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张謇企业定位的历史过渡性

张史清

张謇企业定位的历史过渡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朱宗震

张謇于

1853

年出生在江苏海门，一个既非官宦人家，也非耕读世家，也就是没有士大夫的家族传承，但他以出众的才华，成为一代儒生的楷模，

1894

年中了状元。甲午战争时，张謇正丁忧在籍，他为应对国家面临的危机，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举办新学和工商业的重要性：“至护商之要，不如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今宜于各省设商务局，令就各项商务悉举董事，随时会议，专取便商利民之举，酌其轻重，而官为疏通之。……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

也就是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与洋务运动不同之处，则在于“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也就是重视民间的经济力量。而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责任在“士大夫”身上。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始终是由士大夫策动的，不仅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运动，即使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民营企业的经营者，也是士大夫占有主导地位。虽然，不排除传统商人和民间自发形成的企业家群体，但他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具有方向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的特点，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这一时代特点，制约了张謇对他创建的企业的定位。

一、张謇个人在企业中的地位

朝野的变革倾向，给了张謇独自转型经营现代企业的机会。《啬翁自订年谱》丙申（

1896

）年记述：“三月，与两江总督新宁刘岘庄坤一议兴通州纱厂事。先是，南皮以中日马关约，有许日人内地设工厂语，谋自设厂，江南北苏州、通州各一。苏任陆凤石润庠，通任余，各设公司，集资提倡，此殆南皮于学会求实地进行之法。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弊不足与谋，拥资者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佣牖，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踟躇累日，应焉。初号召发起人，应者，沈敬夫、刘一山、潘鹤琴、郭茂之、陈维镛、樊时薰六人合组，而余任通官商之邮。案既定，迁延不效，由汪知州撤樊、陈二人。”

洋务运动的官办、官督商办等措施，已经无法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向民间推延。而张謇作为在籍绅士就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成功后，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有一段对话：“谒新宁，相见大欢，拱手称谢。对曰：‘纱好，地也；气转，天也；人无与焉。’新宁曰：‘是皆先生之功。’曰：‘办事皆董事与各执事，謇无功。’曰：‘不居功，苦则吃矣。’曰：‘苦是自己要吃的，亦无所怨。’曰：‘但能成，折本亦无妨。’曰：‘不成则已，成则无折本之理。’”

我们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到，中国民间资本起步时的艰难，也可以看到，当局和当事人（张謇）都对市场和竞争问题还知之甚少。张謇之成功，多少带有盲目性。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化早期的企业家，还缺乏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精神，这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他本是一个儒生，在他们的创业时期，负载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能把他们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企业家。

张謇对自己在企业中应起的作用有自己明确的独特的定位。大生纱厂在筹议之初，仍沿袭洋务企业的思路，对企业定位是不明确的。最后张謇确定为“绅领商办”，

“绅督商办”。

也就是脱离官办模式，成为民间企业。因此，他自己的职责是：“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酌定章程，举错董事，稽察进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下走之事也。”

“謇自任通官商之邮而已”、“自任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

张謇是个寒士，他对企业的作用不是投资，而是绅士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地位，资本要在社会上向商人筹集。

当时中国并没有工商保护政策，也没有公平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在企业起步时期，如何寻求开明的地方官吏的政治保护，抵制地方官吏的苛索、干扰，保护企业和投资人的利益，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张謇作为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绅士，是办厂成功的重要资源。这是一般旧式商人在向现代企业转化时很难获得的条件。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起步时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现代企业向民间推延，不能不由开明官僚来主导，而这种主导作用并不总是良性的，而且总是带着人治的特点。因此，张謇个人的身份地位和道德操守，对于保证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当然，这样的社会环境也使张謇居于企业的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

事实上，张謇对自己在企业经营中的身份地位，也作了自我定位，这种定位，既不是股东赋予他的，也不是我们后人所给他的那种理论定位，而是他作为儒士的独立定位。简单说来，我们可以用现代术语解读为：张謇是独立对社会负责的职业经理人。因此，他不是资本家，也不是企业的投资人、控股者，但他也不是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不是现代企业由股东雇佣的那一类的经理人，他是只有少量投资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家。“实业目的之办事人”

、经理人。他办企业有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股东的目的。对此，我们的根据是张謇自己的解释：“下走恒为人言，为公仆可，为众仆不可。自甲午以后，奋然捐弃人世一切之利禄投身实业，因通州产棉故从事于纺。首尾五年四十四月，百折千磨，停辛伫苦（此四十四月内，凡入资人皆甲日入而乙得息，未间斯须），幸而成立，跻于发达，乃渐以谋就地所宜之实业。股东有责以应专一于纺者，此特众仆我耳。营一事，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因渐以开投资合群之风气，此公仆之说也。域于一事，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因牺牲其身，为有限股东之牛马而悦之，而于世无预，此众仆之说也。且有证焉：各国营业，凡发起人皆享特利，中国从前各公司总办得最优之俸最厚之奖，今走数年所得，月止二百金，奖占十分之一五耳。为众仆者如是乎？”

也就是说，张謇既没有拿职业经理人的丰厚报酬，也就不是股东资本家的雇员，不受股东牟利意图的束缚。他是社会的公仆，不是资本家私人的奴婢。他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创办现代企业的。

二、张謇赋予企业的地位

张謇创办纱厂是从政治及经济的双重目的出发的。他曾说：“策中国者，首曰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凡天子之所忧勤，大臣之所计划，天下士之所攘腕而争，大抵划一矣。洋纱故中国漏卮大宗，通州为亚洲产棉胜处，南皮、新宁以謇家在焉，属治纺厂。謇不自量，辄亦毅然自任以必成。似以为尝被天子、大臣一日之知，方世多难，不可泯焉。即沟壑锱铢自效，未戾于否贞。”

[10]

也就是说，发展工业，抵制洋纱侵销，避免白银外流，并且与外资在内地设厂竞争，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谋求国家富强。他自己还要为教育改革筹措资金，发展地方自治，使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由于中国现代经济刚刚起步，他赋予一个小小的纱厂太多的社会义务。但对于股东来说，目标很简单，就是赢利，也就是赚钱。张謇在晚年事业濒临困境的时候，多次回顾当年的经历，公开表达了对投资人资本家的鄙视：“股东本只共安利之人，不足与谋共忧患之计。”

[11]

他多次谈到他与投资人，即“资本家”的关系：“当清光绪之季……其时謇事实业，已十余年，此十余年中，

所感觉资本家种种之势利，感受办事人种种之痛苦，几于罄竹难书。顾既已身入其中，任为牛马，焉辞衔策。然非书生之本分，夙昔之本愿也。是以计定七十以后，尽谢世事，所有实业，请股东另举贤能，放牛归马，漫浪山泽，还我农家不磷不缁之素。”

[12]

“二十七年辛丑秋间，朝旨叠谕各省开垦荒地，振兴农业。各省无起而应者。两江总督刘忠诚公乃以相属，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辄毅然担任，期辟此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鄙人则以为既任其事，必达于成，不当畏难而退缩，躬率江君等昼作夜思，一意进行，亦幸总督之为刘忠诚公，力排众谤，真实维持，乃能不败，历史亦可复按也。……鄙人所以陈述者，欲为营业投资之股东与实业目的之办事人，有休戚相关之意，即不共甘苦，亦不可不知其甘苦耳。”

[13]

这就是说，投资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愿意对社会负责，不能与他同甘共苦，共同为国家、社会的利益而奋斗。他期望投资人不要从私利对待企业功能的理想没有实现。他不能不为企业的赢利而努力。他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和成功的榜样，“营一事，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因渐以开投资合群之风气”，

[14]

使现代经济事业发展起来。

尽管如此，张謇作为具有绅士地位的企业领袖，仍然一再要求股东对社会承担责任，也就是企业对社会承担责任。例如，在

1902

年的一份向股东的报告中说：“经理人以为，于地利之所便宜，则祭虎迎猫，义应酬报；于人事之所省啬，则挹彼注兹，事有经权。是以创办师范学校，其额通属占三分之二，外府外省占三分之一。开学以后，岁资滋繁。现于原章余利作十三份派分者，匀增一份作十四份，为师范学校经费，咨呈督部立案……各国师范皆官立，通州师范本各国代用之例，又各国学费官皆补助，通厂官机亦作商股随众分助，犹三江师范经费提银圆局赢余之例也。为学校计者，谓每年厂利无定而校费且日益，不若准校费所需于厂章例有善举内开支，或谓于公积项下生息开支，是均然也。然揆之各股东较量赢缩之心或不尽洽，故仍匀增一份咨呈立案。庶劝学惠商不相妨而相成。”

[15]

1925

年，他在致大生纱厂股东会的建议书中说：“一请求三厂于自任纺织专校外，代任南通地方教育慈善公益常费。按南通地方教育事项，为农科大学、医学专门、女师范、图书馆、蚕桑讲习所，此五项为每年五万八千四百四十元。慈善事项，为医院、残废院、栖流所，此三项为每年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元。公益事项，为气象台、博物苑，为每年四千零八十元。总计为八万五千零八十元。从前皆謇以所得于厂，与所负债，与叔兄分任者。去年农、医、女三校核减至每月五千六百元。请三厂为任每月五千元，供农、医校院、女师，不足之六百，仍由謇任。而气象台、博物苑、图书馆、蚕桑讲习所，每月七百余元，亦仍謇任，不在此例，由謇他处设法，今结至本月计二十余年，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余万元，另有表可按，实无力更任教育慈善公益每月七千余之费。故必请求三厂，除原由三厂担任纺织专校每月二千余之常支外，代为担任每月七千余元之常费。按厂纱锭及以布机折纱锭为十六万七千锭，每年出纱十一万箱，每箱每年只摊一元，即有此数。所以请三厂担任之理由，则南通教育慈善公益，概括崇海而源发于通。通为产棉最优，销纱最多之区，亦即收棉较廉，售纱较胜之区。三厂获利之厚，实为地利；享地方之厚利，必应报地方以优待。”

[16]

张謇既以社会公仆自任，他在企业经营中，也就不可能单纯以企业的利益为转移，而必须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发展。他在批评某人时曾谈到地方自治观念：“某君以为垦牧自治公所不宜设，可知其无地方观念、自治理想，亦即可见平日居官之设格。要知人在一方，事业在一方，则其地之实业、教育、慈善皆吾责也。如是乃合共和之民。”

[17]

因此，他自己的经营，并不以投资人的目的为转移，而是以自己作为儒生的社会责任感，在经营一方，包括实业、教育、慈善和社会公共事务，他的目的和投资人的目的是不一致的。他以绅士的责任和权力，经营地方，成为一方的领袖，进而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他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力薄弱的形势下，作为政府的替代者，凭借经营大生纱厂的成就，在地方上形成政治势力，以领导地方的发展。这也是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现象。张謇自己的投资对象主要不在企业上，也就不是以控股来规划企业的方向。

徐鼎新先生指出：“士大夫那种源于儒家教义，视己为民牧，视民为子姓，以博施济众，治邦安民为急务的心理，常常支配着张謇去做许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18]

张謇赋予企业承担起过多的公共职能。

三、张謇对企业改革的失败

当时，中国的投资人大多是旧式商人、官僚和地主，还不能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投资人，即资本家。张謇说：“中国一二资本家，移盐商、典商眼光于农工商业，尚在极幼稚时代。”

[19]

他们投资于企业，必须享受投资利息，在当时通行的是百分之八的官利，而无论企业是否赢利。他们既没有资本主义的投资观念和风险意识，也没有士大夫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观念。张謇曾力图对股东的投资观念进行改造，以利于企业的发展和竞争，但没有成功。他在

1908

年时就向股东提出：“且比年纺业竞争日烈，江阴、常熟、无锡纷纷设厂，多就通海购花，某商且百计运动，想设厂于海门。事变之来，未有穷期。即以通厂论，常年赢利能尽如戊申之比，亦即非薄。如必狃于前数年通厂之厚利，谓幸福可以常邀，思欲一蹴即几，要未必有此实际。明于商业者，当可臆度决之。鄙人一得之见，谓宜暂停官利两年，以舒喘息云云。”

[20]

旧体制缺乏技术改造的动力，在国内外的竞争中，面临利润下降的必然趋势。到

年他还在提出这个问题：“一建议依《公司法》，除官利正息之名，为自救自助巩固根本之计。《公司法》于官利之不合世界实业通例，条例之外，加以解释，言之详矣。中国能行之者极少，大生一、二、三三厂，皆狃于积习不行，后虽改官利为正息，然名改而实仍也。行者独一垦牧公司，大有晋以下则否。垦牧之三遘大挫，而卒无亏损，并不负债，此亦其原因之一。其法每年秋收后，不论收数丰歉，开除一切用度外，实赢若干，即按股分给若干，名曰余利，多寡无定也。大生当七、八、九三年，连获大利发八九分息之年，亦集商于董会，谓厂本尚不足，不如留半加厚厂本，填给股票，董会谓不如全发。股东得此鼓舞，加股自易，终亦无效。此为最可叹息者。”

[21]

张謇自己就没有扩大控股的意向，而股东也没有牺牲眼前利益，进行技术改造的动力。

张謇曾希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指出：“各国工厂机器，率十五年而一换。”

[22]

但投资人急功近利，有利即分，不留积累，他无法更新技术设备。而没有这一点，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在竞争中不断地提高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提高，企业迟早要被淘汰。张謇虽然从理论上明白，并于

1920

年企业鼎盛时告诫说：“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至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在其时机，惟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希望于诸君者，在久长之道也。”

但他在实践上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大生企业经过了鼎盛时期之后，

1922

年后的二三年间，就迅速走向了衰落。张謇指出：“南通实业，三五年来，因急进务广，而致牵阁。急进务广之业中，一二败类，违节度，营非分，而致毁谤，此事实也。”

[24]

张謇在经营实业的时候，并不存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意识。因此，社会上积累的资金，还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下的资金积累。企业的发展，仍然是依靠原始积累。

因此，企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也就带上原始积累时期落后的特点。张謇本人也不能不在某些方面运用绅士特权。这种特权，一方面是传统固有的，另一方面，是他从官方争取来的。他还不可能具备充分的自由竞争的意识。张謇在埋怨当时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竞争环境时指出：“然皆就织言织，就纺言纺，就棉言棉，其智者知审度于产棉之量，而不知审度于植棉之地。是各国人但知自为计，而不知合世界以为计，中国人非独不知合世界以为计，并不知自为计，是则不悟世界趋于大同之势，而成此大惑。”

[25]

他并不理解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环境，而仍然迷恋中国式的大同观念，并且暗示着世界性的计划经济的观念。

张謇经营的企业，在他晚年陷于失败，其基本原因，就是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企业外部，都缺乏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和意识，在国家和列强的双重压迫下，生存困难。张謇的企业定位和组织方式，正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性。不过，张謇创造的社会财富和事业，仍然在社会上得以生存和发展，直到解放后，才被改造为国有企业。

注释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全集》第

卷第

35-38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

855

张謇：《日记》己亥（

1899

）年九月二十日，《张謇全集》第

426

张謇：《咨呈南洋督部刘坤一》，《张謇全集》第

10

张謇：《为纱厂致南洋刘督部函》，《张謇全集》第

16

张謇：《厂约》，《张謇全集》第

18

张謇：《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张謇全集》第

卷，第

81-81

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张謇全集》第

386

张謇：《大生纱厂第八届说略并帐略》，《张謇全集》第

73

张謇：《大生纱厂章程书后》，《张謇全集》第

42-43

张謇：《为实业致钱新之函》，《张謇全集》第

836

张謇：《拟发展盐垦借款成立后宣言》，《张謇全集》第

663-664

385-386

张謇：《大生纱厂第四届说略并帐略》，《张謇全集》第

52

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建议书》，《张謇全集》第

111-112

张謇：《垦牧手牒》，《张謇全集》第

474

徐鼎新：《士大夫的气质与企业家的精神》，严学熙主编：《论张謇》第

253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张謇：《太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录答问》，《张謇全集》第

618

张謇：《大生纱厂第二届说略并帐略》，《张謇全集》第

191

110-115

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提议书》，《张謇全集》第

89

[23]

张謇：《告戒实业同人函》，《张謇全集》第

806

张謇：《为实业致吴季诚函》，《张謇全集》第

837

张謇：《商榷世界实业宜供求统计中国实业宜应供求之趋势书》，《张謇全集》第

822