员长。这是管理治淮的第三代机构。
1950
年的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治淮委员会，甚至后来的淮河水利委员会都与其一脉相承。至此，淮河流域管理机构形成。
中国具有流域管理的历史传统，跨行政区域的国家级水利管理机构至迟在宋代已经出现。明代总理河道负责河工没能发展为定制，而清代的河道总督则区别于各道、厅、汛地方水利机关，总理“全河事务”，即黄河、运河、淮河、洪泽湖及其他主要河道与湖泊。曾一度因为江淮、鲁豫、直隶几处相距较远，总河一分为三，形成江南、河东、直隶三个河道总督共治的局面，后来随着黄河铜瓦厢改道而重新合并为一。河道总督的设置具有流域性，譬如，江南河道总督管理安徽、江苏二省河工，驻清江浦；河东河道总督管理河南、山东二省河工，驻济宁，所辖范围都与淮河、黄河中下游区域相一致。但是，这样设置的背景，一是黄河南行，夺淮入海；一是定都北京，需要确保漕运，两者都使东部几省水域关系变得密切，因而黄、淮、海几大流域的中下游得以受到重视。但是对于各流域整体性的认知，在清代中叶前，仍仅停留在对上游水土流失的初步认识阶段。直至道光年间，管理上游的迫切性方为中央政府所认识，不过政府的回应也只是对于预防水土流失的一纸禁令而已，没有上升到制度性的政策。是以直至清末，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大流域管理机构并不存在。
而张謇导淮以来所设机构则不同于前。首先，江淮水利测量局的测绘包含淮、沂、泗、沐各流域，溯及淮河中上游，这是清季丁显等苏北士绅视野所不及的。张謇在《议办导淮公司纲要》中引用士绅丁显所估计的工费时称，“丁氏就引淮入黄及辟海口计之，不及全淮也。今全淮病，则不得仅治淮之一隅”
[9]P62
。张謇不断强调的是治淮的全局观：“今江淮水利所相关之地，何止数十百万方里？若不得其高下相距之度，容泄方面之数，而贸然从事，是治乙而不求甲、丙也。为一方计则可，为全体计则不可；一时计则可，久远计则不可。”
[11]P 76
北洋政府导淮局、全国水利局虽因经费问题致工程落空，却是真正建立在流域全局观念上设置的机构，是覆盖淮水全流域的管理机构。其次，张謇作为从士绅转变成的实业家，利用地缘便利、职务便利和个人影响力组织测量工程团，大都属彼指挥，已有各种测量成绩，并经研究制成计划，从测绘资料到工程构想都是完整的，故而北洋政府导淮局、全国水利局是国人主持设立的第一个近代型大流域机构，它区别于为帝国主义通商掠夺需要，主权属于外人的海河工程局与浚浦局，比
1918
年成立的顺直水利委员会早五年。
流域管理是水利管理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大流域机构可以召集多方利益代表，便于多方融资的流域投资渠道的建立。早在一百年前，张謇便意识到了这一点，欲利用利益共同体来进行河流治理：“淮不治之害，皖与苏共之；治则利亦相共。沂、泗发源居徐、海上游，害独中于江苏，而山东不与；而微山湖淤滩之利则共之。共利而不共害者，不足引以为助。只可自入东境测量；测量之后，划定地界，免将来之争执而已。皖既利害与共，而苏尤为淮之尾闾，洪泽湖地与皖相错，其必乐与我共图其成者，可以人情推测而知也。”
[11] P76
今日中国七大流域机构，都从近代沿革而来。
三、水利工程设计的革新
由于张謇欲在淮水流域建立近代大农业基地，即使没有淮灾，他照样会重视淮水流域的开发。
[12]P45-50
张謇为了实现他疏导淮河、防洪减灾的目的和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理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展开了近代水利事业的序幕：在软件方面，在本土培养近代型水利人才；在硬件方面，建设近代型国家级流域管理机构。但是张謇的“导淮”事业仍然没有获得成功，仅仅停留在勘测和计划阶段，并未成为真正的“水利工程”。对这样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行评价，就变得尤其困难了。尽管如此，张謇《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作为一项工程设计，已经是完整的。工程设计是工程活动中，集中表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部分。它具有个性化的特点，既体现着设计者工程思维的运筹性、集成性所达到的高度，也通过设计的思路与风格，体现着设计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基于这个道理，仍然可以从工程设计的角度，对《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下文简称《计划书》）作出一定的分析和评价。
一度夺淮入海的黄河自
1855
年铜瓦厢决口北徙之后，“复淮”、“导淮”就成为了可能。近代治淮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苏北绅士丁显。他不仅提出了“堵三河”、“辟清口”、“浚淮渠”、“开云梯关”四项概念性思路，还将其进一步具体化，并针对工程难点给出了具体技术建议，其《复淮故道图说》涵盖着丰富的设计思想，特别是其中《拟复淮水故道章程》，可以认为是导淮“前张謇时代”的地方士绅水利计划，与张謇的《计划书》具有抽象意义上的可比性，可以用它们之间的比较，来说明张謇导淮工程计划的时代特点。
中国传统的治水较为注重价值理性，这是中国传统水利工程思维的一个特点。在水利传世文献中容易发现，河流治理的规划建议中往往并不直接出现对工程可行性的论证部分，而是用大量的论据来支撑对现实问题的某一个求解，使工程之“理”服人，而项目可行性的探讨寓于这样的论证之中。在这一点上，张謇和丁显仍然是非常相似的，都沿袭了传统治水的价值理性传统。丁显在《黄河北徙应复淮水故道论》中首先回顾了淮河流域的变迁及治水防灾之历史，以其为证据说明，黄河北徙以后，“河自为河，淮自为淮，二渎分流，各不相妨”
[13]
，正是复淮故道的最好机会。政府未能及时复淮，已使淮水继续为害，所以必须有“釜底抽薪之术”。于是提出复淮故道的“十二利”，以说服当局；同时针对可能的六种反对意见逐一驳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观点。与此相类，张謇在《计划书》中，也是首先也是回顾性的语言，不过由于“淮之当治，为中外人士所公认，謇亦经迭次宣言矣”
[14]P3
，所以在引史为据，晓以利害方面便提得比较简略，不再重复。接下来同样是针对可能的四种反对意见逐一驳斥。不过，与丁显不同的是，《计划书》不仅省略了“迭次宣言”中的历史论据，还增加了一项最具说服力的现实证据——测量数据，开篇便给出了“实测山之高”、“河之长”。虽然张謇的计划仍然秉承了传统水利工程中不直接进行可行性论证的特点，但是测量数据的使用却大大增强了工程可行的权重：“謇于辛亥二月创设水利测量局，于清江浦从测量淮沂泗沐各干河现有之宽窄高下，为入手之初步；其次于湖荡，又其次及于民地，求得全部地面之真形，庶河川之经行，沟洫之分配，在在有合宜之位置。”
[14]P2-3
这是将工具理性寓于价值理性之中的表现，是张謇与丁显在工程计划设计上的第一个明显区别。
第二个重要的区别，是二者提出概念设计的基础不同。丁显的概念设计，是要让淮水全量入海，“复神禹之故道，则积世之害于此去”；而张謇的概念设计，则是“三分入海，七分入江”。从后来国民政府导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淮实践来看，张謇的设计具有前瞻性。然而如果就工程计划而言，则并不能仅仅因为张謇的“预见言中”而判定其先进性，而是要从其设计思想方法和理论依据上进行分析。丁显的思路，是从历史经验中得来的，因为黄河夺淮之前，淮河少有泛滥，而黄淮合流，才有昏垫之厄。至于治淮的其他方略如“于盱眙溜淮套等处，凿山开道，由六合县南引淮入江”、“由车逻镇筑堤，宽一百五十丈，历白驹场引淮束水注海”，丁显认为“不过以黄遏淮流，欲由别道以为淮水尾闾，其法近创，是以其策终不可行”
；而复淮水故道，则“为禹王遗迹，其法甚因”，模糊地用“因”优于“创”的说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而张謇《计划书》中提出的概念设计是三分入海，七分入江，其论证立足于一个重要数据，那便是流量。在这个时期，流量之所以能够成为水利工程设计的依据，首先是因为它既能反映此时此地一个具体断面上的水流情况，数据汇总后又能表达整条河流总体的水流情况；其次是由于流量与流速和过水断面积成正比，此时由于西学的传入，流量数值的得出既可实测，也可通过计算而反推过水断面积。张謇在《计划书》中以实测所得流量为据，分析出全流域的水量分配的已知条件，也即下一步工程设计——水量重新分配过程中的工程资源约束，于是其概念设计便有了依据。丁显的复淮故道说，单就说理而言难断优略，但就其论证则不免乏据，因为经黄河几百年的扰乱，淮河流域已大变，必须根据现况重拟方案。正因如此，张謇说：“今欲治淮，其非抄袭陈言凭虚臆测所能了事可以断言。”
[14]P2
“凡此者，盖不知上游来水之量，不知下游去水之量，又不知各河道各地面现有之真相，无怪其言之纷歧而莫衷一是也”
[14]P4
行而上地提倡“复淮”，仍是落入了“凭虚臆测”窠臼，丁显“全量入海”的概念设计便因此而大逊了。
第三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把概念设计一步步具体化的过程。如前所述，流量数值的得出，此时已有两种可靠的方法，一是实测，二是计算。实测得出的流量是工程约束，是设计的已知条件；计算得出的流量是设计结果，是解决方案；而设计的过程，则酝于计算之中。具体说来，《计划书》从实测流量出发，做出概念设计后，入江、入海的设计总水量就有了大致分配；而根据流量受平均流速和水断面积约束，平均流速又受水力半径和水力坡度约束，《计划书》依洪水位高度，逐一规定每施工段的水力坡度（明渠稳流比降），便可算出能承载最大流量的水断面积，并转为图示。这样，施工的数据基础——各段断面图与开浚河底深浅程度，便都有了。至于堤工的设计，也都以现有材料性能和水压设计，依土力学、水力学联合公式求解其堤高、顶宽及坡度，思路其实是一致的。沂、沐、泗各流域概念设计的具体化过程，也是一样。这种思想方法中有两点关键之处，一是假设的方法，即“规定流量”、“规定水位”的使用，减少了等式中的不确定量，将施工数据尽快确定下来，近于科学研究中的假设演绎法；二是抽象规定的使用，如《计划书》中施工计划图按其图例，已能表示规定堤顶线、规定最高水位线、规定河底线、右岸线、左岸线、右地平线、左地平线、河底线、海平线等各种概念化的实物。以这两个关键方法为中介，将“三分入海、七分入江”的概念设计逐步具体化。这样的思想方法是丁显的设计中所没有的。丁显的思路，是从实地勘察的淮河流域现状，直接跳跃到他为当局拟具的十九项具体工程措施。虽然紧跟其后所提出的跌塘引河、转轮泥船、工钱预算等问题的细致程度超过了《计划书》，但是毕竟由于其设计过程凭直觉而一步到位，使得概念设计本就不牢靠的复淮计划失去了检验其后续容错性的标准。
张謇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弊端亦是颇有认识的：“数千年来国人习重文学，遗传成性，脑力遂有所偏，大抵长于推理，短于证实，长于汇总，短于分析。”
诚然，《复淮故道图说》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传统治水：中国人自古就对流量有感性的认识，宋元时期曾采用计算河渠断面面积的办法估算流量，清代阮元的《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也显示了较高的概念抽象和数学演绎水平，但很多先进的思想并没能应用到工程设计中，中国的水利工程设计仍是以历史方法和归纳方法，辅以实证、踏勘，对地势水性做出合理判断，进而提出具体的工程建议这样的流程进行的。丁显的复淮学说成于
世纪
60
年代，早于张謇《计划书》
50
年。在这
年中，第二次西学东渐已逐渐从洋务运动的技术引进期，转移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启蒙期，对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提倡比对技术本身的“拿来主义”更为重要了，这是张謇《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区别于以往大型水利工程设计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张謇任全国水利局时，直接表明“謇局首所建议者为导淮，原冀以治淮为全国水利之先导”
[15]P280
。从导淮的实际效应来看，虽然工程本身并没能真正进入正轨，但是“全国水利之先导”的作用还是达到了。张謇的导淮，不仅成为中国开始逐步培养专业水利人才的契机，其所设北洋政府导淮局（后改为全国水利局）也成为后来国家级流域管理机构雏形；区别于传统的悟性思维主导的治水，张謇导淮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早期近代型水利工程设计。从这三点来看，张謇的导淮事业无疑是具有某种转折意义的。这其中，又以培育人才为功绩之首。如果没有张謇导淮，中国近代水利工程教育虽然能在北洋大学、福州船政等学堂相继起步，但作为一项专门性、综合性要求很高的水利工程教育，则将会延迟其专业人才生成的时间。
张謇暮年，政坛归隐，实业衰落，唯有水利事业仍萦绕其心。他自己说水利已耗费他“数十年之研究，十余年测绘筹计”
[16]P16
。这种精神与中国士人几千年治水精神一脉相承，延续到近代，成为承前启后的近代工程界新型知识分子事业精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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