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划时代的实业家——张謇

张史清

划时代的实业家——张謇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院 陈吉余 程和琴

一、沿海围垦的重要性

中国土地总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沿海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

12

个省（市、区）土地总面积

130.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13.6%

，其中平原面积

40.7

平方公里，

2007

年人口达

5.5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40.7%

GDP

占全国

52.3%

，该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我国人多地少，尤以沿海省市为甚，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有的地区仅为

0.3

0.4

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探索扩大耕地的有效途径，一是在内陆开垦荒地，因解决不了水源而收效甚微；二是在河流上游毁林造地，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显然不能推行；三在内陆湖泊围湖造田，结果减少了湖泊调蓄能力，影响了排涝和水产，当然也不可取。而围海造地则成效显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造地

1.2

万平方公里，解决了

2000

万人左右的生存空间，建起了农业资源开发基地（如辽宁大洼垦区，江苏大喇叭垦区），重要能源与工业企业（如上海石油化工公司，浙江秦山核电站），大型国际机场（如上海浦东机场）、休闲胜地（如天津海滨浴场），全国百强县在沿海地区就有

93

个，对推进国家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围海造地之所以有如此成效，其原因是本身具有如下优越性：

造地资源丰富。我国河流每年挟带入海的泥沙约

17.5

亿吨，其中大部分沉积在河口地区及其两侧海岸，形成的辽河平原、黄淮平原、长江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等，面积达

13

万平方公里。以长江为例，

5000

年前河口位于现扬州、镇江一带，由于长江每年挟带约

亿吨泥沙入海，其中

50%

都沉积成陆，面积约

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三角洲前缘，就是历史上劳动人民逐步围海造田形成的。我国现有滩涂约

2.2

万平方公里，而且每年淤涨，可望造地的资源是极为丰富的。

对大环境影响小。我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总面积

470

万平方公里，在如此辽阔的海区中围海造地，对大环境的影响将很小。

是治理开发河口海岸地带的重要手段。河口海岸的治理，需要综合开发、综合利用。根据“宜港则港，宜围则围”的原则，妥善处理两者的布局关系，而合理安排的围海工程可以为港口提供大量陆地（如天津新港），是整治河口的有效措施（如钱塘江河口，长江口南港北槽）。围海地区地处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好，开发条件优越，易于吸引境内外投资，收效显著。综观全球，世界上土地资源贫乏的沿海国家，无一不以围海造地作为扩大国土、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荷兰须德海围海工程所得土地占其全国已有陆地面积的

；韩国大多数入海河口均已进行围海。展望

21

世纪，一方面我国每年建设用地约需

万平方公里，而到

2050

年人口将达

16

亿，需要增加约

2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又面临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新时期的挑战，围海造田可以缓解土地资源紧张的矛盾，促使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二、张謇创业的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后，以农立国的中国被以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打败，国势垂危，从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半殖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这样的国情，中国怎么办？有些人认为，坚持历来的传统办法，仍然以农为本，就是出路；有些人主张“尽变西法”，完全效法外国，“悖商为国本”，开展“商战”；还有人认为“工”才是富强之本。这在朝野上下激起了长达数十年的强烈思想冲突和政治波澜。然而张謇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要改变落后，绝非只凭“拿来主义”就可成功。中西国情相差悬殊，西方先进经验不可能一成不变地适宜中国，张謇早在《请兴农会奏》中就指出不征实事，不特西人新法之与中土宜否，无从真知，即中国旧法与今日宜否，亦无从真知”

中国对外贸易的漏卮，初在鸦片，后在一般商业贸易，其中，尤以棉货为大宗，且常居进口货物的首位。光绪二年（

1876

）关册汉译版始有刊布，为中国人认识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张謇披览光绪，宣统两朝海关贸易册，“如寐始觉，如割始痛；如行深山，临悬崖，榛莽四出，披而始识无路；如泛雾海，见一岛屿，若隐若见，而始得所趋。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

发现“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织物曾达二万万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

。确信只有“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民国二年（

1913

）张謇出任北京民国政府的农商总长，他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指出

当时国外棉厂的纱锭数剧增，“近考之日本土地面积少于我二十倍，人口少于我八倍，而纱锭至一百七十三万一千五百余锭”，“而吾国合中外之厂，仅八十一万锭，近十年中海关贸易册，棉输入额多至一万八千余万。此乃海关估价，核之市价，近且及倍”。世界对“铁需用极大，而吾国铁产极富，以至富之矿产，应至大之需要，岁可得数千万。一出一入，相差之度，不可以道里计。赢数万万与绌数万万，在国民生计上，当受何等影响，此不待智者而知也。欲赢此数万万，当有何法？则惟有并力注重输入额最高之物，为捍卫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

。让张謇大为忧心的是，“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

一千余万两。铁亦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

张謇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难以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只有加强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中国才有发展前途。为此在具体发展实业过程中，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方针，引导中国走向新的时代。

三、划时代的开发

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工业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他所创立领导的大生企业集团，所辖企事业

103

家，涉及三大产业，几十个行业，上百种产品，是国内最大的企业集团。张謇在长期的实业活动中，进行了一些划时代的开发。

．建立股份制企业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进行资本主义大生产需要大量资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始资金的筹措可以到银行贷款，可是在

19

世纪末的中国却难以通过这种手段筹措资金。张謇采用资本主义股份制筹集资金，建立股份公司制的管理系统和管理方式，办成大生纱厂等企业。每办一个企业都拟订集股章程。一是建立股份公司制的管理系统。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每届董事会由不定期召开的股东会议选举产生。董事会选择干练之才出任公司经理，负责公司生产管理大权。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一般不干预具体事务，但拥有监督权与大政决策权。经理以下设立若干办事人员。二是实行股份制的管理方式，按照严格的计划进行生产安排，年末编制业务总结报告（说略）和年度财务报告（账略），向股东报告。还根据成本核算经济效益，按比例提取利润分给股东。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十二月，张之洞委任张謇“经理通海一带商务”，

但在筹建大生纱厂过程中困难重重，在经营方式上经历了“商办”、“官商合办”，“绅领商办”三个变化过程。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冬开始筹建厂房，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1899

23

日）正式开车，当时仅开出

9000

锭。此时已用资金

19.0

万两，而所收商股仅

17.83

万两，只有依靠借债的办法来筹措资金，维持生产。当年张謇采纳董事沈敬夫的建议，采取“尽现有棉花纺纱，然后卖纱买花，继续周转”，使纱厂勉强维持再生产。到这年的十月，棉纱销路转畅，纱厂获得了利润。消息传开，临时筹借款项也就比较容易了。后张氏兄弟及朋友继续集股于光绪三十至三十三年（

1904

1907

）在崇明外沙（今启东市）久隆镇建成大生分厂，民国三至十年（

1914

1921

）在今海门市三厂镇建成大生三厂，民国九年至十三年（

1920

1924

）在南通城南建成八厂。

集股办公司而兴农业，更是一件新鲜事物，光绪二十七年（

1901

月，张謇发起“劝集公司之股”，拟订了《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同年

日由刘坤一专折奏报朝廷，

18

日获旨准。

10

22

日公司正式成立，开工围垦。开始时股东投资不踊跃。第一次招股原计

万两白银，实收股东投资

209180

两，几年中筑堤挖渠开路建房，到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已全部用完，又计划添招新股

万两，合原股为

40

万两，由于资本不足，张謇便在佃农身上打主意。佃农向公司租地，要先交纳一定的保证金，称为“顶首”。公司规定每亩顶首为

元，公司便将围好一部分地招佃耕种，“以佃入挹注工用”。民国十六年（

1927

）止顶首收入计达

39

万余两，佃民投入开沟挖土的劳力折算银元

16.2

万余元，这个数目相当可观，约等于公司全部股本。在中国农业史上，破天荒地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土地所有者凭股票向农业公司支取利润，而不是按直接占有土地的份额得到地租。宣统三年（

1911

）以后通海垦牧公司的利润逐年增高，到民国十四年（

1925

），公司利润总额达

841

375

两，为资本额的

2.1

倍。该年股东分得股息和红利总额达

124

224

两，利润率达

％，已经超过了银行利率，达到或接近商业利润，甚至超过钱庄拆息

开拓盐业近代化

苏北沿海地区是中国著名的两淮盐场，盐产量约占全国的

20%

以上。盐税又是历代政府除田赋之外另一大宗收入，到清末，两淮盐场上交

300

万两左右，占全国盐税的一半。晚清嘉庆、道光以来，淮南盐区海势东迁，滩涂加速延伸。位居腹里的场区因潮汐罕至，土淡卤轻，盐产衰减。而滩涂日扩，荡地繁茂，供剪之外，富余甚多，出现灶民私垦荡地种粮。张謇在光绪二十年（

）筹办通海团练，规划沿海防务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光绪二十七年（

）撰写了著名的《变法平议》，上书清政府，要求全面变法，并阐明了盐法改革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在盐业管理上，与唐宋以来沿袭形成的僵化的封建性管理模式不同，遭到盐官和盐商竭力阻挠和反对。特别是控制淮南盐场的清廷两淮盐运使赵某从自身利益出发，极力阻挠在这一带实行改“盐”为“农”的措施。张謇深知改革的难度，决定自己亲自抓典型，进行改革试点。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张謇与发起人汤寿潜、徐显民、刘綗宦诸君集股本规银十万两，购吕四场李通源盐垣，创立新型的同仁泰盐业公司。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采用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组建的股份制盐业企业，张謇亲自出任总理。公司成立后，张謇用自己的“盐法论”，对企业进行整顿与改良。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①废丁籍，改称呼，提高了灶民煎丁的待遇。②采用资本主义的股份制管理企业，整顿规章制度。③改良生产技术。把耗草多、成盐慢、成本高、产量低、品质差的晒灰淋卤、蓄草煎盐的传统旧方法，改为“板晒代煎”和“以煤代草”的新工艺。④改良制盐工艺，生产精制盐。从点上取得经验，再向面上推广。张謇又主动与海州知州汪鲁门联系，倡议创办济南场

替代淮南盐产、销的滩晒盐场

。经过一番努力，由张謇、徐静仁、汪鲁门等人发起，多人参加，先后集资创建了大阜、大德、公济、大有晋、庆日新、裕通、大原七个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陈家港地区共建济南场。济南场从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始建，到民国三年

(1914)

建成，全场共有池滩

1160

份，占地

999

600

平方丈

约一万公顷

，年产原盐

708

000

约合

13.54

万吨

，后来，济南场所产之盐，已逐步达到甚至超过了原淮南产盐区各场盐产的总和，替代了淮南盐的销售，

成了名副其实的“济南场”。济南场创办成功，不仅树立了近代化盐业的典型，同时也为淮南产盐区废灶兴垦铺平了道路，使沉睡千年的苏北沿海荒地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利用。

开创中国近代垦牧第一滩

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奋斗十年后初具规模，获利渐增，并开始分红；济南场自创办成功；张謇在民国二年（

）至民国四年（

1915

）担任民国农商总长期间，主持出台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上述三项法规产生的导向作用使淮南掀起了废灶兴垦的热潮。参与垦荒的有当地士绅，江浙等地的实业家、银行家、金融家，还有起初反对废灶兴垦的盐商，甚至有辛亥革命元老岑春煊、朱子桥，江苏都督、民国副总理冯国璋，江苏省省长韩国钧等。从光绪二十七年（

）到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南起长江口北侧的协兴河口，北至赣榆县青口河的鸡心滩，在绵亘

500

多千米的现

204

国道（东台市富安镇以南为范公堤）以东的滩涂上进行垦植，标定地界，招募股份，设置机构，把筑堤、开河沟、建涵闸、改土治碱作为垦区四大工程。经过

多年的经营，先后创办了大有晋、大豫、大赉、泰源、通遂、裕华、大丰、泰和、大纲、华成、新通等

50

个万亩以上大公司，以及一批中小公司，连同派生的小公司共

98

个，实收资本

3559.68

万元，占地面积

503.33

万亩，已垦面积

193.63

万亩。其中大生系统及其亲友有

36

家，实收资本

2947.353

元，占地面积

410.77

150.92

万亩，分别占

36.7%

82.8%

81.6%

77.9%

，是淮南众多垦殖公司中实力最强的农垦集团。而同期的垦殖公司，广西在

1912

1916

年有

64

家；福建在

[10]

即使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林垦在

年也分别只有

71

51

15

[11]

据资料记载：全国到农商部注册立案的农垦公司“到

1919

年发展到

100

家，其中以江苏最多达

41

家，安徽

家、浙江

家、山东

家、河南

家、山西

家、吉林

家、察哈尔

[12]

民国二十三年（

1934

），国立中央大学胡焕庸等测算，灌河以南至长江之间盐垦区域，西以陈港、六套、滨海、阜宁、盐城、海安、石庄一线为界，东至海，其垦地总面积

2562.45

万亩，其中已垦

1702.325

万亩

[13]

，也有称：全盐垦区土地

1900

万亩，民垦区农田约

900

万亩，公司垦区共计

413

万余亩。

[14]

而同期的广东、福建、浙江也进行沿海滩涂垦荒，但总面积只有几十万亩，不少公司仅有几百亩，甚至几十亩。

[15]

由此可见，张謇在江苏围海造田开创中国近代垦牧第一滩。

引种和扩种棉花

中国农村原来种植的棉花品种——中棉，虽具强力较高，早熟性好，抗逆性强，耐病虫和适于简化栽培等优良性状，但由于低产、纤维粗短不能适应机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从十九世纪中后期便有陆地棉新棉种从国外引入

引进棉种大多限于美国种

早期的引种工作，只是简单的分发美国棉种给农民种植，光绪十八年（

1892

）张之洞在湖北进行的棉种改良就是这样，终因棉种未经试验、驯化而失败了。此后，又有山东巡抚杨士骧、东昌太守魏家骅、鄂督赵尔巽等人引种美棉均无建树。光绪三十年（

l904

）清政府的农工商部从美国引入了几个陆地棉品种，也因试种亦告失败。宣统二年（

l910

）张謇在《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说》一文中就提倡改良品种，棉花界专家认为：“大规模引种和扩种陆地棉，实导源于民国初年实业家张謇之棉铁主义”。民国三年（

）张謇为农商总长，是年四月，即公布植棉奖励条例，同时工商委员会亦告成立，专注于植棉之改良。并聘用美国专家卓伯逊作顾问，民国四年（

）设立第二棉作试验场于南通，为江苏

亦是国内

最早设立的棉作专业机构，开始专注于品种之改良。由于引种工作是在试验的基础上，且对引进品种采取去杂去劣、混选保纯措施，因此陆地棉引种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经过南通棉作试验场试验引进的各类美棉系列中，“以脱里司量

即脱字棉

为最良，纤维则以哥开拔地维培棉为最长”。在沿海垦区引进美棉中以金字棉系列棉种高产而优质，更适合沿海棉区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土质与气候

[16]

几年的良种推广和奖励植棉的措施，使棉花产量和品质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宣统两年到民国十九年（

1930

），棉花种植面积从

2500

万亩发展到

3700

万亩，产量从

400

万担发展到

810

万担

[17]

。苏北沿海垦区

个县棉田

460

万亩，产量

44.8

万担，为中国纺织业的发展，抵制洋棉、洋纱、洋布的倾销，换回主权，保护民族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江苏因此也成为全国细绒棉的主要产区。

推进城镇化和社会文明现代化建设

张謇从建立通海垦牧公司开始，就有一幅建设新农村的蓝图。“而即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

[18]

他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具体阐述了这一设想，制订了

条规章制度，“愿招爱重身家、能勤俭成业之人为佃”。同时又承诺，“欲来佃者共享永远公平利益，且冀各佃普受教育，开通智识，发达农业”。为提高佃农的文化水平和垦区的文明程度，佃约中有“劝之事”

条，为“力田”、“治屋”、“种树”、“畜牧”、“上学”，就是鼓励佃农努力种地，注意环境卫生，发展家庭副业，学习文化知识。张謇对旧社会遗留下的陋习深恶痛绝，制定了“戒之事”

条，分别就禁毒、赌、偷、损坏公共设施、逞凶打架等作出警示。

[19]

在张謇的指导下，在通海垦牧公司初步建成民富、村美、风气好的新农村雏型，生产大发展，佃农生活逐渐宽裕，乡风文明，农村容貌整洁，成为管理民生的新农村，并推广到苏北各垦区。

在张謇设计的淮南垦殖蓝图中，垦区社会公共设施也是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垦区农业近代化是必不可少的。故随着大规模垦殖的推进，许多垦殖公司均在公司所在地建起了市镇，设有学校、商店、邮局、收花行、钱庄、仓库、诊疗所等社会公共设施，市镇之间还架起了电话线，沟通了水陆交通。市镇是各垦殖公司的中心，市镇的近代化为垦殖公司乃至整个淮南垦区的近代化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使垦区与外界形成强烈的反差，成为浮现于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一块“绿洲”，一个“新世界之雏形”。在垦区先后建立启东（

1928

）、如东（

1940

）、大丰和射阳（

1942

）新县、启东的海复，通州的三余，如东的大豫，东台的新街，大丰的大中集（县城）、通商，射阳的合德（县城）、裕华等

37

个集镇，建设公路

1761.2

千米，架设电话线

631

千米，兴办合作社

95

所，中小学

56

所，诊疗所

所，促进了苏北沿海地区城镇化建设。

创立较为完整系统的资产阶级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中华民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张謇应邀出任实业总长，尔后于民国二年至四年（

月至

月）担任农商总长。在此期间，他根据自已多年从事实业的体会，并结合考察日本欧美发展的历史经验，编订颁布涉及工商矿业、农林业、渔牧业等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法律法规条例

30

余种，制订并提请公布以奖励保护实业为中心的一系列法令、条例，例《公司保息条例》、《公司条例》、《公司注册规则》、《矿业条例》等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令条例。农林牧方面，公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森林法》，还主持拟订了筹办棉、粮、林、牧试验场的计划，以及扩充改良棉田

5500

万亩，经营全国山林、东三省林垦、整理茶业、扩充制糖原料产地

1329

亩和整顿糖业等一系列发展实业的计划、方案。张謇主持制订的经济法律法规，为其后任周自齐、谷钟秀等人所继承、实施，

[20]

这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工业现代化方面，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张之洞的重工业，张謇的轻工业，范旭东的化学工业，卢作孚的交通运输业，都有着较为重要的贡献。张謇在自已创办大生集团企业实践的基础上，第一个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为中国早日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桎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实业家。

注释

《张謇全集》第

卷第

14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1][4][18][19]

784

页、第

793

387

222-225

[5][6]

276

274

164

张之洞：《筹论商务局长》，《张文襄全集》第

43

卷，第

[8][20]

《论张謇——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390

335-336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邹迎曦：《张謇盐垦事业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盐垦研究》第

213-216

页。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8

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第

403

页。吉林出版社，

2004

孔经纬：《东北经济史》第

145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12][15]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40-341

341-366

页。三联书店，

1957

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第

233

页。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

孙家山：《苏北盐垦史初稿》第

79

页。农业出版社，

1984

[16][17]

《中国早期现代的前驱——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425-426

51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