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张謇的农会观及其实践初探

张史清

张謇的农会观及其实践初探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羌建 南通大学文学院 王敦琴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发展农业对于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而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农会，作为旨在农业改良的法人社会团体，在推动中国农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据可靠资料记载，我国的农会组织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末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农学会

。在中国近代农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张謇始终是其积极的支持者或主要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对中国近代农会的创办方法、经费来源、组织程序、职责功能以及作用等做出系统论述的第一人。他关于兴办农会的思想以及实践对于我国农会的起步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农会的产生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清代晚期，已是江河日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中悄然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国民经济逐渐凋敝，人民生活每况愈下。

19

世纪中后期，以清政府一批官绅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阶层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开始了旨在富国强民的探索之路。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科技的热潮，然而这些以封建士大夫为主的“洋务派”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发达的工商业，“鲜有留心农事者”。

时至

世纪末，甲午兵败，马关约成，国人震惊，中国今后何去何从，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社会大讨论随即展开。一批进步士绅开始注意到农业衰疲的窘境，认为“中国患贫久矣，谋富者颇不乏人。要不出开矿制造经商等事，此固当务之急，然循流溯源，则农尤先务”

P95-96

，他们认为要救国图强，必先从农业做起。此后，农业得以侧身于近代“实业”浪潮而获得了一次极佳的发展机会。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农业科技的振兴，我国的农会组织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1895

月，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筹备成立农学会，

10

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中西日报》发表《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在我国首创农学会。“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

事实上，成立于

年的广州农学会，因从事革命活动，为叛徒出卖，成立后不久即横遭查禁。由于时间太短，会务未及开展便半道夭折，但其为我国近代的农会事业首开风气却是毋庸置疑的。风气一开，农会组织便如雨后春笋，遍地涌现。其中尤以农务总会和全国农务联合会，以及中华农学会成效最为卓著。

1896

年，中国学术界名流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等人出于“农学为富国之本”的共同理念于上海联合发起成立“农务总会”

后又改名为“江南总农会”

，“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源”

P6

。该农学会“专为整顿农务而设”，以“立农报、译农书、延农师、开学堂、储售嘉种、试种、制肥料及防虫药、制农具、赛会、垦荒”

为活动内容，尝试全方位改良中国农业。

年成立于上海的农务总会在业务上成绩颇著。农务会的主要工作是编印《农学报》，以及翻译出版各国的农业书籍。《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期刊，创刊于

1897

年，至

1906

年停刊

，共出

315

期，内容除有关农业的奏折公牍、章程、农事消息外，主要是对东西洋农业书籍和农业科学的介绍。另外，

1905

年，共出《农学丛书》七集，六百多万字，多为译自日本的农业书籍

其中有部分是欧美农业书籍的日译本

，内容主要涉及农艺、林学、牧医、园艺、蚕桑、茶叶、渔业、土壤、害虫及经济等各方面，其中尤以蚕桑与茶叶的比重为大。《农学报》和《农学丛书》最早系统地介绍了东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农业改进的序幕，成为中国传播西方现代农业的先锋。农务会的会员在江、浙等省还成立了地方性的组织，如浙江瑞安的“务农支会”、海宁的“树艺会”，江苏如皋的“农桑公社”等，这些地方性组织一直延续到

1910

年前后。此后成立的农会组织

实际上都是在“农务总会”基础上的不断扩充与发展。从实际业务的开展来说，上海农务总会当不愧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农会的开端。

二、张謇农会观的缘起

张謇（

1853

1926

），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思想家。出生于一个以务农为主兼营小瓷货的中等农人之家。张謇幼年聪慧好学，

岁启蒙，

岁入塾，

岁时“命背诵千文，竟无伪”。

16

岁中秀才。此后为生计一边做幕僚，一边准备举业。

33

岁中举人。

1894

年（张謇时年

42

岁）高中状元，被赐进士及第，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他先后受任清政府商部头等顾问官（

1904

年），出任江苏咨议局议长（

1909

年），全国农务联合总会会长，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

1912

年），袁世凯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同年

12

月，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兼全国水利局总裁（

1913

年）、中华农学会名誉会长（

1917

年）等职。

张謇的一生与“农”有着不解之缘，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三四十年中，他一贯倡导新农业，身体力行，成效卓著，至今犹为人所称道。从现有资料来看，在

年至

1923

年的

28

年间，张謇始终热心于农会事业，从积极倡导，到实际领导，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会的发展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考其缘由，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出于对中国农业发展途径的考量

清末，一批进步士绅注意到我国农业衰疲的窘境，开始致力于中国传统农业改良与发展途径的探索。作为其中之一的张謇逐渐认识到国家衰疲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洋务派”鼓吹的“兵”，也“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因为“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故农为振兴国计民生的根本之所在。他“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亦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当时西报“谓以中国今日所有之土田，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新法，岁增入款可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张謇闻后感慨不已：“国家今日不必二百兆赔款（《马关条约》赔款）之忧，而二十三省山林川泽田野不治之可忧；不必开捐加厘陆师海军之亟，而究行蚕桑树艺畜牧制造之宜亟。”

P13

。此时的张謇已察觉到西方农业之所以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会，“查英国从前设立务农会”，美国农会则“收效尤盛”。上海设立农学会，专译东西洋农报农书的消息传来，张謇赞誉有加，并将其看作“中国农政大兴之兆”，“是今日标本兼治，无以逾此者矣”，因特此上奏朝廷，请兴农会。“请明降谕旨，凡此等农会创办及新生之物……一概宽免捐税十年”

P14

，竭尽全力为农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出于“棉铁主义”实践的需要

“棉铁主义”（或“棉铁政策”）

是张謇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张謇看来，所谓农工商事业，其中心环节的“的”，就“在棉铁，而棉尤宜先”

P155

。为了自己的“棉铁主义”理想，张謇耗尽了毕生精力，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持棉铁为中国近世要务之说，几三十年。”

P802

然而，由于经费的缺乏和精力的有限，对于其中“铁”这一项事业，张謇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猝未能业之也”，而“业棉则逾二十年”

清代，尤其是康雍干时期，封建经济发展达到顶峰，我国人口快速增长，时至清末，已占到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我国同期所出产的棉花，仅占到全世界总产额的十二分之一，如果按照人口的比例进行分配，根本无法自给。海禁开放后，国外的棉花和棉花制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境内，至光、宣两朝，“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织物曾达二万万以外……他货物无能及者”

[10]

P276

。为了挽回利权，一批较为开明的士绅开始改良棉种，自办机器纺织厂，以期我国棉业的自强。张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890

年，我国第一座机器纺织厂在上海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棉纺业开始进入了大机器生产阶段。而在棉种改良上，则依托于对美棉的引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几次引种均告失败

。在引种问题上，张謇与张之洞等人的看法截然相反，他主张采取科学的措施进行试种、驯化与推广。当时，我国的近代农业科技尚未真正起步

，张謇的想法一时难以付诸实现。清末，一批进步士绅开始注意到农业衰疲的窘境，他们力倡办学会，改私塾为学校，出版报刊。在他们看来，学会的作用超过学校，因为学会能够在政治上和技术上去结交和培养广大的志同道合之士。

年，孙中山在广州首倡农学会，此后，以翻译西方农业科技著作，宣传西方科技思想，力图改良中国农业为主要任务的农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此时，正苦于想法无法化为现实的张謇从中看到了希望，并积极行动起来，成为我国农会事业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

三、张謇的农会观及其实践

张謇对于如何兴办农会，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提出：“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并具体到地点，认为“合处惟上海宜”，“其费由各府、厅、州、县农会分集”，“宜有总会，有会督”，“其各府厅州县中，宜就各府厅州县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一人为会长，又各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二三人为会员”，“会员之事三：曰辨土质，考物产，筹资本”，“合四五府举一人为会督（如江苏江南北各一人，浙江浙东西各一人，安徽皖南北各一人，河南河南北各一人，福建上下四府各一人之类）”，“凡定章程，筹出入，刻书报，皆会督之事”，“其一府厅州县农事得失，会员议而决于长，长考论其行否，及能助力若干列为表，按季告会督”，“年终各会督集总会学堂汇表，呈总督户部查核”

[11]

P10

。张謇所设计的农会权责明确，层次清晰，一个较为成熟的农会大致组织构成图已是呼之欲出（见图

张謇农会组织结构思路模拟图

不难看出，张謇所设计的农会已包含了通过民主程序产生会长、会督等的一些民主内容。此外，张謇还主张在农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农会有事，会督或商之督抚，或商之地方官，有保护农会之特权；此权止在有益农会与有妨农会之事用之，不得侵督抚地方官自有之权，督抚地方官亦宜保护此权”。

[12]

张謇从西方农会中汲取经验，认为农会的权力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官方应抱持“凡会中应为之事，一切听之，不予阻挡”

[13]

的态度，然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是难以办到的，总是会受到官方权力的牵制。

张謇的农会观无疑给中国近代农会发展提供了参考，并激发了社会对农会作用的广泛关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近代农会的发展进程。事实上，张謇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农会观，还在实际上参与了农会的日常运作。

23

日，由南洋第一劝业研究会发起，集各省农业团体和农务人员，共

62

人组织成立“全国农务联合会”

，鉴于张謇在中国农会事业中的地位和声誉，联合会推举张謇担任会长。在为联合会杂志所作的序中，张謇尽言农业之重要地位，农会于农业之地位，“舍农无以为国，……左右官民必谋兴学，以学致功，必习其事，事与学并，业乃期成，……谋设联合会。于会明农，于农蔪通”

[14]

P241-242

，表现出他对中国农会事业的重视及期许。根据《全国农务联合会章程（草案）》，全国农务联合会以“联络全国农业机关，调查全国农业状况，规画、劝导全国农业改良与进行为宗旨”，“事业以交换种子、农器用法为入手改良方法；以调查及试验之笔记、报告、刊行农业杂志为发表意见之机关。余俟能力所及，随时兴办”

[15]

。总会设总事务所于南京，分南、北事务所，所址分设于武昌和保定，并在欧、美、日本和南洋群岛设立通讯员。其规模与会务，显然已远超以往的“农务会”。

在全国农务联合会的业务开展过程中，张謇的农会观得到了不断发展与丰富，逐渐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色：

全国农务联合会采用了民办的形式，因此，无论在具体经营组织上，还是在经费筹措上，农务联合会均有自己的特色，在同时期的众多农会组织中独树一帜，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之后的农会组织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具体组织经营上，与同时期其他农会大都对会员资格进行严格限定的做法不同，农务联合会对其成员的入会资格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凡农业团体、农务人员均可加入，大大扩大了农务会的规模与服务范围。

在经费筹集方面，农务联合会也与其他农会有所不同。当时，农工商部规定，各省农会的经费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会员、会友缴纳的入会费和常年会费，一是地方官府酌量拨助公款。这种规定使得各省农会多对封建统治势力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农务联合会的经费则主要依靠自己筹措，与官府不发生直接联系。团体入会者，除农务分会经费不敷可酌情减半外，余各团体均缴纳入会费十元，常年费十元，个人入会者，每人缴纳入会费一元，常年费一元。如遇经费收支相抵不足时，临时募集特别捐，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均有分任之责

[16]

在以张謇为主的一批官绅的提倡下，农会的发展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据著名学者朱英先生统计，至宣统三年

(1911

为止，全国共成立农务总会（农学会）

处，农务分会（农学会分会）

276

[17]

年，几个从国外学农归来，受过新思潮影响，而又志在改良中国农业的青年学子：王舜臣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毕业，时任苏州农校校长

、陈嵘

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时任浙江农校校长

、过探先

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硕士，时任南京农校校长

、陆水范

北京京师大学堂农科毕业

等聚会苏州，以“研究学术、图农业之发挥，普及智识、求农事之改进”

[18]

为宗旨，发起组织中华农学会⑩，鉴于张謇对中国近代农会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在农会事业中的巨大号召力，学会公推他为第一任名誉会长，晚年的张謇，已是无意于社会事务，但对于一生倾心从事的农会事业仍具热心，这也是张謇应邀出任的最后一个社会职务。

年，就中华农学会经费筹措问题，时年

70

高龄的张謇仍时时关心，并函授机宜。同年，中华农学会在苏州召开第六届年会，迈入古稀之年的张謇虽不能亲临会场，仍亲书贺词托人送到会场，言“吾华自古著称农国……中原旷阜芜寂相望，谁为提倡，诱兹隙壤，卓哉诸子，投箸而起，研农及林谋野而理，调查研究……诸子努力，此业实伟”

[19]

，以勉励后辈农人，足见其对中国农会事业的关注与深深的爱国之情。中华农学会通过举办年会、出版《中华农学会报》，开展对外交流、组织农事试验、推广农业新技术，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开辟了近代农业科学研究之先河。以此为标志，中国近代农会发展达到顶峰。

四、结语

中国近代农会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现今我国许多农学会都是在近代相关农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我国近现代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

年具体论述兴办农会的方法与程序（《论农会议》），到

年倡议清政府兴办农学会（《请兴农会奏》），到

年亲自出任全国农务联合会会长，再到

年出任中华农学会名誉会长，直至

年去世，张謇在其中积累了丰富的办会经验，逐步充实完善了自己的农会思想，并具体落实在农会的实际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国近代农会的发展和勃兴过程中，张謇可谓功不可没。

注释

农会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期以及各自目标的不同，分化为多个类型，或为纯学术性的学术团体，或为带有政治意味的农民革命组织，或为发展农业，普及农业科技，以农民为主体的社团法人。而无论农会类型如何多样，其均根源于清末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农学会，虽孙等人曾以广州农学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但总的来说中国近代的农会组织仍主要以旨在改良传统农业的学术性团体（即农学会）为主，本文亦以此种学术性团体为主要研究对象。

[2]1895

日《中西日报》登载孙中山《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一文，当年，孙中山首创农学会于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

查《农学报》上偶见刊有“江南总农会印行（或译印）”字样。当时，外交谓之洋务，商业谓之商务，与农业有关事务称为农务即是由此而来。从已获得的史料看，当时上海还有务农会、农学社以及农会等，应属农务会之另称。

成立于

年的上海农务会

年自行解散了，原因与经济和人事更动都有些关系。

年，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说罗振玉印刷《农学丛书》有困难，希望给以资助，可以看出当时的经费已出现困难。另外，务农会的主要任务是印书、出报，作为开风气，做宣传的任务可以说已基本完成，进一步深入，如办学校及实脸、推广，则已非农务会所能力及的了。

此处专指农学会组织，即农业学术团体。

[6]1913

年（民国二年）

21

日，张謇出任熊希龄内阁工商、农林两部总长。到任时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其中有言：“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参见《张謇全集》（第一卷），第

274

页）；在随后的发表的“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中，张謇又言：“謇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参见《张謇全集》（第一卷），第

页）。此处说法，即源于此。

主要存在两个原因：一是所引棉种不纯，二是不知种法，盲目引种。

[8]1896

年，张謇在家乡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为了解决纱厂所需的大量原料来源问题，他从美国引种陆地棉在江苏滨海地区种植。我国的近代农业科技则导源于成立于

1898

年的京师大学堂，而农学课程的开设则要迟至

1902

月，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分为预备和速成两科。预备科分为两科：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属于政科；声、电、光、化、农、医、工、算等属艺科。

全国农务联合会成立于

年，属于民办性质。次年

11

月，北洋政府颁布《全国农会联合会章程》，规分经各省实业司或劝业道从该署职员中选派一人，各省农会推举二人，由农林总长东自召集组成。每次开会的地点、时间、讨论的内容等，均由农林总长事先指定，所需经费也归农林部支给。民办的全国农务联合会即无形中为官办性质的全国农会联合会所取代。

中华农学会是今中国农学会的前身，于民国五年（

1916

）秋间开始筹备，于

年元月在上海教育会堂召开成立大会。

参见《复中华农学会事务所函》，《张謇全集》第

卷第

545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参考文献

华恕：《中国农学会

66

周年纪念刊》，中国农学会，

1985

孙中山：《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中西日报》，

《农务会试办章程》，《农学报》，光绪二十三年（

年）第

15

5.6.11.12.13.

《张謇全集》第

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7.10.

8.9.

14.

15.

《全国农务联合会章程（草案）》，《东方杂志》，

年第

16.

朱英；《清末全国农务联合会述略》，《贵州社会科学，

1990

17.

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历史研究》，

1991

18.

《中华农学会丛刊》，

1919

19.

《本会纪事》，《中华农学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